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悲惋的情调鼎盛时期的哀音——彭端淑诗歌创作轨迹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鼎盛论文,情调论文,深沉论文,轨迹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蜀书社出版了《彭端淑诗文注》，对于表仪一代的巴蜀文化，宏扬传统文化精华的趋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曾枣庄先生说：“清代的彭端淑、李调元、张船山等，都有突出的成就。”①所论甚有见地。彭端淑身处鼎盛之世，得意官场，诗质实厚重；李调元博学多闻，豪放不羁，诗飘逸、自然；张船山倜傥风流，廉介正直，安贫守道，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②彭端淑(1699-1779)四川丹棱人，生当康、雍、乾三朝。雍正时举人、进士，乾隆初官至广东肇罗道。乾隆中叶归隐任锦江书院山长，以文名全国，诗则“蜀中诗人以船山为最，有彭乐斋者以诗古文名蜀中，年辈在船山之前，名相埒。”③因以文誉，其诗不如文显。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一文，近百年来选作中学语文课文，故知彭端淑文者多于知诗者，诗不昭彰，则可想见。其实，彭端淑的诗歌是他生平生活和思想的记录，是作者创作轨迹的写照，是所谓盛世下折射出的危机明证，是艺术与生活真实的高度结合物。
彭端淑青年和中年时致力于古文，尤精制义，受其学问家父亲彭洵和诗人、进士舅父王庭诏的影响最深。年近五十才开始诗歌创作，“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④73岁（177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所作六百余首，皆作者多年苦心所得，以《诗经》为宗旨，淘其五分之四，“取所作中稍有所得者”⑤，收百二十余首入“诗稿”，分上下卷。乾隆41年(1776)，手录李白、杜甫诗，乘兴挥毫，一连写了几十首，“可采者不忍自弃，并取旧作检存若干，汇为一集”⑥，定名曰《晚年诗续刻稿》，分四卷，计112首。乾隆43年(1778)彭端淑完成了最后一本诗集《白鹤堂诗戊戌草》，分二卷，存诗68首。以上三部诗集，计八卷，辑诗318首，作者自言：“盖三十年苦心在是，留示儿辈，不敢望赏音于当世也。”⑦《彭端淑诗文注》由于注者穷搜苦讨，搜得佚诗28首，其功将与彭诗共长久。
考世知诗，知人论世，为了对彭诗的内容有明晰理解，对其艺术特色能准确把握，就不得不对彭端淑所处的时代、政治及文化氛围作出概括描述。
彭端淑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表面强盛，实际上危机四伏、山雨欲来的时代。在政治上，宠臣和珅擅权，吏治腐败，贪污成风，权贵们奢侈无度。在军事上，连年用兵西陲，又镇压“清水教”在山东寿昌发动的农民起义，大肆屠杀人民。在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分化政策，一面组织编纂大部图书，借机严密地禁毁对统治者不利的书籍；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统治，而文字狱案又以乾隆朝最多最凶最惨酷。结果社会矛盾激化，以致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彭诗就是产生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因而彭诗的内容具有多元取向，风格健劲，质地厚重，是个人遭际与社会状况呈现一致的真实写照：既是作者创作发展轨迹的布点演进，也是社会生活五光十色的图画。透过它可见盛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可见一位着眼于对客观生活的反映到主体感情的宣泄的诗人，又是怎样的呐喊、抗争而又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
彭诗的内容纷呈复杂，笔者从内容上将彭诗分为：
（一）述志 这类诗有32首。在诗中，作者通过对往事的追忆，或以诉怀，或以应酬唱和的形式，叙写展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诗云：“忆昔方弱冠，读书紫云巅”，“文章鄙流辈，志欲追雄迁。怀奇不相下，战笔横戈铤。”⑧诗人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要与扬雄、司马迁并肩想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超拔平俗的欲望，趋使诗人励精潜思，躬行探索去实践自己“高步追前英”⑨的诺言；诗人希冀超过古代俊彦才士，甚至连明代记忆最博、著述最富的状元杨慎，在诗人看来又何尝不出其右？自撰《观察查公检案招饮升庵宅赋梅花》一诗中云：“平生慕古人，谁云先后异”的豪语。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铸造人生辉煌，曾作了不懈地努力。付出了毕生精力，生怕落后于前人，“一息尚存敢自懈？寸阴是惜莫轻慌”⑩，长年累月，顽强刻苦地学习，长夜攻书，“虫鸣方在户，霜气已侵阑。”(11)其用功程度就可见一斑了。苦思冥想，穷迹搜讨，不辞劳苦，一往奋进。当诗人任吏部员外郎时，四川峨眉山一和尚凭借一瓶一钵沿途募缘讨乞，进京去刻韦驮佛像一事，使他深受感动：“志士苦行能若此，人间何时尚难存？”(12)
到乾隆中叶，诗人已逾古稀之年，文章、政事两全，被誉为清代蜀中第一才子，官阶正四品，已有三部著作付梓、但并不满足，从“回首忆盛年，英气谁能越”(13)到“精气先已馁，记一不记十”(14)的变化，诗人自感惶惑、惭愧，极为内疚地在《酬沈范翁见寄》一诗中写道：“昌黎既已没，眉山起大苏。雄文泄造化，草木到今枯。嗟余生岁晚，相望七百余。诗书希前哲，平步仰天衢。”诗人青少年时期治学的严谨，志向的宏大，性格的豪爽，于诗集里历历可见。后来，历经四十余年官场生涯，意志逐渐消沉，言行更加拘谨、故诗中呈现出情怀忧郁，调子低沉，前后判若两人，这种矛盾心态恰恰是诗人晚年时期性格特征在诗中的投影的真实记录，其创作轨迹在时空上与经历的时代生活、社会现状认同趋一，于此，诗的质实厚重，其义蕴含量、美学意义，也就不是在诗人之前的“格调说”诗派、“神韵说”诗派，在其后的“性灵说”诗派中的诗人所可比拟的了。
（二）入仕 这类诗歌，诗人所记述的是从中进士入京任吏部员外郎、郎中到广东肇罗道主政时期的生活感受，历时30年，约有37首。这类诗表现了诗人入仕后的雄心勃勃，对工作尽心尽职，以安边立业为己任，譬如《寄仲尹》中写道：“余谬因简命，观察岭海边。安民在察吏，久负异鹰鹛。勤勤修厥职，夙夜凛水渊。”诗人忠实职守，爱民如子，执法严明，秉公断案：“念彼民间讼，积案动成邱。孰非吾赤子……讵敢惮烦剧，一一剖其由。决狱无大小，得情方始休。明以播诸吏，毋贻父母羞。”(15)在肇罗道任上卓异的政绩，为总督杨应琚所重视，受到吏部记名嘉奖。但随着仕途的坎坷，诗人产生了厌恶官场的情绪，并想方设法脱离羁绁，急于离开广东而回到故乡过散淡的生活：‘尘世久谙交自息，柴门虽设日常关。浣花溪水清如许，安得同舟共往还。”(16)诗人心里的呼唤叩击着世态的变迁，闪射出乾隆朝的衰风弥漫。
此时，诗人已强烈意识到宦途危险，毅然决定辞官，趁督运米去广西赈济灾民，失脚落水，身患重病之机，向朝廷呈状请免，很快得到批准，诗人无比欣慰，夜不能寐，唱出了“一去二十年，微官空鹿鹿。人生贵适意，胡为久羁束？他日忽归来，高歌抱吾独。”(17)彭端淑本来官运也还亨通，为何又要急切退隐呢？原来，从仕不是诗人的志愿，其志向是文学巨人，其志趣是林泉恬淡：“我生万事尽自由，误落尘网三十秋。”(18)几十年的南北漂泊，栖旅愁苦，艰辛备历，呻吟呼唤着“南北奔驰总为贫”(19)，“我生陟世空劳劳，如此江山空往复。”(20)诗人63岁时，三弟彭遵泗被解除了湖北黄州府同知职务，五弟彭端澂因受上司责难，从山东棲霞知县离任忧郁而卒，悲伤摧折着诗人的壮心，他哀怨“廾年颠倒事难知”(21)，“自愧误尘网，白首空驰驱”(22)。从此，诗人走出了官场，这一强硬的态度至少可以看出诗人不愿与敲骨吸髓的不法官吏同流合污，其清正廉洁的亮节高风昭然于世。这些诗歌，既带有巴蜀诗人总体的内向、和善、正直的群体特征，又昭彰诗人的个性、品格、民族气节与爱乡情结，形成了诗人鲜明的文化性格。
（三）愤世 乾隆“鼎盛”之世的表面繁荣，恰恰又是酝酿大变革的黑暗的前夜：土地大量兼并，统治阶级奢侈无度，战祸、干旱、水涝，导致民不聊生。诗人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一颗被刺痛的爱国爱民之心在疾呼、在怒吼，《杜鹃行》中作了尽情描绘：“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试看蚕丛开国来，金牛贡罢非昔有。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诗人极力渲染杜鹃凄啼之苦，仍挽留不住春去冬来的时移变换，杜鹃的孤愤自诉，正是诗人借来为苍生黎民对黑暗现实的有力控诉。
对现实的切身感受，触目“空余城阙河山壮，一望荆榛狐兔横”(23)，“天宇何空阔，人间正寂寥”(24)的悲凉情景，诗人不免要追思怀古，然而，“千秋往迹已成灰”(25)，“江山空壮丽，往迹尽成虚”(26)。面对黑暗现实，诗人回天无力，只得“愁心兼日长，……有怀难自遣，独立眺斜阳。”(27)由厌世到愤世，却又徒唤奈何，就愈加悲哀，这种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北风》和《锦城有感》两诗中。前者：“游子浮云外，举头望故乡。故乡不可见，道路阻且长。道长信难越，况复多忧伤。……老泪日盈眶。蜀山渺无际，江水浩茫茫。放舟三峡月，猿声客断肠。”后者：“风尘扰攘几经秋，老去归来卧益州。自昔蓉城如画景，只今锦水尚清流。”
诗人生活在黑暗、禁锢、纷乱、苍凉的现实中，虽然悲哀，然而并不完全绝望。尽管“怒浪空中吼”，诗人却“奋力与水斗”(28)，无论恶浪狂潮来势多么凶猛，总会有人（虽然不是诗人自己）制服它，“多得强弩万点来，射落潮头永无患”(29)。在这类诗中，诗人尽情地表现出愤世爱民的真挚感情。
（四）忧民 与愤世有直接联系的是诗人的忧民思想，这类诗歌把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穷苦人民的怜悯、同情互相结合起来。这类诗歌，大都写于做官期间，存二十余道。乾隆9年(1744)诗人在吏部任员外郎，四川发生特大水灾，淹没简州、崇庆、眉山等二十余县（州）。乾隆20年(1755)，诗人已在广东肇罗道任上，江南大旱，米贵如珠，灾民抢粮仓，难民流离失所，道路死者相枕，天灾人祸相连，诗人真实地记录了灾情，形象地描绘了惨景，诸如：“苦旱几经旬，况复当仲夏。造化鼓洪沪，山林色如赭。（《喜雨》）“忧旱几经旬 ，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侧闻寇盗多，此乡实为窭。”（《宿荒野》）
这些诗句，昭示着诗人以劳苦大众之忧为己忧，常因下层人民受苦受难而自省、内疚。在诗中，诗人与穷苦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闪烁着感人的光彩。诸如：“忧旱晴尚切，闻声喜不穷。老人无别思，日夕愿丰年。”（《喜雨枕上口占》）“中宵骤雨来，声欲裂万瓦。重檐滴不休，晨起尚倾泻。凉气侵书案，岂为我心写。万方同一欢，甘霖沛四野。”（《喜雨》）这些迸发出殷忧民情、热泪滚滚的诗句，确实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进步性。同时，诗人还能揭示人为和社会造成的病因：“天灾固无常，人事亦堪甚”(30)。与同一时期不少诗人、文学家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作相比较，彭端淑暴露现实、针砭时弊的勇气和胆量就尤为突出。
当时清王朝用兵大小金川连续几年，耗资巨大，清兵及金川士民伤亡惨重，几致千里无炊烟。乾隆41年(1776)清军攻克噶尔崖，战乱结束，诗人类似杜甫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心情，高歌吟唱：“谈笑靖巴蜀”，“从此靖烽烟，四野安樵牧”(31)。“堪喜王师今奏捷，莫教耕凿扰蒸黔”(32)。诗人的忧患意识是封建文人伦理文化，爱国爱民与忠君连在一起的。诗人反对战乱的基点建立在同情人民上，所以其诗仍另具人民性。彭端淑多年为官，其文化性格中带有统治者的“士文化”思想印记，但他刚直不阿，光明正大，具有民本思想。故其诗歌贴近现实，笔触关注百姓的欢欣与痛苦，成为显性文化的异端，在当时尤为可贵。
（五）感伤 这类诗多写于辞官以后，两任锦江书院山长之时，愤世忧民之际，接踵而来的是家境的颓败，兄弟姊妹的丧没，自己久病延医不见好转，失望与悲凉情绪与日俱增，因而记述这一情景的诗在《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中占较大的比重，不下40首。从岭南辞官归蜀途中目睹山河凋零，民生凋蔽，满目荒凉，诗人哀愁倍增。回到故里，亲情骨肉四处飘零散落沦亡，便伤感地倾吐心中之言，《途中感怀》诗有：“茫茫万里征，行子肠欲断。奔走二十年，同气如星散，既怀东野悲，复增风树叹。翘首瞻白云，麻衣归里闬”。时局与厄运难转，是诗人感伤的主要原因。于是，矛盾、愁苦、感伤时刻折腾着诗人的心：“数声嘹唳云间雁，一望苍茫野气昏。”“萧萧落木满前村，触目深悲旅客魂。主意流尘应未应，个中消息总难论。”(33)在较长的宦海浮沉中，诗人看到上层的阴暗面比一般人要多，再加上接近下层人民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使这类感伤诗具有社会悲剧内容，可以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侧面记录。
随着希望的破灭，壮心渐渐丧失，无力地哀怨：“人生得失谁能料？对此茫茫空自叹。”(34)尤其在得知五弟彭端澂被罢去知县，整日酗酒，神志恍惚，郁郁而死时，意外的打击使诗人不想再生活下去，挥泪痛哭，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忆弟》：“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老病愁无寐，盘餐味减甘。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惔。”忧心不得其解，又含愤再陷忧伤，极力寻找寄托，也很难自拔。于是，万念俱灰，昔日无虚日停笔，而今连诗也懒得作了，以酒浇愁，“愁心仍寄陶潜酒，乡绪还登杜甫台。懒不作诗成久癖，吟君佳句独徘徊。”(35)愈到晚年接近离世之时，其诗中的感伤情调便愈加浓重，笼罩着深沉凄惋、苦楚、颓唐的悲哀气氛，诸如：“嗟余白头志颓然”(36)，“猿声半天落，头白早如霜”(37)，“人生聚散如秋叶，一任飘云不复更”(38)，“壮心已觉随时尽，老病那堪举足迍怅望故乡云影外，年年留滞锦江滨”(39)，“我生能几何？归云头已白。亲旧半凋零，兄弟伤存没”(40)等等，都是诗人深沉而又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没落的、消极的情怀。如果将诗人与比他早出生一个世纪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较，彭端淑的思想仍显渺小，狭窄，不足称道。
（六）退隐 感伤根源于对现实的不满，隐退则表现为对黑暗现实的消极的决裂和积极的逃避行为。诗人在极端苦闷、落寞的心境中，把目光投向仙佛，他倾慕神仙般的生活：“若使神仙真可至，一生长吸明月中。”(41)李白的旷达、飘逸、放浪生活令诗人神往，“当读太白诗，梦想峨眉月。羡君旷达人，登临坐超忽。”“飘然绝尘宰，来往白云间。”(42)然而，虚幻的神仙生活是永远不可得的，退隐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从广东辞官归蜀是隐退的第一步，第二步将去丹棱县紫云山下结庐，潜心著述。诗人毕竟是学问家，名播京师，誉满巴蜀，在丹棱板凳还未坐热，先被四川学政罗典（以御史充任）延聘担任锦江书院主讲，后又为学政吴省钦聘任书院山长。但是，“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45)，诗人仍然想离开闹市成都，隐居泉林，任性自适去过“携琴向幽林，胸臆何潇洒”(44)的生活。要么“忧心如可托，愿与山林期”(45)，要么“闲吟消永昼”(46)，要么“中夜偕游烛当秉，人生得意须尽欢”(47)。所有这些，正说明诗人从青年时的“高步追前英”、“英气准能越”到壮年为官时的“勤勤修厥职”，再到此后退隐求仙的思想发展历程，与清王朝的社会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经历三朝，涉世颇深，在强权专制之下，诗人不敢犯上作乱，但仍坚持了局部抗争，虽然显得软弱，但没有瞒和骗，这样去看待彭诗的整个思想内容，就会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
彭端淑诗歌艺术道路及审美意义有其自身特色，既不同于王士禛的专言格调和沈德潜的专意形式音律，也不同于王士禛力主神似、气韵和袁枚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方法上走自己的路，在继承传统手法上去创新，“端淑博洽，工诗文，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诣极精微。”(48)彭诗的艺术方法及其对诗道的认识，在其《雪夜诗谈》中可见一斑。
注重诗的质实厚重，朴实无华。彭诗以社会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对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明确认识，认定杜甫入蜀后的诗写得那样好，并非完全归结于他的天才，而是诗人更多地经受了苦难，看到了世态炎凉、民间疾苦，对生活有了真切、深刻感受，产生了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好诗，“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地，焉得发奇思。造化宁无意，山川要好诗。”(49)彭端淑认为如果杜甫没有贬官后的陇蜀之行，就不会产生记述苦难过往，呈现出崇高理想的不朽诗章。正如他的《题杜工部草堂》诗中所言：“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同样，彭氏的全部诗作在内容上与其政治思想、社会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诗如其人，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诗人一生坚持“清慎”原则，在当时言论无自由环境中，诗人有时采用曲笔隐语；有时则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描写社会生活。彭诗很少用典，语言平易浅近。在表现方法上，运用人物对话，渲染气氛，运用比附、映衬手法来表现愤世、忧思、悲苦的心理，所以，彭诗实而不虚，巧而不拙，至性至情，被人奉为圭臬。
形式自由灵活，气格超然古雅。诗人“诗学汉魏”，多吸取乐府民歌的形式，于叙事、于比兴、于四言、五言、杂言的交错运用，风格独特，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形式的多样化以利于表现愤世嫉俗、激昂慷慨的情志，那种朴实厚重、典雅清丽的诗风在窒息时代不很多见。诗人自认为写得最称心的是五言诗，“大约五字较胜”(50)，严格遵循“汉魏为宗”(51)来进行创作，由于过份崇尚汉乐府和魏时五言诗以至入迷，甚至贬抑李白、杜甫：“李杜天才，自成一家，然去古人遗意已远。”王、孟、韦、柳更不足论，他们是“升堂而未入室者也。”（两引均见彭端淑《雪夜诗谈》）虽不免有些偏颇，但能反映诗人学习汉乐府诗的艺术风格的信心和决心。正因为这样，彭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诗含有较多的民歌成分，它道出了受压迫、受剥削者的痛苦，读者听到了下层官吏、农民、渔父、樵夫、船工、兵士的呼唤、呻吟、呐喊，有着鲜明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彭诗的五言体，占着相当大的比例，胡天游称“杰作”，何梦瑶誉为“汉魏遗音”，王中涵云“论古卓识，气魂亦大”。当时一批诗人、文人如胡天游、窦东皋、蔡芳三、何梦瑶、蔡时田、彭肇洙、龙为霖、伍受轩、吴成九、王蔗林、许儒龙、金农、吴鸿等皆以彭诗为楷模，各家均有点评。
诗人的七言歌行与杜甫的七言歌行有许多共同之处。七言歌行适宜于畅泄自己的情怀，也能更好地痛快淋漓地反映现实。如果说五言在叙事方面受到限制，形式上有点死板，反映现实生活受到束缚，七言律、七言绝这种形式要求严格，有碍手足，那末诗人就要另寻一种摆脱束缚的艺术形式，以为七言歌行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在经过官场政争，饱尝羁旅奔波艰辛，目睹过黑暗现实种种丑恶之后，的确是悲愁满怀，积郁待发，必然要采用一种自由自在地抒写悲愤情感的形式，尽吐胸中愤闷。诗人选择了七言歌行，得心应手，驱遣自如，在《黄河遇潮》、《杜鹃行》、《桂林道中山水歌》等篇中，那无法遏制的感情像潮水一般从胸中汹涌奔出：“君不见海势汹汹不可度，骇浪惊涛撼山岳。又不见海中楼阁何重重，日出烟消空复空。世间万事尽如此，桑田一变沙尘起。”有时为畅泄情怀，歌行中夹杂五言、四言，七言中又参以八言，如“经奇历险动经旬，涧曲盘绕怪石狰狞。”“呈如剑如戟如屏，如罂如圭如璧。如笏如笙，如狮如兕。或伏或蹲，如奕相对，如掌孤撑。或攒若抽笋，或散若列星。或若珊瑚架，棱棱插空青……”(52)。在一诗中有四言、五言、七言或六言、八言，不拘声律、格套，以表现情感自由灵活地择用，写得腾挪宕荡，表现了诗人落寞、忧郁、悲愤的情怀，发挥了七言歌行善于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的特点。
彭诗写得浅近而不博奥，读者易于读懂和理解，这在清代中叶诗歌创作中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彭诗语言不假雕饰而色彩鲜明，但有的诗句缺乏诗味诗意诗境。尤为突出的是还没有摆脱明代前后七子的摹拟之风，对古人诗句未经消化，生搬硬套，有些诗句一字不改地因袭前人，比如：“举头望故乡，故乡不可见，道路阻且长。”硬搬了李白《静夜思》和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诗句。再如“归卧守田园”即用陶渊明《归田园居》中的句子，此类情况在三部诗集中屡见不鲜。在艺术方法上文胜于诗，文写得精道，尚有创见；诗较浅陋、粗糙、但因诗人是入清以来巴蜀涌现的第一个才子，在国内享有盛誉，没有诗人开山，又岂有李调元、张问陶后先辉映，众星拱月，少长咸集，形成了群星灿烂，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强劲之势，从而有了乾嘉巴蜀文化的辉煌。
注释：
①曾枣庄《“表仪一代”的巴蜀文化》（《文史杂志》1993.6）
②袁枚《随园诗话》
③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
④、⑤、(50)《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序》
⑥、⑦《晚年诗续刻序》
⑧、(19)《寄仲尹》
⑨《赠沈三兄椒园》
⑩《题龙雨苍观海图》
(11)《与无白仿诗后》
(12)《赠僧》
(13)《遣怀》
(14)《懊恼歌》
(15)《阳江舟中》
(16)《忆山居》
(17)《次毛翥苍二兄见寄韵》其二
(18)《题化成仙人调鼎图》
(20)《三峡吟》
(21)《武连驿次放翁先生》
(22)《大风雨宿颜家庄》
(23)《舟过白帝城怀古》
(24)《月夜闻雁》
(25)《白喜鹊》
(26)《赤壁怀古》
(27)《初夏待闸河头弯闲眺遣闷》
(28)《峡门》
(29)、(34)《黄河遇潮》
(30)《夏镇》
(31)《和同人春郊即事是日傅相国凯还同官郊迎事毕共宿友人山庄》
(32)《春兴》
(33)《和落叶》
(35)《闰重九和魏联晖》
(36)《哭弟子辙》
(37)《发宜昌》
(38)、(41)《露》
(39)、(42)《跋观察顾晴沙游峨眉图后》
(40)《笋》
(43)《清明》
(44)《题画》
(45)《紫云寺感旧》
(46)《暮春遣兴有怀仲尹》
(47)《观察查公饮赋梨花》
(48)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
(49)《收杜工部入蜀后诗》
(51)《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五言古题序》
(52)《桂林道中山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