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外延增长和内含增长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其判定依据可以与资本价值增减有关，也可以与资本价值增长无关。而且，在每一种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选择依据上几乎是不重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充分考虑到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及其社会供给的特殊优势，生产要素的历史发育水平及其融入市场和并入资本的历史水平，要素组合所追逐的效益，以及经济增长受法律保护的历史程度等因素，依照在经济上效益最大化所做出的任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选择都是合理的。基于上述原则，作者强调指出，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过程中，应当依据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条件，以及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所处的一个较低的历史阶段，做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增长方式，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而把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仅仅理解为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转变，进而把外延增长、相放增长等同于劳动密集型，并倡导废弃劳动密集型，是增长方式选择的误区。文章最后，对资本、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巨大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一、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依据与误区
（一）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概念的内涵及其选择依据
在马克思的论著中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在他谈到扩大再生产的形成原因或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采用的方法时，引出的是外延上扩大和内含上扩大两个范畴。后人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方式时，把前者称为外延增长，后者称为内含增长，并且成为最近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讨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外延增长和内含增长概念的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外延和内含增长是一个生产的地域扩张与否的概念。马克思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了。”[1]“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2]可见，外延和内含增长二者划分的依据显然是由资本投入增长所引起的一个地域的扩张与否的理论界定问题。在这里，在既定的生产场所之外增添新工厂而引起地域的扩张则是外延增长，在原有生产的地域内扩大生产规模则属于内含增长。不管外延增长和内含增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以资本增长为前提。这就是说资本投入增长的回避不是经济增长过程的约束，只要地域的绝对扩大为产业发展所必需，而且地域扩大不受土地资源供给的限制，并且地域的扩大成本为资本所接受，那么选择外延增长是合理的。反之，地域的扩大受到土地资源和价格的制限制，而且产业发展对资本密度的地域集中相关度较高，那么选择内含增长则是必要的。在这里，显然土地资源的社会拥有程度、土地商品化的历史发展水平、土地价格对资本生产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产业发展对资本密度的区域集中的相关度等是选择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2.外延和内含增长是一个既定的资本价值追加与否的概念。马克思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3]可见，划分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界限在于在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靠追加资本而实现的生产增长是外延增长，在既定的资本价值条件下靠提高生产要素效率而实现的生产增长是内含增长。这就是说，在这里经济增长要受资本追加与否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经济增长过程必须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投入，资本会排除各种困难去满足经济增长对资本价值追加的需要。这时，资本选择外延增长是必要的，尤其是在资本成长时期。一旦资本投入和资本使用效率之间的替代率较大，或者经济增长受到资本供给短缺的威胁，或者受到资本本身追求高额利润迫切需要降低成本的内在冲动的影响，资本必然会使既定的资本价值充当较宽阔的生产基础，尽量去挖掘蕴藏在企业内部的并以要素效率的提高形式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产潜能，这时资本选择内含增长是合理的。在这里，显然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增加的依赖度、资本要素的社会供给水平、资本要素投入与要素使用效率之间的替代率、节约成本追逐高额利润的内在冲动等是选择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3.外延增长和内含增长是一个诸多生产要素数量是否增加的概念。“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1]可见，在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的条件下，如果以增加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物质的绝对量为手段来实现生产增长，这是外延增长。如果通过提高原有自然物质的使用效率来实现生产增长，这是内含增长。我们假定资本有较丰富的自然富源，就是说它不会受到自然资源匮乏的威胁，资本一定会从外延方面加强对这些自然物质的利用，进而选择外延增长。如果资本受到自然资源短缺的社会限制，而且拥有有效利用自然物质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资本会认定选择内含增长是合适的。在这里显然自然资源的丰富或贫瘠程度、对自然物质有效利用所需要的技术的发展水平是选择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4.外延增长和内含增长是一个工作日大小与否的概念。“由既定的活劳动量推动的物化劳动量越多为再生产服务的物化财富越多，现有的劳动条件越丰富，由同一劳动量再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价值就越多（代表这个价值的产品量也就越多）；尽管在工作日的大小（粗放的和集约的）既定的前提下，同一劳动量加进产品的只是同一价值。”[2]在这里，所谓工作日较大是指靠延长工作日实现生产增长的方法，这是外延增长，所谓工作日较小是指在既定的工作日限定的条件下，靠提高劳动强度或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来增加生产的方法，这是内含增长。如果工作日的界定模糊或工作日的界限受法律保护的程度较差，资本认为选择外延增长是合适的。如果工作日界限表现为一种法律的硬约束，资本必然注重内含增长，注重在较小的工作日中生产更多的产品。在这里，显然工作日的界定及其在法律上被保护的历史程度是选择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从以上马克思的论述来看，所谓外延增长和内含增长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判定依据既可以与资本价值增减有关，也可以与资本价值增减无关，如地域扩大与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在每一种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选择依据上几乎是不重合的，就是说每一种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的选择依据不可能被合并为一个可观察的统一标准。在不同的条件下，充分考虑到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要素社会供给的特殊优势、生产要素的历史发育水平及其融入市场和并入资本的历史水平、产业发展对要素发育历史水平的特定需求、要素组合所追逐的效益或利润原则在生产中的目标引力的强弱，以及经济增长受法律保护的历史程度等因素，依照在经济上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所做出的任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选择都是合理的。在这里不应存有对增长方式选择的歧视心理，也不存在对增长方式选择的褒贬的主观价值判断。
（二）外延增长与内含增长方式选择的误区
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转变，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正确选择。即应当依据不同企业和地区的不同的经济条件，或者不同的主要制约因素做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增长方式的选择。但是在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个增长方式选择的误区，那就是把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误读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进而把外延增长、粗放增长等同于劳动密集型，把内含增长、集约增长等同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并倡导废弃劳动密集型，崇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在这里需加说明以下两点：其一，劳动密集型可以与内含（集约）增长并行不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可以与外延（粗放）增长并行不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不过是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有的不同比重的变化，或者说占优势地位的生产要素在全部要素内部的改变与替代和逻辑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表明劳动供给无限、资本和技术短缺的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资本尚处于不成熟的历史发育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明资本的社会发育已基本成熟，资本实力的增强使其具有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能力，而且还会把自己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技术密集型是资本密集型的历史延伸形式或发展形式。在劳动密集型条件下，依靠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大量资本并入生产过程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外延增长；依靠劳动效率、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或融入生产的技术要素比重的增大来增加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等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又是内含增长。而在资本密集型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和资本数量的绝对增加，这无疑是外延增长。当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主要表现为技术物化形态的升级和成熟，使得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融入技术的资本增长，这又是内含增长。其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一定要考虑和尊重对增长方式选择起主要制约作用的各因素的具体的客观的历史发展状况，不能不顾企业和地区间的重大差异，在增长方式选择上陷入简单的盲目的偏畸怪圈。任何一种产业特征的出现总有其存在的合理的历史依据，并无好坏的价值判断。例如，在劳动供给无限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廉，再加上社会的就业压力很大，而资本和技术又是十分短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弃劳动密集型，而选择条件十分苛刻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这无疑是放弃优势而选择劣势，这会使经济增长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与艰难。忽视劳动密集型的优势，忽视外延或粗放增长的历史价值与潜力，忽视劳动密集型中内含增长因素的积极培育，过早地偏爱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很可能会贻误一个可以获得良好发展的历史机会。就是说，外延或粗放增长方式不必然表现为贬意，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会过早地表现为必然被淘汰的历史包袱和累赘。我们不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截然对立起来，它们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劳动密集型正是资本不断扩张的上升时期，也是资本不断并入生产的高峰时期，这就是说资本密集型借以形成的基础恰恰是劳动密集型。扎扎实实地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同时也就为资本的不断扩张以及与这种扩张相联系的资本密集型的迅速成长创造不可缺少的历史根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的选择，应该正视经济增长所处的较低的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这一特点，不应过早废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仍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我们反对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继续乱铺摊子、追求数量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社会贬值。
二、资本、技术与经济增长
（一）技术内涵和技术形态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借以产生的原始基础是经验，科学使技术摆脱了狭隘的经验积累的约束，并使技术成为自己在生产上的基本表现形式。“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1]“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已经密不可分，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技术是科学在生产上的延伸和表现，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和理论形态。科学是人类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3]
技术包括以下丰富的内涵：其一，技术承担生产过程中主人的职能，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因而它是财富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进而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由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是生产力，并以直接生产要素的形式构成生产的条件，因此，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是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进而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形式之一[1]。其二，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体现了资本的集体力量。技术是追求物质目标的理性程序，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在自然规律许可的范围内的干预，因此技术作为人类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的体现者，表现为可以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工艺学。同时，技术在理论上也为征服自然提供手段[2]。其三，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但这个由技术的生产应用而引起的资本职能张力的大小，对不同资本所支配的不同企业来说，不可能具有等同的微观边界，就是说技术实现所引起的资本职能张力的微观边界富有弹性，处在变动的界限内[3]。其四，资本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4]。
技术的形态是独立的，还是具有附着在其它经济物上的抽象存在的东西？从总的形态来看，技术具有两种存在形态：学术知识形态和物化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观念的财富，后者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技术形态的区域指向是直接的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间接的生产过程。技术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从直接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以独立的身分而构成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5]“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6]
作为一般社会知识的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的标志是技术物化形态的形成，它们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和改造。就是说，技术“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7]技术的物化形态包括哪些内容呢？它们是：作为机器体系的劳动资料；工艺方法；劳动对象；土地；劳动力的职能和活动的改变；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低廉的产品价格以及产业结构的变革与升级等。其中，最重要的技术物化形态是作为机器体系的劳动资料。“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1]这些劳动资料“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2]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劳动资料的更新，并决定作为机器体系的劳动资料的物质代谢的程度，这种物质代谢作为制约社会的重要因素，能以最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配置与调节以造富于整个社会生命机体。“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力。”[3]在作为人类劳动力的测量器的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要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次是工艺方法。“任何不会引起工具的改变的工艺上的改良，几乎会同时既影响到追加资本，又影响到原有资本。”[4]工艺学及其方法在生产过程的自觉运用体现了科学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生产时间，进而大大推动了直接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是劳动对象。技术进步会不断扩大劳动对象的物质外延和内含，降低作为产品物质构成的劳动材料的生产成本。“化学会发现新的有用物质或已经被使用的物质的新的有用的属性，从而会扩大积累资本的投资领域。”[5]“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6]第四是土地。技术进步会使土地的利用日益讲究方法和整体性；提高土壤的肥沃程度，使贫瘠的土地变成比较富饶的土地；改变农业最陈旧和不合理的经营。第五是劳动力的职能和活动。“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7]技术进步决定个人的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它促使工人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新和全面的流动。第六是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技术进步的物化形态的重要产品指向是交通工具的变革，包括通讯设备的变革。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推动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的革命，加快了产品的流通速度，扩大了市场的地理区域。运输的技术设备的发明和革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产生了难以替代的巨大的深远的历史影响。“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8]“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9]第七是低廉的产品价格。劳动资料的物质代谢强化了人类驾驭自然的器官和功能，工艺的不断改良缩短了产品的生产时间，融入技术的劳动对象使生产成本大为减少，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变革大大减少了流通时间和成本，这些不断变革的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使得产品价格出现低廉的趋势。“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1]第八是产业结构的变革与升级。技术会通过各种形式调整和变革现有的传统产业结构，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会使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崛起。它在创造新的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部门，进而使得生产部门无限多样化。“工业中的一切改良必然会提高文明的程度，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出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就又要引起新的改良。”[2]
可见，技术的物化形态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它是一个由若干具体单个形态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完整的体系。在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对任何一个技术具体形态的忽略和在实践上盲点的存在都会对整个技术的进步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就是说在推动技术进步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知识形态的积累和提高，也要重视技术的物化形态的开发与创新。对技术的物化形态既要注意其完整体系的整体推动，也要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若干项目的重点开发与推进。只热心于引进外资与设备而忽视对技术其它物化形态的必要的关注，顾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把技术进步这一丰富的体系和生动的历程理解得过于简单化、形式化、片面化，无疑会降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推动的社会功效，甚至无助于经济增长。
（二）技术、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技术发展早于资本，技术并入资本是一个历史过程。技术并入资本的历史前提是技术并入市场。在还没有与资本结合为一体的技术的发展由于受到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表现为一个较为缓慢的历史过程。只有并入资本的技术才能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
技术的发展过程不是表现为一个单纯的定向的进步过程，停滞同样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和特征。如果技术不是从一场革命向另一场革命前进，它就会停滞不前。在没有并入资本以前的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是多磨难的。当一个社会难以摆脱仅与自然交换物质和能量的使用价值的制约时，这个社会机体的运行表现为单纯的缓慢的自然呼吸过程和血液循环过程，并且会以代价高昂的新陈代谢为条件。显然，这个社会生产要素不会活泼，缺少必要的灵活性，整个社会容易满足现状与随遇而安，这样“人们在经济方面就没有理由去寻求变革，发明家的计划（发明总是会有的）也就被束之高阁。”[1]由于社会对变革和技术的需求程度很低，技术发展经常处于近乎停滞的历史状态。
技术市场化的发展与稳定表明技术并入市场的历史新纪元。但是这个过程十分艰难，它取决于一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和价值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正在生长的历史时期，技术和市场之间就会容易出现难以在短时期弥合的断裂。这个断裂造成知识形态的技术与技术的物化形态之间转换的梗阻与非均衡发展。其结果可能是在先进的知识形态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充斥较为落后的技术的物质手段或物化形态。技术与市场之间的断裂实际是缺乏一个联结技术与生产之间关系的市场媒介力量。造成先进的知识形态的技术与落后的物化形态的技术并存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其一是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不足和缺乏由其所派生出来的对技术支持与推动的力度。社会对技术的需求的标志是社会对技术开发和研究基金的投入力度以及对教育的倾斜程度。如果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不足，企业往往普遍缺乏技术开发研究的动力与能力，而且科研机构作为企业之外的存在物，与企业的结合度较差。尤其是使技术成果化的风险资本投入资金普遍缺乏。其二是社会缺乏能使技术商品化的中介机构，缺乏技术开发及商品化的专业技术园区的建设。其三是缺乏完成知识形态的技术向物化的技术形态转化所需要的关键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我们应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尽快完成技术市场化的历史进程，进而为技术并入资本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资本一旦把技术作为自己生活不可缺少的器官并使之忠实地从属于自己，技术就会表现为一种异常活跃的力量，奔走于与生产有关的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关键功能。资本为什么会在它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其奥秘就在于资本紧紧抓住技术的革命性，并以技术为基础抓住了三种物化的技术形态的开发与发展。其一是生产工具的频繁而又从不感到满足的改进。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和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每一个刚刚新形成的变革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生产工具的物质代谢速度大大加快。其二是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其三是低廉的产品价格。资本正是靠的这三种物化形态的技术，使生产摆脱了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民族基础，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奇迹。
2.技术并入资本一方面使技术焕发出罕见的历史活力，另一方面也使资本的力量壮大并使之不断革命化，这一过程无疑会大大推动了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经济的增长。“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1]尽管如此，资本大规模地使用和推广技术的结果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就是说资本的技术融入同样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其一是必须接受自然力对人进行的报复。“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2]其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3]
3.资本的增长为技术进步创造了借以运行的物质前提和基础。雄厚的资本的积累为技术进步创造了其运行的基本条件，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进行重大的技术进步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技术进步所耗费的资本成本是巨大的。我国技术进步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本短缺与不足。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推动过程中应高度重视资本的积累。“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的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4]
4.技术进步改变资本内部的技术构成和由它所决定的价值构成。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资本的物质形态的相对比例，改变资本的技术构成。以机器形式存在的劳动资料数量的大幅度的增加及辅助材料的增加，相对新增的劳动力而言，其增加的相对量具有绝对的优势，这样，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引起了资本价值构成的上升。这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整个社会生产会对以机器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料存在巨大的需求，此外生产对劳动力的使用会更加节省，因此积极培育发达的生产资料市场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是保障技术进步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的社会条件。
5.技术的巨大历史功绩和物质效应的约束条件，是技术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忽视这些基础条件艰难的技术积累过程，只热衷于辉煌结果的片断的联想，认为只要把握技术进步就会有较为满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只是技术拜物教或技术乌托邦的社会表现，是一种虚幻的逻辑演绎。技术不仅有进步，而且也有停滞，进步和停滞是技术发展过程交替出现的正常现象，一旦技术借以发挥效应的基础条件不具备，它就必然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应对技术的进步和停滞倾向有一个冷静的心理准备和评价，要避免技术神话的可能的历史愚弄。
6.技术进步一定伴随着资本的增长，但资本的增长未必与技术进步为伍。生产可以不依赖技术进步而实现增长，但这种增长的速度是一个极为缓慢的历史过程。要想实现生产的高速发展，就必须把技术进步合理地并入生产机体中去，但这就需要以资本的增长和投入为背景，哪怕是一个个的细小的改良。“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细小的改良，可以说，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术变革。”[1]“社会资本在自己的积累过程中有时在构成上发生根本变革，有时又在已经达到的技术基础上增长。所有这一切影响，都会促使生产规模突然膨胀和收缩。”[2]“由于新的追加资本的参与，更完善的组合、方法和工具会首先得到应用。”[3]可见，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摆脱资本投入进而可以实现所谓的内含增长是极为不现实的幻想。当代发达国家为了在技术上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纷纷投入巨额资本来艰苦地进行研究和实验，我们要想在技术进步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企图避免这一巨额的技术及其风险的投资是难以圆梦的。当前所倡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鼓励所谓内含增长方式的运用，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在不投资或少投资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混沌的理论界定淡化了人们对资本与技术内在联系的清醒认识，简化了技术机制的运行程序，人为地削减了不应该忽略的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即资本的持续积累和规模。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2、3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9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80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1-572页。
[2]《〈资本论〉书信集》，第5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21页。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1、290页，第46卷（下册）第34-35页，第26卷Ⅰ第420页，第49卷第495页，第1卷第607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1页，第23卷第410页注89，第47卷第570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第49卷第495、497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0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2-4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4、533-53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4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1页。
[1]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13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7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37、240、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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