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学习与信任互补作用于创新绩效吗？——基于企业间合作行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间论文,视角论文,绩效论文,作用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环境下，企业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这种新的组织形态使得企业获得了多样化的能力和资源，为其创新提供了潜在动力[1-2]。正如Jarillo（1988）[3]所言，实现一个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是企业家面临的首要问题，需要积累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企业间如何通过协作提升创新绩效？为什么某些联盟更善于创新？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此领域的研究中，虽然学习和信任被认为是通过企业间关系获取创新能力的核心变量[2,4]，但是它们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非直接作用。已有的文献研究了企业间关系要素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但知识的传递和关系要素如何影响企业间的互动行为，对买卖双方的创新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机制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供需双方角度研究了组织间学习和信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机制。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企业间网络关系对促进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作用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4-5]，以往关于网络关系对创新影响的研究多关注于知识创造和创新的扩散[2,6]。例如，Ahuja（2000）[2]研究了直接联系、间接联系和结构洞对企业最终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对于创新都有正向影响，同时间接联系对创新的影响强度受到直接联系数量的调节，结构洞对于创新绩效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Tiwana（2008）[6]认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对团队层面的创新绩效有互补作用。但是以上研究关注的是关系结构，忽略了企业间关系的本质和内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不足限制了我们对于嵌入企业间的关系资源与创新关系的完整理解。由于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在关系紧密度和其所嵌入的关系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因此区分并识别嵌入和传递于企业间的具体要素和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对于关系型资源如何促进创新的具体机制还没有系统分析。由于创新性能力所需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隐性的，难以解码的，不容易被清晰表达和传递，也就说，学习和信任对于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某种机制起作用[8]。在本文中，我们将联合解决问题这种互动性行为作为创造价值的中间机制，整合到关系的特质与创新绩效的模型中，探究联合解决问题如何在关系的特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作用。在本研究中，企业间信任被定义为企业对交易企业信赖的信心和意愿[9]，企业间学习被定义为知识和信息在企业间转移的程度[10]。本文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1）从买方和卖方两个角度，探讨企业间关系的特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2）企业间关系的两种特质具有互补作用吗？也就是说，企业间信任和学习对于创新绩效是否具有交互作用。
1.1 联合解决问题与买方和卖方创新绩效
对于复杂创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互补性知识的整合与协同[6]。为了获得创新能力企业必须消化这些知识[10]。以往供应链管理领域和关系营销领域的研究表明，联合解决问题是提升企业的内化能力和企业间关系价值创造水平的重要因素[11]。在实证研究中，联合解决问题通常被作为关系治理的一个维度[12]。联合解决问题被定义为在双方交易关系中的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来维系关系和解决关系中发生问题的程度[12]，这种行为涉及到解决冲突和纷争的程序，以及双方协商做出必要改进的过程。
联合解决问题是创新能力的获取和促进复杂、隐性知识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6]。首先，通过联合解决问题，针对特定关系传递隐性知识的语言得以产生，进而生成特定情景下双方满意的新的解决方案。其次，这种行为同时也创建了与创新能力相关的隐性知识传递的交往平台，为双方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致力于创新的交易伙伴，通常在关系初期很难描述出创新的预期成果。比如不同的公司可能对于机遇和挑战的解决方案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并且外界环境的变化与预期情况不符[13]。这些情况必须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来化解，以达成双方共享的方案愿景。正是联合解决问题，为交易双方企业提供了公共平台，使之相互观察、体验、在实践中接触和反馈，深入了解交易企业，促进吸收知识和能力，进而处理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情景，从而提升创新力[14]。可见，联合解决问题的水平越高，认知和整合新信息以及解除瓶颈的能力越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联合解决问题对于提升联盟和同类伙伴型关系的价值创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交易关系中的单方企业所带来的价值则取决于每个公司除了公共利益外（Common Benefits）所能获取的额外价值。因此，我们假设：
H1a：企业间联合解决问题的水平越高，买方企业的绩效越高
H1b：企业间联合解决问题的水平越高，卖方企业的绩效越高
1.2 信任、联合解决问题与创新绩效
企业间信任反映了企业间关系嵌入的水平和粘着性[6,8]，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进而提升了企业间联合行动安排的效率[15]，因为如果交易伙伴彼此相信对方提供的建议和意见是以对方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的，就更可能有效地分享资源和信息[16]。另外，信任使企业对交易伙伴更加公开和透明。运营过程中交易企业互相通告对方所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对解决存在的问题、发展新的运营流程十分重要。正是基于此，如果问题产生或市场发生变化，企业间可以分享独特的知识，共同解决问题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17]。更为重要的是，信任为联合解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关系情景，因为买方和卖方不会试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损害对方的利益，在这种互惠性的关系中，双方不会在协作中计较利益得失或有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彼此信任的交易企业会付出合同规定之外的努力来克服困难，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可见，信任是企业间联合解决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前因变量[6]，进而促进买方和卖方企业的创新绩效。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通过联合解决问题，信息和资源得到整合，形成新的解决方案和独特的关系型租金。没有联合解决问题，企业间信任提升创新绩效的潜在价值就不能充分实现，因此，我们假设：
H2：企业间的信任水平越高，双方联合解决问题的水平越高
H3a：企业间信任水平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提升买方企业的创新绩效
H3b：企业间信任水平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提升卖方企业的创新绩效
1.3 学习、联合解决问题与创新绩效
联合解决问题这种合作行为的出现，是以交易双方能够共享信息为前提的。企业间信任是必要的，但是不足以成为充分条件。企业间学习进一步地保证用于创新的隐性知识和能力能够在企业间传递和吸收。首先，企业间学习是指交易双方传递和转移知识的过程[18]。在这个过程中，所分享的信息通常是特殊的和隐性的，具有情景特殊性和整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包含了相关的细节，促进交易伙伴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来试验、观察并寻求解决方案。但是这类知识难以被解码和表达，使得知识的转移具有挑战性[19]。另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过程中的信息分享采用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更加具体化，高效地解决关系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20]。可见，企业间学习提供了新的知识，同时为高效解决问题提供了新方法、平台和沟通方式。因此，当交易企业联合应对生产和客户需求中的问题和变化时，企业间学习才能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即联合解决问题起着中介作用。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问学习的水平越高，双方联合解决问题的水平越高
H5a：企业间学习水平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提升买方企业的创新绩效
H5b：企业间学习水平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提升买方企业的创新绩效
1.4 企业间学习与企业间信任的互补作用
互补作用是指一种因素的水平增加时，另一种因素的回报增加[21]。从统计学角度讲，表示两个因素之间有正向的交互作用。从企业间关系的角度来看，一个既定的交易伙伴关系可能同时具有高水平的信任和学习。这种关系使得企业能够在获取一系列专业化、异质化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容易沟通并对产生的问题做出反应。从个人层面的角度来看，由于个人层面基于双边信任、尊重、友谊的关系资本为企业层面的学习和知识转移创造了基础[16]，决策者不需要担心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促进了知识转移的广度和效率。可见，没有信任，彼此都不愿承担因共享有价值的信息而面临的风险，交易伙伴间信息和知识传递的真实性、全面性与即时性都会减弱。因此，信任有利于学习。另一方面，企业间学习的意愿和成功知识转移的历史会进一步提升企业间的信任，使得彼此间信息更加透明和开放。所以，我们认为信任和学习之间有互补促进的作用，即对联合解决问题有正向的交互作用。然而，这种正交作用影响创新绩效是因为他们促进了联合解决问题这一关系行为。没有联合解决问题，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不会充分地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发挥创新潜力。因此，我们假设：
H6：企业间学习与信任对于联合解决问题有正向的交互作用
H7a：企业间学习与信任交互作用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提升买方创新绩效
H7b：企业间学习与信任交互作用通过联合解决问题提升卖方创新绩效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国内外已经成熟使用的工具，通过文献分析、专家咨询和半开放式问卷等方式对选择的工具进行修正后加以使用[6,22-24]。在问卷发放前，我们进行了专家咨询，对问卷题项进行修正；同时，2007年4月在浙江省瑞安市某家纺企业的合作伙伴战略峰会上选取10家企业进行量表预测评，向企业高层人员进行咨询和深入访谈。通过以上几个步骤的不断修正和总结，最终形成了本研究使用的题项和量表（如表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江浙地区的企业，从2007年5月初到2007年11月末陆续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280份问卷，回收率达到46.7％。在回收的问卷中，有86份部分内容填写不完整或是有明显的错误，将其视为无效问卷予以删除。最终统计有效问卷1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2.3％。为了确保数据不存在无回应偏差（Non-Response Bias），我们对早回收的问卷与迟回收的问卷在企业的员工数和销售收入等关键变量上做卡方分析，结果显示，在两组问卷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数据中不存在显著的无回应偏差问题。表1是本企业所属行业、销售额和业务类型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2 测量
本量表采用5点量表，让填答者根据其实际情况与题项描述的符合程度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给予1分至5分。本研究对创新绩效的测量量表修改自Bell（2005）[22]的研究，包括3个题项。联合解决问题变量包括3个题项[6,23]，用来反映企业与其选定的一个供应商协作解决其关系中问题的程度。企业间信任包含能力、善意和诚实多个维度，包括4个题项，主要采用Doney和Cannon（1997）[24]的研究量表。最后，企业间学习包括3个题项，用来反映企业间知识分享和整合的程度，题项来源于McEvily和Marcus（2005）[6]和halikas等人（2005）[25]的研究。
虽然我们在研究设计和统计上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同源误差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单一被试所取得所有信息的问卷数据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出现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s，简称CMV）。为了避免该问题的出现，本研究通过哈曼（Harman）单因素检验来检验数据同源误差的情况[26]。在本文中，问卷所有题项一起做因子分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5.8％，单一的一个因子没有解释绝大部分的变异量，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同源误差问题并不严重。另外，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法，以Cronbach's α系数来检测变量的信度。所有变量的信度如表2所示，均达到0.70以上，符合Nunnally（1978）所提出的门槛值（α＞0.7），所以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验证假设之前，我们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测量模型的聚合度和结构效度。本模型这些指标均能较好地满足要求，RMSEA＝0.064；GFI＝0.91；CFI＝0.97；NNFI＝0.96（见表2下方）。数据的判别有效性表明，变量之间是相互区别的，当不同指标被用来衡量同一变量，并且指标之间密切相关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会聚有效性。当数据具有会聚有效性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T值大于2（当设置的置信区间为95％，或者a＝0.05，T值＝1.96时，统计检验显著）；二是概念的标准化载荷大于0.5。根据此原则，我们删除了两个标准化载荷小于0.5的题项（在该题项的右上角标有*）。表2的CFA检验显示，本研究模型中指标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多达到了上述标准，表明数据有很好的会聚度。表3给出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矩阵。
本研究控制了以下变量：行业、业务类型、公司规模、销售收入和总资产（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水平会受到销售收入和总资产的制约和影响）；最后，由于用于本研究的样本分批先后在不同的地区取得，考虑到地区文化的差异和企业高层普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会影响问卷的填答结果，我们将问卷按其来源的6个地区做了编码。
3 模型检验结果
本文运用三个多层回归模型用于检验所提出的假设。模型1将买方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模型2将卖方绩效作为因变量，模型3将联合解决问题作为因变量。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假设1a和1b，如表4模型1所示，联合解决问题对买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5，p＜0.05），支持了假设1a。放入中介变量联合解决问题，增加了对因变量的变异解释程度（Δ
＝0.023），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ΔF＝5.27，p＜0.05），因此表明假设1a成立。另外，从模型1我们还可以看出：（1）因变量（买方创新绩效）对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的每一步都保持显著；（2）自变量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保持不显著。相似于模型1，检验假设1b时，在模型2中，联合解决问题对买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60；p＜0.05），支持了假设1b。另外，同样的，因变量（卖方创新绩效）对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的每一步都保持显著；自变量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保持不显著，模型3用来检验假设2，3，4和5，联合解决问题作为因变量。假设3企业间信任通过联合解决问题行为对双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如模型3第1步所示，企业间信任对联合解决问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41；p＜0.001），支持了假设2。由于联合解决问题与买方和卖方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见模型1和2第4步）。进一步地，当引入中介变量后，企业间信任对双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减弱了（βbuyer＝0.155；p＜0.1；βseller＝0.398；p＜0.001），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被部分中介了，假设3a和3b得到支持；同样地，如表3所示，假设4企业间学习对联合解决问题有正向的影响也得到了支持（β＝－0.412；p＜0.001），并且假设5a和5b企业间学习对双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通过联合解决问题实现的也得到了支持。
假设6企业间信任和学习对于提升交易双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正向交互作用。在模型3第2步中加入交互项来验证假设6，结果表明，交互相对于联合解决问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2；p＜0.05），并且交互项对在p＜0.05的水平上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度，所以假设6得到验证。进一步地，交互项和中介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中介变量与双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β＝0.709；t－value＝6.32；p＜0.001）（如前文所证实的），并且交互项与双方创新绩效关系不显著（模型1和模型2，第3步），表明企业间信任和学习的交互作用对买方和卖方创新绩效的影响被联合解决问题完全中介，假设7a和7b得到验证。图1和图2描述了数据检验的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析企业间信任和学习对于交易企业双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和机制。我们在理论上将联合解决问题作为一种作用机制，阐述了企业间关系的特质（关系型资源）——信任和学习，以及其交互作用于创新绩效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信任和学习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联合解决问题行为，进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联合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部分中介的角色。并且，信任与学习之间有互补作用，两者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被联合解决问题完全中介。
4.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结论对于供应链管理、企业间关系和战略管理理论的拓展和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本文阐述并检验了外部链接的特质及所嵌入的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信任和学习对双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以及联合解决问题的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外部链接促进企业层面专业知识的整合，并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为的机制和过程，与Tiwana（2008）[6]的研究发现具有一致性。联合解决问题这一合作行为视角为关系特质和内容影响创新提供了更充实的理论解释。第二，本文从买方和卖方双边视角切入，研究发现，联合解决问题对买方和卖方创新绩效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本研究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是，关系特质的不同维度对于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影响。企业间的关系资源，或者说企业间链接能产生两种网络效益：一种是提供资源共享的机会，另一种是获得知识外溢性、新技术。对于信任和学习的角色而言，一方面成功的新的解决方案的产生依靠企业间学习产生的知识外溢性收益（Kknowledge-Spillover Benefits），另一方面，需要企业间信任产生的资源共享收益（Resource-Sharing Benefits）。因此，企业间信任和学习水平同时高的关系结构是一种理想的高能高效产出的关系结构。
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所探讨的两个问题对管理实践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信任和学习的价值在于企业间信任和学习所能带来的收益。信任和学习提供了不同种类和量级的收益，决定了企业间信任与学习的替代作用是有限的。资源共享收益更多的与基于企业间信任的信息共享相关，而知识外溢性收益更多的与基于企业间学习的知识传递相关。通过分析和确认企业间关系的特性和嵌入的资源，能够帮助经理层根据产品和合作伙伴的特点设计高效的网络结构。第二，在企业间资源相互作用提升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联合解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本研究中，联合解决问题是关系特质和内容对创新绩效作用的机制。特别是企业间基于信任行为和学习行为的交往，促进了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吸收，进而有助于企业获取创新能力。在这里，隐性知识很难通过单次的交往而被一方企业所吸收，所以建立有效的联合解决问题机制可被视为一种短时间不易被转移的资源，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不易模仿的持续竞争力的来源。
4.3 研究局限性
尽管对企业间关系理论、创新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做了一些探索，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也是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第一，由于取样的困难，每份问卷均选取每个企业的一位高层管理者填答，属于同源数据，虽然统计检验显示本研究的同源误差并不严重，后续研究仍可以尝试从多个来源角度来获取数据（如供方或客户的配对数据）；第二，我们只考察了企业间的信任和学习，虽然这两个要素处于中心性的重要地位，但并不能概括全部的关系特性，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其他变量整合到模型中，如承诺、依赖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