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经历会导致农村青年收入溢价吗？
——以CFPS2010调查9628个样本为例
王 兵 杨 宝*
摘 要 ：文章基于CFPS2010调查的9628个农村男性数据，研究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并以“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去除了内生性问题引起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参军经历显著增加了个人收入，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退伍军人的收入高于没有参军者35.5%。进一步分析表明，(1)农村退伍军人更容易获得城镇就业机会，而城镇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人收入;(2)农村退伍军人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也显著促进了个人收入。因此，文章创新地发现了参军经历通过“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两个中介渠道影响个人收入。
关键词 ：参军经历 收入溢价 城镇就业 社会网络
一、引言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生不同时期发生的关键事件(如升学、结婚、工作等)对个人的未来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EIder，1998)。对于中国农村的男性青年而言，参军是接受高等教育之外走出农门获得职业成功的重要途径(汪建华，2010)。参军入伍不仅可以打破常规的职业发展轨迹，甚至还会连带地影响其婚姻、教育及未来的职业选择，可谓生命历程的关键事件(Angrist and Krueger，1994)。少量研究发现，退伍的中国农村男性在获得城镇户口、入党以及担任村干部等方面均有显著优势(Wu and Treiman，2004；张春妮，2015)。然而，参军经历对其个人收入的影响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换言之，中国农村男性青年的参军经历是否能够带来收入溢价？
主流西方学者对参加二战和越战的退伍军人的研究表明，与同年龄段没有参军经历的人群相比，参军经历与其退伍之后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Tray，1982；Sampson and Laub，1996)。但是，部分学者在处理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参军经历对退伍之后的收入却是负向影响(Teachman and Call，1996；Angrist，1990)。后来对于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参战经历使其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收入都低于同龄人水平(Hirsch and Mehay，2003)。也有研究在加入种族和教育程度之后发现，黑人或教育水平较低者参加越战却是可以增加收入(Berger and Hirtsh，1983)。综合来看，参军经历对于退伍之后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存在较大争议。对于中国而言，参军经历到底导致“收入溢价”还是“收入惩罚”？这个问题更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CFPS2010的我国农村男性数据研究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我国的义务兵役以自愿入伍为原则，入伍之前面临身体素质检查、思想政治考核等严格的筛选，退役之后也将得到优抚优待。这些特征使其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那么西方的研究结论能否解释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待检验？此外，国内学者对退伍军人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既存的研究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参军经历只是常规的控制变量，而不是重要的自变量。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采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去除内生性问题之后，农村退伍军人的收入依然高于未参军者35.5%；发现参军经历通过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两个中介变量来影响个人收入。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问题提出；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模型和方法；第四部分根据CFPS2010数据分析参军经历对其个人收入的影响，进而分析具体的影响渠道； 第五部分选择工具变量，克服个人能力、家庭背景等内生性因素之后修正估计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参军经历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Diamant et al.，2009；Angirst，1998)。参军入伍作为一个关键事件对青年人的人生轨迹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资源匮乏状态的青年，参军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网络及向上流动的机会(Sampson and Laub，1996)。在中国而言，张春妮(2015)通过CGSS数据分析发现参军经历对教育、婚姻、入党、房产和职业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就业机会、收入、社会保障要远远强于农村，农村青年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的主要路径只有参军与上学。
近年来，参军经历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持续地被学者们关注(Teachman and Tedrow，2007；Maclean，2016)。其中，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成为了该领域的主流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参军经历可以积累一些劳动力市场中有用的技术、能力和素质，这些要素又是取得更高收入的关键变量(Regan and Oaxaca，2009)。因此，“参军经历”就成为了雇主筛选人力资源的一个显性信号，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拥有各种能力素质还有着坚强不屈的精神意志，使其能够快速适应今后的工作(Goldberg and Warner，1987)。还有研究表明，不同群体的退伍军人的收入效应存在较为显著的异质性；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在青年时期很难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而参军经历可以有效地增加这种机会，所增加的人力资本对其获得更高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Magnum and Ball，1989)。与此同时，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种资源，强大的社会网络在就业时可以帮助求职者谋求更高待遇的工作(Bian，1997；章元等，2012)。我国义务兵役军人在退伍时不仅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工作安置(马福云、张晓玉，2007)，他们在部队里形成的战友和人脉等社会网络也能有助于其获得较为合适的工作。因此，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提出假设1：
将发酵至70°T的酸奶分装置于6℃冰箱冷藏，测定第1、5、10、15、20、25 d的酸度,每次实验重复3次，实验结果取平均值。
地位获得理论关注职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基本过程(Blau and Duncan，1967)。在此视角下参军被看作是调整地位获得的偶然事件。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群体和缺乏教育的人来说，参军入伍所带来的地位改变要比其他人的收益更多(Angrist and Krueger，1994)。面对我国突出的城乡就业的收入差距，如果农村青年能够获得城镇就业机会，那么他们的收入状况远胜于非城镇就业的群体。然而，国家对待退伍军人惯常性地采取直接分配到国有单位或者公共部门工作，或者通过加分等措施鼓励其升学或考取公务员，无论如何他们更容易获得城镇就业机会(汪建华，2011)。因此，对于中国农村青年而言，参军成为其获得城镇就业的重要渠道，即城镇就业可以部分解释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青年中有过参军经历者可以取得更高的收入。
叶晓晓慌慌张张地奔到南京路二医院，夏奶奶突然脱水中风了，幸亏离医院不远，叶之容慌慌张张地送来了，但还在手术室内抢救。夏天茫然无力地坐在手术室外，他的爸爸妈妈也来了，穿着华丽的衣服担心着公司的生意，他们和夏天坐得很远，夏天是他们完美人生上的一处败笔，他的存在时时提醒着他们这一隐痛。不一会儿，妈妈回公司了，她要去打点她的生意。爸爸夏育之终于坐到夏天身边了，他伸出手握住儿子的手，咬了咬牙，用力地握住了。
Ln (income )=u 1Age +u 2Age 2+δ 1veteran +γX +ε
然而，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社会网络可以有效促进就业水平，提升工资待遇(Lin，1999)。参军时积累的战友情谊支撑着独特的社会圈子，同时各个地方政府对退伍军人的支持也构成了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即使农村青年退伍之后没有得到政府安置而回到原籍，也有更多的渠道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因此，相对于没有参军者而言，参军经历所积累的社会资本更加有助于其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由此提出假设3：
用SPSS24.0软件展开数据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形式表示，计算以t检验为主，P＜0.05，具统计学差异。
纱线条干不匀常以质量不匀率(线密度不匀率、条下不匀率)、直径不匀率和捻度不匀率等不同的形式表现，其中直径不匀率对纺织品外观质量的影响最突出[1]，直径不匀率是由于纱线表面有形状不规则的突出物。目前没有相关文献对纱线表面突出物进行详细的描述。迟开龙、潘如如以4种不同规格的纯棉纱线为例，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检测纱线条干不匀率的方法，并发现纱线表面具有突起[2]。毛羽作为纱线突出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国外对纱线毛羽有了一定的研究。Zheng-Xue和Tang研究了环锭纺毛羽对纱线表面摩擦系数的影响，发现表面摩擦系数随着锭速增加而减小，当锭速达到一定程度，表面摩擦系数趋向于零[3]。
三、数据、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CFPS2010成人卷的数据。其样本分布在我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覆盖全国95%的人口，共采访14960个家庭中的33600个成人。为了研究参军经历对农村青年个人收入的影响，我们选择出生时是农村户籍的样本。由于拥有参军经历的女性比例不足3%，因此我们选择农村男性作为样本。问卷中有12岁时户口类型的题项，一般的参军年龄在18周岁左右，而在12-18周岁期间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处于上学状态，因此本文假设在12-18周岁未发生户口的变化，故选择12岁时户口为农村户籍的男性为样本。另外，由于60岁以上的农村退伍军人可以获得国家的补助，这类样本的工资收入存在测量偏差，因此我们选择20-59周岁的样本。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样本即为20-59周岁从小为农村户口的男性，共有9628个样本，其中有过参军经历的有402个。
(二)方法与变量
为了检验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参照阿里森(Allison，1994)关于收入的研究模型，本文设定如下方程(1)：
假设2：参军经历通过获取城镇就业影响收入，退伍军人更容易获得城镇就业，城镇就业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1)
其中Ln (income )为收入对数，收入分为经营收入、非经营收入和补贴，经营收入(仅计算个人份额)主要包括个人农地收入和自我经营的生意收入。非经营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兼职收入、其他收入、单位发放实物折合现金等。补贴包括从政府或社会获得的救济金、补贴款等。对于三项收入加总得到总收入，本研究采用通用的收入对数形式作为因变量。Age 是个人的年龄，Age 2指个人年龄的平方，之所以将Age ，Age 2一起放入方程是由于已有研究证明个人收入曲线是向下开口的抛物线，取得收入的巅峰一般在40岁左右，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会降低(Bertrand et al.，2015)。因此选择加入二次项，以到达更加准确的模拟收入曲线。veteran 表示是否参军，取值为1，表示有过参军经历，取值为0表示没有参军经历。X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了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民族等个人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ε 为残差项。主要的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表 1变量描述表
收入对数变量，最小为4.61，最大为13.59，均值为8.581，平均收入为13727元。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1岁。样本中有402个人参军，参军经历变量均值为0.04。教育年限最小为0，最大为22年，平均为7.43年。85.5%的样本处于在婚状态，14.5%的样本未婚或者离异、丧偶。样本中有城市户口的比例为15.8%，而在城市工作的比例为36.1%；少数民族样本占了9%，与全国人口中少数民族的比例相当(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比例8.49%)。在全部样本中1950年代出生的人26.7%，1960年代出生的人比例为32.4%，1970年代出生的人比例为23.2%，1980年代出生的人比例为17.7%。
在控制了上述变量后δ 1可以看作是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简化型效应，包括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直接效应，及参军经历通过各个渠道变量对个人收入的间接影响。本研究的渠道变量是指受参军经历的影响或决定并转而影响个人收入的变量。采用Muney(2010)的方法，在方程(1)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我们所关注的渠道变量M ，重新对个人收入进行估计：得到方程2：
Ln (income )=v 1Age +v 2Age 2+δ 2veteran +ηX +κM +ε 2
(2)
2.社会网络
远程教学环境下课程设计的出发点虽然与常规教学环境中的一致，但是，由于面对成人学生，教与学在时空上分离，在进行课程设计时通常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参军经历对收入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从小户口在农村的男性在经历参军等重大事件之后，将来的收入会发生改变。本文首先分析直接关系，以参军经历为自变量，收入对数为因变量，表2模型1多元回归模拟发现参军经历者的收入高出没有参军经历者25.9%，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根据已有研究预设年龄为二次项形式影响收入，二次项系数为-0.002，一次项系数为0.159，因此收入的年龄巅峰期为39.75岁(系数计算方式为-b/2a)，在控制了年龄、年龄平方之后退役军人的收入仍然高出未参军者51.9%。
表2模型3引入了婚姻状态、少数民族、以及出生年代等控制变量，其中婚姻状态变量中，已婚赋值为1，未婚、离异、丧偶等赋值为0；少数民族变量中55个少数民族赋值为1，汉族赋值为0；出生年代采用了3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1960年代出生，1970年代出生，1980年代出生，然后将这三个变量与1950年代出生的男性做对比。模型3模拟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已婚男样本收入高于未婚、离异、丧偶者71.7%，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的方向与已有研究相同(王智波、李长洪，2016)，但显示结果更加强烈。少数民族的样本收入低于汉族59.2%，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各个年代出生的样本之间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
132例MCN中，MCN-IC 17例，占12.88%，恶性比例与文献[8]报道(6%～36%)相符。严格以OS为诊断必要条件，将混入的分支胰管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branch-duct 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BD-IPMN)排除后，MCN总体恶性比例降低，长期预后改善[9-10]。
表 2参军经历与收入的回归结果
(二)参军经历影响收入的渠道
1.城镇就业
假设3：参军经历通过社会网络影响收入，参军经历使得参军入伍者有更广的社会网络，更广的社会网络有利于获得高收入的工作机会。
为了分析参军经历与城镇就业的关系，本文将在城镇工作赋值为1，没有在城镇工作则赋值为0。以城镇就业为因变量，参军经历为自变量做二元Logistic分析，控制其他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663，显著性水平0.00，说明参军经历变量和城镇就业变量高度相关。以个人收入对数为因变量，城镇就业为自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控制其他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影响系数为0.823，显著性水平为0.00，说明城镇就业变量与个人收入变量高度相关。
于洪：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财税理论与政策
在表2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引入城镇就业变量。引入城镇就业变量后，对表2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就业对于收入影响显著，在城镇就业的样本比未在城镇就业的样本收入高83.0%，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与此同时，自变量参军经历的影响系数从0.464下降到0.224，显著性水平较模型3下降。
素土挤密桩是通过成孔设备所产生的横向挤压作用形成桩孔，桩孔内的土被挤向四周，使桩间土得以挤密，然后将备好的素土分层填入桩孔内，并分层夯实至设计标高。挤密的桩间土和密实的桩体土两者共同组合形成复合地基，共同承受基础的上部荷载，以消除地基土湿陷性、安全性、沉降性问题为目的，以土治土就地取材的办法提高承载力。
中介变量辨别需要四个条件，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自变量与中介变量显著相关，中介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且影响系数降低(巴比，2011)。综上所述参军经历与个人收入显著相关，参军经历与城镇就业显著相关，城镇就业与个人收入高度相关，控制城镇就业之后，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系数下降，且模型估计显著性水平下降。因此城镇就业是参军经历和个人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同样根据程令国等(2015)的解释，城镇就业可以解释参军对收入影响的51.7%。
本文所关注的渠道变量包括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两个变量，城镇就业主要考察人力资本理论假说，社会网络考察社会资本理论假说。方程(2)除了增加渠道变量M 之外，其他设置与方程(1)完全相同，因此两个方程估计的系数可以比较。参考程令国等(2015)的证明，1-δ 2/δ 1是我们所关注的渠道变量M 在解释参军经历对收入水平的作用中所占的比重。例如要研究社会网络在参军经历对收入水平影响所起的作用，首先对方程(1)进行估计，可能得到的系数δ 1为0.3，加入社会网络变量之后再对方程(2)进行估计，可能得到δ 2为0.15，那么1-δ 2/δ 1就是0.5，也就是说社会网络在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影响所起的作用为50%。
按照马继迁、郑宇清(2016)的做法，将农户过年的拜年数量作为衡量个人社会网络的指标。分析参军经历与社会网络，以社会网络为因变量，参军经历为自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控制其他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052，显著性水平0.00，说明参军经历变量和社会网络变量高度相关。以个人收入对数为因变量，社会网络为自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控制其他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影响系数为0.029，显著性水平为0.00，说明社会网络变量与个人收入变量高度相关。
在表2模型3的基础上，表2模型5加入社会网络变量，社会网络对收入的影响显著，社会网络每增加1个单位，收入可以增加3.1%。加入社会网络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参军经历变量系数从0.464下降到0.332，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参军经历与个人收入显著相关，参军经历与社会网络显著相关，社会网络与个人收入高度相关，控制社会网络之后，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系数下降，且模型估计显著性水平下降，因此可以认为社会网络是参军经历与个人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程令国等(2015)给出了逐步引入变量的解释能力的证明，认为系数的变化率为新引入变量的解释能力，因此社会网络可以解释参军对收入影响的28.4%((0.464-0.332)/0.464)，社会网络是参军经历影响收入的重要渠道。
对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在城镇就业的样本社会网络显著比农村就业的样本的社会网络取值高出1.326，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由于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之间存在相关性从而共同作用于个人收入，将两个渠道变量同时引入模型3，可以得到模型6，以此可以分析两个变量的相互影响。对表2模型6分析，结果显示，自变量系数从0.464下降到0.189，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两个变量可以解释参军经历对收入影响的59.3%((0.464-0.189)/0.464)，这一数字小于两个变量各自独立解释之和，说明两个变量并不独立。
五、内生性检验
参军的男性不是所有农村适龄男子的随机集合。逻辑上讲，农村青年能够当兵入伍就表明他们具备了优于那些未当兵同龄人的某些条件(例如，动机，纪律或能力等因素)，而这些条件也许会影响其未来的收入。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这些不能准确测量的因素笼统的归纳于参军经历所引起来的，就可能存在误判。参军入伍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必须达到最低标准，征兵体检和各种测试保证入伍的士兵至少具有合格的身体素质。而身体不合格或者其他智力因素不达标者会被排除在征兵范围之内。另外长期以来在我国地区，当兵入伍不仅是光荣的，也是大家都争相争取的机会。所以家庭背景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征兵结果，而家庭背景对于收入的影响早已被学者们所证明。由于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出现，参军入伍的收入效应测量可能会出现偏差。Angrist(1998)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越南战争时期和志愿兵役制时期的退伍军人，自我选择性对于确定退伍军人和非退伍军人之间收入差异很重要，未考察选择性会导致对参军服役对后续收入的影响的估计偏差。
本文采用文革时期父亲的成分作为参军经历的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按照政府1950年颁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精神，我国农村地区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即根据当时中国的土改现状和需要，将农村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和下中农”。然后将地主和富农所拥有的大部分私有土地和财产没收并分配给其他贫农和下中农(章元、陆铭，2009)，那些曾在旧中国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贫农和下中农成了“红色阶级”，而地主和富农成了“黑色阶级”。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其中贫下中农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其子弟在当时当兵和入学上具有优先权。成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家庭出生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排除在当兵的范围之外，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政治优先的当兵入伍的问题上，家庭成分问题才得到一定的缓解。因此家庭成分应当与当兵的机会高度相关，可以使用家庭成分作为参军经历的工具变量。另外家庭成分划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内阶级流动频繁，原来的阶级划分没有成为新的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分层标准(张文宏、刘琳，2013)。至少，现在的收入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家庭成分的划分，而且其他的控制变量如婚姻、民族等也不会影响到当初的成分划分。所以本文以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表 3家庭成分对参军机会的回归结果
以参军经历为因变量，家庭成分作为自变量做logistic回归分析。“贫下中农”赋值为1，其他群体赋值为0。年龄、出生时代和民族作为控制变量。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3显示，贫下中农当兵的机会比中农以上的成分高出72.8%，家庭成分和参军经历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
采用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对参军经历对收入影响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去除内生性影响，有参军经历者的收入高于没有参军经历者35.5%，显著性水平为0.071，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Cragg-Donald Wald检验的F值为221.2，都大于显著性程度为1%的临界值，这证明本研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成分作为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估计的工具变量虽然通过了检验，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改革开放之后家庭成分逐步不再作为参军入伍的政治条件，对于当兵的机会影响逐步减弱，具体到哪一年份没有影响，难以说清楚，这是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的缺点。
表 4参军经历对收入的影响 (2SLS模型 )
六、结论
本研究基于CFPS2010数据中9628个从小具有农村户口且处于20-59岁的男性为样本，检验了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参军经历可以显著增加他们职业中各个时点的收入，控制年龄、民族、婚姻等变量之后影响，农村退伍军人的收入依然高于未参军者46.4%。即使以文革期间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去除内生性问题之后，农村退伍军人的收入依然高于为参军者35.5%。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参军经历通过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来影响未来收入。第一，有参军经历的农村户口的男性通过就业安置、考学等方式更容易获取城镇就业，而能够在城镇就业可以在获取收入方面更具优势，城镇就业是参军经历与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第二，有过参军经历的农村户口有更广的社会网络，更广的社会网络可以使其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社会网络是参军经历与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
本文发现参军经历可以显著提高其个人的收入水平，这也侧面验证了为何农村地区的父母费尽周折地要送子女参军锻炼的事实。目前我国退伍军人安置工作逐步制度化，职业军人服役期间可以获得体面收入，退役之后也会有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提供各种培训来提升就业能力。本文的结论可以提供以下建议：第一，由于现在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因此可以允许并鼓励退伍军人获取除少数特大城市之外的城镇户口，退伍军人获取城镇户口不仅提升自身就业，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也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第二，鼓励退伍军人在城镇就业，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的工作机会和工资待遇都不如城市，因此各地方政府应该统筹城乡户口的退伍军人，通过介绍工作、提供创业环境等方式鼓励农村退伍军人真正在城市内工作生活下去。
作者从中国知网查询结果显示，截止到2018年8月，目前有关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研究方面的文章共计572篇，其中硕博士学位论文57篇，详见下表1。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及自我管理行为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表明以网络健康护理方式对四肢骨折术后患者进行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自我效能及管理能力,并可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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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ilitary Experience Lead to Income Premium ?
Wang Bing Yang Bao
Abstract : There are still many debates about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perience on income. Joining the army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career for Chinese rural men. Based on the data of 9628 rural men surveyed by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0,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perience on personal income, which add new insights to the theory of military economics.
The paper employs the OLS methods to model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on income while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Mediator variables are added into the equation to test whether the mediation is established, and how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affects individual income through the mediator variables.
However,those who join the army are not a random collection of rural men of all the ages, therefore there is an endogenous problem. These rural youth possess better basic conditions (such as motivation, discipline or ability) than those who are not recruited into the military, which conditions even affect their future income. Nevertheless, family backgrounds that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soldier can be used as an instrument variable for military experience. The division of family backgrounds began in the 1950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lass flow in the countryside was frequent. The original class division did not become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andard in the new market economy period. That means current income will not affect the division of the original family background. In addition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marriage, ethnicity, etc. don’t affect the original background division. Therefore, family background is a valid instrument variable and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was used to remove the estimation bias caused by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The study manifests that military experienc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ruralmen’s income by 35.5%. There are two paths to affect the income levels. Firstly, according to human capital theory, veterans in rural area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urban employment through employment placement and examinations, while urban employment is more advantageous in obtaining income. Urban employment is a mediator variable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joining the army and personal income. Secondly, in term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ere are broader social networks for veterans in rural areas. Broader social networks can have higher incomes, and social networks are the mediating variable between joining the army and individual income. Military experienc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personal income, which also confirms the observation that parents in rural areas try their best to send the children to the army.
Keywords : Military Experience; Income Premium; Urban Employment; Social network.
DOI： 10.19592/j.cnki.scje.351496
JEL分类号： J31,O15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249(2019)01-137-12
*王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E-mail:wangbing@nwsuaf.edu.cn，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西农路22号2号信箱，邮编: 712100; 杨宝(通讯作者)，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E-mail: yangbaoruc@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A区公共管理学院，邮编: 400044。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谢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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