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藏语方言语音研究*
韦蕊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 藏语是藏族人民主要的交际工具,其地域分布广阔,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藏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语音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文章根据国内学者在建国后所发表的藏语方言语音研究论著,从藏语方言声母、韵母、声调以及音变等方面概述其成绩,指出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有助于今后藏语方言语音的研究。
关键词: 藏语 方言 语音 70年
藏语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其地域分布广阔,在国内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五省区,在国外则主要分布于毗邻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部分地区。藏语有丰富多彩的方言,境内外藏语方言可分为中部方言(或卫藏方言)、东部方言(或康方言)、北部方言(或安多方言)、西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学者就已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藏语方言进行调查研究。不过,这一时期从事藏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学者还很少,成果寥寥。新中国成立以后,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来调查研究藏语方言的论著日益增多。文章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内发表的关于藏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的汉文论著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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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语方言声母研究
1.1 声母的整体研究
《藏语的复辅音》详细分析藏语复辅音的性质、特点、与声韵母和声调发展变化的关系及其在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和发展趋势;王双成的《藏语鼻冠音声母的特点及其来源》考察鼻冠音在藏语方言分布以及鼻冠音声母在声学、演变上的特点,并分析其来源,认为基本辅音为浊音的鼻冠音声母来自不同前置辅音的“整化”或鼻音,而基本辅音为清音的鼻冠音声母一部分是从其他前置辅音“整化”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前一类鼻冠音声母分化出来的,单纯的鼻音同时也能演变为鼻冠音声母[1]。
1.2 各方言区的声母研究
在对各方言区声母的研究中,讨论藏语安多方言声母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中的清浊音——兼谈它与古藏语中强弱音字母的关系》[2]《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3]《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4]和《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比较》[5]、王荣德的《天峻藏语复辅音的特殊现象》[6]、王双成的《安多藏语轻重唇音的分化趋势》[7]及吕士良和于洪志的《藏语夏河话复辅音特点》[8]等。其中,王双成的《安多藏语轻重唇音的分化趋势》详细讨论了久治、阿坝、红原等地口语和书面语中轻唇音f的来源,并将这一规律同汉语某些方言(如湘、粤、闽、赣等)进行比较,探究其历史演变模式。这一发现对研究安多藏语轻重唇音具有开创性意义。
另外,黄布凡在《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中对十二、十三世纪的《文字读法启蒙》《“启蒙”释文——利蒙》《正字拼读宝海》三篇藏文文献进行分析,并结合现代卫藏方言,认为十二、十三世纪卫藏地区藏语声母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为古复辅音声母已大大简化,前置辅音或脱落或合并,部分基辅音和后置辅音结合变为新的单辅音[9]。文章对研究藏语方言(尤其是卫藏方言)语音史具有重要意义。
2 藏语方言韵母研究
2.1 韵母的整体研究
瞿霭堂在藏语方言韵母研究方面有较多重要的论著,如《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将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藏语安多方言内部诸土语进行分析并将其与藏文进行比较,揭示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原因、过程和规律,提出藏语韵母演变过程中简化和开音节化的趋势以及重心转移的观点;《藏语韵母的演变》介绍了藏语韵母的三种基本结构(V、VV 和VC)及其在不同藏语方言中的分布和特点,指出古今藏语韵母的差异,探讨藏语韵母演变的原因和方式并总结藏语韵母演变的总体趋势及特征;《藏语韵母研究》一书分别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藏语韵母进行了综合性讨论[10]。本书从藏语“表层”和“底层”两个方面入手对藏语韵母进行研究,较详细地阐明了藏语韵母系统的原始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为藏语韵母研究奠定了一层坚固的的基石。
其成果主要有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以举例的形式证明了辅音韵尾在古藏语中确实发音,认为古藏语韵尾在康方言中基本消失,在卫藏方言中有部分留存,在安多方言中(尤其是嘉戎语)有较多留存,辅音韵尾的演变引起了元音的变化及声调的再分化[20];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讨论了韵尾-s 的脱落、音变两种演变类型及其在演变中对韵母和声调的影响[21]。从中不难发现藏语韵母演变的共性与特性,对探究藏语语音演变缘由和规律有积极意义。
2.2 元音研究
藏语方言中还存在复元音韵母,这方面的研究有谭克让的《阿里藏语的复元音》选取了七个代表点进行调查,认为阿里藏语复元音的产生是音节缩减的结果[11]。瞿霭堂的《藏语的复元音韵母》从语音特征、分布特征、历史特征三个方面对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进行讨论,认为卫藏方言以二合真性复元音韵母为主,而康方言则以二合假性复元音韵母为主[12]。就国内三大藏语方言区而言,多数藏语研究专家认为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有复元音韵母,而安多方言中没有这种韵母,王双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地调查与比较,认为安多方言中也存在为数不多的复元音韵母,并在《安多藏语复元音韵母的特点》[13]、《安多藏语的复元音韵母》[14]和《安多藏语的真性复元音》[15]这三篇文章中加以讨论,这对丰富藏语方言复元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实践团队概念,进行团队内资源优化整合是导师的重要工作内容。导师可以通过拓展训练、实战模拟等途径训练自己所指导的团队,以使低年级学生在训练中达到相互了解、默契配合的效果,进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2.3 韵尾研究
由于有效站台中心里程处的基坑位于正在修建的T2航站楼正对面,基坑开挖时斜拱桩基有的已经施工完成,有的还未施工,因此有必要研究斜拱不同加载时机对基坑开挖的影响。根据现场基坑施工的主要工况,取斜拱加载时基坑开挖深度Z分别为0 m(即基坑未开挖)、7 m、11.5 m、16 m和20.2 m,分析斜拱桩基在基坑不同开挖深度加载时对基坑围护桩的影响。图11和图12分别为基坑与斜拱桩基承台边缘净距为5 m时,不同开挖深度Z加载围护桩桩身最大水平位移分布图和围护桩最大水平位变化移曲线图。
关于藏语方言元音研究的其他文章,有王荣德的《天峻藏语里的元音和韵母》[16]、邓戈的《藏语北路康方言元音变迁——以德格话元音变迁为例》[17]和《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18]及徐世梁的《卓仓藏语中的元音高化和高顶出位》[19]等。
3 藏语方言声调研究
3.1 声调的综合研究
在声调的综合研究方面,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该文将藏语(拉萨话)声调分为两类,并说明声调的作用及声调高低与声母清浊之间的关系[22]。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阐明声调的功能及其与声韵母间的关系,并对藏语在不同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和声调的分合规律进行说明[23]。这些成果对今后研究汉藏语系声调起源有很大帮助。以上两篇文章均以整个藏语方言声调为切入点进行讨论。
相关成果主要有张济川的《藏语拉萨话声调分化的条件》认为藏语拉萨话声调的分化只与辅音有关[31];瞿霭堂的《藏语古调值构拟》参考卫藏和康方言的声调系统,用内部构拟法对藏语古调值进行构拟,并对古调值在现代藏语中的演变情况作了简要说明[32]。胡坦的《有声调藏语和无声调藏语之比较》认为藏语声调是一种后起现象,且声调的产生与声母和韵尾的简化关系密切;黄布凡的《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阐明藏语声调产生的原因,认为藏语各方言声调的分化条件各异,并非都是“清高浊低”[33]。
3.2 声调与音节关系的研究
3.4.2 共时音变研究。相关论著主要有瞿霭堂《藏语的变调》对藏语各方言的变调规律进行细致探讨,并总结了藏语变调的一般规律[38];谭克让的《藏语双音节词变调类型》认为双音节词变调的不同分布,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藏语方言和土语在声调变化上的特征;还有王志敬的《藏语拉萨话中的同化现象》[39]、胡坦的《略谈规则与例外》[40]、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音节合并现象及其联动效应——兼述周边土语的类似音变》[41]及徐世梁的《无声调藏语的习惯音高和有声调藏语的连读变调》[42]等文章。这些文章对进一步了解藏语方言语音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3 声调分化研究
另有以某一方言为切入点进行论述的文章,主要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从“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前缀音的脱落”以及“辅音韵尾的简化”等方面阐释拉萨话声调产生和分化的原因,较全面的论述了藏语声调的起源、发展和现状[24];王尧的《藏语mig字古读考——兼论藏语声调的发生与发展》确定了藏语mig 字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变化轨迹,并指出藏语声调的产生与其复辅音的单辅音化有密切关系[25];还有谭克让的《藏语拉萨话声调分类和标法刍议》[26]和《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27]等文章。
3.4 藏语方言音变研究
3.4.1 历时音变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坦的《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以拉萨话为例,认为语音变迁引起了语素变异,其结果就是声母和韵尾系统的简化、元音数目的增多以及声调的产生[34];周季文的《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从声母、韵母、声调这三个方面讨论藏语拉萨话从古音演变为文读音的一般规律,并由文白异读讨论藏语语音的演变历史[35],从文白异读看藏语语音的变迁,在藏语语音研究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仁增旺姆的《藏语夏河话语音与藏文的语音对应》探讨夏河话声韵母的历史音变情况,认为夏河话没有产生具有调位作用的声调[36];胡坦的《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描述藏语古今语素的变迁,认为声母简化、元音增多、韵尾削减以及声调产生是其历史音变的结果;瞿霭堂和劲松的《新视角下的藏语链移变化》阐述链移变化的性质、单位、方式、过程、类型、动因和结果,认为在藏语三大方言中,语音的链移现象主要发生在安多方言和康方言中,卫藏方言中还未发现;藏语主要有推链、拉链和换链三种链移方式[37]。以链移方式研究藏语方言语音,利于弥补以往学界在语音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亦可拓展研究领域,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主要讨论声调与声韵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声母的变化制约着声调的变化[28];瞿霭堂在《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中指出:除声母的清浊外,前置辅音对声调也有很大影响[29];冯蒸的《试论藏文韵尾对于藏语方言声调演变的影响——兼论藏语声调的起源与发展》则另辟蹊径,通过比较不同藏语方言,得出与胡坦、瞿霭堂等学者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至少在有些藏语方言(特别是康方言)中,首先应该是韵尾使声调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然后又因声母清浊或复声母的影响而使声调二分为四或三分为六。”[30]
散热器作为提高能源利用率的主要设备之一,被广泛用于汽车、雷达、集中供暖、机械等领域[1].铝合金高效水冷板是一种单流体散热器,散热系数高,可高效冷却功率器件、印制板组装件及电子机箱等,在电子设备热控制技术中的应用得到了诸多关注[2].复杂的腔体结构使其在传统焊接过程中极易产生微小的通道堵塞、变形等问题[3-4].因此,其焊接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对强化电子设备热控制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5].
在藏语方言语音研究史上,有不少学者会单就某一方言点的语音面貌进行全面的描写,主要有杨士宏的《试论洮迭藏语的语音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通过比较发现,“洮迭”虽处安多方言范围内,但其语音特点更接近康藏方言[43];格桑居冕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对巴塘话的声韵调系统作了详细介绍[44],该文可作为藏语方言语音调查的范本;另有孙宏开和王贤海的《阿坝藏语语音中的几个问题》[45]、陆绍尊的《藏语中甸话的语音特点》[46]、华侃和马昂前的《藏语天祝话的语音特点及与藏文的对应关系》[47]、玉珍的《现代藏语安多方言(同仁话)语音分析》、黄布凡等的《玉树藏语的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48]、华侃和尕藏他的《藏语松潘话的音系和语音的历史演变》[49]、桑塔的硕士论文《藏语玉树话的音系研究》[50]、取霹旺电的硕士论文《藏语迪庆方言语音研究》[51]、周加克的《藏语合作市南部半农半牧区话的音位系统》[52]、才项措等的《安多藏语尖扎话的音位系统研究》[53]、夏吾措的《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的音系研究》[54]及昂色拉加的《藏语玉树话(拉布)音系概况》[55]等文章。
4 藏语方言音系描写和研究
4.1 单点语音的描写、分析
㉙H.W.詹森:《詹森艺术史》,戴维斯等修订,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063页。
4.2 多点音系比较研究
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杨士宏的《安多藏语中诸语音层探析》[56]、华侃的《藏语安多方言内部语音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57]、瞿霭堂的《卫藏方言的新土语——记最近发现的巴松话》[58]和《夏尔巴话的识别——卫藏方言的又一个新土语》[59]、赵金灿的《拉萨藏语与香格里拉藏语语音之比较》60]、桑塔和达哇彭措的《康巴方言玉树话的语音特征研究》[61]、更登磋的《卫藏方言与安多方言语音分析》[62]及陈海燕的硕士论文《藏语康方言语音比较研究——南部土语噶米、东旺与卓尼土语迭部、卓尼》[63]等。
此外,关于语音综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王双成的《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以安多方言语音为研究对象,详细讨论了安多方言声母、韵母、声调及语音的历史演变特征[64]。该书对促进藏语方言语音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除上述五大方面,语音实验研究也是藏语方言语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代表论著主要有胡坦等的《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65]、孔江平的《藏语(拉萨话)声调感知研究》[66]、鲍怀翘的《藏语拉萨话元音声学分析》[67]、达哇彭措和桑塔的《藏语声调产生的原因探析——以安多天祝话单音节和双音节音调实验为个案》[68]以及王双成等的《藏语的清化鼻音》[69]等。因篇幅所限,与语音实验研究相关的文章就不在此赘述。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它主张人类社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漠视自然、糟践自然、滥用自然和盲目干预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明确“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提升至“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一系列论述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另有不少著作对藏语方言语音有所涉及,如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70]、瞿霭堂和谭克让的《阿里藏语》[71]、金鹏的《藏语简志》[72]、格桑居冕和格桑央京的《藏语方言概论》[73]、周毛草的《玛曲藏语研究》[74]、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研究》[75]、瞿霭堂和劲松的《藏语卫藏方言研究》[76]及邵明园的《河西走廊濒危藏语东纳话研究》[77]等,这些著作对藏语方言语音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5 结语
以上主要讨论了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有关藏语方言语音研究中声母、韵母、声调以及音变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①研究成果丰硕。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发表于国内的藏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汉文论著(包括实验语音学方面的论文和翻译的外文论著)共350多篇(部)。其中,专门研究藏语方言语音的论著最多,共有180 余篇(部),占了藏语方言研究的半壁江山。②研究范围广。声母方面既有对单辅音的研究,也不乏对复辅音的研究;韵母方面则涉及单元音、复元音及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研究;研究音变时,既涉及对共时音变的研究,也涉及对历时音变的研究;在语音综合描写方面,既有单点的语音描写,亦有多点的语音比较。③研究深入。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在大量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藏语方言中的诸多语音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对藏语方言的声调研究、韵母研究等,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藏语方言语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从研究队伍上看,从事藏语方言语音研究的学者较少,且多为汉族学者,藏族学者寥寥无几从而导致研究者对藏语方言语音不够熟悉,有些关于藏语方言语音研究的文章过于表面化;②在研究地域上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以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居多,而康方言较少;③研究方法还不够多元化。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希望有更多的藏族学者参与到藏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事业之中,从而使藏语方言研究有长足的发展;其次,加大调查的力度和广度,以各级各类项目为依托对藏语方言进行深度挖掘;最后,对藏语方言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产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切实推动藏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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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项目“民族语言调查·西藏安多藏语康方言西部土语安多话”(YB1912A002)
编校 王俭
标签:藏语论文; 方言论文; 语音论文; 70年论文;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