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看中国外交的成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外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的外交，西方曾有人这样评论说，中国的北京是世界上鸣放礼炮最多的首都。这是对中国全方位务实外交的形象概括，更是对中国成功外交的客观评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关系的调整与改善。从1996年下半年起，美国一改对华频频施压的政策，美中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增多，接触频繁，两国关系出现了明显改善的势头。美国对华政策缘何由冷淡趋于转暖？两国关系缘何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由低谷发展到“新阶段”？中国外交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影响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展示中国外交的成功所在，正确认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并充分认识其健康发展对双方的重要性，即为本文的写作意图。
一
1996年5月17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他任期中第一次发表了对华演讲。他指出，中国成为一个安定的、开放的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拒绝那些企图遏制或孤立中国的人的意见。这是美国政府继长期对华以偏概全，让具体问题支配两国关系，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全局后，决心调整和改善对华关系的重大信息。之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在克林顿总统的支持下，把美国对华政策统管起来，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第一次使对华政策成为一项全面的前后一致的政策。从1996年岁末起，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对华关系改善的意愿明显增强。11月19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北京，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关系。此间，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克林顿总统则发表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指出，加深同中国的接触是美国在亚洲争取实现的三大目标之一。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菲律宾苏北克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双方均表示改善关系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改善关系和加强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商定在两年内实现最高首脑的正式互访。12月9日， 经过两度推迟之后的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终于成行。双方就“建立信任”的措施达成一致，成为两国军方恢复接触、增进理解的重大举措。1997年以来，美国官方要人频繁访华。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来华。 美国国务卿上任后首次出访的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还是第一次。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改善对华关系增加了积极因素。3月16日，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我国。 在接受江泽民主席的接见时，戈尔表示：美中两国必须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及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应该在各个层次上进行频繁接触，增加交流，共同努力，扩大共识。 3月30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率领由11名议员组成的美国议员团访华，它标志着由共和党保守派控制的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敌视态度。5月29日， 美国参议员马克斯·鲍里斯来华访问时，就美中两国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美中是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美中加强合作不仅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好处，而且也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他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支持发展美中贸易合作。此外，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美方表示将采取积极态度；在不断发生争执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商务部长对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积极的评价。
凡此一切，都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改善的具体体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实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12年来的第一次访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 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就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个世纪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次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话讲，是“实现了第二次关系正常化”。从《中美联合声明》的内容看，美国领导人已开始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重新认识中美关系。两国已建立首脑定期会晤机制及两国政府在军事、外交和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内不同级别的定期磋商制度。《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是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就美方来说，是调整与改善对华关系的集中体现。
二
如果说，25年前尼克松访华叩响中国大门是中国联美抗苏外交政策的成功之举，是美苏较量中的必然选择。那么，25年后克林顿调整对华关系向中国敞开大门是中国全方位成熟外交的成功之作，是美国对华施压政策屡遭失败后的重新选择。
中国外交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毫不含糊，美国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它关乎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大业，牵动着12亿中国人民的情感，能否妥善处理，已成为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的关键。1995年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两国关系陷入低潮。1996年3月，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监视我军事演习， 致使两国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对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中国人民表示极大愤慨。由此，美国清楚地感受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认识到如果美国放弃长期承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就不可能建设性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甚至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也认识到，因台湾问题而使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受损，得不偿失。
1997年2月，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顽固支持“台独”的危地马拉打了一个漂亮仗，再次显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毫不含糊的立场。当南非与台湾断交并将与中国建交时，美国一教授评论说，任何与台湾打交道的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大陆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一个经济腾飞、 市场广大和商机无限的国家，一个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并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国家。不仅南非要面对中国这么一个现实，连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也不得不面对中国这么一个现实。
正因如此，美国政府一再表示，将坚持尼克松总统以来每位总统都赞成的政策，承认中国的如下观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据报道，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前，美国有关方面已要求台湾当局自我克制，不要在访美问题上再造事端。美国没有义务为台湾的挑衅行为开安全支票。美国还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反对台湾先于我加入世贸组织。在江泽民访美前一周，克林顿在“美国之音”发表有关中国的讲话时谈到台湾问题，他说：“我将向江主席重申美国继续支持我们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1〕在1997年10月2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 美国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当然，台湾问题绝非因联合声明的再次重申而得到彻底解决，美国还会利用台湾问题与中国讨价还价。但是，美国近来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克制态度，特别是在联合声明中的再次承诺，不能说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
第二，中国面对“人权外交”七战七胜，美国对华在存“人权分歧”之异的基础上改善关系。近年来，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美国对中国的作法是：凡来华访问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在同中国相当层次的官员会谈时，几乎没有不涉及中国人权状况的；在美国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被数落的一大批国家的名单中，中国无不榜上有名；在各种人权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无不在被攻击指责之列。对此，中国的立场坚定而鲜明：中国不反对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讨论，但反对别国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施加压力；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国家的独立权；应该把国际人权问题同内政问题区别开来。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多以外交部发言人、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声明等途径表示反对。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歪曲和误解，中国通过发表“白皮书”广泛介绍情况、澄清事实。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回避和粉饰自己人权问题的记录和现象，中国通过舆论界、学术界加以揭露。在这场人权交涉和抗争中，中国不仅捍卫自己的主权，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同美国等国就人权问题交流看法、讨论认识，求同存异，某些方面还争取同国际人权接轨。例如，中国在司法制度方面已吸取了世界上某些已有的有益规定。1997年3月，中国颁布了新的刑法。 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已经参加了17项国际人权公约。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2〕
值得指出的是，199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由美国、丹麦、英国等15个国家提出的“中国人权状况”议案在审议程序中被否决，这是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第七次遭到失败。为什么七次提出，七次失败？个中缘由，不能不令充当“人权法官”的美国深省。美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人权外交”合者甚寡。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人权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已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和赞扬。
现在，“尽管两国未能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但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的对话讨论这一问题，两国同意就非政府人权论坛的结构和作用进行讨论”〔3〕。可见， 在人权问题上，中美两国是在存人权分歧之“异”的基础上，谋求双方关系面向21世纪的新发展。正因如此，才有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声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在人权领域的一大成功。当然，人权问题仍将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问题，而非一个声明或一二次会议所能解决。
第三，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美国政府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彻底洗刷了一个半世纪的民族耻辱，显示了早已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美国国会曾主张打香港“新王牌”，积极插手香港事务，企图取代英国成为香港事务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因素。早在1992年就炮制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向国会提交关于“香港民主制度进展”的情况报告，并据此不断调整对港政策。1997年3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香港回归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如发现香港今后“不能保持充分的政治和经济自治”，应对港实行贸易制裁。由保守强硬派和自由派控制的美国舆论界也对香港回归指手划脚。甚至一些政客提出将香港问题同美国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这实际上是一石两鸟的主张，既破坏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的稳定，又阻拦克林顿政府宣布的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在国会审议通过。在此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不得不宣布在应邀参加香港回归庆典时，不出席香港临时立法会的就职典礼，以应付国内强硬派的围攻。从5月下旬起， 国会在香港问题上的政治风向出现了微妙变化：主张将香港问题同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的鼓噪声有所减弱，认为挂钩未必真能改变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美国主流传媒的反华声浪有所收敛。《华盛顿时报》等有影响报刊的报道和评论认为，香港人本身对回归后的自由、民主并不象美国人那样担忧，他们能接受中国政府的政策。
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强调中美两国在香港回归中的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并不打算让香港问题成为与中国进行争吵的新领域，明确表示将支持香港的平稳过渡。
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的微妙变化以及美国政府的谨慎合作态度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不愿其在香港的重要经济利益受损。香港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经济活动场所，总投资额达130亿美元。 香港在美国出口市场中居第11位，是美国第13大贸易伙伴。1996 年美国对香港的出口额为140多亿美元，美国输往中国内地的货物中有42%，中国内地出口美国的货物中有60%经由香港运输。每年美国海军约有70艘军舰在港休整。这样重要的经济利益必然要求美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香港的回归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份量”。二是中国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保护外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的政策，既保证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又赢得了港人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高度赞誉。如果美国公开与我作对，不仅有损其国际形象，也不利于美国从全局考虑处理中美关系。因此，克制和合作的态度是最现实的选择。
就外交意义而言，150 年前香港及其岛屿主权的丧失是中国外交的重大失败。今天，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正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它预示着中国外交将在澳门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四，中国经济外交游刃有余，美国被迫取消对华制裁。近年来，尽管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因受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影响而出现大起大落，但两国经贸关系却有了长足发展。建交的1979年两国的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1996年已达428.4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金额142美元，投资项目2万多个。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有 200多家与中国有经贸合作关系〔 4〕。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经贸关系不断加深，贸易不平衡问题日渐突出。由于中方的顺差数字被大大夸大，美国便以此为借口，扬言对华实行贸易制裁。美国动辄以制裁相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为了反对制裁，中国利用进出口贸易的多元化来增强谈判中的实力，从而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为例，在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下，该公司的生产减少一半。由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定货，才使得这一公司摆脱困境。当美国扬言制裁中国时，中国向欧洲空中客车订购了30架喷气式客机，并提供给该公司制造一种新型飞机的权力。中国还宣布到2000年将进口240架喷气式飞机。显然， 如美国政府不放弃制裁措施，这些定货单将落入欧洲空中客车之手，而首当受损的是波音飞机公司。这样，通过波音公司的抱怨与游说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压力，自然减少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扩大与日本和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及俄罗斯间的贸易往来，努力减少和遏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利影响，致使美国的制裁政策越来越显得孤掌难鸣。
中国在经济交往中，利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同构性，利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采取“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灵活政策，既扩大了与美国的盟国间经济往来，又迫使美国取消对华贸易制裁，并坐到谈判桌前。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最惠国待遇问题是一个长期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本来，贸易最惠国待遇是一种正常的、对等的非歧视性贸易安排，并非是一国给予另一国的优遇，更非恩惠。然而，美国却不断在此问题上作文章，要么与人权问题挂钩，要么每年讨论一次，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朗：“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核心，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的情况最终发生，中国经济照样发展，改革开放照样进行。中国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5〕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工作， 除了不断向美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阐明两国近年来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最惠国待遇是双方贸易的基础之外，还从减少贸易逆差方面作出努力。
现在，美国朝野已普遍认识到，最惠国待遇问题已不是单方面给予中国的“恩惠”，而是美国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许多议员表示支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一些议员主张永久性延长。在1997年5 月的国会与政府就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中已没有了往年的激烈势头。其原因，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言：“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遭受约6亿美元的损失。 ”“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将会导致中国对美的报复，也会使中国的市场向美国的竞争者们敞开。”〔6〕
总之，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中国外交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全力维护本国利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越来越显示其无限的商机魅力，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实力。中国并未把所有的“外交鸡蛋”放入美国一个篮子里，这又增加了与美国打交道的筹码，使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进一步扩大。在当前经济因素成为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间的关系）中重要因素的情况下，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美国，必然要调整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关系。
第五，中国坚持永远不称霸的立场，美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瓦解时，美国曾有一股思潮认为中国亦将迅速崩溃。当中国并未重蹈苏东之覆辙，而是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时，美国又有人惊慌失措，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美中冲突即将到来。如何驳斥“中国威胁论”，消除其影响和疑虑，如何让美国及西方大国正确认识中国，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外交场合反复重申中国不称霸的立场。
1997年5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驻京记者陈梦兰（Andrea Koppel ）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中美两国要发生冲突。中国在历史上饱经外国侵略扩张之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爱和平，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要努力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一个长期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自卫性质。”〔7〕4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联合举办的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没有扩张的传统，从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从没有向海外派驻一兵一卒。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的国防政策完全是防御性的。1996年中国国防开支预算约87亿美元，人均7美元。 与美国的国防预算2600亿美元和人均996美元相比，相差甚远。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没有能力也不需要威胁任何人，即使今后强大起来，也不会谋求霸权。
中国还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同各国进行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接触中，充分展示自己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立场。中国已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国的武器出口，在国际武器市场上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与占国际武器市场60%的美国无法相比。
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采取和平外交行动，对“中国威胁论”是最好的驳斥。此论调在喧嚣一时之后，势头已减。现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及有识之士都在重新认识中国，重新界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在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时，讽刺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比中国自身变化得更快。”他认为，“中国威胁论”是缺乏依据的，是肤浅的〔8〕。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撰文说， 美国不应用冷战思维对待中国，因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冷战时苏联式的挑战……”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两国不能对抗，“否则对双方都是得不偿失”，“孤立和削弱中国的政策将是灾难性的”〔9〕。
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是在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方面可望发挥作用的大国，必须坚持不断地重视中美关系，在双方存在分歧的同时仍有很多共同利益。如“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在加强双边经济发展、贸易、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10〕。
美国政府业已认识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既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可见，美国正在重新认识中国。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身利益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中国外交的成功，无疑是美国改弦更张的重要驱动力。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外交较量归根到底是实力的对比。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归根到底是以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为实力依托的外交的成功。对此，笔者愿以西方的评论来结束本文：“世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格局：中国说话时，世界都在倾听”〔11〕。
注释：
〔1〕华盛顿1997年10月24日电。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
〔3〕〔10〕《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29日。
〔4〕《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0日第6版。
〔5〕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版，第481页。
〔6〕路透社华盛顿1997年5月19日电。
〔7〕新华社北京1997年5月9日报道。
〔8 〕[美]哈里·哈丁：《红星在东方升起》（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引自《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202页。
〔9〕美国《休斯敦纪事报》1997年11月9日。
〔11〕香港《文汇报》1997年1月9日，译自日本《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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