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性质、救助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性质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8-11-15]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8)12-0028-07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救助方案以及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金融救助行动正在竭力防止美国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但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仍在继续，并在国际间不断传导，实体经济也已经开始衰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在正面临一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理解这场危机成为理解当前和未来世界经济的关键。本文试图从过去15年美国经济繁荣的原因来理解这场危机的后果，并分析各种救助方案所能达到的效果，为美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初步的判断。
本文以下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美国经济繁荣的两个引擎，第二部分分析金融危机的性质及这场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各种救助方案，第四部分探讨各种救助融资方案，第五部分简要分析美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一 美国经济繁荣的两个引擎
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历了15年的经济繁荣，这一轮经济繁荣以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为典型特征。从1992年到2006年，美国的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3.15％，平均失业率为5.39％，而年平均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长率仅为2.62％。这一宏观表现要好于20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美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为3.03％，平均失业率为5.76％，平均CPI增长率为5.66％。70年代，美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为3.28％，虽然略高于1992-2006年的表现，但是其平均失业率为6.22％，平均CPI增长率更是高达7.09％。在1992-2006年期间，虽然经历了一轮互联网泡沫破裂，但是美国经济仅在2001年出现了短暂的衰退。衰退之后立即又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1992-2000年的年平均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分别是3.71％和2.59％；2002-2006年的年平均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分别是3.43％和2.89％。①这两个时期的宏观表现也都要好于70年代和80年代。
是什么支撑了美国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呢？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一个折中，当失业率下降时，通货膨胀率就会提高。②当存在通货膨胀预期时，失业率的长期低水平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加速上升。③这种情况正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状况的写照，宏观经济学也因为这些事实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为什么美国宏观经济的典型事实在1992以后不再“典型”了呢？
在一个简单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可以看出，要同时实现高增长和低通胀，只有使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外移。如果只有总需求曲线的外移，则会出现高增长和高通胀的局面；如果只有总供给曲线的外移，则会出现高增长和通货紧缩的局面。所以只有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外移，才能在高增长时避免高通胀和通货紧缩，同时实现高增长和低通胀。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外移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在导致美国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的增长呢？事实上，有两个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两个因素正是美国15年经济繁荣的两个引擎。其一是依靠创业投资体系支撑的研发优势和将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优势。其二是低利率和追逐风险收益的金融体系导致的高消费和高投资。前者提高了美国的生产率，促使其总供给曲线外移；后者提高了美国的总需求，促使其总需求曲线外移，这两者的合力造成了美国经济15年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繁荣局面。
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仅仅是挤掉了泡沫，并没有动摇美国的创业投资体系，纳斯达克市场依然充满活力，从研发投入到获得收益的渠道依然畅通，创业投资体系对研发的激励依然强劲。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依然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状况。
两个引擎同时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宏观经济表现是从1992-2006年期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该比例从1992年的0.79％持续上升到了2006年的6.15％，期间仅在2001年出现了轻微的下降。经常账户逆差的存在说明国内总需求大于国内总供给。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上升意味着国内总需求的扩张速度要快于国内总供给的扩张速度。如果只有供给方面的引擎发挥作用，而需求方面的引擎不发挥作用，则不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以及逆差的扩大。如果仅有需求因素发挥作用，而没有供给因素发挥作用，则虽然可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但是不会出现高增长和低通胀。因为高增长是指GDP的增长，是进口以外的部分的增长，反映的是国内供给的增长。
上述两个引擎虽然在1992-2006年期间都发挥了作用，但是两个引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后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供给引擎在1992-2000年期间的作用要稍强于其在2002-2006年期间的作用，而需求引擎在2002-2006年期间的作用要稍强于其在1992-2000年期间的作用，由此造成了后一时期的GDP增长率比前一时期略低，而通货膨胀率略高的局面。
两个引擎都与金融体系有关。前者与创业投资体系以及纳斯达克市场有密切关联，后者与资产证券化及相关衍生品市场有密切关联。正是资产证券化及其衍生品市场对风险收益的过度追逐，提高了风险资产的价格，过度压低了风险贴水，从而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也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并对美国过去15年来经济繁荣的引擎发生作用。透过美国经济繁荣的引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次金融危机的性质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二 金融危机的性质
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高夫在2008年1月发表的论文中，通过对5个主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指标的分析，发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过去3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所发生的5次大的危机和另外13次银行与金融危机没有什么不同。④如果重读著名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写的《金融危机史》，可以发现，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德尔伯格所描写的典型危机确实没有多大差别，唯一的差别在于投机对象的不同。“过度交易”、“财务困难”、“流动性”、“出售资产”、“风云突变”以及“信用终止”等这些产生于19世纪早期甚至亚当·斯密时代的词语仍然在描绘今天的金融危机。⑤
但是，正是由于这次危机的投机对象不同，为更加深入地理解金融危机的本质提供了素材。这次金融危机的投机对象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债券及其衍生品。住房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及其衍生品市场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追求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的。风险转移渠道的存在和对风险收益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对风险价值的高估。按金德尔伯格的说法，就是“对未来收益的过高估计”。⑥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对风险价值的重新认识。风险是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事件发生在未来，一旦未来变为现实，事件就会以某种状态发生，风险价值就会实现。这时，以高价格购买风险资产的持有者就会发现其资产的实际价值原来远远低于其买价，于是亏损就会发生。当风险价值被发现时，市场就会对所有的风险价格进行调整，恐慌心理造成过度的风险规避行为，从而导致风险资产价格过度下降，风险资产持有者的损失加剧。同时，资金的风险贴水迅速拉高，并造成严重的流动性不足，从而在市场上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一波一波地传导危机。
风险价值重估引起的危机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风险价值重估引起的资产价格下跌和金融机构亏损；二是由追逐风险收益转向过度风险规避过程中所引发的流动性不足和风险贴水升高，这又会进一步加剧亏损，并进一步形成流动性不足和提高风险贴水。这两个现象可以自我循环，不断加强。
由此可能引起的后果之一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这一后果不仅会带来财富的巨大损失，而且会使金融体系中止发挥资金需求与供给的中介作用，并带来生产的巨大滑坡和消费投资的大幅度萎缩，使实体经济遭受重大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有短期影响，而且还需要较长时期来恢复。因此，金融体系崩溃之后的衰退和萧条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如果对金融机构的资产损失和流动性匮乏加以援助，切断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机制，金融体系崩溃还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倾力救助做的正是这个工作。但是，不管如何救助，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那套通过资产证券化及衍生品市场转移风险和过度追求风险收益的金融游戏将不再起作用了，由此引起的对风险的过度规避行为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风险贴水保持在较高水平。
可见，即使金融救助能够防止美国金融市场崩溃，维持金融市场运转，这次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伤害也仍将是非常严重的。其危害体现为破坏了美国经济繁荣的两个引擎：首先，由于对风险的过度规避行为，拉高了风险贴水，美国追逐风险收益、压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的金融体系将基本失效，这一通过扩张总需求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引擎之一将不复存在。其次，由于拉高了风险贴水，美国创业投资的融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从而会降低美国的研发投入，延缓美国的生产率提高，这一通过扩张总供给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引擎也将受到削弱。
金融救助无法阻止美国陷入经济衰退。不过，对救助方案的讨论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救助方案的代价、效果和作用机制，从而也有助于选择一种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的救助方式。
三 对金融危机的救助
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涉及不同的救助层面，有宏观经济稳定层面的救助，有国际收支方面的救助，也有直接针对国内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救助。美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救助主要是针对其国内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救助。这类救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资产救助、负债救助和资本金救助。
资产救助是指直接针对问题资产的救助方式。最一般的做法就是由政府购买问题资产，将金融机构从问题资产的亏损中解放出来，防止其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境地。由于金融危机体现为资产的跌价损失与流动性不足之间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因此解决危机的一个自然的方案就是要打破这种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机制。资产救助能迅速切断金融机构与不良资产之间的关联，避免其陷入资产损失和流动性不足的恶性循环中，维持金融机构的运行。
资产救助虽然效果显著，但是需要大额资金支持。在金融危机中，几乎所有资产都会遭遇跌价损失，但并不是所有跌价资产都是问题资产。问题资产主要是指那些不能到期获得偿付的资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就是那些到期不能偿付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不过即使是这部分资产，其规模也有3 000亿美元。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市场的发展，问题资产成数倍甚至数十倍放大。到2008年9月末，被报告的资产减记额就高达7 600亿美元。⑦显然，政府不可能购买所有的问题资产，而只能选择一些影响巨大的关键金融机构和关键资产进行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问题资产还是需要金融机构自身来消化，从而使得资产救助的效果大打折扣。
资产救助还需要巨大的救助成本。政府购买问题资产，意味着将金融机构的一部分资产损失转嫁到政府身上，这部分损失就是政府需要支付的成本。救助成本还会产生一个与资产救助相关的技术难点，即问题资产的定价问题。在金融危机的救助中，问题资产的定价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上的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对政府成本与金融机构损失之间权衡的过程。不过不管如何权衡，政府总是要承担一部分资产损失的，否则就不需要救助了。
资产救助还会产生广为人知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危机是对过度追逐风险收益、是对贪婪的惩罚。购买问题资产意味着金融机构并没有遭受它本来应该遭受的损失，意味着它对风险收益的过度追求、它的贪婪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从另一方面看，这意味着在鼓励它继续疯狂追逐风险收益，继续贪婪。因此，资产救助实际上是在制造下一个金融危机。
另一类救助方案是负债救助。负债救助是指从负债方为金融机构提供援助。最常见的方式是中央银行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或者公开市场业务为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政府为金融机构的负债进行担保也是负债救助的一种形式。两种方式都能避免金融机构由于流动性不足而被迫贱卖资产，从而从稳定流动性一方来打破流动性不足与资产损失之间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机制，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
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主体的风险意识将发生突变，金融机构也在一夜之间由过度追逐风险收益转变为过度的风险规避，因而流动性需求也突然变得极为巨大，要弥补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同样需要巨额资金。美联储从2008年8月以来已经投放了数千亿美元以上的流动性，现在似乎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另外，提供流动性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提供流动性解决不了风险贴水升高和金融机构的亏损问题。负债救助不能弥补资产损失，金融机构仍然需要自己来消化损失。如果金融机构的损失足够大，并且不能迅速找到获利机会(事实上，危机期间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好的获利机会)，其资不抵债的情况照样会发生。可见，负债救助的最大好处是避免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不足，维持其继续运转，为其他救助行动赢得时间。
注入资本金则是一种可以弥补资产损失的救助方式。当金融机构发生亏损，出现资不抵债时，注入资本金能避免其破产。与政府直接购买问题资产的救助方式相比，这种资本金救助方式只需要更少的资金。如果被救助的金融机构在未来仍能继续经营并获得利润，那么资本金救助实际上不需要承担额外的救助成本，因为注入的资本金实际上购买了该金融机构的未来收益权。同时，资本金救助将导致金融机构更加谨慎地管理资本，因而能较好地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当然，资本金救助也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救助方式。首先，被注入资本金的金融机构仍然需要面对大量的问题资产，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处理这些资产。因此，这些金融机构需要较长时间来恢复。其次，更加谨慎的资本管理会导致风险贴水居高不下。即使让过高的风险贴水回复到正常水平，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高风险贴水意味着融资和投资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实体经济将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与资本金救助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所谓的国有化问题。资本金救助实际上是由政府出资入股问题金融机构，确实是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借口只不过是部分应该承担损失者的政治阴谋。当这部分人的影响力足够强大时，就会在政治上给资本金救助方案制造障碍。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的结果，是缺乏监管的结果，因此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国有化的借口在金融危机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救助方案都能打破资产损失和流动性不足之间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机制，避免金融体系崩溃。但是负债救助只能为其他的救助行动赢得时间，而不能彻底解决金融机构的资不抵债问题。资产救助虽然能迅速切断金融机构与问题资产的联系，避免其资不抵债，但是需要付出巨额资金和成本，并且还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种子。资本金救助则可以用最小的资金和成本达到救助目的，并且还可以抑制道德风险，但是资本金救助带来的更加谨慎的资本管理会使风险贴水居高不下，提高融资和投资成本，影响实体经济的复苏。能够较快地降低风险贴水的是资产救助方式，但是这种降低风险贴水的方式是以巨大的成本为代价的，是以下一轮金融危机为代价的，因此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当这些代价能被清楚地识别到时，就会对资产救助的实施产生巨大的阻力。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运用。在金融危机的不同阶段，对救助速度、效果和成本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因而可以在三者之间寻求某种形式的匹配。
四 为救助融资
在对上面救助方案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不管是哪种救助方式，都是需要资金支持的。⑧救助资金的来源对救助方案和救助效果以及救助成本的负担有重要影响。在有些情况下，救助资金的来源决定了救助方案本身。
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将救助资金分为三个主要来源：一是纯粹的财政资金，二是纯粹的央行资金，三是纯粹的国外资金。在现实中，救助资金有可能是三个来源的混合体。但是对三个资金来源的单独考察有助于理解不同资金来源的影响。
纯粹的财政资金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救助资金全部来自于当期或者未来的税收，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居民和企业的缴付。从表面上看，财政资金可以实施上述任意一种救助方案，选择余地较大。但是，如果纳税人有足够的影响力，那么纳税人很可能会迫使政府选择资金使用量最少、成本最低甚至不需要多少成本的资本金救助方案。
但是，如何才能筹集到足够的救助资金呢？如果当期税收不够的话，政府只有通过发债来筹集。当居民和企业具有过度风险规避行为时，会过度持有安全资产，因而对政府债券可能有比较强劲的需求，财政资金较容易筹集。但是，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时候，只有提高债券利率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在风险贴水处于高位时，一旦国债利率上升，实体经济将受到更大的打击。
另外，不管财政资金是来自于当期税收还是通过国债来自未来税收，都会抑制总需求。来自当期的税收意味着用当期收入弥补金融机构亏损，降低当期的实际支出，促使实体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发行国债意味着提前透支未来的税收，亦即提前透支未来的收入，降低未来的实际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
纯粹的央行资金意味着所有的救助资金全部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从法律上讲，央行不能直接入股金融机构，也不能直接购买金融机构的资产，因此，央行一般以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为主。但实际上，央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替换财政资金，通过政府来间接实施资产救助或者资本金救助。⑨
当央行仅仅实施负债救助，仅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时，在流动性短缺的危机期间还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货币发行被突然放大的流动性需求所吸收。但是，一旦金融系统趋于稳定，央行如果不及时回收在救助期间投放的过量流动性，这些前期投放的货币就会产生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如果央行购买政府债券，通过财政部来实施资产救助或者资本金救助，就意味着央行实际上是用货币发行、用通货膨胀来弥补金融机构的亏损。从表面上看，即使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到期也需要财政偿付，一旦财政向央行偿付债券，则央行又在回笼货币，这一发一回看起来没有真正产生货币投放，但实际上，由于前期的货币投放已经产生了通货膨胀，商品的名义价格已经上升了。债券偿付时的货币购买力已经远远低于债券发行期的货币购买力。也就是说，央行发行的货币购买力要远远高于央行回收的货币购买力。这中间的差额就通过财政补贴给了问题金融机构。那么是谁承担了这个差额呢？是央行吗？不是，其实还是居民和企业。通货膨胀相当于削减了居民和企业的货币购买力，央行发行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相当于向每个货币持有者征收一个通货膨胀税，使其实际购买力下降。
另一个资金来源是国外资金，比如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或者中国等国家的居民和企业所持有的外汇，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等。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⑩其他国家对美国并没有救助义务，因而国外资金参与救助一定会考虑成本和利益的。
那么什么样的救助参与方式对国外资金来说是最有利的呢？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只有资本金救助是最有利的，是可能通过参与救助而获得收益的。但是，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而言，直接收购或者入股美国金融机构可能会遭遇政治障碍。主权财富基金实施的资本金救助可能被视为打劫而不是救助。当然，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能通过一些间接渠道实施资本金救助，比如向一个中间金融机构以负债方式提供资金，并通过其间接入股问题金融机构。国外居民和企业可能是国外资金参与资本金救助的较好主体，但是这些国外主体需要对美国金融市场有足够的了解。
另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国外资金救助方式是购买用于救助的政府债券。对于国外资金而言，购买了政府债券实际上是持有了一种安全资产(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不管美国政府是用于弥补金融机构损失，还是直接入股，国外资金的收益都是一样的。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不管是谁购买了政府债券，也都需要依靠未来的收入来偿付。所不同的是，如果本国流动性极度短缺，需要提高利率才能发行足够的债券的话，则外国资金的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利率上升，防止经济更深地衰退。但是，如果本国居民和企业争相购买国债，以至于压低了国债利率的话，那么外国资金是否参与国债购买和救助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已经是无足轻重了。
当然，对于国外资金来说，是否购买美国用于救助的政府债券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债券是一种有固定收益的安全资产，但是其收益是美元计价的名义收益。从跨期资源配置的角度讲，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外资金都是国外居民和企业将储蓄投资于美国的行为，是国外居民和企业节约当期消费用于未来消费的行为，因此，这种投资的实际收益率应该以投资总回报的未来实际购买力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资金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受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二是美元的汇率。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显然会降低固定名义回报的投资的未来购买力。同时，对于国外居民和企业来说，由于其收入可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中进行消费选择，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同样的收入在其他国家的选择范围缩小了，也就意味着其实际购买力下降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通胀率和美元汇率都可能会经历大的变动，因此，对于国外资金来说，美国国债这种看似安全的资产其实也是蕴涵较大风险的。
现实生活中，同样可以看到三种资金来源的组合运用。事实上，最需要警惕的是央行的救助。因为央行的救助往往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的，是对所有美元货币持有者的征税，是一种隐形的、将损失转嫁到所有人身上的救助方式。
五 美国经济的未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大致推断美国经济的未来。
这次金融危机足以造成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而金融救助可以打破资产损失和流动性不足之间的恶性循环，维持金融系统的继续运行，防止其崩溃。但是，金融危机改变了居民和企业对风险的看法，风险的过度规避在较长时期内会存在，风险贴水居高的情况也将持续较长时期，金融救助不能降低风险贴水。风险贴水的升高提高了融资和投资成本，降低了研发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率，削弱了美国通过扩张总供给来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引擎；同时，风险贴水升高和金融游戏的失效破坏了美国刺激消费和投资、通过扩张总需求来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引擎。因此，美国的经济衰退是必然的。
美国在金融系统稳定之后将如何应对经济衰退呢？本·S.伯南克将起到重要作用。伯南克通过对“大萧条”的研究得出了一点重要结论：在大萧条期间使用了通货膨胀政策的国家比那些没有使用通货膨胀政策的国家要恢复得快。伯南克在理论上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工资粘性使得在通货膨胀期间物价上涨速度比工资上涨速度更快，实际工资的下降可以使企业通过增加就业和扩大产出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上升。(11)伯南克是幸运的，他通过对大萧条的学术研究找出了对付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办法，而且在其有生之年碰到一次可与大萧条相当的金融危机时，他正好可以作为对付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关键人物发挥作用。作为美联储主席，现在伯南克有能力来实践其对付大萧条的理念。当然，伯南克作为一个研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专家，他也深知高通货膨胀率的危害。因此，可以预期，美国在金融稳定以后，可能会使用一个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
尽管可以预期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会在伯南克的通货膨胀政策下很快出现复苏，但是风险贴水的升高不是很快就能降下来的。投融资成本不是很快能降下来的。因此，研发投入和生产率增长会比较缓慢，因而美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故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看到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美国经济。
同时，由于投融资成本上升，一般性的技术研发净收益会下降。美国的研发资源可能更加向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集中。因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情况可能加速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美国在基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已经具有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下一轮技术革命很有可能在这两者之中产生。美国的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繁荣时期需要等到下一轮技术革命。也许下一次技术革命离现在不会太遥远。
中国自18世纪的产业革命以来，技术上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导致经济和军事上也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在技术上落后所受到的发展制约越来越严重，中国迫切需要在技术上有一个突破。抓住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先机，占领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制高点，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不仅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维持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还要趁机调整好国内的产业结构，瞄准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进行投入，争取站在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浪头上，获取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最大收益。
*本文得益于作者与余永定研究员以及何帆、宋泓、张斌、张明和田丰等人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多次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在此特向他们致谢。当然，文中的错误与不足均由作者承担。
注释：
①1992-2006年的数据根据IFS美国的年度数据计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数据来自[美]N.格里高利·曼昆：《90年代的货币政策》，载[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主编，徐卫宇等译：《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②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就是用于总结这一事实的。由于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转化为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③这是附加通胀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情况。
④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Is the 2007 U.S.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So Different? A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NBER Working Paper 13761,2008.
⑤[美]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著，朱隽、叶翔译：《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6页。
⑥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第3版)》，第18页。
⑦以上两个数据来自：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October 2008,p.15.
⑧政府担保看似暂时不需要资金，但是一旦被担保的金融机构出问题，政府就需要支付资金。当然，这种情况容易由政府担保演变为政府接管，而政府接管相当于一种资本金救助。
⑨一旦央行购买政府债券为财政救助提供资金时，财政救助就不是上面讨论的纯财政资金救助了，而是一种央行资金的救助。
⑩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的救助几乎可以忽略。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能提供的救助金额对美国来说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实施负债救助，而美联储自己就发行美元，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元贷款，美联储是实施负债救助的最好主体。
(11)[美]本·S.伯南克：《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一个比较分析》，载[美]本·S.伯南克著，宋芳秀、寇文红译：《大萧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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