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绅士的嬗变与农业科技改良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科技论文,绅士论文,困境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7)04-0091-06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时指出，“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为人们接受和仿效的”[1] 112。尽管作者本意在于说明洋务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示范作用，但笔者认为其对国人从众心理和缺乏首创精神的把握和体认无疑是深刻的，准确的，也说明了在中国进行任何改良或革新必须有先进分子对国人进行启发、诱导，这对剖析和探究农业科技改良的实施和成效亦具启发意义。
农业科技改良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它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引发农村的社会变迁。农业科技改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新的科学知识和文明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根据传播学的观点，对传播新发明影响最大的是先进受者，他们在社区中是领导，是邻居眼中的“好农民”，是传播新技术的关键人物。[2] 260-262显然，在民国时期，乡村中起楷模作用的这种先进受者非绅士莫属。因此对绅士在民国时期的境遇及在农业科技改良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情况看，对绅士的功能与作用及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流变，学术界曾进行过不少研究，涌现出大批的成果，但对绅士在农业科技改良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则尚付阙如，更谈不上探讨绅士在民国时期的嬗变对农业科技改良的影响，鉴此，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孔见，以补缺憾。
一、绅士的分类与成为绅士的条件
所谓绅士，实际上就是以“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在野社会集团”[3] 21。传统士绅包括具有各级科举功名以及拥有或曾经拥有过各类官职者，主要包括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各级功名者以及通过捐纳、捐输等途径获得监生或各类官职者。进入民国后，绅士还包括新式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对绅士，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按其居住地点，可分为城居绅士和乡居绅士即乡绅。日本学者森正夫在《明代的乡绅——关于士大夫和地域社会关联的记录》中，依其关注于地域社会的志向，把乡绅分为经世济民型和升官发财型。按其品行，人们可将绅士分为正绅和劣绅，基本标准就是“卧碑禁例八条”。[4] 673一般而言，正绅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自上而下统治的辅助力量，又是自下而上民意的代表者，是官民之间的桥梁。在乡村社会中，正绅还是百姓的楷模，对乡村社会施以领导、教化，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5]
要成为绅士，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大致说来，有以下数端：
首先，绅士必须有一定的土地、房屋、财产。由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保险的投资领域，在农业文明中成为财富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因此绅士往往首先拥有大片的土地，成为地主。所以有人说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但绅士大都是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士是社会结构中地位最高的，只有具备了土地、房屋等财产，绅士才能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接受良好的教育，参加各种考试和捐纳，远离下层民众所从事的世俗认为不体面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其次，学识、功名要在当地出类拔萃，高于普通民众。
作为乡村权势阶层的士绅，仅有财富显然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学识。这与年龄和财富同样重要，是使他们获得功名和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之一。杨懋春就发现，以前和现在一样，“领导资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渐渐与某些特征相关——年龄、财富、学识”。[6] 177-179尽管民国时期，财富的权重增加了，但基于功名、身份的文化权威仍然成为民国乡村士绅的基本要素；传统功名或身份(以及准功名或身份——新学毕业或官场地位)对于乡间士绅地位的形成仍具有决定性意义[7]。
再次，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使民众能从内心给予认同。
士绅历来都是一个“声誉群体”，他们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首先是靠声誉而不是靠权力实现的。对于他们，普通百姓心存尊崇，认同他们是本地精英，是在道德、才识、门第、权势等方面优越于自己的“贵族”。因此可以说，得到人们的精神认同是士绅阶级的一个基本特征。“满铁”对河北沙井村进行调查，询问有关绅士资格问题时，教员赵斌就表示，绅士是有学问、品行端正、能办公事，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总之，士绅的地位并非来自出身和法定的特权，而是由于公众的评比。士绅拥有地方上公众的爱戴，这是与官僚交涉时为执行人民代表的任务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这方面，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地方精英与旧士绅一样可以得到地方社会认同，被视为一个地位特殊的阶层，仍被称为“士绅”。[8]
第四，有令人尊敬的家世也是成为绅士的有利条件之一。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如果有荣耀的家世，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曾对地方有所贡献，如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那也会使他拥有崇高的声望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力，受到乡里敬重。
二、绅士的作用与功能
第一，他们是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支柱，是沟通官僚机构与民间社会的桥梁。
绅士阶层是中国社会中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社会群体。在传统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国家很难通过直接派遣官吏的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为止，而县以下则需要靠绅士来进行实质性的统治。于是，绅士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举凡地方公产，如义仓、社仓、育婴堂、节妇堂等多由绅士管理；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诸如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设馆授徒等都由绅士操持。此外，如防盗、防匪、包揽词讼、教化乡民也是绅士当仁不让的义务。[3] 25因此“绅士”、“绅缙”或“乡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支柱，“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9] 17所以绅士被视为维系乡村秩序、连接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纽带和关键。
第二，绅士是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是在官民之间发挥作用的特定权势阶层。
“士绅”既可与官府互通款曲，又因其处于在野的位置，进退自如，与基层民众密切相连，因而成为官民之间的媒介。一方面官府通过他们推行政令，征收赋税，举办地方公益事业，进行道德教化的推广；另一方面“农民必须依靠士绅来保护他们不受官吏的侵犯。当一个普通农民遇到麻烦时，他就找一个地方士绅分子请求帮助。因为官吏与民众之间的社会距离很大，农民们对政府没有信心，政府不可能赢得人民的合作，只有士绅能做沟通隔阂的桥梁”。[10] 77
第三，他们是地方利益的促进派和保护人。
传统绅士曾熟读儒家典籍，其中的经世济民思想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服务桑梓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民的起点和体现。事实上，不仅绅士本人视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造福桑梓为己任，而且社会各界对他们也寄予这样的期待，希望他们能为地方争取和扩大各种利益。由于举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因此，“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衰”。[11] 8
第四，绅士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具有变革意识和领导能力，是乡村变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农业科技改良可能的示范者和领导人。
由于在土地、声望、权力等方面具有优势，乡绅在农村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曾说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12] 227阎锡山甚至提出：“国家之基础在社会，社会之良否，视士绅之言行是否合乎正道，能否感化人民以为断。故富强根本在改良社会，改良社会纯在于士绅之端正者热心提倡，扬正抑邪，扶政治之进行，布公道于乡间。”[13] 31因此在农村进行任何改革或改良，如果少了他们的支持和认可那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也许他们可能会成事不足，但却总是败事有余。
另一方面，与普通农民相比，他们视野开阔，头脑灵活，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具有变革意识和领导能力，是乡村变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E.M.罗杰斯在研究技术革新在农村的普及情况时曾发现，无论在哪里，人们对新事物的态度都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在落后封闭的农村，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在大多数乡民无动于衷的同时，还是会有大胆的尝试者的。不过，这些人常常不是为传统所束缚的道地的农民，而是处在某种边缘状态的人。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生活中首先是那些有文化、且能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如进退的士绅。事实上，不论是废除科举以后创办新学的还是在近代以来倡导兴办工业、推行农业技术的往往都是这些人。[14] 72这说明在农业科技改良中，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独特的示范、推动作用。
三、杰出绅士与晚清以来的农业科技改良
农业科技改良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并将农业科技成果如改良种子、先进农具等在乡村中推广，从而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实践活动。个别绅士在肇始于晚清以来的农业科技改良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首先，提倡采用优良动、植物品种，开辟农村致富新途径。
蚕桑“利厚”，“倍于种稻”，且可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比较理想的家庭副业。近代开埠后太湖蚕区向东、西两翼的延伸和拓展就与绅士的推动密切相关。苏松和宁镇地区原来蚕桑事业并不发达，但在地方官吏、乡绅的提倡下，许多地区开始植桑养蚕。如在嘉定县钱门塘乡，经“桑秧局”劝导和里人徐禹年、许敬贤倡导，光绪中叶即“里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如果说“桑秧局”还属于官方组织的话，那么，“里人”显然非绅士莫属。
其次，热心引进农业新技术，率先垂范采用优良品种，有时还直接创办农场，培育、试验新品种。
20世纪初，在清廷推行新政的背景下，一些留洋接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以改良农业、富国足民为己任，努力争取民间组织和地方官府对改良的支持，还率先进行了农业技术改良工作，力主垦荒植桑，改良技术，扩大生产，增加产量，实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的目标。吴江最初的蚕桑改良就是由地方绅士自发进行的。该县江震高等小学堂校长费元熅在东瀛游学回国后曾应山东青州府蚕桑学校之聘前往供职，未满四年即成效卓著。他认识到现代科技对农业发展具有极大的贡献力，反观家乡自然条件极宜栽桑，却因缺乏知识和科技，农民植桑不广，成绩不佳，致使地有余利、人有余力，而感到十分惋惜。有鉴于此，他与同志“私相筹议，设法提倡”，将附生费蓉镜家的祖产，历年收花办赋之田20多亩平整后广植桑秧。费元熅本人则补助其开垦经费，另“承同志协赞，将育蚕新法先行购桑试办”。[15] 2
东南大学农科毕业生盛泽人孙本忠，鉴于本地育蚕者墨守成法，不事改良，深感浩叹，遂携经显微镜检验的无病蚕种在乡间推销。为了有利于在农村推广优良蚕种，每张仅为收回推广成本而售洋2角。[15] 22
镇江在籍绅士冷御秋则在家乡创办农场，采用新式农业机械，种植稻麦，函请东大农科在棉稻栽培方面代为指导，并购买和使用中耕器、播种器等新式农具。[16] 128
再次，开展农民教育，为农业科技改良创造条件。
为推动农民运用科学技术栽桑养蚕，培养科技人才，士绅冷譎(冷御秋)、黄炎培、唐儒箴发起于1928年创办了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唐儒箴捐地26亩，作为蚕桑科养蚕实习的基本桑园。学校先办初级蚕桑科，招收小学毕业女生，学制三年。次年春招收初级蚕桑科两个班。民国18(1929)年，招收初中生3个班，简易师范科1个班，蚕桑科初级1个班，高级1个班。蚕桑科的两个班各招生30名，合计60名。民国21年起，蚕桑科每年招生2～3个班，到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为止，共毕业10个班，计324名毕业生。[17] 188
第四、资助建立农业改良指导所或者直接建立良种制造场、所。
1933年，震泽扩大秋蚕指导范围，共设指导所20个，其经费部分由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提供，部分即由该区施省之先生捐助。[15] 94著名士绅冷御秋从民国十七(1928)年起，就提倡在江苏丘陵地区利用丘陵荒地栽桑，动员家乡人民广植桑树，学习养蚕，在丹徒黄墟筹建一座小型蚕种场，并与镇江地区的社会贤达合资，在镇江西郊丘陵地区开办了四益农场，该场设有育种部，同时还襄助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葛敬中在镇江西郊四摆渡成立了镇江蚕桑试验场(即现今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的所在地)，开始引进和培育蚕桑优良品种，研究栽桑养蚕技术。这个试验场是当时国内较完备的一个蚕桑研究机构，为促进中国蚕桑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五、士绅的倡导和支持是农业科技改良事业成功的要因之一。在吴江，由于得到当地士绅的配合和支持，指导工作顺利开展，蚕业改良取得良好成绩。1934年，该县受指导的蚕户育蚕成绩优异，其收茧量平均都在九成以上。绅士的作用赢得了人们的肯定，蚕业工作人员也客观地承认，受指导蚕户之育蚕所得成绩，“半由于各指导员克尽厥责，努力指导，半由于地方士绅提倡蚕桑事业，不遗余力，热心襄助”。[15] 99
四、民国时期绅士的嬗变及对农业科技改良的消极影响
在肯定民国时期仍有部分绅士活跃在农业科技改良的舞台上，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绅士已经走上了衰落的不归之路，而这种嬗变又对农业科技改良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中国社会，官员常因疾病、养亲、丁忧、处分、退休等各种原因离职回乡居住，而生员和未曾出仕的举人等一般也在原籍居住，因此绅士总是与乡村社会密切联系。晚清以降，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新式教育的勃兴，城市日趋繁荣，乡村则愈发边缘化和破败，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由于近代工商活动和新式教育都以大、中城市为基地，加之城市在就业、收入、居住、交通、通讯、医疗、娱乐等方面也有着乡村无可匹敌的有利条件，因此绅士大批流向城市，新学堂的学生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形成了绅士城居的热潮。据称，士绅离开乡村，迁居都市或外省者约占30％。留在乡间的绅士或则因时局纷乱、世风浇漓而洁身自爱，不肯出而任事，或则因受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打击而退于无能，或则老成凋谢，因循敷衍。有的维持资产，享乐田园；也有的囿于旧道德，缺乏新知识，不足以推进农业改良。总之，拥有科举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绅已濒临整体性没落的境地，真正能达民隐、孚众望，并能协力地方的公正士绅已是寥寥无几。[18]
绅士的城居和正绅的弱化为劣绅势力的抬头扫清了道路，提供了便利。这些不肖士绅既“毫无地方观念，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故媚官殃民之事到处皆然”。[19] 322他们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还凭借传统的乡土权威，或对农民进行掠夺和剥削，或作恶乡里，或派别倾轧。大革命时期曾流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起码说明，在一些地方，劣绅已成为社会公害，绅士劣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这又反过来引起农民的鄙视和反抗。所以“农民一起来，便首先反土豪劣绅。在农村中，一切口号都没有比‘打倒土豪劣绅’更能为农民所接受”。[20] 137与此同时，绅士的城居和劣化也对农业科技改良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士绅去城市就读和谋生，虽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联系的增强，但却抽走了乡村的资金，造成租佃关系形式的改变，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村金融的枯竭和农村破产，使农业科技改良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来源。
时人曾说，由于乡村的衰落，“乡村中的富有者群纷纷逃难到大城市来，他们来时不是空着手的，而是满载金银财宝，因之银行中的库存就对应着农村金融的涸竭而激急增长”。吴承禧也指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银行库存剧增，主要是私人及私人团体存款所致，而属于中下阶层的零星存款总数，又占主体部分，即由内地移居上海地主携带现金所致[21] 29，最后造成了“农村资金流尽，都市资金膨胀到无出路的阶段”，“连一小部分高利贷资本亦逃入都市”[22] 96的局面。
农业改良需要资金投入。但当时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融资困难。由于不少农民早已负债累累，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因此即使借到资金，也首先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消费，至于生产的发展，自然就无暇顾及了。因此，尽管有的农民知道种植改良种比种植土种能增加收益，预防病虫害可以减少农作物的损失，但经济困难使他们无力购买良种和农药。他们只能望洋兴叹，对农业科技采取冷漠态度。显然，农民的贫穷和资金融通的困难成为阻碍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原因。
其次，使农民受到的剥削加重，农村社会动荡加剧。农业改良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得不到保证。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把绅士分为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并认为民国时期保护型经纪退出了乡村政治领导层，乡村的统治权落入到赢利型经纪一类人手中[23]。正绅与一般农村地主不同，他们能够以一种超越一般经济利益的政治态度统治农民。当正绅离开农村后，在乡间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常说的土豪劣绅，他们“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训诲，他们变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狭隘自私”。[24] 193如果说传统士绅真的像费孝通所说，因受“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尚不愿勒索佃农的话[25] 132，那么劣绅显然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农民尽剥削、压迫之能事。与此相对应，进入20世纪以后，农民与地主的冲突也变得日益频繁，农民革命再一次成为时代的主题。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乡村危机”，农村动荡加剧，农村社会严重失序，均与绅士的劣质化不无关系。[26] 345
再次，使乡村教育事业受到摧残，农业科技知识无法普及和推广，农业科技改良面临难以逾越的严重障碍。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除非新技术为人民所接受，否则单靠它本身，事业并不能开展”。[25] 178而掌握新的技术，对农民来说，则首先必须接受现代教育，知晓农业新技术和新方法。
科举制被废除之后，一部分士绅进入城市从事现代工商业，成为“新士绅”，大部分士绅子弟在接受了现代教育后也不愿回到乡村，这种持续的人才单向流动使乡村文化精英流失几尽，而新式学堂又没有在乡村普遍建立起来，因此，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开始急遽衰落。
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对江苏常熟农村调查时，好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学生，以至于调查人员在日记中感慨万千：“我们跑过的乡村并不少，碰到中学生却是第一次。”自两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文化渊薮，但此时竟然一个中学生亦如此稀罕，可见农村的文化衰败达到何种境地！江苏情况如此，浙江也并不好多少。临安县为浙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1930年全县有农民18281户，计86699人，其中识字者12893人，占14.8％；而文盲为73806人，占总人口的85.2％。受教育的人数之少，程度之低，令人震惊。以至连对其进行调查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哀叹，说旧方志中所言临安地方“风俗淳良，其人素知诗书”“大概是指古时的情况，现在就大不如前了。”[27] 23，128
第四，造成农业科技改良的组织者和带头人缺失，示范效应无从发挥。农民的境况使他们不可能成为农业改良的积极参加者，热情地欢迎和拥抱新的变革和创新，而只会消极地被动地接受。这就需要有外部力量把农民与现代科技连接起来。本来，绅士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桥梁，只可惜他们在民国后或则离开乡村，或则不思进取，或则声名狼藉，已经越来越失去了这一资格。
第五，热心士绅的缺位也使得农业改良的重任别无选择地落在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身上。
传统的绅士标榜“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28] 125。他们常有远大的抱负，而不热衷或止步于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如左宗棠为举人躬耕乡里时，就曾撰联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29] 37。传统绅士是儒家思想的恪守者，是精神家园的守望人。随着绅士离开了乡村，私塾走向衰落，儒学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士不可不弘毅的传统被弃如弊履，乡绅的社会公益心和造福桑梓的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改良的重任别无选择地落在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身上。这也是农业科技改良在20世纪30年代后模式转换，进入到由政府统一管理和组织的新阶段的原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