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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放弃长达14年之久的国际金融联系汇率制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即比率不固定。一时间泰铢贬值、外资拆逃、企业倒闭、银行破产、通胀加剧，由泡沫经济导致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而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纷纷受到冲击。昔日的“亚洲奇迹”倾刻间毁于一旦。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国内外政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舆论界及思想文化界的深思。一种倾向认为，近十多年来，以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迅速发展，与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以儒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思想和主流文化，形成了儒文化与资本家完美“嫁接”的“东亚经济模式”。而今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暴露了诸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基础，同时也预示着儒家文化在后工业社会已失去了部分存在价值，更不足以担当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另一种倾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思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如韩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现在韩国拥有大量天主教徒；日本虽不能说真正“脱亚入欧”，但与明治维新前毕竟有天壤之别。因此，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儒文化的关注有不同的兴奋点和认识差，不能不加分析全盘否定。综观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不能仅用一种解释来说明，也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解释。同样，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也必然是众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儒学作为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是否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源，抑或又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尚须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亚洲奇迹”与儒文化的海外传播
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和动力。许多人套用韦伯的理论，认为儒文化是东南亚经济振兴的精神源泉。有些人甚至认为儒学或新儒哲学是这些社会包括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现代化的成功之母。然而不应忘记，我们所面对的是多因素、多维度的多种经济现象的总和，其发展过程是多阶段多层面的。同时，我们还应考虑个体层面和政府的集体层面的无形的决定和策略。
“亚洲奇迹”的出现是近50年的事。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起引起了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7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再次促使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东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资料，世界经济增长速度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率分别为9.3%、9.2%、7.9%， 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雄踞世界榜首。进入90年代以来，“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虽有所下降，但仍以绝对优势领先世界。
第二，国民经济规模迅速扩大。1990年，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1965年经济起飞初期增长78.8倍、54倍、35.7倍、27.8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加43.2倍、33.9倍、15.7 倍和20.4倍。1965～199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香港为6.2%，韩国为7.1%，新加坡为6.5%，台湾的增长速度也大体如此。1991 年“四小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香港为14102美元， 新加坡为14210美元，台湾和韩国分别为8685美元和6498美元。1996 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对外贸易数量急剧增加。几十年来，“四小龙”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来取得经济发展，因此，它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其出口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率，1970年为2.2%，1980年为3.8%，1989年为8.0%，居世界第四位。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东盟成为崭露头角的新秀（即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60年代开始，东盟各国就表现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东盟在经济上的业绩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1989年10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把泰国和马来西亚与亚洲“四小龙”并称为“有活力的亚洲经济群体”。 80年代起，整个西方世界笼罩在一片惨淡的经济阴霾之中，唯独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贸一枝独秀，欣欣向荣，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形成了鲜明对照。于是，“亚洲奇迹”一时被普遍看成是一种在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以外最为成功、也是唯一成功的东方模式和典范。而这种成功模式的精神动源则被认为是儒家文化。于是儒学便成了不是宗教的宗教，孔子就成了不是教主的教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儒学的确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相比，它所具有的鲜明的现世性，使它总是在与特定现实的紧密关联中生存和发展，它的某种关涉于人之价值源泉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相当程度上充任了中国文化“宗教性”的角色。而这种宗教特色的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文化的流动，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和渗透。如中朝间的交流，在《战国策》、《山海经》、《史记》中早有记载。儒家学说的典籍几乎全都在朝鲜流传，甚至被定为“国学”，忠孝思想逐渐融入朝鲜民族的“新罗精神”。在日本，公元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其政治制度、地方建制、农工赋税、文字学术、宗教信仰，甚至衣冠文物，尽以中国为典范。日本遣唐使延续260余年之久，不懈地倡导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纲常名教等思想观念，为日本后世社会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
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各国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如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儒家的礼义忠信孝悌等道德观、文化观一直伴随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与菲律宾仅巴士海峡之隔，民间往来甚久，《宋史》中已有记载。据《岛夷志略》，元代时，菲岛居民到泉州贸易，因“习俗以其至唐（中国），故贵之也”，中菲两国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历代保持密切。马来西亚是中国古代航海家最早抵达的海外国家，也是中国西汉及其后通往印度、西亚、非洲远洋航线的枢纽之地，成为历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先后五次到访马六甲，同时精神文化的传播也从这里向南洋各地展开，各种手工业和农业技术极大刺激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所到之处，无不产生与当地文化自然嫁接的现象，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能否以此而论儒文化就是东南亚现代化的精神动源，结论并非如此简单。
如前所知，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取向虽然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儒学是它们的民族精神，但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究竟是如何指导和激发了经济上的巨大创造力，却是一个谜。从根本上讲，第一，儒学所关心的焦点是成就道德，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没有成为儒学关注的中心。不仅如此，儒学对事物的认知方式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认知方式亦有差异，因此，可以说，儒学的整个价值体系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有阻力的，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又是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第二，儒学不利于民主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早就有民本思想，到孔孟时被阐述的更加明确，就其理想性和未来性而言，儒学的王道仁政政治主张在本质上可以说有超越现代民主法制之处。指望由“内圣而外王”显然不切实际。第三，儒学具有未来意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使民主法制政治望洋兴叹。儒学要求人人皆为尧舜，人人都成为圣贤，且等级分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民主政治则要求人们在法制范围内生活，既尽义务又享受权利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在未经转化前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不大。
事实上，地处亚文化区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它们身处于大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界处，在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东方传统特色，可以说是西方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东南亚现代社会。儒家思想对人的积极进取奋发自强上进精神的养成，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对其现代化进程有一种后发的持续的推动力量，但并非根本动力。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儒文化的现代转化
由上述所知，东南亚经济迅猛发展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根本动因。那么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儒文化是否有必然联系呢？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儒文化作为宗教对中国的现代化（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毫无帮助，反而阻碍着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工具理性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的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僵化的封闭的行为规范，服从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难以产生工具理性。甚至汉代儒学中的宇宙论，如董仲舒的学说，也可以认为是伦理的基本组成因素的道德延伸。汉代的儒家伦理已是一种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形式，成为朝廷的正统教条，它早已失去了其开放性和独立性。因此对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只能是一种阻碍的力量。但是我们也知道，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取向和社会文化虽然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但他们在社会发展中又更多地吸纳了西方文化，他们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推行西方的社会管理和工商业管理，其上层人才和决策层多是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而其人民的文化根结里则有牢固的东方积淀。他们在文化指向上有寻求归宿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寻根。这种东方人文关怀的需求在地理位置上越向边缘推移就越强烈。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东方传统伦理中的正面效应，对其负面效应则承载较少——这些部位早已被西方模式冲淡了。
对于亚洲金融风暴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外因论和内因论。1998年2 月马来西亚中文报《南洋商报》发表的学者缪进新题为《第四次世界大战首场大战役：东南亚金融超级风暴》的一文就是这样分析的，认为美国为了成为“新世界秩序”的霸主而蓄意策划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大战。美元和资讯工艺就是这场战役胜利的武器。文章指出：“这场战争早在五六年前就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中了。各方‘投资’基金经理、英雄好汉纷纷登场，将资金注入市场，炒起股市，亚太区顿时一片繁荣，建筑工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经济发展如鱼得水，股票市场一片火爆！同时，他们控制的媒体和经济评估机构则不断地捧场喝彩，赞美阿谀， 仿佛21世纪就是亚太世界！他们自己则在一旁默默地关注着、盘算着， 有时兴风作浪，看着虚荣、浮夸、腐败、经济泡沫在亚洲日日滋长，等候着这使劲的最后一击。”以上是外因论。内因论的主张也很多，如东南亚研究院高级院士蒙特斯博士在1997年年底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研讨会”上指出：“东南亚货币危机的主要根源，必须追溯到民间借贷的过度膨胀，给开放的金融市场带来赤字负担，并进而导致这场风暴的发生。”日本教授伊滕隆敏博士指出：“中短期游资涌入是引发金融风暴的主因”。西方七国在分析亚洲金融风暴时也认为与危机国本身有关。
应该说，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是亚洲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即使不在1997年7月2日这一时点上爆发，也会因为各种潜伏的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另外某一时点上爆发出来。它的成因也决不只是单方面的内因或外因，而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相互冲撞、激化导致的最终结果。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程超泽博士在其新作《亚洲怎么了》一书中有精辟论述：由于外资大量涌入，易于取得资金，引起投资规模过大。表面上看，企业、建筑、房地产、股市、消费一派好景象。在投机性项目如房地产等方面投入了太多的资金，致使其它工业发展相对萎缩，造成经济泡沫化趋势。投资饥饿症，引起信贷盲目扩张，以致某些企业资不抵债，银行呆坏帐比例过大，债务过多，资金周转不灵。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投入，尤其是短期的国外资本和游资，一旦外资撤离，即触发外债危机。企业股票基础差，缺乏企业实际效益支持，缺乏合理的规章制度，股市实际上靠人为炒高，价格远超过实质性价值，股市中有很大泡沫经济成分。加之政治不当干预，经济制度缺乏透明度，金融体系的脆弱，使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轻易成为国际投机家狙击的目标。
由此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经济弊端引发的，但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这与该社会所固有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有密切联系。换句话说，思想文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因。透过上述经济发展过程的种种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引发这些经济弊端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蔓延。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其表现如下：第一，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第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第三，资本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应当说，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它使得各国、各地之间的距离大大相对缩小，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基础是市场化，又由于全球化过程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全球化过程中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地位，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一定的破坏性。
首先是经济方面。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建立的，因为它们已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赤裸裸的经济掠夺，而只能通过贸易、投资等手段获取利益，因此所谓的新秩序其实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性。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秩序中所受到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外国跨国公司汇出的利润、向发达国家支付的外债利息，为取得知识产权而付出的高价、大量人才外流等等。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大。东南亚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其次是文化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必然相应引起文化的全球化。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与电子殖民主义对所有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从美国电影大片到流行音乐，从汽车文化到服饰新潮，从大众文化到消费主义，儒文化中的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及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秩序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已在相当程度上被西方文化，如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所代替。同时，文化全球化为西方国家推行西化、政治分化提供了方便条件。他们除了通过各种文化传播手段，如电子媒介国际互联网等，还借助于经济活动如贸易往来、投资等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扩大其在全球化的影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说过，贸易是美国“能够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工具。”
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殖民与反殖民中，过度依赖于主导者完全既定的游戏规则而走向危机的。而企图通过儒文化来化解这种危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儒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需要整合与转化。
儒文化的现代转化可以归纳如下过程：批判并摒弃其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在现代化生活转化中寻找现代化的启动力量和基础，使之成为一种积极的战略性智慧的源泉。并以此为起点，在现代社会中重构儒家价值观，在现实环境中实施现代化的儒家价值观。
三、实现世界文化整合是儒文化的必经之路
儒文化的未来与发展已经离不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这一点既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更多地参与着世界性的进程，更多地承担了世界性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处境实际上与西方的日益相近。
就其可能的指向而言，“全球化”或者“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在于重新调整一种相互关联的秩序，寻求稳定、均衡，从而获得可以持续的利益和发展。这一动机之中所隐含的现实判断，其实是与人文学科的关切和忧虑息息相关的。世界性的信仰危机、生存危机以及多元化价值的共生共存，正是“全球化”问题的基本生长点。所以，21世纪既不是基督教抑或西方文化的世纪，也不是儒文化抑或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人类面对共同环境寻求共同精神解脱以及创造新生代文化的世纪。而且，21世纪将是一个东西文化实现整合的世纪。对于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儒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与基督教文化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之间可以构成一个互有借鉴意义的互补结构。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儒家文化中丰富的关于价值理性的思想资源，可以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形成互补。（注：李翔海《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理论与现代化》， 1998年第6期，第17—18页。）
尽管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曾经是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想，但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很快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因为过于注重工具性理性而使手段掩盖了目的，以至于迷失了人生的意义，从而也使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成就失去了终极意义。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相比，儒家文化在注重价值理性方面堪称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资源，形成了一套立足于吾人之自我、在人性自足而不需要上帝眷顾的前提下充分凸显人生之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理论系统。也正是过于注重价值理性相关联，儒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且甚至缺乏基本的发展。儒文化与现代化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儒文化吸纳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发达之优长，也有助于中国文化所富涵的注重生命价值之安顿的思想资源为西方文化采取，并为健全的现代形态提供借鉴。
第二，儒文化重合的思维传统可以与以重分为主导的现代思维方式形成互补。（注：李翔海《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第17—18页。）
以重合与重分来标识中西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这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汇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重合的思维传统在成就了儒文化之博大精深的同时，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儒文化中未出现科学与民主，就与这种片面重合以至知合而不知分的思维取向有着相当程度的内在关联。以注重分析见长的现代思维方式与工具理性的并用，为人类现代文化成就的取得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西方文化的民族特质相关联，这一思维取向也存在着知分而不知合的缺陷。这一缺陷在西方文化的最新发展——后现代文化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那么，儒文化与之相互推动，既有利于中国文化更为充分地吸收能分的文化精神，以使过度重合的儒文化在适度的分化中形成现代性的文化架构，也有利于把中国文化注重整合的智慧与深度理想的文化精神贡献于当代人类的文化建设。
第三，儒家文化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传统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规范可以形成互补。（注：李翔海《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第 17—18页。）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成为全球性现代化价值主导的伦理规范，是产生于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利型伦理价值观。价值是个人的最根本来源，个人是价值的最佳判断者。与之相反，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则发展出了一套以注重相互之间的对待关系为基本特征的义务型伦理。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对待关系特别是强调双方为对方互尽义务的伦理链条将整个社会联为一体，从而导致了注重整体而非个体的价值系统的出现。但是在今天与中国文化中个体权利意识依然缺乏充分发展相映成趣的是，西方价值观所遭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借鉴，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以适应新世纪的需要。
总之，未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将会是在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相互联系和相互吸收中日趋走向融合。绝不会再出现东风西风较量的局面。谁能够率先超越自己，谁实现整合，谁就会创造新的文化动力，成为新世纪的精神领袖。自然作为东方文化重要基因的儒学，其合理精神必然会在这种新的整合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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