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口萎缩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试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态系统崩溃”等词汇正越来越为广大公众所知晓。面对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许多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正是人口过剩造成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人口过剩，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比以前更加狭窄，有限的地球资源被加速消耗，脆弱的生态系统不得不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过剩会不会引发社会、经济或政治危机？国家安全是否会遭受威胁？显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和焦虑。
不过，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膨胀问题而忧心忡忡之际，令许多西方国家深感焦虑的却是人口的萎缩问题。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膨胀太受关注，人口萎缩的恶果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淡忘了。其实，人口的再生产以及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从来都是国家存在和延续的根本，人口过度萎缩与人口过度膨胀一样，都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一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都必须保持一个适度的人口规模。
首先，民族及文化的延续需要一个国家保持最起码的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的严重不足将威胁民族和文化的延续，这比亡国更可怕。一个国家即使亡国，只要民族和文化继续存在，就仍能争取到复国的机会。比如公元前65年亡国的以色列，由于人口和文化得以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复国。而在16世纪的加勒比地区，某个小国却因为人口规模过小，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期间遭受了亡国灭种的厄运。当时，一方面因为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另一方面也因为来自欧洲的天花和麻疹，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总体上减少了1/5。“……由于整个岛屿的人口比较少，完全与世隔绝。他们很快减少到很低的绝对值，要再恢复原状是困难的。……因此，消失就成为压倒加勒比地区土著人的厄运。到17世纪中期，这些土著人已成了一个消失的种族，一个30万人的社会已经化为乌有。”相反，“就绝对值而言，大陆的死亡数目要大得多，那儿人口减少的数目约有250万。虽然这个损失是很可怕的，但是人口的规模却使之免于被消灭。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地区，当地人的种族仍在延续。在阿兹台克和印加这两个帝国人口的基础上建立了构成西班牙美洲帝国的两个总督辖区。”[1]（P.329）
其次，对一个国家来说，维持一个最起码的人口规模也是社会分工正常进行的最起码条件。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分工合作结构，包括各种职业的分配，在纸面上是一个空架子，并不是实体。实体是在这结构里工作的人。一个个人把这结构充实了才成一个生活的单位，一个社区。”“社会结构必须有人坐实了才能发挥作用。因之，让我再说得更确切一些，个人生活所依赖的不是社会分工合作结构的空架子，而是按着这结构活动的一辈人。社会结构既然要完整才能发生常态的作用，则每一个社区的结构总得包含最低限度的人数。于是人口在这里有了它的重要性了。”[2]（P.59）“社会有一定的人口容量在战时最为明显。战时的动员就是调动社会各部门人口数量的配合。战争是一件临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有关生死存亡。每一种战争需要一种能担负这事务的社会结构。战争里要多少作战人员依着战争的性质、战场的广阔而决定。一定数目的作战部队必须多少补充的预备部队。这也决定了每一时期要训练多少壮丁。要维持这个数目的军队能在战场上依着计划作战，就得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厂里制造军火和装备，有一定数目的农民在田地上耕种，生产粮食，有一定数目的矿丁在矿山里发掘原料，有一定数目的司机在公路上开汽车，在铁路上开火车，在海面上开轮船，在天空里开飞机。”[2]（P.177）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将社区及社会这两个概念用国家来替代。一个国家如果人口过于稀少，这个国家将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农民，也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工人，更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军人。那么，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功能就无法有效发挥，经济必然萧条，也不会有能力抵御外敌入侵，久而久之，国家就必然走向衰亡。
所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必须的。
二
判断一个国家的生育水平，通常用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指标。所谓总和生育率，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各年龄妇女生育率之和。通俗点说，就是指一名妇女，假定像统计年那样度过生育期，她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人口要维持现状，总和生育率不能低于2.1。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够实现自我替代。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因为在出生的时候， 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
从总和生育率指标来看，除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今天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包括欧盟、日本、澳洲、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东欧的人口出生都已经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俄罗斯及东欧的一些国家经济并不发达，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却具有明显的工业社会特征。为了叙述方便，下面简称为工业国家）。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提供的数据（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资料室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的材料整理，《老龄问题研究（2000.1）》。）：1999年，英国、法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韩国、新加坡1.6，加拿大1.5，日本1.4，德国、奥地利、匈牙利1.3，意大利、西班牙、捷克、俄罗斯1.2，保加利亚1.1。相比之下，美国的生育率要稍高一些，但也只有2.0。显然，工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普遍低于2.1的更替水平，长期来看，人口的萎缩是必然的。
人口过度萎缩的前景是可怕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以工业国家为例，来分析人口萎缩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自杀”
长期的、难以逆转的人口萎缩无异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自杀”。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固然是一个问题，那么，人口呈几何级数减少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就是“集体自杀”吗？今天，在西方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欧洲正在死亡”、“日本趋于消失”、“俄罗斯前景堪忧”等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根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天的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德国人口在今后50年内将会比目前的8,200 万人缩减25％；俄罗斯人口将缩减33％以上，50年后可能还不到1亿。而日本厚生省2002年公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按当前的出生率计算，日本人口2006年将达到最高峰，为1.278亿，到2050年将下降到1.05亿，到下世纪初将减少一半。2003年12月9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表的《2300年全球人口预测》（以下简称《人口预测》）更加耸人听闻。据该报告估计，如果维持现阶段每个家庭拥有1.4个孩子的水平，并且不考虑移民因素的影响，那么100年后，欧洲的人口数量将只有目前的23.2％；300年后，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人口将“缩水”至目前的1％，届时整个德国的人口只能达到目前柏林一个城市的水平。对此，日本厚生省不无忧虑地报告说，到下一个千年结束时，东京就将成为一座被废弃的城市，日本将空空荡荡。[3] 而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人口学家霍列夫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时断言：“俄罗斯人口的出生率目前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种群退化，即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已成为俄罗斯面临的头号问题。1999年，俄罗斯出生人口只有121.58万，但死亡人口却高达214.03万”。“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至21世纪末，俄罗斯民族将从地球上消失，整个俄罗斯将变为坟墓。”[4]
为应付人口规模日益萎缩的困境，西方国家、日本、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鼓励生育。不久以前，罗马天主教皇保罗二世亲自出马，呼吁意大利人生育更多的子女，以扭转意大利生育水平不断下降的危机。日本卫生部门则计划给那些进行生育的夫妇每年10万日元的生育补贴，并把向儿童发放津贴的年龄限制从原来的6岁提高到9岁。[5] 而俄罗斯自民党主席季里诺夫斯基甚至建议：实施10年禁止堕胎计划，并限制育龄妇女离开俄罗斯。[6] 不过，遗憾的是：鼓励生育的措施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工业国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然空前低落。
如果目前的情况在将来得不到根本改变，西方的某些工业国在政治和文化上趋于衰亡是难以避免的。没有了活生生的人口载体，国家的前途可想而知。
（二）人口过度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就是指某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60或65岁以上）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如果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超过10％， 这个国家就被称为“老年型”国家。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工业化导致生育观念改变，晚婚、晚育、少育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结果人口出生率下降，年轻人比重降低；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延长了人均寿命，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因而增加。
根据《人口预测》提供的资料：2002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0％。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1％。其中，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总数将由目前的2.36亿增加到3.95亿，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0％提高到33％。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西班牙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2050年将由目前的22％提高到44％，意大利将提高到42％，而日本则为60％。此外，俄罗斯、瑞典、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等国也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将加重社会的负担，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用更少的劳动力来养活更多的老年人口。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需要依赖政府财政支出为生，税率的提高将不可避免。而人均寿命的延长，也使得医疗费用支出大幅度增加，因为80岁的老人比60岁的老人更需要昂贵的医疗保健。今天，工业国家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有些国家因为兵源不足，年轻人的服役期限也被迫延长。据俄罗斯卫生部门透露，到2018年，俄罗斯可应征参军的适龄青年将从现在的85万减少到45万。在2000年底，欧盟国家尚有73％的劳动力养活27％的退休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由47％的劳动力养活53％的65岁以上的退休人口。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最终将拖垮工业国家的福利制度。为此，日本厚生省担心：在老年人口增加、儿童人数减少的现状下，日本今后将无法维持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本社会的根基可能受到严峻考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在《不增长的日本》一文中，谈到日本的人口问题时说，“在日本的大小报纸上，屡屡读到老年读者来信，谈论古时人们把不愿养的老母背到山里扔掉的惨剧，担心自己也会轮上类似的噩运”。[7]（P.266）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动摇了一部分日本国民对国家养老制度的信心。
另外，人口老龄化还将降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因为老年人思想相对保守，缺乏创新和变革的动力，经济上也属于不活跃阶层。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社会和经济各方面都将陷于停滞。比如，美国因为拥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宽松的移民政策，人口老龄化现象也不那么严重，社会经济就始终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则显得暮气沉沉，其前途也是十分黯淡的。当然，工业国家可以通过大量吸收移民来缓解老龄化问题，只是移民又会引出民族结构方面的问题。
（三）民族结构的改变
所谓民族结构，就是指在一国之内，或在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民族结构之所以发生改变，其原因就在于不同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存在差异。比如，A 民族的人口出生率低于其他民族，A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降低。 民族结构的改变既可能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都是相当深刻的。
第一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内部，民族结构的改变将改变不同民族间力量的对比状况，国内政治格局将受到挑战。这往往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导致民族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世纪曾经是塞尔维亚王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科索沃，由于人口民族结构的改变（现科索沃200万人口中，95％为阿尔巴尼亚族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引爆了激烈的民族冲突。设想科索沃人口的大多数仍是塞族，那么，科索沃自治或独立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战争也不会爆发。再如以色列，以色列国内现有犹太人520万，阿拉伯人130万，另外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还居住着350万阿拉伯人。如果合并在一起计算，以色列将有1000万人口，其中犹太人约占52％，阿拉伯人占48％。由于阿拉伯人的出生率高出犹太人数倍，用不了多久，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就会在数量上超过犹太人，犹太人将沦为少数民族。尽管这个国家水资源贫乏，且人口密度远高于印度。但是，因为担心被不断增长的阿拉伯人口大海所淹没，以色列不得不把移民当作基本国策。[8]
第二种情况：国际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也是诱发战争、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近现代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膨胀：1870年德意志的人口规模超过了法国，也就在这一年，俾斯麦赢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个时候，德国的人口规模达到了6800万，远远超过英法两国；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德国已经是一个拥有9000万人口的大国（刚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人口总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之和。[1]（P.329）显然，我们不能仅仅用“巧合”二字来解释这一切。
今天，因为生育水平的低下，许多工业国家已经开始真切地感受到民族结构改变的恶果。首先，工业国家内部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正在悄悄改变着民族结构。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英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约为白人的15倍，少数民族人口已占英国总人口的7.1％。从1992—1999年期间， 英国少数民族人口从320万增加到370万，增长率达15.6％，而同期白人人口虽然也增加了50万，达5300万，但增长率只有近1％。其次，在国与国之间，工业国家的人口增长也明显处于劣势。据推测，从现在开始的50年内，非洲人口将从8亿增至23亿；亚洲穆斯林世界将从4.5亿增加到超过14亿。而与之相比较，欧洲、 日本的人口却正在萎缩。为避免人口的进一步萎缩和老化，一些工业国家不得不考虑放宽移民政策。然而，来自海外的移民又会加快国内民族结构改变的进程。根据欧洲各国的人口统计资料，欧洲的穆斯林已经达到1800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50倍，估计到了2040年，穆斯林将占欧洲人口的1/3，而这1/3恰好也正是欧洲人口中最年轻最有活力部分。这无疑对欧洲本土文化的延续构成了严重威胁，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也许将不复存在。2004年1月，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在欧洲议会上呼吁：“移民需要欧洲，欧洲也同样需要移民”。对此，英国保守党议员赫尔默却评论说：“让我们减少人口，然后给其他文化的人腾出生存空间，这样的主张令人无法接受”。而莫斯科大学的人口学教授符拉迪米尔伊恩谢夫则说：“让中国的工人大量移民到俄罗斯似乎是解决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一个办法，（但）如果有那么多中国人生活在你身边，那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吗？”[9] 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和日本在对待移民问题时，常表现出一种左右为难，甚至自相矛盾的暧昧态度。
在工业国家中，美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保持人口增长的例外。2004年8月17日，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人口数据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发布了《2004年世界人口数据报告》。该报告预测：美国人口将在45年内增长43％，从现今的2.93亿增长到4.2亿。这主要得益于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但是， 吸收海外移民的必然结果却是——改变美国的民族结构。在1993—1996年期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先后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以及《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三篇文章。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冲突的形式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西方文明并不具有普遍价值，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相反，西方正在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维护西方文明，惟一的办法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字里行间，亨廷顿隐约表示出了对西方人口相对缩减的深深忧虑。对此，我国已故学者李慎之评论道：“从亨廷顿的三篇文章仔细寻绎，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难言之隐’，不过是在三年过程中通过三篇文章慢慢地、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来的，而且最后也并没有明白说透。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10]（P.33）李慎之还写道：“……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与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谈天，问他对亨廷顿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简单：‘desperate’（绝望），倒也干脆。”[10]（P.36）而这个“desperate”（绝望）针对的正是非西方文明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另外，“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当然，西方近几十年来在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已经发展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即一个有道德、有教养的人不可以在自己的言行中表露出任何的歧视性，否则，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作为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亨廷顿，在说这些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话时，只能通过十分隐讳的方式来表达。但实际上，亨廷顿的观点代表着西方一大批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恐惧。我们平时之所以不大听到这方面的声音，其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敢于大声地说出来。
当然，笔者并不认同亨廷顿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那部分），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民族结构问题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三
以上，笔者以工业国家为例，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人口萎缩对国家安全的不利影响。不过，笔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却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像今天的工业国家一样面临人口萎缩的问题？人口萎缩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当年的人口总数为12亿6583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预计中国人口的低速增长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不过，由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仅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持续十多年。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38万人调查显示，1991年和199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而1995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甚至比政策允许的生育率还低了0.2。到了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总和生育率更是降到了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1.22（有关专家怀疑存在漏报现象，在公布数据的时候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8），已经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假设总和生育率为1.8），中国2010年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3.76亿；2020年14.56亿；2030年14.85亿——然后在14.85亿左右波动10年；21世纪40年代，人口的总量开始回落；2050年，回落到14.37亿。而“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1.8，那么，我国的人口峰值很可能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来，峰值也会大大低于14.8亿。因而，原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2050年人口会增长到16亿’的判断，看来是不能成立了。”[11] 由此可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将面临人口萎缩的问题。当然，对中国的人口状况是否有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了解是正确决策的关键。比如，总和生育率无疑是判断未来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这个指标就必须正确判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1.22和1.8从表面看起来，差别似乎并不是很大； 但从长期来看，两者之间却有着巨大的、本质的差别。前者意味着未来的中国人口将急剧萎缩，而后者则意味着缓慢的、温和的萎缩。
那么，人口萎缩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适度的人口萎缩并不会对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延续构成威胁，反而还有利于缓解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有分析认为，中国人口的最优规模为7亿至10亿，安全警戒线为15 亿至16亿，超过18亿经济社会系统将面临灾难）。不过，人口规模始终是文明之间竞争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之所以作为一个大国，显然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特别辽阔，也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或科技特别发达，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特别众多（相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法语的地位之所以被英语取代，甚至还不及西班牙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语在人口上的劣势；而面对阿拉伯人口优势的以色列，它的国家安全则永远无法得到保证。总之，对于中国而言，适度的人口萎缩是值得期待的，但过度人口萎缩却是不能够接受的。
其次，过快、过急的人口萎缩会改变中国合理的人口结构。过快、过急的人口萎缩将造成人口的过度老龄化，从而引发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3年预测的结果（假设总和生育率为1.8），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02年的0.94亿，增加到2020年的1.72亿和2050年的3.36亿。中国的人口老化明显受政策影响，它不是西方工业国家那种“自然老化”，而是“政策催化”的结果。西方工业国家的老龄化一般发生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的阶段，而中国的老龄化却发生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的阶段， 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在城市地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比较严格，4∶2∶1的代际结构很可能成为未来一种比较常见的家庭构成形式。而在农村地区，尽管人口政策相对宽松一些，但由于工业化的加速进行，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将大规模流向城市，中国的农村人口事实上比城市人口老得更快。可是，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却更不完善。所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旦爆发，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所构成的冲击必将是巨大的。
另外，中国目前的出生性别比（即与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它的正常值在102—107之间）偏高的问题与人口萎缩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人开始利用B超预知婴儿性别，然后通过引产、 流产对婴儿性别作出人为选择（一般认为，这与较为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以及中国文化对男婴的性别偏好有一定的关系）。于是，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呈现出明显升高的趋势。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6.86。有专家认为：未来20年，中国有3000万年轻男子，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适婚女子结婚，将无法顺利成家立业。请设想一下：3000万单身男性，这些人不受婚姻关系的约束，缺乏家庭责任意识，心理和生理需求又无从满足。在这些人中间，浮躁和极端情绪必然大量出现，社会秩序将受到威胁。同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还可能加剧未来人口萎缩的趋势。因为在一个女性人口偏少的国度，2.1 的总和生育率将不足以维持人口的“零增长”，人口更替水平必须提高到2.2，甚至2.3的水平。
人口问题关系着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安全，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问题。根据工业国家的经验，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一个国家一旦实现工业化，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几乎是必然的，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事实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能够成功扭转生育水平不断下滑的势头，使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的更替水平之上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工业国家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对正处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前车之鉴。
标签：亨廷顿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总和生育率论文; 移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