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别开生面的逻辑学论著——评《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学论文,别开生面论文,一本论文,论著论文,人工智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次协调逻辑最早是从‘谈判中的逻辑’产生出来的。几个人一起参加一个会议，讨论一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分歧会很大，即使对于同一个名词、概念，个人出自不同的立场也可以做出极不相同的解释。要把会谈结果统一成一致的意见是极为困难的，完全的协调性是做不到的。然而，老练的外交家们却善于‘求同存异’，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周恩来语），在会谈中达成相对的谅解，或者说求得某种‘弱的协调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次协调性。例如，1972年在上海的‘中美会谈’中同样碰到了难题。周恩来坚持，中国大陆的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只是这个唯一的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政府此刻与台湾尚未脱离外交关系。通常在会谈双方都坚持各自的原则立场而分歧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要寻求协调性是很伤脑筋的事。后来，协调大师周恩来和机灵的外交家基辛格终于找到了大家只要退让一步就都可以接受的协调点（更准确地说是‘次协调点’）。这就是此后写到中美公报里去的那句话，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政府对此不持异议。这份文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所提出的原则至今仍为双方恪守。上海公报实际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跨越那分开中美两国的16000英里和22年的敌对状态。这里包含着最明显不过的次协调精神——在矛盾中求协调。”（见该书第3-4页）这是《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桂起权、陈自立、朱福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开篇的一个片段。它以浅显的笔触描述了次协调逻辑的深刻思想。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是近30年来兴起于国际逻辑界的一种新思潮。它是作为一种颇带革命性的非经典逻辑而出现的。在逻辑哲学中，非经典逻辑被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扩展逻辑，另一类是异常逻辑。扩展逻辑可以看作是原有经典逻辑的改良和扩充，它不触动经典逻辑的基本公理和规则，只是增加某些新的算子（如模态或时态算子）以及相应的公理和规则。异常逻辑可以看作经典逻辑的革命性改造，因为它尽管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或相近的术语，但它从根本上触动和修改了经典逻辑的公理和规则。次协调逻辑属于异常逻辑。因为它触动了在经典逻辑中从来就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矛盾律，修改了否定词的经典概念。我们知道，经典逻辑把矛盾律视作不可动摇的基础。然而，从非经典逻辑的眼光看，在矛盾律失去普遍有效性即放宽限制之后，人类思维也不会陷入语无伦次的境地。“次协调逻辑”这个术语意味着，新逻辑的协调性仅次于经典逻辑，但又高于完全不协调逻辑。换句话说，在新逻辑中当矛盾的有效性减弱之后，仍能保持一种稍逊的协调性。逻辑所应有的确定性、明确性、前后一贯性和论证力量可以依然如故。
次协调逻辑是20世纪下半叶逻辑学上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冯·赖特语）。次协调逻辑的创始人达科斯塔则认为，在我们这个文化彻底变革的时代，次协调逻辑可以说是最有革命性的进步之一（见该书的序）。遗憾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像次协调逻辑这样的非经典逻辑，还必须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这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次协调逻辑与其他类型的非经典逻辑存在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与辩证逻辑、相干逻辑、时态逻辑、量子逻辑等有紧密的联系。这样，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近30年来，它吸引了一大批逻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投入研究。巴西、澳大利亚、东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积极参与这个新领域的研究。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早在1982年的昆明会议上，桂起权教授就发表了《对应原理对辩证逻辑的作用》，认为应当把辩证逻辑看作一种非经典逻辑，因为它与经典逻辑的关系满足“对应原理”。同年，赵总宽教授发表了《再论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讨论了对辩证矛盾命题进行形式刻画的可能性。周北海教授发表论文《辩证命题逻辑FDL及其形式系统FD》对辩证逻辑的形式化作了有益的探索，张清宇研究员、郭世铭教授、李小五教授在《哲学逻辑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包括次协调逻辑在内的哲学逻辑。但是，在这方面一直在做卓有成效工作的学者是桂起权、陈自立、陈晓平等。他们对于次协调逻辑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研究。1992年，桂起权、陈晓平发表《辩证逻辑形式化研究纲领》，提出了“有限目标”的形式化弱纲领，与赵总宽的“普遍目标”的强纲领适成对照。2002年，耗费作者十多年心血的《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终于面世。《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国际新思潮——次协调逻辑思想的专著，内容全部采自新逻辑创始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观点十分新颖。它又是我国人工智能界第一本关于不协调推理思想的创新之作。该书确立的新逻辑系统在计算机推理中的应用研究在我国还鲜为人知。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探讨次协调逻辑的基本原理。内容包括历史背景、现实原型、达科斯塔的次协调逻辑、次协调逻辑的其他分支（如次协调道义逻辑、次协调辩证逻辑）、次协调逻辑的哲学意义，等等。这部分穿插了不少生动有趣的案例，例如，海峡两岸警方首次合作，解决某杀人犯窗口移交的法律难题的案例；在《让房》故事中关于协调‘母亲’与‘小妈’之间的令人尴尬的矛盾的描述，等等。作为我国次协调逻辑研究的专家，桂起权教授把深刻的逻辑原理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使之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尤其适合于普通读者，读后让人耳目一新。第二编是对于次协调逻辑的改造和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桂起权等学者不仅探讨了次协调逻辑的基本原理，介绍了国外次协调逻辑的理论，包括达科斯塔的次协调逻辑、次协调道义逻辑、次协调辩证逻辑等；而且对手次协调逻辑作了全面的改造和创新。他们在创建次协调的相干逻辑、次协调性模糊逻辑、次协调逻辑其他新公理系统以及扩展限悖论逻辑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了实现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弱纲领，桂起权和陈自立合作构造了“有限目标的辩证公理系统DLA及DLB”(1995)。这是建立在次协调逻辑（不允许从前件得出不相干的后件），模糊逻辑（不承认A与非A之间总是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基础上的辩证逻辑。作者还建立了引入次协调处理方法的规范逻辑及法律逻辑的新系统。这个新系统是相干的，次协调的，而且消除了罗斯悖论。所谓罗斯悖论（怪论）是丹麦法学家罗斯发现的邮寄悖论。其大意是：如果允许将经典逻辑和经典模态逻辑的公理A→A∨B，□A→□(A∨B)直接移植到规范逻辑中去（式中的“□”读作“必然”），那么在规范逻辑中将会得出“△A→△(A∨B)”（Δ读作“必须”）这样一个结论。可是它却是一个怪论，因为这个公式可以实例化为：“如果必须把信寄出，则必须‘把信寄出或把信烧掉’”，就有悖于寄信的本意，这就是著名的罗斯邮寄悖论。以后，又发现更多相关的怪论，使规范逻辑的基础受到怀疑与非议。50多年过去了，规范逻辑一直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作者借助次协调处理方法而确立的规范逻辑及法律逻辑的新系统，不仅消除了罗斯悖论以及相关悖论，而且确立了排除悖论的定理。这一编的建构系统工作主要由构造形式系统的能手陈自立完成。由于工程技术人员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他在建构系统时，时刻不忘面向计算机编程和机器实现。这就使得该书的实用性大大增强而适用面较为宽广。而桂起权对新建形式系统所做的逻辑哲学阐释则使之更有哲学意韵。第三编探讨次协调逻辑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的应用。阐释了在不协调知识库中次协调逻辑的应用以及次协调逻辑自动定理的证明。这部分主要由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朱福喜副教授完成。他在这方面造诣颇深，使他在阐释次协调逻辑的应用时游刃有余。全书渗透了逻辑哲学的精细分析精神，体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相互渗透的鲜明特色。
该书作者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非正统色彩。例如，桂起权提出的以处理“次协调矛盾”为核心的辩证逻辑形式化纲领，陈自立提倡的将语义与句法融为一炉的“语义推断”，关于沟通公理系与自然演绎的“纯规则公理系”，关于价值判断有独特的推理逻辑，关于模糊逻辑仍有弱化的逆否律、反证律等新奇思想，也许只是一家之言，甚至包含“野性思维”的成分，但它也许就是创新思维的原动力。
由此可见，《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是作者20年关于逻辑研究与教学的思考、实践的结晶，它可读、易读、很值得一读。该书不仅可以作为逻辑学和相关各学科的研究生教材，而且可以供逻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法学、伦理学、哲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研究人员参考，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读者的需求。
收稿日期：2003-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