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钱学森难题——中国大学向何处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何处去论文,难题论文,钱学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学森去世后，他当面向温家宝提出的意见——“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引起舆论的热议。有人称之为“钱学森问题”。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一系列的疑问，诸如：中国大学现状如何？问题出在哪里？大学教育有没有更好的模式？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把大学办好？等等。当然，不只是钱学森有这样的疑问。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目前各方面都不满意：学生不满意，教师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用人单位不满意，批评来自社会各界。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完成了一次大跃进，以超常的速度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每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600多万，其中硕士生招收40几万，博士生招生达6万之多。招生规模短时间扩张5倍，但是培养出来的真正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素质甚至还在下降。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白白地搭进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硕士；硕士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本科生；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专科生。任继愈生前看了提交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认为一年比一年水平低。中国博士生的数量超过了美国，但质量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基本不沾边。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鲜有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大学却毕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人才。那时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处于学术前沿并不是个别情况。当时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拿到硕士学历，至少二十四五岁了，才能参加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样的学制，拉长了学生在校求学的年限，推迟了青年人自立谋生的年龄，使一些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水涨船高。学历膨胀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游戏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误了国家和民族。
中国有现代大学100多年来，学术风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败坏。君不见，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么多大学校长、院长，卷入抄袭、剽窃等学术丑闻，被新闻曝光后，官照做，权照掌？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权学交易成灾，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一边当官一边猎取博士帽？猎取学位的过程中，不但有金钱的交易，甚至还有性交易。高官读博士，一般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或枪手代笔。
学术研究严重泡沫化，直接的表现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陷入方向性的迷失。
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大学教育，追求公平本来是一个基本的价值维度。但现在的高等教育却越来越不公平。其表现很多，诸如各省市高考门槛差异很大，社会批评不断，就是不见解决的举措；各种高考加分政策，演变为权贵家庭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暗箱通道；高昂的学费早已经超过了贫困家庭的承受能力，一些贫困学生已经放弃高考；名牌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低，来自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的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也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教育部主导的所谓“985工程”、“211工程”，都是人为地把公共财政经费向少数大学集中，以行政的力量把高等院校分为三六九等。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打造出来，却在不同高校间铸造了歧视性门槛。更荒唐的是对民办大学的歧视。在经济领域，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了半边天，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只有四分之一的民办大学取得了学历教育的资格，而其他四分之三的民办大学，连发文凭的权利都没有。至于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的权利，更是一所民办大学也没有。教育行政部门主观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即使允许招本科生，也被列在“三本”。在招生生源起跑线上就处于劣势。而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的研究型大学比公立的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但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什么民国时代燕京、南开、东吴、圣约翰等著名民办大学可以和国立大学一比高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严重供不应求趋近供求平衡，而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另一个基本价值维度。现在的大学，却出现了与自由完全相悖的趋势。行政部门的强势规定，使中国越来越多的院校失去特色，走向千篇一律。直接伤害学术自由的名目就更多了，且举两个例子：
其一，过去高校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教授们只要做好准备向学校报备，学校向当地外事办报备即可。从2007年开始，学校和地方都无权批准国际性学术交流，必须要提前一年以上向教育部相关机构报批，得到批准后才能办会。而国际间的学术研讨会通常自身要准备一年左右。由于教育部的批准流程通常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也要送审，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因此流产。
其二，对于大学来说，延请校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演讲，本来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中国领导人以到国外大学演讲为荣，外国政治家也以到中国的大学演讲为乐。这种演讲不仅有外交上的意义，还能丰富大学教学内容，活跃大学的学术气氛。中国现在的交通条件比过去大有改善。高校的经费也比过去宽裕得多。就是地处偏僻的院校，邀请一线的知名学者讲学，从物质条件上讲也不再困难。但从政策环境上讲，却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教育主管部门部不久前下发文件，对于社会人文学科的讲座，不是着眼于鼓励，而是强调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涉及敏感问题要严格把关。强调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对讲座中传播错误观点的，对相关负责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讲座的校内具体主办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申报，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情况和报告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并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学校人员被外单位邀请担任讲座报告人的，必须经所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同意，并上报校党委批准。让一些大学的管理层对举办讲座心存畏惧，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跃，擅长研究当前公共领域前沿问题的学者，也会被视为敏感而拒之门外。此举受到伤害最大的是地处偏远的地方院校，学生可能上四年大学，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没有机会听过一流学者的一次演讲。目前中国的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杰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学流动。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学的一流学者，基本上不会向地方院校流动。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同样是上大学，不要说见不上大师的面，就是一睹那些一线学者教授真容的机会也没有。以这样的心态防范大学讲座，为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所少见。对比蔡元培主掌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陈独秀可以讲，胡适也可以讲，李大钊可以讲，辜鸿铭也可以讲，并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何不让人感慨！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大学办不好的原因是经费不足。如果20年前说这个话，或许有几分道理，现在这么说，则大谬不然。一般来说，办大学的经费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更重要的是，钱攥谁的手里，由谁来支配。目前钱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教育部的支配权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钱多未必是好事。上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盘子小，能提供的经费，除了人头费之外，所剩无几。当时教育部对大学的控制，学校对教师的控制，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除了“211工程”，“985工程”，还有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可能学风越坏。比如教育部五年来搞的本科评估，各校校长和师生明明很烦，但是必须放下正常的教学科研陪着他们团团转。来一个女秘书，六个校长书记围着她接待，一张合影曝光，全国舆论哗然。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恢复农民种地的自主权，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恢复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在教育领域，类似的突破始终没有出现。反之，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学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小，教师教书的自主权越来越小，学生求学的自主权越来越小。我想，教育领域能不能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制订一个松绑放权的路线图。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本来是世界高校教育的通行原则。我们民国时代的大学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比较成功，曾经达到过世界一流的水准，产生过不少大师级的人物。前些时候南方科技大学请朱清时院士出任校长，声明要办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引起各界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我想，如果真想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被动局面，何妨超越部门利益，让一部分大学先行试点，自主办学，包括自主选举校长，自主考试招生颁发学位文凭，自主进行学术研究等，这或许能给人们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