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进展与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研究进展论文,环境问题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畏惧和崇拜到征服和主宰，再到现在理性的努力与自然和平共处，人们逐渐悟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真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地球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球性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重重，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一、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产生
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并高速发展。但是，一些工业化国家国内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甚至演变为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制约。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环境保护出现第一次浪潮，当时重点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引起的环境问题，相继，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被提及。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与国之间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被正式提出，之后贸易政策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政策的贸易影响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境保护浪潮开始席卷全球，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跨境转移导致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森林锐减、物种灭绝等。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多项声明。其中，在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如何使贸易与环境相互促进将是一个重大课题。
二、传统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内容
围绕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传统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
1.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可以促进一国对本国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即贸易对环境保护有正效应，但是，经济发展、贸易自由化却是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只有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这种正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贸易并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国际贸易会影响贸易国之间商品和资源的价格、收入、生产、消费的模式等各个方面，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早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划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1]三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Copeland、Taylor（1994）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2]；Dua、Esty等（1997）指出，全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现象，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可以得出贸易自由化会使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2]；Tobey（1990）与Grossman、Krueger（1995）的研究则把环境与劳动、资本等一起作为影响贸易的要素，得出若一国拥有较丰裕的环境资产，则该国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对该国而言，对外贸易将促使此类产品的专门生产和出口，从而加重对环境的破坏[2]。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Burniaux（1992）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煤炭产业做了一个相似的研究发现，自由化的全球煤炭贸易减少了能源市场的扭曲，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Antweiler等人（1998）选用44个国家1971－1996年的数据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正效应超过规模负效应[3]；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能分开贸易对污染的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发现若自由贸易引起人均GDP上升l％，则污染浓度会下降1％，得出自由贸易有利于环境的结论[3]；张连众等（2003）通过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
排放量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正，贸易开放度与污染呈负相关关系[4]；李秀香、张婷（2004）以
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分析我国1981～1999年间外贸出口增长的环境影响，得出贸易自由化和环境管制措施的实施使我国排放量增幅下降，贸易的结构效应为正，技术效应为正，规模效应也是正的[4]。
2.环境对贸易的影响
自然资源为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不同的环境禀赋使各国形成了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出于环境保护，采取不同的环境政策（规制）将会影响贸易的开展。环境政策的设计主要围绕外部性问题展开，环境政策的目的是达到“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内部化直接影响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改变各国生产分工及贸易结构。Grubel（1975）用修正的H－O模型分析环境外部性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他认为，如果环境成本在商品的国内生产中没有内部化，那么这种商品的进口将增加而出口将减少[5]。
不同的环境政策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Petheg（1976）、Siebert（1977）分析认为，环境政策会提高生产成本，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不鼓励污染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环境政策较宽松的国家会增加污染型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4]；在局部均衡条件下，Baumol和Oates认为，如果一国没有实施环境规制而另一国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前者的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会增大，该国就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专业化于污染产业的生产[4]；Copeland和Taylor（1994）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高收入国家在清洁的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低收入的国家在“肮脏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国际贸易使得污染密集产业向污染规制较松的国家转移，从而全球总的污染水平上升[5]。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Michael Porter（1991）首创性地提出环境规制可能产生正外部性的思想，他指出，环境政策可以激励国内企业进行清洁技术创新，从长期看可以提升竞争力[6]；Porter和Linde（1995）认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正面力量，它通过激发环境技术创新从而驱动私人企业和整个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4]。
3.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的文献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且贸易自由化并不构成环境恶化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贸易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但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剧环境问题的恶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必须以适当的环境政策作为根本保障，来规制人们的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国外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各种分析模型和方法研究都比较成熟，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大量可靠的结论，被广泛认可。而国内多是借鉴国外的模型和分析方法应用于国内环境问题的分析中，理论上并无创新。同时还发现关于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发达国家或地区。
三、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传统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理论框架已经建立并且认识已经比较成熟。近年来，研究更多的是将环境直接或间接作为贸易品，通过贸易方式改善环境。这里姑且将之称为环境贸易。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贸易。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贸易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环境产品贸易，包括末端污染控制设备、环境监测设备、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资源综合利用与清洁生产设备、生态环境保护设备以及环境友好产品等；另一部分是环境服务贸易，包括环境技术服务、环境咨询服务与环境金融服务等。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贸易称之为环境保护贸易，或者环境保护产品和服务贸易可能更为合适。这里的环境贸易是指环境要素直接或间接作为贸易品，而不是环境保护产品、技术等作为贸易品。环境贸易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综合目前的研究，本文将环境贸易划分为两类：直接的环境贸易和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
1.直接的环境贸易
20世纪70年代，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出，它是直接环境贸易的理论基础。排放许可交易制度是指在实施排放许可证管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控制污染排放指标，并使该指标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储存，供企业目前或将来之用，也可在企业之间进行有偿转让。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允许将排污权像商品那样买卖，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环境容量资源优化配置[7]。本文主要介绍碳排放贸易和硫排放贸易两种排放交易方式。
（1）硫排放贸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二氧化硫的排放，美国国内酸雨问题日益严重，为此，美国就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贸易制度。到了90年代，二氧化硫排放贸易机制逐步得到完善，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方面均取得明显效果。在实施酸雨计划以前，美国每年需花费50亿美元以达到减排指标。实施酸雨计划的排污权交易以后，同样的排放总量只花费了20亿美元，比计划制定者估计的花费40亿美元还低20亿美元。同时，参与交易的企业，污染总排放量降低了45％[8]。美国酸雨计划的成功，充分显示了疏排放贸易对改善环境，减少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排放非常有效，之后，世界各国相继效仿。
具体来说，首先由政府主管机构确定一定时期内环境可以容纳的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数量上是该国或地区过去相同时间内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一定百分比），并分配具体配额给各个区域；然后各个区域通过平等透明的方式，结合实际生产情况，把排放配额分配到各个地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硫排放的企业，得到二氧化疏排放配额的企业就拥有了排放许可。受到配额的限制，企业通过更换设备、提高能源效率等措施实现减排目标。通过减排实现配额剩余的企业，就可以跟配额不足的企业进行贸易。在排放贸易实施的过程中，政府环保部门全程跟踪，企业之间达成贸易协议后通过政府将指标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外一个账户，或者政府将企业提供的贸易信息输入有关网络，通过网络或中间商来进行配额贸易。
国内外学者对二氧化硫排放贸易进行许多研究。Montgomery（1972）通过分析排污权交易的两个系统即污染许可系统和排放许可系统，指出用排污权交易系统代替指令控制系统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9]；Candgadharan研究了1994年洛杉矶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特征，结果表明，在排污权交易初期，交易成本有重要的作用，随着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成熟，交易成本的作用逐渐下降[9]；Tietenberg、Cropper和Oates等对排污权交易和庇古税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管制者更倾向于采用排污权交易的方式；王金南（2002）在《二氧化硫排放交易：中国的可行性》中描述了我国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可能性；蒋秋静（2004）在论文《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配额分配和计量方法研究》提出了适合太原市的配额分配方法以及二氧化硫排放量计量方法[9]。
（2）碳排放贸易
碳排放贸易，又称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控制一定区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目的的环境经济政策。其意义在于通过明确界定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改变大气环境容量的公共物品特性，从一定程度上实现大气环境容量的排他消费，使大气环境容量通过市场机制达到优化配置，从而既降低了企业的减排成本、又实现了保护大气环境的目的[10]。国际碳排放贸易是国家间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交易一方凭借购买合同向另一方购买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额，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小成本，从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缓解气候变暖对人们的不利影响。
1997年《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促使发达国家缔约方有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根据《京都议定书》，属于附件一缔约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应低于或等于某一基准年或基准期的一定百分比。在排放限额的约束下，每个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减排，以保证排放量不超过限额，但是不同国家的减排成本不同，从而减排的效果也会不同，最终有的国家排放额可能会低于规定的数额，有的国家可能会超过规定的数额，前者可以将其剩余的排放额售于后者，从而形成国际碳排放贸易。
国内外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及其碳排放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徐华清（1999）认为建立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制需要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量配额、监督、核查制度等条件[11]；朱庆华、刘立新等（2003）分析了《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国际排放贸易的开展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潘家华、陈迎等（2006）介绍并分析了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碳排放贸易计划和欧盟的污染物排放贸易实践[11]；吴向阳（2007）从市场的参与者、配额的分配、核实与报告、注册与交易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英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要素及框架，并对其政策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价[11]；Adam Rose、Dan Wei（2008）研究了太平洋周边国家间的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主要围绕把发展中国家带到谈判桌上的政策分析；D.Y.C.Leung、Daniel Yung等（2009）介绍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计划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参与区域排放贸易实验性方案[11]。
2.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
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主要是以环境要素的虚拟贸易为特征，即在普通的产品或服务贸易中，实际上包含了形成这种产品或服务所需要的环境要素的贸易，包括了水资源、能源、土地等环境要素，因此称之为虚拟贸易。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以虚拟水贸易为代表，虚拟能源贸易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1）虚拟水贸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出口有限水资源的不合理性，提出减少耗水量大的产品的出口，增加其进口，从而将这种虚拟的水资源的进口作为水资源的重要来源。
到了1993年，英国伦敦大学的Tony Allan教授正式提出并发展的“虚拟水”理论，由于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新颖性和在分析、研究世界水资源问题上的独特阐释力和应用价值，引起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虚拟水研究更加广泛，虚拟水贸易、虚拟水战略、水足迹等概念相继提出，2003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水论坛，对“虚拟水”进行了专题讨论。虚拟水理论以及虚拟水贸易的研究为解决全球水资源匮乏，实现全球水资源合理分配提供了新的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虚拟水及其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Dennis Wichelns（2000）以埃及为研究区域，阐述了虚拟水对获得粮食安全和国家其它目标的作用；Anton Earle（2001）分析计算了南非一些国家近年来农产品虚拟水进出口量的变化情况，阐述了虚拟水对南非粮食安全的作用；Chapagain和Hoekstra（2003）从生产者角度，将虚拟水定义为生产这种产品的真实用水量，即“生产树”法，它取决于生产地的生产状况（包括时间和地点）和水资源利用效率，Renault D.（2003）从消费地角度认为，一种产品虚拟水含量是在使用地生产该产品的需水量，这两种方法解决了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各自的虚拟水量化[12]；郭乔羽、许新宜（2003）对荷兰UNESCO-IHE水资源教育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翻译，将虚拟水的概念引入我国[13]；程国栋（2003）首先应用“虚拟水”，并以西北干旱区为例，初步计算了2000年西北各省（区）虚拟水消费量[13]；龙爱华、徐中民、张志强（2003，2004）以虚拟水为基础，对西北四省（区）2000年的水资源足迹进行了研究，对西北4省（区）的虚拟水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虚拟水为基础的水资源足迹更真实地衡量了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消费利用状况[14]；牛树海（2004）系统地介绍了虚拟水方法和战略，以及其理论框架、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12]。
（2）虚拟能源贸易
自20世纪90年代“虚拟水”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虚拟水”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受到“虚拟水”理论的启发，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虚拟土”、“虚拟能”、“虚拟资源”等概念，目前，因为涉及能源安全和全球变暖，“虚拟能源”研究最多。虚拟能源是指在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能源量，它以“虚拟”的形式隐形于产品中[15]。虚拟能源贸易是指能源短缺或贫乏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从能源富足的国家或地区购买能源密集型产品以确保能源安全。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实际上就是以虚拟的形式出口能源。虚拟能源战略的实施为缓减能源竞争矛盾、促进全球（或地区）能源均衡提供了新方法。
罗贞礼、龙爱华等（2004）提出虚拟土及虚拟土战略的概念，指出土地贫乏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土地富足的国家或地区购买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土地密集型产品来获得土地和粮食的安全，并分析了虚拟土战略下的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6]；周志田、杨多贵（2006）参照虚拟水提出虚拟能概念，通过估算我国虚拟能净出口量，得出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超常规态势[17]；赵菊勤、张明军（2008）以资源密集型产品粮食为例，提出虚拟资源主要包括虚拟水、虚拟土、虚拟能，是指在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数量，并通过对我国“北粮南运”带来的虚拟资源流转的实证分析，得出“北粮南运”使原本在南方更适宜粮食生产的重任潜移默化地转嫁给北方，造成北方农业水土资源的超前消耗，加剧了水土资源危机[18]；张衍广和李茂玲（2008）通过运用EMD方法对我国能源供需情况进行分析，提出虚拟能源理论，并建议加强虚拟能源理论的研究、产品中虚拟能源含量的计算，对于虚拟能源战略的实施应建立完善国家或区域的政策保障体系和管理机制[15]。
3.研究述评
直接的环境贸易形式上是环境污染排放权的贸易，实际上是将环境要素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贸易方式内化到经济运行中，因此本质上是环境要素的直接贸易。硫排放贸易则是环境要素直接作为贸易品进行贸易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效，但主要局限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碳排放贸易因为全球变暖问题，正得到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有望成为真正的国际环境贸易的主要类型。基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的直接的环境贸易理论已经比较完善，将来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国际排放贸易体系，构建一个排放贸易的国际化平台。因为涉及各国的利益、技术标准和政策法规，需要研究的还有很多。
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主要是以环境要素的虚拟贸易为特征。尽管并不表现为环境要素（水、能源、土地等）的直接贸易，表现为普通的产品或服务贸易，但却间接实现了环境要素的贸易，而且根据计算，这种贸易量十分巨大。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体现了考虑环境因素的新贸易思想，可以使经济发展和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得到最优整合。虚拟水贸易的提出及其理论的不断完善，为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虚拟能源贸易等各种环境要素的虚拟贸易的研究。
四、结语
贸易与环境问题是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世界上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经从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的传统的研究角度，转向了环境贸易的新领域。环境贸易以其独特的视角，为缓减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提供新的方法，使经济贸易增长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更快实现。显然，不论是直接的环境贸易，还是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大都是在国外首先提出，研究也比较成熟，国内还处于介绍引进和研究论证阶段。作为一个新的贸易与环境的研究领域，国内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将研究中心从传统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上转移到环境贸易研究上来，使相关研究在国内落地，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并应用到实际的环境与贸易政策中来，为缓减贸易与环境冲突，使贸易与环境双方达到双赢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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