美国法上物权法定原则及相关问题——与张鹏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法论文,物权论文,原则论文,同志论文,张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学》2003年第10期刊载苏州大学法学院张鹏同志的文章《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08～118页。)(以下简称张文)，该文通过引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关问题上不多见的力作之一。但笔者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张文对某些英文资料的运用会给国内读者带来误解，有些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本着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追求，笔者专撰此文，就张文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一一进行分析，以与张鹏同志商榷，并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美国财产法教科书都认可物权法定原则吗
张文在文章开头指出：“在英美财产法教科书中，在讲到‘地产权的种类’或‘所有权(ownership)的类型’时，在‘可受法律保护的土地权益’的标题下总是写道，‘我们将讨论那些为法院和立法机关所承认的各种土地权益中所蕴含的基本规则’。有的英美法财产法教科书中更直接写道，‘普通法所承认的地产权的种类是有限的’，或‘地产权的种类是被固定化的’，或‘地产权种类的固定化原则’。这些都暗示着，在美国法中，土地权益的种类是固定的，不容许随意创设或修改。”(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08页。)张文未对这些“英美财产法教科书”做出引证，言下之意是即使不能在所有的英美财产法教科书中都找到该原则，大多数英美财产法教科书也会涉猎此原则，因此物权法定原则(numerus clausus)已在英美法中得到普遍认同。情况果真如此吗?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手头的一些权威的美国财产法教科书，(注：张文在第108页注释1中指出：“由于英国法与美国法的密切关系，在论述时，许多问题需引用英国法的相关规定”。英国法与美国法的密切关系乃世所公认之历史事实，但文章既以“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为题，就应以引用美国法资料为主，本文则将全部引用美国法资料。另外，为使本文论证过程和结论更令人信服，笔者将在正文中必要的地方直接援引美国法资料的原文。)按照张文所述在“地产权的种类”或“所有权的种类”的标题下寻找该原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教科书论述物权法定原则的占少数，未论及物权法定原则的反而占多数。(注：有明确相关论述的仅有：[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没有论及的包括：[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美]杰西·杜克米尼尔、詹姆斯·A·克里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为认真求证，笔者又对这些教科书的其他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阅读，结论是同样的。相反，笔者却在张文明确声称的未涉及物权法定原则的《不动产法》一书中找到了相关论述。(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08页注2。)该书在论述美国easement制度时，作者表示：“Courts do not
permit private parties to create ‘novel interests’in land,reserving that
power to themselves and legislatures.”(注：[美]贝哈安特：《不动产法》，董安生、查松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影印本)，第175页。)该观点虽然不是出现在“地产权的种类”或“所有权的类型”的标题之下，但其所表达的意思显然与物权法定原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其还认可法院有创造土地上新型权利之权力，此点与张文所界定的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之内涵有异。(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09页注1。)至此，至少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前引张文所作之结论未免过于武断，欲得出美国财产法教科书皆认可物权法定原则还须更多资料佐证。为避免笔者的结论过于片面，我还将指出：就连被张文大量引用的《
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一文(以下简称Merrill和Smith文)的作者也不得不遗憾地表示，其仅检索到一篇论述物权法定原则的英文论文。(注：见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4.)虽然据此很难得出物权法定原则未被美国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表明：物权法定原则并不是如张文所言那样在美国受到强烈关注。Merrill和Smith在该文最后更是明确表示：在普通法国家，物权法定原则还未被广泛论证和接受。(注：见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69.)二是就物权法定原则本身而言，其在美国法上还存在争论，由于张文错误地得出了《不动产法》一书未涉及物权法定原则的结论，该文随后根据其他资料对美国物权法定原则的相关论述便颇令人怀疑，下文的论述证明了笔者的这一猜测。
二、哪个判例将“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解释为定期租赁
张文通过介绍五个典型判例来说明美国法剥夺当事人创设新型财产权能力的具体情况，其中第二个例子是：当事人约定“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a tenancy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war”)是否有效。由于这一约定与美国法目前承认的四种租赁皆有区别，所以法院不会直接承认这种约定的效力，而是从这四种租赁中选择一种来代替这种约定，张文的结论是：从既有判例来看，有的法院选择“不定期租赁”；有的法院选择“任意租赁”；还有的法院选择“定期租赁”。张文在注释中专门对选择“定期租赁”的判例做了引证，即Nat'l Bellas Hess v.Kalis案、Stanmeyer v.Davis案和Lacev.Chandler案。(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09页。)这三个判例真的将“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解释为定期租赁吗?
由于这几个判例皆是20世纪40、50年代做出的，再加上检索途径的限制，笔者未能搜索到这三个判例的原文。但笔者发现，张文在分析“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的约定是否有效时，所持基本观点及注释中的若干说明均原封不动的来源于Merrill和Smith文。(注：见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p.11～12.)而在该文中，作者对做出不定期租赁、任意租赁和定期租赁的判例也做了引证。经笔者认真对比，发现张文对Merrill和Smith文存在严重误解。Merrill和Smith文在正文中指出：“大多数法院将在不定期租赁和任意租赁之间选择一种来解释‘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作者在该结论之上明确作了全文的第28个注释，该注释的主要内容是：“28.Nat'l Bellas Hess v.Kalis,191 F.2d 739(8th Cir.1951);Stanmeyer v.Davis,53 N.E.2d 22(Ill.App.Ct.1944);Lace v.Chandler,1 All E.R.305(K.B.1944).But cf.Smith's Transfer Storage Co.v.Hawkins,50 A.2d 267,268(D.C.1946)(concluding that a term of years requires only that the lease be certain to end,not that it have a definite calendar ending,and thus that a tenancy until the termination of ‘the present war’was a term of years).……The minority of courts that have upheld such leases as a term of years have generally done so by changing the definition of a term of years,e.g.,Smith's Transfer Storage Co.,50 A.2d 267,not by declaring that the parties are free to modify the available forms of leases by contract.”我们看到，Merrill和
Smith在此注释中共引出了四个判例，其中前三个判例应是正文结论的直接出处，即此三个判例将“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解释为不定期租赁或任意租赁，而第四个判例则由于作者用“But cf.”连接，可见其应表达另外的意思。此另外的意思是什么呢?即作者在括号中所注明的、已被张文在注释中翻译的这段文字：该判例认为，定期租赁仅仅要求租赁一定要结束，而不要求有确切的结束日期，如此，一个一直持续到当前这场战争结束时的租赁亦是定期租赁。Merrill和Smith为了使其意思更明确，又在该注释的最后专门指出Smith's Transfer Storage Co.v.Hawkins案是通过改变定期租赁的内涵而将这样的租赁判定为定期租赁的。可见，真正将“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解释为定期租赁的案例，非Nat'l Bellas Hess v.Kalis案、Stanmeyer v.Davis案和Lace
v.Chandler案，而是Smith's Transfer Storage Co.v.Hawkins案。张文照搬了Merrill和Smith文中的基本观点，却由于对该文的误解而做出了错误的注释。
三、Merrill和Smith文为什么提到制定法比判例法有诸多优势
张文在第三部分就美国近代以来舍弃判例法而总是通过制定法来完成财产权的废止和创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所述六点理由均引自Merrill和Smith文。(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12～113页。)但是，对美国法有些许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制定法相较判例法有一定的优势已越来越被美国学界乃至立法机关所认同，这从美国近年来制定法大增及学者们起草的不少成文法典即可得出结论。因此，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似无必要深究。但从张文的引用情况来看，Merrill和
Smith似乎对此问题情有独钟，专门用近8页的篇幅对此予以论述，是Merrill和Smith文还处于较低层次，还是另有原因?
翻开Merrill和Smith文的这一部分，我们将会发现，张文的此处引用并未将该文在此部分的核心观点引出；认真阅读Merrill和Smith文全文的读者还将发现，张文的这一引用事实上人为地割裂了Merrill和Smith文的逻辑统一性。因为Merrill和Smith文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注：对此，作者亦做了明确表示，见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69.)指出其是财产法中的“optimal standardization”，被张文所驳斥的“审查费用(measurement cost)理论”是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注：事实上，张文批评“审查费用理论”所持的主要理由，已经被Merrill和Smith文驳斥，张文的批评理由并无多少新意，见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p.44～45.)因此，Merrill和Smith文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所谓制定法比判例法有一定优越性这一已被普遍认可而无须过多论证的结论上，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分别从六个方面(clarity、universality、comprehensiveness、stability、prospectivity、implicit compensation)做出了对文章所持观点有利的论证。如：Merrill和Smith文提到制定法比判例法更明确(clarity)旨在于说明：这种明确性将会以更低的成本并更迅捷地使其他市场参与者注意制定法的规则，并最终降低这些参与者的信息成本。又如制定法的稳定性(stability)也是与降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成本相联系的：一项长久存在并相对稳定的规则更易被人们理解，因为市场主体及向其提供建议的信息中介者(如律师、产权保险人、贸易联合会等)将会更早地知悉此项规则，从而为理解该规则提前做好准备。(注：见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p.61～66.)因此，张文对Merrill和Smith文这一部分的引用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四、形象权的内涵是什么，各州保护情况如何
张文的第四部分列举了美国法院突破物权法定原则、创设新的财产权种类的三个案例，其中第二个例子是美国法对形象权(right of publicity)的保护。(注：与大陆法系上物权法定原则不同，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还涉及形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见
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p.1～70.)张文在该部分的正文中指出：形象权“这种新型的权利在美国至少有17个州最初是通过法院判例予以承认的，其中有12个州直到现在仍是通过判例法来保护当事人的形象权。”在该部分的注释中张文又指出了形象权的内涵：“它是为了保护明星等公众人物的形象、声音、身份等个人特征未经其允许而不被进行商业开发。”(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14页。)张文在这一部分未做任何注释说明这些判断源于何处，所以笔者无法通过直接查找原始资料来证明这些判断的准确性。因此，还是让我们回到Merrill和Smith文，看看这两位学者就该问题是如何论述的。
Merrill和Smith在文中也对形象权做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原文是：“Even more
strikingly,about half the states in recent years have recognized a‘right of publicity,’which protects the images and voices of celebrities from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without their consent.Slight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ates recognizing the right have done so at least initially as a matter of judicial lawmaking-which is clear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在对该结论进行说明时，作者讲道：“The most recent tally
indicates that seventeen states have recognized the right of publicity by
judicial decision.In five of these states,the right is now recognized by
statute.In addition,ten states recognize the right solely as a matter of
statute rather than judicial decision.Thus,the right exists in some form in twenty-seven states.”(注：Thomas W.Merrill and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0,(2000),p.20.)阅读完这些文字，我们就会很轻松地得出结论：张文的这些判断事实上主要来源于Merrill和Smith文，只不过张文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变动，如Merrill和Smith文指出了在17个州中的5个州是通过成文法来保护形象权的，而张文则变通为在17个州中有12州是通过判例法来保护当事人的形象权。这种变通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问题在于：作者在引用这些观点时存在误解和断章取义的情况。Merrill和Smith在这段文字中明确表示：形象权旨在于保护公众人物的形象和声音，而根本未涉及张文中所谓的形象权还保护公众人物的身份问题。众所周知，身份一词在大陆法系国家有其特定内涵，张文在此处主张形象权也保护公众人物的身份，但又未引证其他资料予以论证，因此其不仅有对原文误解之嫌，更会引起国内读者的误解。我们还看到，张文在介绍保护形象权的州的数量时，仅仅将Merrill和Smith文中相关论述的一部分翻译过来，不仅未忠实于原文，更易使读者误解为在美国仅有17个州保护形象权，而事实上，Merrill和Smith已明确指出：有27个州保护该项权利。
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结论，笔者又检索了一些相关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认真分析，笔者发现，张文之所以做出形象权保护明星等公众人物的身份的判断，与其对美国法上的“identity”一词的理解有关。在笔者所检索到的这些资料中，确实均提到形象权保护公众人物的“identity”，并且一般均在“identity”项下再列举形象权的具体保护范围，但此处的“identity”却不能理解为“身份”。笔者将提出以下四点理由支持本文的这一判断：其一，美国学者在界定形象权的性质时，均主张其为财产权(property right)，(注：见(visited Dec.2,2003)http://www.publaw.com/rightpriv.html and http://www.markroesler.com/intelprop/rightofpublicity.
html.)而在大陆法系上，对身份进行保护的权利向来属于非财产权范畴；其二，正因为形象权为财产权，其在美国法上具有可转让性(transferable)，(注：见Baila
H.Celedonia,updated by Jason D.Sandersl,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ept.1,2003,(visited Dec.2,2003)http://www.cll.com/articles/article.cfm? articleid = 10 and http://www.markroesler.com/intelprop/rightofpublicity.html.)而在大陆法系上，对身份予以保护的权利具有极强的人身专属性，一般不存在可转让性问题；其三，虽然美各州对形象权保护的范围存在差异，学者之间的主张也并非一致，但从整体上看，一般都认为其主要保护权利人的姓名(name)、形象(likeness)、声音(voice)等，(注：见Russell J.Frackman and Tammy C.Bloomfield,The Right of Publicity:Going to the Dogs?,Sept.1996,(visited Dec.2,2003)http://www.gseis.ucla.edu/iclp/rftb.html or http://www.publaw.com/rightpriv.html or www.unc.edu/courses/pre2000fall/law357c/cyberprojects/spring01/ROP/spring01.)而这些内容，都不能被大陆法系上的身份一词所涵括；其四，美国法对形象权的保护，还延伸至权利人死亡之后，如加利福尼亚州就保护至权利人死亡之后70年，(注：见(visited Dec.2,2003)http://www.markroesler.com/intelprop/rightofpublicity.html.)而大陆法系对身份的保护，不会延伸至权利人死亡之后。可见，张文将美国法上形象权所保护的“identity”直接译为“身份”，而又未对其做特别说明，显然是在未把握形象权的本质的情况下做出的误译。由于形象权这一概念与大陆法系传统权利类型难以融合，深入论述须大量篇幅，笔者将另撰他文详细说明。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据笔者掌握的最新资料来看，目前美国共有28个州保护形象权，其中有19个州将其确定为普通法上的权利，在这19个州中，有9个州也通过成文法对形象权予以保护，仅通过判例法保护形象权的州应为10个，(注：见Baila H.Celedonia,updated by Jason D.Sandersl,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ept.1,2003(visited Dec.2,2003)http://www.cll.com/
articles/article.cfm? articleid = 10.)这些数据与张文的上述数据是有矛盾的，而这些数据是2003年的数据，张文虽发表于2003年，但上文已证明张文的数据系引自2000年发表的Merrill和Smith文，因此笔者认为张文所引数据可能已不符美国法的现状。另一方面，若本文的上述证明有误，即张文的这些数据并非引自Merrill和Smith文，而是张文自身的判断，则显然这一判断因无资料佐证而不能令人信服。
五、什么是衡平法上地役权
衡平法上地役权(equitable servitude)是张文中多次出现的一个概念，并对张文的若干重要观点起支撑作用。在张文中，衡平法上地役权被界定为：“其是指地役权人限制义务人及其土地的继承人在其自己的土地上作一定的用途的权利。”(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15页。)张文的这一界定是否准确呢?
按照张文的注释，该界定系引自于马新彦教授所著的《美国财产法与判例研究》一书的第160页，但当笔者翻开该著作时，却发现了问题。马教授在该书的第159—160页对衡平法上地役权是这样界定的：“衡平法上地役权……是指地役权人限制义务人及其土地的承继人在其自己的土地上作一定的用途……的权利。”(注：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与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页。)我们看到，张文中衡平法上地役权的界定与此界定有一字之差，但此一字之差，却使衡平法上地役权在此两种界定中内涵迥异。因为按张文之界定，衡平法上地役权之义务主体将包括供役地人之继承人，而按马教授之界定，衡平法上地役权之义务主体则包括供役地人之承继人，众所周知，继承人与承继人是两个内涵与外延皆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此无须多论，用该两个概念来分别界定衡平法上地役权之义务主体，显然会导致对衡平法上地役权这一概念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那么，这两个界定哪一个更准确呢?或者说，张文在引用马教授的著作时所做的这一小小改动是否更符合美国法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国法的原文资料中寻找答案。在美国法的相关资料中，当论述衡平法上地役权时，有的著作表示其将对供役地之“subsequent owners”或“successors”产生效力，(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87～488页。)“subsequent owners”显然意为“将来之所有者”，而“successors”则被解释为“heirs and assigns”，“heirs”为“继承人”之意，“assigns”则被相关词典解释为“one to whom property rights or powers are
transferred by another”，(注：Bryan A.Garner,A Dictionary of Modern Legal
Usage,2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3.)即“受让他人财产权利或权力之人”；有的著作表示衡平法上地役权将约束供役地之“subsequent purchasers”，即“将来之买受人”，该著作还进一步认为“任何占有供役地之人都将受衡平法上地役权之约束”(anyone who takes possession of the burdened property will be bound by the servitude)；(注：[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68、270页。)有的著作认为衡平法上地役权将对供役地之“
subsequent owners”或“any subsequent taker”发生效力，(注：见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244～245.)“taker”被词典解释为“one who receives property
by will or intestate succession”，(注：Bryan A.Garner,A Dictionary of
Modern Legal Usage,2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66.)故“any
subsequent taker”当指“将来任何获得土地之人”。至此，可以肯定的是，认为美国法上的衡平法上地役权仅约束“义务人及其土地的继承人”，显然是大大缩小了义务人的范围，是对该概念的严重误解，也说明笔者在此处指出这一错误并非仅仅是咬文嚼字。相比较而言，马教授的界定应更准确，张文未经认真思考和严格考证，在引用他人著作时擅自改动，致使原文意思被歪曲，极易使国内读者对衡平法上地役权这一美国法上的重要概念产生误解。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张文声称“英国大法官法院于1848年在Tulk v.Moxhay一案中创设了……衡平法上的地役权”，(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14页。)殊不知该案中受衡平法上地役权约束的义务人正是涉案土地的买受人。(注：[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68页；or see 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243～244.)
六、关于美国财产权的种类
张文在附记中对美国财产权的种类做了简要介绍，目的是“为帮助读者理解本文中的美国财产法的若干专用名词”，(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17页。)在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中对我国学者并非完全没有涉及的美国财产权的种类作这样的附记是否有必要姑且不论，就是在这一部分，张文所做介绍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张文在用大陆法系他物权概念概括美国法中财产权人对不享有所有权的他人财产的使用权时，指出其主要有三类，即普通法上地役权(easement)、收益权(profits)和衡平法上地役权(equitable servitude)。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
1.将easement理解为“地役权”是否准确。关于easement一词的内涵，我国学者多将其理解为大陆法系上的地役权，(注：如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146页；姚栋华、欧阳柏权：《英汉·汉英法律词汇》，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2页；薛波主编，潘汉典总审订：《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5页。)张文虽将其定义为“普通法上地役权”，但从其论述来看，其系与“衡平法上地役权”(equitable servitude)对照，而并未将其与大陆法系地役权概念相区分，故张文也是将easement的本质理解为地役权。但是，就笔者的阅读视野来看，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为证明本文的这一判断，笔者将择要把搜集到的美国学者对easement的定义列举如下：在美国财产法教科书中，有将easement定义为“an irrevocable right to use another person's land for a specific purpose”；(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41页。)有将easement定义为“a privilege to use the land of another”；(注：[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33页。)有将easement定义为“The right to utilize a portion of another's real property for a specific use”；(注：《财产法》(案例举要系列)，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32页。)有将easement定义为“The holder of an easement……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possess the property,but only a right to make
some use of it”；(注：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191.)在财产法的专著中，则将easement定义为“an interest in land created by grant or agreement,express or implied,
which confers a right upon the owner thereof to some profit,benefit,dominion or lawful use out of or over the estate of another”；(注：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p.92.)美国《财产法重述》(《Restatement of Property》)将easement定义为“an interest in land in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41页；或见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p.92.)权威的《A Dictionary of Modern
Legal Usage》则将easement定义为“a legal or equitable right acquired by the owner of one piece of land to use another's land for a special purpose。”(注：Bryan A.Garner,A Dictionary of Modern Legal Usage,2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02.)这些定义之间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包涵一共同特征，即均将easement界定为利用他人土地之权。而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上所谓地役权，是指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权利，此地役权之构造，必以同时存在供役地与需役地为前提，缺乏其一则无地役权之存在。反观前述诸easement之定义，均未涉及所谓供役地与需役地问题，将其理解为大陆法系上的地役权，是在未进行科学考证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准确结论。
为了进一步支持本文的这一观点，我还将指出：在美国法上，easement向来有
easement appurtenant和easement in gross之分，在前者，权利人享受easement必以占有特定土地为前提，此特定土地，即为需役地(dominant tenement或dominant
estate)，与此相对应的，则为供役地(servient tenement或servient estste)；而在后者，则不存在受有利益之土地。(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42页；[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23～224页；也见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95～196；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pp.95～96.)easement appurtenant与
easement in gross的区分，在美国财产法上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此，作为二者的上位概念，easement不可能是指大陆法系的地役权，而是一个比地役权内涵宽泛得多的概念。(注：对美国财产法上easement的专门研究，容笔者另撰专文论述。)
2.收益权(profits)是否仅指收取他人土地上的果实的权利。张文认为，收益权是指“普通法中所承认的收取他人土地上的果实的权利”，(注：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18页。)笔者认为，这一界定亦是在未对
profits一词进行深入考证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准确结论。我们不妨再列举一下前引诸文献对profits一词所下的定义：“A profit a prendre or ’profit’is the right to enter another's land,without liability for trespass,and remove minerals,
timber,wild animals,fish,soil,water,or other things constituting a natural
part of the land”(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43页。)或“The profit is the right to go onto the
land of another and remove the soil or a product of it”(注：[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35页。)或“A profit
gives the holder thereof the right to remove some part or product of the
soil”(注：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93～194.)或“A profit a prendre,……is a
special type of easement that gives its owner the right to enter someone
else's property to remove part of the land or a product of the land”(注：
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15.)或“profits a prendre,known also as right of common,denotes the right exercised by one person to enter
another's land and take away some part of the soil,such as the profits from the soil。”(注：Bryan A.Garner,A Dictionary of Modern Legal Usage,2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699.)美国学者的这些定义，其本质完全一致，即profits为“取走土壤之部分或其出产物”(remove some part or product of
the soil)之权利，此所谓“土壤之部分或出产物”所含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土壤、沙砾、矿藏、木材、野生动物、农作物等等，(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43页；[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35页；or see 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193；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15.)张文对profits所做的定义，完全忽视了“some part or product of the soil”的丰富内涵，而仅仅将其理解为“土地上的果实”，显然是对“profits”这一美国法上的又一重要概念的片面理解。
3.license(特许权)是被张文遗漏的美国财产法上重要的财产权类型。在美国财产法上，license也是指利用他人土地之权利，但其与easement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如
easement一般通过书面形式产生，而license则一般通过口头形式产生；easement在本质上为具有永久存续性之权利，而license一般仅具有短暂存续性；easement不能被随意收回，而license得依义务人之意思而收回(revocable)，(注：见Bryan A.Garner,A Dictionary of Modern Legal Usage,2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28.)此是license的最重要特征(当然，亦存在不得被任意收回的license)。由于
license也是一种权利人对不享有所有权的他人财产的使用权，因此，按照张文的归纳，其也应属美国财产法上之“他物权”范畴。事实上，在美国财产法的相关文献中，在论述“在他人土地上的权利”或论述easement时，一般均对license做简要阐述。限于篇幅及本文主题，笔者不对license作深入探讨，读者可参阅前引相关文献。(注：[美]巴洛·伯克、约瑟夫·A·斯诺：《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443～447页；[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256～258页；[美]杰西·杜克米尼尔、詹姆斯·A·克里尔：《财产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790页；or see Roger Bernhardt and Ann M.Burkhart,Real
Property,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94～195；George
J.Siedel and Janis K.Cheezem,Real Estate Law,4th edition,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9,pp.11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