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体制论文,观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所有现代社会，无论是否实行民主政治，都有某种类型的政党体制以便将公众与政府联系起来，而对于实行现代民主制的国家来说，政党则有着无容置疑的基础性地位。正如E·E·沙茨施奈得(E·E·Schattschnieder)指出的，“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的主要区别性标志之一。政党创造了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1]（第1页）因而，政党政治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中一个十分重要与活跃的领域，并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目的是对西方政党体制理论进行系统评述，并对欧洲与美国政党体制的不同特点做初步比较。
一、政党的界定与分类
科学理解政党体制的前提是如何界定政党，而西方学者对政党的概括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一种被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有组织的团体。比如，著名政治学家里奥·艾普斯坦(Leon Epstein)就将政党明确界定为：“在一定标识下尽管也许组织松散、但追求当选政府职位的任何团体”。[2]（第9页）这一定义表明，政党是一种有着政治目的的组织，而且这种目的主要通过选举过程来实现。
即便如此，政党依然可以依据不同的视角作出区分。比如，米歇尔·霍斯肯(Michael Hoskin)等就概括了这样4个基本尺度。[3]（第221-223页）一是谁支持某一政党。有着广泛支持基础的政党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将社会中不同的、经常是对立的部分的要求结合起来，而代表具体利益的政党如绿党则往往表达单一团体的利益。相比之下，吸收社会各个部分的全民党最有可能赢得对一个稳定政府的控制。二是政党的成员政策。在成员身份要求上，政党或者是开放的或者是封闭的。基础广泛政党如全民党的大门一般来说是开放的，希望所有的人加入，而精英型政党则更像是一个排斥性俱乐部，它们详细检查可能的成员，而且一般来说要有一个预备期。三是候选人如何选择。一般地说，基础广泛的政党在挑选政府职位提名时给予成员较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大会是完全开放的，而是说成员们对谁可以列入竞选名单有某种程度的决定权。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候选人是由政党等级制确定的，而大多数民主政党在由它们的忠诚的、长期成员参加的大会上选择它们的候选人。四是政党的目标。人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大党首先关心的是赢得和控制政府，然而，第三政党如英国自由党等认识到它们获得对议会控制的不可能性，因而有着不同的目标。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大党传送一个信息，它们存在的目的是发表一个特定的意见并保证其特殊利益通过交换它们对立法选举中的政治支持而得到保护。
最先对政党类型作出划分的学者之一是法国的莫里斯·杜沃格(Maurice Duverger)。他的相对简单的方法是将所有政党纳入3个描述性范畴之一：大众(mass)、干部(cadre)或信徒(devotee)。[4]大众党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政党，它们通过超越阶级界限来寻求最大规模的成员。欧洲国家政党尽管不像美国那样是基础广泛的，仍因为成员身份的开放性属于大众党。相反，干部党如苏联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致力于获得政治活跃分子的支持。一般都与专制主义或发展中国家相联系，干部党有着集中化的组织并期待作为党成员的精英分子是活跃的。杜沃格使用“信徒”一词来指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党，政党结构是围绕一个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类型政党几乎只能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
另一种广为接受的政党类型划分借助的是政党意识形态的左右谱线。[5]左翼政党如共产党主张通过国内主要工业的国有化拉平阶级间的差异。中间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扩大福利国家、但一般不主张国有化工业，而德国自由党一般地说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的、但在经济问题上是保守的。中右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希望限制、但不消除福利国家以支持自由企业，而右翼政党如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保守党主张解散福利国家，消除工会的权力和促进资本的迅速增长。比如，瑞典就被认为有着一个从左向右的完整的政党政治谱线。
二、政党的功能
另一个与政党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政党的功能。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政党执行着许多十分重要的、有助于维持政治体制存在并使之正常运转的功能。
一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功能。借用一个系统论的术语，政党是一个主要的“输入”装置，它使得公民的需要与希望能够被政府听到。公民个体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如果没有政党，个体将是孤立的和不被政府重视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整体就是力量”、“组织就是权力”。通过在一个政党内工作或者为政党投票，公民可以影响政府的政治决定。至少，政党可以给人们一种他们并不是完全无权利的感觉，而这一信念可以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这是一个连独裁者都需要有政党的理由。基于此，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没有妥协与折衷就没有政党”；“政党创造了民主，……而现代民主如果没有政党是不可想象的”；“一般地说，政党尤其是两党制被视为不仅是美国民主制前进的帆，也是使其保持在一个规则的、可以预见的轨道上的舵。”[6]（第1页）、[1]（第1页）二是利益聚合功能。如果利益团体是社会中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形式，那么，这个社会将是极端混乱与不稳定的。因为一个团体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它团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而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政党可以通过将利益团体各自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高的组织从而有助于消除与缓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利益团体会发现它们必须缓和其要求，为了政党的目标而工作与合作。作为回报，政党至少可以部分实现其要求。政党尤其是较大规模的政党事实上是利益团体的联盟。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包括工会工人、农场主、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黑人等的民主党联盟。这一联盟保住了他4次连任总统，而工会与民主党合作通过了它自己永远不会实现的劳工立法。
三是政治体制一体化功能。随着利益聚合过程的进行，政党将那些原来留在外面的利益团体纳入政治体制之中。为了增加选票，政党一般都欢迎新团体的加入，给予它们在政党纲领形成过程中的发言权。这同时也使他们产生支持整个政治体制的实用意义上的和心理上的共生关系。利益团体的成员感到他们被政党所代表，并形成一种政治体制中的成效感和对体制的忠诚感。比如，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通过在纲领中强调工会权利、公平的劳工制度、福利优惠和教育机会等吸引工人。逐渐地，潜在的激进的劳工运动逐步学会了按照民主规则活动和支持这一制度。有意思的是，英国和美国工人是如此成功地被吸收进现有政治体制以致于很多人竟投保守党和共和党的票。
四是政治社会化功能。随着政党将利益团体一体化进整个社会。它们也教会了其成员如何进行政治游戏。政党可以介绍利益团体成员为候选人或当选官员，使公民感觉到他们可以产生影响，因而深化其在政治体制中的成效感。在政党活动中，他们学会了在公开场合说话、组织会议和妥协，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即使仅限于此，政党也是有才能领导人的培训基础。在提高个体领导才能的过程中，民主国家的政党还在政党成员中确立了体制整体的合法感。历史上，某些欧洲国家的政党还试图建立与众不同的政党亚文化——包括政党青年组织、足球联盟、新闻报纸、妇女分部等等。
五是选举组织功能。政党在选举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知、促使选民去投票。在它们的候选人进行的竞选中，政党宣传投票人的利益所在并促成他们在投票日前去投票。没有政党的广告，很多人将注意不到选举。某些批语者反对说政党选举宣传使政治琐碎化，但即使这一宣传也有着一个功能。通过使选举议题简单化与明确化，政党使选民可以在复杂现实中进行选择。同时，作为选举过程的持续参与者，政党还非常谨慎对待游戏使用规则的任何改变。政党领导人很快就可以指出那有利于反对党的程序上的变化。由于所有的政党都警惕选举程序的变化，新选举规则很少有机会对一个主要政党完全不公正。然而，这却很少能够保护少数派政党或新政党，使它们不得不面对持续用来维持与提高大党地位的规则。
六是政府管理功能。政党在一次选举中胜利的奖励是政府工作与权力，以便使政府政策转向他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方式。在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有着最多席位的政党可以任命议会领导人和各委员会的主席。白宫的占据者可以任命3000多人到高级执行部门工作。西欧议会民主制中政党对政府的控制要比美国严厉地多，因为议会民主制同时给予政党对立法与执行机构的控制。然而，没有一个政治体制中，政党对政府的控制是完全的，因为既存的政府官僚机构有着相当巩固的权力。除了执政党，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民主体制下的反对党也在一定意义上有着政府管理功能。这是因为不仅它们有相当的机会在适时条件下成为执政党，因而必须有着稳定而负责的经济社会政策主张，而且往往正是在野的条件使它们容易发现现任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框架性的解决方法。
三、政党体制及其划分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党和政党体制间有着一个逻辑的区别。政党指的是旨在影响政府人事构成与政策的政治组织，一般是通过赢得选举，而政党体制是指政党间和政党与总的政治体制间的相互影响。一个政治体制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党体制，不稳定的政党体制可以摧毁尽管也许是好的宪法，而稳定的政党体制则使得希特勒以后的西德和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进一步说，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基本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体制，即它是基于多数主义的单名选区制还是比例代表制。
政党体制划分的最简易方式是依据一个国家中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对比关系。比如，米歇尔·霍斯肯等就据此将政党体制概括为如下5种。[3]（第227-229页）一是一党体制。一般与左翼或右翼的专制体制相联系的一党体制是20世纪政治的重要特征。前苏联、东欧和很多形成中的非洲与亚洲的一些民族是或曾经是一党国家。某些发展中尤其是非洲国家坚持说如果有了数个政党将导致混乱，因为它们将会按照部族划分而形成。二是一党主导体制。有的国家是在地区水平上、有的国家则是在全国水平上体现为一种一个主要政党主宰政治的政党体制。前者如美国南部内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中叶，后者如自由民主党持续地赢得选举以致于被称为“一个半政党体制”的日本等。但是，一种关键因素将日本等的这种一党主导体制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区别开来，一党主导政党体制下的反对党被允许自由参加竞争。三是两党制。这是美国人最熟悉的政党体制，也是一个英语国家的标志，因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两个有着相近获胜机会的主要政党。尽管这些国家也有第三党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但它们几乎没有机会获胜，尽管较小规模的第三党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殊影响。四是多党制。一党制国家的另一端便是多党制。瑞典的政党体制表明了它的在左右轴线上排列出来的政党如何按照得票比例获得议会席位。这一体制经常被指责为是不稳定的。以色列和意大利是有太多政党造成这种缺点的典型例证，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很难维持任何政府稳定比如说1年的时间。五是两大政党主导体制。很多民主国家现在都有两个较大的政党和几个有意义的小党。德国有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但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可以赢得足够的选票使其也有着重要影响。英国一般被视为传统的两党制国家，但它也长期有着有一定影响的第三党如自由民主党。
米歇尔·霍斯肯等总结性评论道，只要有两个以上政党，一个政党体制就可以称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因为即使只有两个政党，而且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是巨大的，阻止政治腐败的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本质仍在持续。他认为，腐败只有通过外部政党或那些能打击内部政党管制中被指称的腐败的政党才能实现监督，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效用1989年在民主德国得到了验证。政党腐败丑行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是短命的，因为内部很快就会变成外部。
政治学家吉奥范尼·萨托里(Giovanni Sartori)不完全满意于根据政党的数量来划分政党格局类型，因为多党制并不能将那些稳定的和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区分开来，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政党竞争的程度与方式。[7]（第131-185）为此，萨托里区分出“温和的多数主义”(moderate pluralism)与“极化的多数主义”(polarized pluralism)的政党体制。前一种体制一般有5个或更少的政党，而且它们以“趋向中间”或向心的方式进行竞争。也就是说，它们的纲领与许诺诉求于“道路中间的”投票人。左翼政党限制它们的激进主义，右翼政党淡化它们的保守主义，因为它们都知道大量投票人处在靠近中间的位置。因此，“温和的多数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生活往往是温和的和稳定的，意识形态的考虑是低调的。瑞典是“温和的多数主义”的5党体制的典范。但是，当政党数量多于5个时，萨托里认为，它便有着“极化的多数主义”的危险。这里，政党以“偏离中间”或离心的方式进行竞争。不是温和它们的立场，相反，政党极端化其意识形态并与其竞争者进行“出价高于对方的政治”的比赛。一些政党提供越来越激进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极左的或者是极右的，而另一些政党则是反制度的或革命性的。结果，那些坚持中间立场的政党发现它们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攻击。这种形势导致很容易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当然，真正的难题是如何解释一个民族国家特定政党体制的形成和为何某些十分不同的国家有着近似的政党制度，如文化分散的印度产生了像文化均质的日本那样的一党主导的政党体制。单一的历史或文化因素的解释当然是不够的，但大多政治学家都同意选举制度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实行简单多数获胜的单名选区制倾向于产生两党或两党主导体制，而比例代表制允许甚至鼓励政党分裂从而形成两个以上政党的多党体制。
四、政党危机与近期前景
70年代中后期以后，欧美政治学界都有大量关于现代政党危机及其政治前景的争论。但是，人们如果真是从“穷途末路”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危机则很可能是错误的。[8]因为，从他们所讨论的具体情况看，学者们主要是从带来变化压力的意义上使用“危机”这一词汇的，因而在界指对象和具体程度上都有着十分不同的认识。由此也可以解释，他们对政党的政治前景和政党格局的未来变化有着大致相似但却并非悲观的判断。
斯蒂芬·弗兰茨希(Stephen Frantzich)通过对7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的分析，提出政党作为一种政治调控组织，正日益受到其它愿意介入传统政党活动领域的各种团体的挑战。[9]（第14-21页）在他看来，政党面临的这些挑战包括4个方面。一是利益团体的挑战。现在最成功的利益团体和它们所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已经承担了原来只有政党行使的某些功能。二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组织的挑战。现在，候选人可以独立于政党与投票人通过媒体进行联系的方法的来临、政党化投票的下降、候选人对政党活动的不满，都鼓励了候选人形成忠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三是媒体的挑战。现在，媒体已不再利用新闻的选择性报道支持或者破坏某一政党，向客观性的靠近已经变成一个哲学化的尽管更多的是受到经济担心刺激的承诺。四是商业化顾问的挑战。信息搜集与联系战略和技术的迅猛增加导致了能够将选举、电视制作、公共关系等技能引入政治领域的专家的空缺，结果，经常是部分工作于他们的广告机构的付薪顾问首先走了出来，后来则是全职的政治顾问。政党垄断政治专业人才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上述增加的各类团体活动构成的对政党的挑战，造成了政党很多过去曾具有垄断地位的政治功能的弱化、甚至是危机，集中表现在选举组织功能的衰弱、选民动员功能的衰弱、政府控制功能的衰弱和政党自组织功能的衰弱等等。
斯蒂芬·弗兰茨希的上述观点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必须强调两点。其一，这只是美国政党政治现实中困境或危机的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政党历史上的垄断性政治影响比较而言的。不仅如此，美国政党也一直在试图通过政党组织与功能上的拓展来应对这些挑战。对此，后文在论述政党的政治前景时将作进一步分析。其二，我们虽然不能说美国政党体制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是独一无二、不可比较的，但它确实有着与西欧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点。比如，美国政党的法律地位和选举中的资金募集手段从未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规定，使得政党在选举组织与参与中过分依赖富裕的捐赠者和PACs，也就使得政党及其当选后的政府官员对于特殊利益团体的影响是开放的，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政党作为选民和公民个体与政府和民主政治间联系渠道的唯一性或绝对权威性；美国政党在组织上是十分松散的与高度非集中化的——事实上，每一个议会选区和州都有自己的政党，相互间没有密切联系——政党不能在全国水平上保持一致，并且很少能够制定明确的纲领与政策目标，使得获胜政党很难真正实现对政府的控制并实行一种负责的、可监督的经济社会政策；美国政党政治中虽然也存在所谓的第三政党，但这些小规模的或新型的政党几乎不可能对两大党形成选举意义上的威胁，因而它无疑是一种典型的两党主导体制，也就很难说能够向选民提供广泛意义上的选择性方案；最后，美国实行的简单多数的单名选区制也是限制政党竞争、保持两大党主导体制的重要制度壁障。因而，正如大多数政治学家所同意的，美国政党体制相对于西欧是一种组织涣散、功能虚弱、格局僵硬的体制。
那么，欧美间这种政党体制上的基本差异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调整能力。换个角度说，欧洲政党对面临的所谓“生存困境或功能危机”的回应除了政党组织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调整，还主要体现为一种政党格局的演变。
的确，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欧洲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政党也像美国政党一样不得正视自身面临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重困境，重塑它们在选民中负责、廉洁和充满活力的政治形象。[10]（第40-57页）比如，公众对政党日益增加的政治不信任感、选民政党认同与归属感的降低和党员人数的下降等等。但二者的重要差别在于，一方面，欧洲国家总的来说依然保持着政党对选举组织功能的垄断性和相对严格的政党纪律，从而保证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与社会公众中的重要影响。在英、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政党依然是唯一的选举组织与参与者，有的国家如联邦德国则严格限制利益团体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近年来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1998年、英国议会下院1997年、法国国民议会1997年、意大利众议院1996年选举中，只有英、法两国各有1名非党派候选人当选。就投票率而言，联邦德国1998年大选的投票率为82.2%，与1987年的84.3%、1976年的90.7%、1969年的86.7%、1957年的87.8%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减少。[11]
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的政党格局与政治格局在80年代以后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就政党类型来说，绿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已成为西欧政党与政治格局中稳定的政治力量。欧洲自1973年产生第一个绿党以来，到90年代末，已有大约45个绿党，其中22个已经或曾进入全国议会，仅欧盟国家就有5个已经以联盟形式进入全国性政府。[12]这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政治与政党格局的重大变化。比如，瑞典绿党是70年来首次进入全国议会的新党，而德国绿党则完全改变了它50年代以来的“两个半政党”格局。就国别而言，意大利在90年代初经历了战后最深刻的政党体制变革，主要左右政党都实现了质的变化；英国自80年代中期后已经由典型的两党制演变为“两个半政党格局”，选举制度的任何比例制取向改革几乎肯定会带来进一步质的变化；联邦德国70年代末被称为“冰冻格局”的政党体制也已从原来的“两大一小”变为90年代后的“两大三小”。
可以认为，欧洲政党与政党格局至少自80年代以来既是一个面临政党组织与功能衰弱甚至危机而有所削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通过政党格局重组与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更新相互促动以求得新生的过程，也就是学者们称的传统政党体制的“解盟与重组”过程。[13]（第7-23页）在与美国政党比较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欧洲政党体制特有的灵活性与张力，使欧洲政党自身的组织纪律与政治功能和外在的政治代表形象得到了相对较好的维持，而美国超稳定的两大党主导体制在保护了它们既得利益的同时也在根本上摧毁着政党本身。
基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西方政党和政党体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更不会走向消亡。曾为美国政党发布了“讣告”的戴维·布鲁德(David Broder)就认为，“我确信——这也是我书中的核心论点，如果我们参与政治，尤其是关心那些被严重忽视机构的工作，那么，政党的命运也许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全国性自我更新的工具而掌握在我们手中。”[14]（序言）其它一些学者也注意到，现实中的政党还存在着拒绝死亡并力图实现某些复兴的另一方面。斯蒂芬·弗兰茨希在80年代末甚至认为，尽管政党的“新时代”还没有完全出现，但潜在的迹象正在增加。[9]（第21-22页）有意思的是，荷兰著名学者皮特·梅尔(Peter Mair)90年代初期对欧洲政党与政党格局详尽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尽管国内外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正在使欧洲政党的自身政治身份、可信度和决策权力走向减弱，但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假定政党有着衰弱的趋势，因为政党的特权地位和许多功能仍继续存在。[10]（第40-57页）结合前文的有关分析，我们不难同意他的这一基本结论，只是必须同时看到欧洲政党格局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才算全面。
总之，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70年代末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也就是人们以不同词汇指称的政党与政党体制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所真正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比较而言，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经济、政治与技术环境，如果说美国政党基本上只是从政党组织功能与政策主张方面主动作出局部的调整，那么，欧洲政党与政党体制的回应显然就涵盖了从组织机构、意识形态到政党格局等的诸多方面，因而似乎更深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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