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烈论文,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7-0074-10
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由于档案缺乏，不少是一笔糊涂账，或言不符实，或夸大其辞，或以讹传讹，亟须从原始档案、书札、日记等原始史料入手，予以补充订正。即以留日学生杨毓麟为例，他是《新湖南》的作者，筹划过兴华会等起义，策划过暗杀活动，撰写了许多鼓吹革命的文章，对革命事业贡献良多。民国初建，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为表彰那些曾经建立过宏功伟业，却于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已捐躯的六位烈士建立专祠，其中第五位就是“蹈海以殉”、“亡身报国”的杨毓麟，第六位是陈天华。可见，杨毓麟在革命党人心目中之崇高地位。
然而，由于史料缺乏，无论是今人，还是清末民初的人物，对杨毓麟之了解，并不全面，也不准确。本文拟以笔者长期搜集的杨毓麟未刊信札及档案记载为基础，参酌前人所留的有关杨毓麟传记论著①，对这些未刊信札试予考述，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在英伦蹈海的革命先烈。
一、与众不同的革命家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椒壬，湖南长沙高桥人。早年曾于长沙岳麓、城南、校经等书院读书，聪颖好学，思想活跃。“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己。”②甲午战争之后，江标督学湖南，“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网罗通达时变、博学能文之士为丁酉岁拔贡生，君其一人也。旋以是年中试湖南举人”。③本文没有采用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所称：“戊戌(一八九八年)一试春官，分发广西知县，不至任，遂绝意仕进。”④坊间有些传记，更进一步由此引申称杨毓麟为进士。上述各说，颇含混不确。戊戌进士题名录中不见杨毓麟之名，可见他不是进士。是否“一试春官”，待考：春官者，礼部之代称也。至于“分发广西知县”亦不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杨毓麟亲笔《致端方函》，作者自署为“候选知县杨守仁”。⑤既是“候选”，就不可能是“分发广西知县。”冯自由所述与清档记载不一致，自应以杨氏自署为准。
杨毓麟是革命党中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按照当时常例，在有了候选知县资格后，很容易进入官场任职，先是候选，然后通过捐纳等途径转正，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可是，杨毓麟不喜欢那样的人生道路。他生性耿直，厌恶官场腐朽，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却视若敝屣。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力行新政，省城长沙新旧两派壁垒森严，争斗激烈。杨毓麟很快加入维新阵营，与其挚友谭嗣同、唐才常一起，在时务学堂任教。并且，从此对教育产生浓厚兴趣。
可惜，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戊戌政变发生后，与杨毓麟情投意合的谭嗣同在北京被砍头。湖南省城长沙一片恐怖，时务学堂被解散，一切新政均被推翻。守旧派气焰嚣张，卷土重来，杨毓麟悲愤填膺，痛心疾首。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变法的失败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中。
在经历了长沙新旧两党的针锋相对的对立之后，杨毓麟对湖南的发展前景甚是担忧。此后，杨毓麟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先后遇到了长沙两位在晚清很有名望的人物。一个是瞿鸿禨，另一个是龙湛霖。此二人对杨毓麟后来的事业发展，颇有影响。
瞿鸿禨(1850-191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其父元霖，举人出身，深通科举之道，故对鸿禨幼年教育，格外重视。他躬自课读，昕夕无休，取得了显著成效。鸿禨于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连捷中进士，入翰林。光绪元年(1875)大考名列前茅，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升用，并充日讲起居注官，从此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后屡次出掌文衡，成为京师翰林院中的佼佼者。鸿禨曾连续充当河南、福建、广西乡试考官及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四省学政，其弟子遍布大江南北。瞿氏文人出身，与贪得无厌愚昧颟顸的满族官僚比较，一般来说比较廉洁。特别是他受到清流派魁首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垂青，而李鸿藻与荣禄又关系密切。瞿鸿禨为人，能虚怀若谷，喜欢倾听各种不同政见。尤其是在经历了庚子事件之后，瞿鸿禨得到慈禧亲信荣禄的推荐，进入清廷决策机构军机处。他通过亲友及门生，了解社会及官场的状况，然后再向清廷决策者慈禧等人建言，颇为当政者倚重。然而，瞿氏文人气息太重，患得患失，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其为政缺点是优柔寡断，缺乏魄力。
戊戌政变后的第二个年头，杨毓麟来到南京，进入江苏学政瞿鸿禨的幕府，担任襄校。所谓襄校，即协助学政斟阅试卷、选拔考生。清制，每省之学政，需要在全省范围进行考试，评阅考卷，去取人才，故每当赴任之始，由学政本人组成一个襄校幕府。这个幕府规模不大，通常有八人左右。开始时，学政须将这些幕府人员的名单呈报给所在省之巡抚，再由巡抚向清廷奏报备察。这些幕僚本人，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已有举人、贡生等头衔，其学问人品为学政所赏识。由清档现存瞿鸿禨担任四川、江苏学政任内的幕宾名单观之，瞿氏喜欢招募两湖及江浙一带的文人学士充当襄校。
杨毓麟年轻有为，志趣向上，不随流俗，而且是候选知县却不愿意去官场的学人，瞿鸿禨对他更是优礼有加。但是，杨毓麟在瞿鸿禨的幕府并没有呆太长时间，很快返回湖南。
杨毓麟为什么很短时间离开襄校的职位?
据冯自由解释称：“己亥(一八九九年)应江苏学使瞿鸿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学通儒，终以宦途污浊辞去。”⑥
过去人们均相信冯自由的“以宦途污浊辞去”的说法。杨殿麟所写《杨毓麟事略》亦称“终以宦途污浊辞去”。⑦饶怀民所撰《杨毓麟集》前言，受前者影响，写道：
1899年春，杨毓麟应乡人瞿鸿禨之聘，入其幕府，瞿时任江苏学政，广揽宿学通儒入幕相助，杨慕名而往。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发现，原来这位老乡并不是他想像中的开明官员，而是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政客。官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令杨忍无可忍，“终以宦途污浊辞去”。⑧
与坊间记载迥异，清档却另有揭示：在杨毓麟到南京任襄校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江苏学政瞿鸿禨呈递了《为学差任满因病恳恩开缺回籍就医折》。该折奏称：
臣奉命视学江苏，业经任满，本年适值銮舆西狩，是以各省学差，尚未奉旨更换，臣自应静候简放有人，再行交卸。乃臣自入秋以来，中心愤懑，忽患颈风，自额顶至脑后，苦作掣痛，右臂至肩，筋骨酸痛异常，胸膈痞闷，不能通畅，精神日渐萎顿。臣年甫五十，气血未衰，自系调理失宜所致。臣乃驻署江阴，地气寒湿，一交冬令，更不可当。此折呈递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奉殊批：著赏假两个月，假满即赴行在，余依议，钦此。⑨
后来事实证明，瞿鸿禨的病完全不像他所奏称的那么严重。更多可能是，他厌倦了长期的学政生涯，希望江苏学政任满后能另有高就。冯自由称，杨毓麟是因为“宦途污浊”而离开南京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经历过戊戌政变的杨毓麟早已看到了“宦途污浊”。杨氏离开江苏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瞿鸿禨不希望继续担任江苏学政。早在庚子八月之前，瞿氏已经开始筹划调换职位。在此情况下，杨毓麟不能不离开南京。将杨毓麟离开南京理由辨别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了解他后来与瞿鸿禨之间密切关系，提供有力佐证。
杨毓麟回到长沙，来到龙湛霖家开馆授徒。龙湛霖(1837-1905)，字芝生，湖南攸县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尔后，继续在翰林院任职，累迁至侍读学士。十四年出任江西学政，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九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擢刑部右侍郎。次年复出为江苏学政，仍兼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任满交卸，回籍就医请假”。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假满病未痊请开缺调理”，⑩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去世，龙氏一直生活在长沙。
据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称：龙湛霖“以翰林数司文柄，晋卿贰。湛霖中岁乞病归，遂不复出……顾盼有光，生平慎言笑，人谓城府深阻而实坦直”。(11)
而湖南巡抚端方在呈递龙湛霖遗折时，则谓：
伏查该侍郎起家词垣，屡司文柄，平时提倡正学。扶植人才为务，自家居养疴后，首先捐资创建明德经正学堂，使其长子绂瑞在堂任事，余子并令入堂肆业，为乡里播绅之导……其于地方要政，靡不留心咨讨。粤汉铁路，因关商转售比、法各国，关系东南全局，湘绅主持废约，收回自办，该侍郎实倡其议。病革时犹殷殷筹划此事，至死不辍。湘人深为惋惜。核其生平行事，洵属无间人言，兹将该侍郎遗折一扣，封呈御览。该侍郎有子三人，长子绂瑞，三品廕生，候选知县；次子绂年，正二品廕生；三子绂慈，附生。孙二人均幼。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三日。(12)
清代的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翰林院官员经常依靠外出当考官，或出任学台来“调剂”。据笔者所过目的晚清学政李端棻、江标等学政信札估计，每任学政大约会有一笔数量可观的银子作为“额外进项”。瞿鸿禨与龙湛霖均是翰林出身，而且多次或出掌文衡，或担任学政，个个宦囊殷实，家财万贯，故龙湛霖与瞿鸿禨毫无疑问是长沙城里有名的富户。龙湛霖生前曾屡次捐建学堂，瞿鸿禨则在长沙辛亥革命风暴中，被没收大量资本，这些财产大都是他们在担任考官时所积累的财富。龙湛霖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辞官回到长沙，(13)后来在胡元倓等开始倡建明德学堂时，龙湛霖慷慨解囊，多方资助。这是长沙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颇受乡里称道。明德学堂后来成了黄兴、杨毓麟等革命党人栖身之地。龙氏还曾帮助黄兴等在华兴会起义失败之际脱离险境。据冯自由揭示：
庚子辛丑(一九○○至一九○一)馆湘绅龙湛霖家极相得，但非所志，不久居也。壬寅(一九○二年)春挈龙氏学生瓞原同渡日本。初入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并劝龙氏出资兴学。长沙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尝竭资以助，笃生实有力焉。(14)
虽然杨毓麟与龙湛霖“极相得”，可为了探寻中国的富强之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到日本留学。杨毓麟到东京之后，对于日本的教育兴国，有了切身体会。因此，冯自由说龙湛霖在晚清于湖南长沙出资兴办学堂，“笃生实有力焉”，应该是可信的。
二、杨毓麟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之间密切关系
光绪二十八年初春，杨毓麟到达东京。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给了他十分强烈的刺激。经过短期日语学习后，他首先选择了弘文书院的速成班就学。弘文书院的创办人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明治时期有名的教育家。嘉纳治五郎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灵活的学制，重视基础教育，循循善诱，教育有方。杨毓麟对他格外敬重。当时在弘文书院就读的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湖南热血青年。他们从封建专制制度笼罩的湖南长沙，来到了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日本，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他们终于明白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出路只有一个，即尽快改变传统的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杨毓麟在弘文书院听课之余，还针对当时中国危如累卵的国情，写了一本鼓吹革命的《新湖南》。此书高举反帝、排满的两面大旗，对清王朝统治者在庚子事变后，所推行的以中华物力结列强欢心的卖国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诸强国之谋我中国也。不遗余力矣。”(15)而摆脱列强瓜分的出路，在于脱离腐朽的清王朝而实现湖南的独立。满人“以野蛮民族翘然为天下共主者二百六十年，是以奴隶而据主人之室也”。(16)高呼“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17)
《新湖南》是反满书刊中，出版较早者，其内容新颖感人，论说痛快淋漓，很快不胫而走，风行海内。
在鼓吹革命的同时，杨毓麟还同清政府的高官瞿鸿禨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认识是笔者在读到杨氏未刊函札后产生的。杨毓麟刚到日本数月，即给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写信。他的书信并非是为谋求高官，而是申明教育救国理念。盖自甲午战争之后，凡是关心国事，立志救亡的维新志士，无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谭嗣同，无不强调“开民智”。杨毓麟出国后，强烈地感觉到，要救亡图存，最重要的莫过于赶快学习日本经验，脱胎换骨，制度更新。杨毓麟此信是通过张缉光向瞿鸿禨呈递的。此信洋洋数千言，内容至关紧要，故予以全文披露。该函称：
侄杨毓麟再拜上书外部枢相大人执事：
辱承招致，感激殊深。惟学业未成，材识谫劣。欲于壮年粗习外国政俗，以广益闻见，是以不获趋侍，已恳歗兄转达愚意。但久尘来旨，惭愧如何?在此数月，无所领解，惟略识彼都教育主义，与吾国人士留学此邦，在吾国前途有重要之关系者，辙陈启一二，用效愚者之一得，幸留意焉。
彼都所谓政治法律，盖多取之于德意志，而教育亦然，又参合英、美诸国而为之。彼国所谓教育主义，实国民教育主义也。所谓国民教育者，由民族建国主义而发生，而成立，而实为民族建国之基础。凡在文明之国，一国民族，必有一国民族之特性。此特性者，由于数千年之历史习惯而来。一切宗教、学术、政治、法律，与他国他种民族，必有绝异之要点，受此要点而发生者，皆为一民族固有之光荣；又必有绝异之弱点，受此弱点所发生者，皆为一民族腐败之根据。教育者，所以保持此固有之光荣，而滌除此腐败之根性也。故国家教育之事，必视其国民之所固有所最弱者，立一确定之宗旨；一切政法，皆于此宗旨受绝大之影响，生无限之风潮；亡可使存，危可使安，其道必由于此。中国不欲救亡则已，尚欲于此地球上留得禹域国名一二字者，舍教育无所措手。吾国中能言其所以然者，千百人中不得一二。彼都人士揅究此学，译著之书数十百种，施之实际，几使全国人民无一不自学校出者。然则中国欲言教育，不问途于此，其将何从?
现在湘、粤、苏、鄂四省送学生来习速成师范者数十人，入弘文学院。校长嘉纳茨五郎，为彼国教育家。湘省最先送，习业方数月，已斐然有成效。然以中国二十三省之大，而咨送者不过四省，浙省有数人系自备，所送者不过数十人，实与杯水车薪无异。吾丈外莞外交，而内总机务，造膝陈言，嘉谟入告，虽非望风倾听者所及知，然窃冀能将此救亡第一义谛陈说昭晰，书板朝进，俞(谕)旨夕下，令各省仿湘、粤、苏、鄂成案，每省奏派留东学习速成师范者，至少须五十人，其学费一切，自有四省现例可沿。有已办而不及数者，须速续送若干人。所送之人，以举贡、进士，年齿壮盛，学有根柢者为之。学期须稍伸长，一载为毕业。湘省学期六月，鄂省有三年者。惟回华以后，于开办学堂诸事，自有把握。不然，朝廷日日言兴学，疆吏日日言教士，大中小学，名目甚佳，实则捕风捉影，如醉迷狂掷，了无意识。上段所云，此实为转移残局之一线生机也。
虽然，又有一说焉。俟吾国教育办理有成绩，而后可以救亡，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外；此十年以内外交内政，在在须材，一切嚣嚣然言新政者，大率有理想而无实地揅习，施之事实，必多粗确；为今日中国计，莫若遣人东游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三事。凡我邦人士，所苦于外国留学者，以语言不通，又限于彼国学校之阶级程度，不能骤进，在速成师范办法，虽求效太急，然适合于我邦今日之用。凡教习口授，以我邦留学生学业优长者为翻译，习于彼国语言，又颇通知科学门径，自无窒碍；而习业者，既不至于捍格难通，又无濡滞不前之患，实为至便。彼都人士，期望吾国之振兴，企踵延颈，已非一日，于此等教法，尤不惮详悉周至，引人入胜，此乃现在学师范者所亲灸，贱子所耳熟而能详者也。师范可以速成，则政治、法律、经济上，何不可以速成者，但现在吾国人无主张此事者，是以无人发其端耳。
现在弘文校长嘉纳君于暑假内游历中国，当至京师，计必将与吾丈相见。此人于彼国外相桂太郎有密接之关系，于中国情事，尤所揅悉。吾丈若将遣送速成政治、法律、经济学生事与之商订，必能允许。现在我国人士已有将此意密探之者，彼固乐从。但得彼主持此事，而教授一切，不归彼一人。此邦政治、法律、经济名家甚夥，讲习极易得人。吾丈主张于内，而使此人在彼国代管理之事，于彼国外交上有特别之光荣，于吾丈外交手段上，亦增数分之活泼，而于吾国现在事事需人之际，尤有实在之利益，虽似闲着，实亦目前之救急方也。所派诸人，京外并遣，以身入仕途而材识优尚、锋颖隽发者为之。在京则词馆部曹，在外则府县同通，皆可入选。各省生监举贡学业优长愿自备附学者听。计各省所派，即共数能得四百人，每省尚不到二十人，每人官费五百元已足。较之留学七八年、年费数百元者，吝省多矣。愈多人，愈为吾国前途之利益。学期以一载毕业。翻译一事，即以现在留学大学及专门学校之高材生为之。
盖科学一事，条理烦赜，非久于其中者，不能领解，翻译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乃至留许多笑话，故此节断不可轻视也。但所派诸人，非已经甄别，则根器不齐，冥顽卑贱，必见轻于异国；又年齿过长及有不正之嗜好者，尤非所宜，年齿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为程式。以在此留学，则一切举止，必依学生规则而脱除宦途习气。此乃彼教育家所必不能通融者。年齿太长，则习气较深，彼人视之，将轻蔑倍至，于国体上，将增一段不荣誉之名声，非所宜也。吾丈若主张此事，则必须以奏案定之，庶各省划一，刻期至东，无前后参差之患。而西北各省程途较隔，东南各省水陆交通，到东自易，则可将沿江沿海各省及山、陕、云、贵悬隔者，截做两期，较为便利。学成归国，必可收随才任使之效。
管子云：“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树人之捷，百倍于仲父，岂非旋乾转坤之一奇局耶?虽然，似闻内地论者，谓在东留学诸生，皆鼓康梁之余焰，而立异帜，欲以发大难将为中国忧者，几以东游为大禁。又或谓政治、法律、以国体而异，彼邦政治，恐不宜于吾国。种种疑难足生阻力，请得而剖之。凡倡言破坏、以革命为宗旨者，非穷蹙无赖之逋客，即跅弛无所忌惮之狂民，此其人于实际科学非有所得，又决不能居学校中循循然在弟子之列者。凡研习实际科学及能居弟子之列者，非独有所忌惮而不为者，抑亦学校中规则所不许。彼邦学生禁言政事，著为宪典，通国皆知，非如吾国前代东林、复社诸流，以诋諆时政为学帜者也。
又彼都宪法，取之德意志。德意志宪法，在欧洲立宪国中，最为主权偏重者，与法美诸国大异。即英国君民半主，尚非可同日语。日本皇室典范，以万世一系之皇统昭告全国，彼国士民，皆诩诩然以数千年一姓相传誇示五洲。其皇室之巩固如此，则其所以巩固之之政法，尤为吾国所宜揅究。不然，纲维解弛，土崩瓦裂之患，将在目前。栋折榱撓，侨将压焉。衣冠道穷，谁欤其幸免者?至吾国财政之困难，乃为现世大地诸国所称独步者，岂可不亟亟谋所以拯救之哉?
呜呼!以曾文正、李文忠之锐意办洋务，而于根本至计，了无所益，其谬误乃在重视枪械战舰，而轻视政法、经济、教育，乃成今日之奇厄。及今尚无发明其痼疾者。自今以往，其谓之何?吾丈今日能为此者，其高掌远蹠，乃在曾李二公之上，非独救亡而已，一举而措全国于泰山磐石之安，即以此为原动力，但能得吾丈一疏，奉朝命以敦促各疆吏，刻期派遣，指顾可成。为庙社计，为生灵计，为吾丈名业计，言之而必听，为之而必成。登高一呼，众山皆应，立功立事，易无过于此者。吾丈以天下为己任，必不至舍此而不为。且处存亡危急之秋，而尚不及为此，则今日九州人士所觖望于曾李二公者，异日又将有所觖望于吾丈，此则区区之愚所深惜也。率臆尽言，敬颂钧安。中六月八日，东七月十二日。(18)
杨毓麟此信作于何时?原整理者注明，系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然而，由此信内容观之，所署时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信开头即称“在此数月”，接着又称“现在弘文校长嘉纳君于暑假内游历中国”云云，所记均为杨毓麟初到日本情形。而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记载：
七月初四日，日本正金银行锅仓来辞行……午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长嘉纳治五郎同随员四人来拜。初六日巳正，答拜嘉纳治五郎。初七日同外部联、瑞、顾、绍、陈，在家公请日内田、嘉纳、吉田、山木……主客十四人，亥初散。(19)
那桐与慈禧均属叶赫那拉氏家族。自戊戌以降，慈禧视那桐为亲信，暗中赏银，加速提拔。(20)由光绪二十四年的户部郎中，四年后升任户部右侍郎兼外务部左侍郎。由那桐这样的官员出面接待嘉纳，说明清廷对其来访并非特别重视。不过，由《那桐日记》记载可以断定，此信当做于杨毓麟第一次抵达日本数月之后。
再有，此信末尾有“中六月八日，东七月十二日”。由中西日历对照表亦可确定，此函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八日无疑，整理者不察，故有此误。
为什么杨毓麟刚到日本不久，即想到给瞿鸿禨上书。其原因盖在于当时瞿鸿禨威望正隆，手握重权，成了汉军机大臣中最受慈禧器重的人物。而且，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瞿鸿禨很器重杨毓麟，二人关系融洽。杨氏于此信开头即称：“辱承招致，感激殊深。”可见，瞿鸿禨在庚子事变之后，曾经要杨毓麟去北京。
清档记载显示，光绪二十七年后，瞿鸿禨利用朝廷刚由西安返回北京之机会，很快安排提拔了不少湖南的亲朋好友来京任职，如余肇康、朱启钤、张缉光等。由此信观之，杨毓麟亦曾被“招致”。
杨毓麟此函的核心内容，是寄希望军机大臣瞿鸿禨，直接给朝廷上书，选拔各级官吏，迅速学习日本的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而重心尤在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杨氏认为，曾国藩、李鸿章都只办洋务，不变制度，成效不彰。瞿鸿禨倘能采纳其议，“奉朝命以敦促各疆吏，刻期派遣，指顾可成。为庙社计，为生灵计，为吾丈名业计，言之而必听，为之而必成。登高一呼，众山皆应，立功立事，易无过于此者。”
杨毓麟特别告诫瞿鸿禨：此乃“转移残局之一线生机”。“一举而措全国于泰山磐石之安。”杨毓麟说得慷慨激昂，很有些像康有为上清帝书的味道，其真诚期望当政者采纳他的救亡妙计的心情，已跃然纸上矣。
为了解除瞿鸿禨的后顾之忧，杨毓麟特别指出在日留学生中，“凡倡言破坏、以革命为宗旨者，非穷蹙无赖之逋客，即跅弛无所忌惮之狂民。此其人于实际科学非有所得，又决不能居学校中循循然在弟子之列者”。杨毓麟这些话说得颇有些不得体。黄兴、宋教仁等湖南老乡如果听到，定会感到愕然。然而，它确实反映了杨毓麟当时之真实思想。
杨毓麟此函中，对日本近代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多有褒奖之词，并希望瞿鸿禨能同他联手，共同实行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进行速成教育的计划，以使中国转危为安，迅至富强。然而，瞿鸿禨本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根本无此魄力推行其“刻期派遣”官员学习采纳日本政治制度的计划。
尽管如此，杨毓麟此信声情并茂，读之的确使人为之动情。写完之后，他辗转交给瞿鸿禨身边的张缉光。张氏读后亦深以为然，并写信给瞿鸿禨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座：小病新起，委顿未除。今得桂辛来书，言廿日启行，在沪薄有羁留，出月初旬准到。有汪颂年太史一函，嘱呈左右。
皮事久在爱中，谅已不劳陈说矣。
又得杨笃生自日本寄来一函，有书呈鉴。此函由友人带京，盖因缉光往汴，故迟至此时始行递下。笃生书中所论，似在今为至要之务。至所陈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日本经济学专言理财，名义与吾国异)诸学，尤救急之方，多有论及者。盖今之国势，上暗下明，上静下动，开民智故不可缓，开官智尤不可缓。日本伊藤、大偎皆曾身入外国学堂，故能成此大业。
今吾国辇毂之下，省会之区，皆萃千百无知无识，不痛不痒之官，嬉游征遂于其中，于国无益，而于其人有大损。且今号称变法矣，其能知新法者何人乎?非特不知而已，又从而非笑之，其为阻梗之言，至阴而至烈。欲除其失，非选派游学不可。
抑缉光更有欲为吾师陈之者，天下事无所谓办不动，办不好。所谓办不好，办不动者，皆不办事者自诿谢之词，即明知办不动，办不好，而甘心不办，则永无好之一日，动之一时，何如办之，犹可冀于万一耶?但能排去顾忌，如汪颂年所谓轰轰烈烈做去，天下必无难事。事机日迫，万目睽睽，使数万里版图不丧失于三数优柔之手者，舍吾师无与归焉。触绪附陈，敬请钧安。
弟子缉光顿首。(光绪三十年)(21)
上引密札中，所提到的桂辛，系指朱启钤，字桂辛，瞿鸿禨之姨侄，后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汪颂年，即指汪詒书，字颂年，长沙人，翰林院编修。张缉光，字邵熙，长沙人，光绪进士，瞿鸿禨之门生，亦为张百熙所宠信。庚子后曾任刑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瞿鸿禨被罢官后，余肇康、张缉光、朱启钤亦被革职，离开京师，返回湖南。据此函之抄录整理者注明，此信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然据笔者考订，显然是错误的。抄录整理者对此信写作背景并不明晰，故有此误。
张缉光此信重点说了两个问题，一是提醒瞿鸿禨：“皮事久在爱中”，请能办妥。二是杨笃生自日本来信，谈速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事。而且，此信主要是围绕杨毓麟信函的内容，发表议论以及张氏本人对杨建议的感触。由张氏此信可以看出，他对杨毓麟的见解是非常赞同的。而上述两件事情均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
张缉光函中所说“皮事”，系指清廷为皮锡瑞平反事。此乃近代学术史上一件大事，理应论说清楚。
皮锡瑞(1850-1908)，湖南著名学者，经学家，长沙人，字鹿门，一字麓云，举人出身，屡应春官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可谓著作等身之学者，曾被江西学政龙湛霖延请主讲南昌经训书院。皮锡瑞早年著述包括：《尚书大传疏证》、《古文尚书疏证辨正》、《九经浅说》、《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今文尚书考证》及《圣证论补评》等书。戊戌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长沙南学会传播西学，为变法大造舆论。皮錫瑞出任主讲，沟通汉宋，融合中西，赞同公羊改制理论，疾呼变法图强，成为守旧派攻击目标。长沙守旧派代表人物王先谦、叶德辉谓皮氏“附异端”、“悖正学”，对其横加攻击，甚至人身侮辱，以至于皮锡瑞被迫离开长沙。戊戌以后，皮锡瑞返回长沙，著成《尚书中候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汉碑引经考》及《王制笺》等书，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湖南思贤书局刊行。然而，守旧派仍不放过皮锡瑞，他们通过江西籍御史徐道焜上书，对皮氏进行弹劾。其弹章称：
奏为特参湖南举人皮锡瑞品行卑污，请饬下江西巡抚驱逐回籍事
再湖南举人皮錫瑞，品行卑劣，学术乖谬，前任江西学政龙湛霖，延聘至江主讲经训书院。该举人自号经师，倡为邪说。谓程朱不屑学，谓功令不必遵。年少之士，惑其新奇；先正典型，一朝扫地。并闻丁酉乡试，有为人枪替作弊情事。去年该举人回湖南主讲南学会，与梁启超、熊希龄等宣演平权民主之说，明目张胆，侮乱经常。堂中诸生，且听且愤，遂将该举人等唾骂殴打，血流被面。盖国家德化沦洽，三尺童子皆知尊亲，苟有离经叛道之徒，虽在乡闾，亦遭屏斥。乃该举人自知不容于乡，仍然潜投江西，钻营讲席。臣闻该举人于康有为、梁启超之学，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则士心文风之坏，未知何所穷极。
应请饬下江西巡抚，立将该举人驱逐回籍，交地方官管束，不准在江逗遛。另聘品学兼优之士，主讲经训书院，以端师范而肃士习。臣为桑梓学术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22)
徐道焜弹劾皮錫瑞在南学会鼓吹“平权民主”之说，将其视作康有为、梁启超的同党，可谓深文罗织，罪名重大。因为戊戌政变后，这样的罪名在朝廷非常敏感。尤其是慈禧、荣禄、袁世凯等当政者，对康、梁恨得咬牙切齿，故皮錫瑞被逐回湖南已有三年之久，仍被地方官“管束”。俞廉三早年跟随刚毅，并为刚毅所举荐。(23)戊戌政变后，他接替陈宝箴为湘抚，为守旧派张目，对湖南新政多持否定立场。他能出面为与康、梁有牵连的皮錫瑞请求销去“管束”字样，显然事出有因。张缉光此函揭示了其中奥秘，原来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为其作主。正因为如此，俞廉三才敢于上书奏称：
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湖南举人皮锡瑞品行卑劣，学术乖谬。前主讲江西经训书院，倡为邪说。去年回湖南主讲南学会，宣平权民主之说，自知不容于乡，仍潜投江西，钻营讲席等语。著松寿严饬地方各员，确查该举人现在江西何处，迅速驱逐回籍。到籍后，即由俞廉三饬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任滋生事端等因，钦此。当即钦遵查明该举人皮锡瑞，业已回湘，随饬原籍善化县严加管束在案。
兹据长沙、善化二县绅士联名呈称，该举人皮锡瑞回籍后，深知愧惧，痛自克责，闭户读书，绝不干预外事。迄今数年，冰兢自守，察其追悔，实出至诚，呈乞奏请销去管束字样，俾得改过自新等请前来。臣复详加访察，舆论悉属相同。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善化县举人皮锡瑞销去管束字样，卑令改过自新，出自逾格鸿施。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24)
俞廉三此片因与原折分离，无法确定日期。不过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甲子记载：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善化举人皮锡瑞悔过自新，请销去管束字样。得旨皮锡瑞著准其销去管束字样，仍饬地方官随察看。(25)
由于张缉光此函提及“皮事”，可知此信必作于光绪二十八年无疑。
皮锡瑞能够“销去管束字样”，虽说是一件小事，但由此亦可从中窥见瞿鸿禨内心同情维新派的政治立场。他同张百熙一样，内心对戊戌变法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像守旧派那样的恶感。他的这种同情维新派的立场，正是袁世凯、奕劻在丁未政潮中能挑拨离间，将其打翻在地的重要原因。
杨毓麟通过张缉光呈递的函件，曾经对瞿鸿禨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这位军机大臣希望张缉光能很快“招聘”杨毓麟来京办事。据张缉光的另外一通密函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鉴：
奉谕敬悉一切。铁路事或可稍有补救。能勿使芍帅干预而予小浦以重权，则小浦所谓中策，或能办得完善。马戏一事，曾于上礼拜六停课之日，与三世弟谈及，如吾师命往，亦可一广眼界。笃生不在东京，无从招聘，人才之难，至今已极。吾师能再筹两全之法，则感激非独受业一人也。手肃。敬请福安。受业制张辑光顿首。(光绪三十一年八月)(26)
据原整理者注明，芍帅，系指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人；小浦，系指张鹤龄(1867-1908)，字筱圃，江苏武进人，长期在长沙任道员。后被张百熙调京，协助京师大学堂事宜。又据整理者注明，此信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误。因为信中称王之春为“芍帅”。查王氏任广西巡抚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五月至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五日，故可以判断此信应写于杨毓麟首次由日本归国之后，第二次赴日本之前。由于杨毓麟已离开日本回到国内从事反清活动，故张缉光称“笃生不在东京，无从招聘”。张氏所述，应该属实。杨毓麟忙于从事革命活动，故错过了瞿鸿禨的这次招聘。
注释：
①本文所参考的有为杨毓麟之传记著作主要有：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选史》第二集；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守仁事略》，王兴国编：《杨昌济集》以及曹亚伯《杨笃生蹈海》，《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其中以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最为详尽。今人著作主要参考的是饶怀民编《杨毓麟集》。
②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守仁事略》，王兴国编：《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③王兴国编：《杨昌济集》(一)，第27页。
④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⑥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⑦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69页。
⑧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前言，第4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录副奏折档，档号03-5392-052。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档号04-01-12-0584-021。
(11)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民国排印本，上，第144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录副奏折档，第2号c包。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龙湛霖，《奏为任满交卸回籍就医请假折》，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15)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38页。
(16)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29页。
(17)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30页。
(18)杨毓麟：《致外部枢相书》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抄件。
(19)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433页。
(20)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307页。
(21)张缉光：《致瞿夫子函》光绪三十年，(抄件)。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档号03-5371-114。
(23)刚毅：“请以俞廉三补太原守片”称：太原府知府，系省会首郡，管辖十一州县，政事殷烦，表率稽查，均关紧要。查有现署太原府知府宁武府知府俞廉三，年四十六岁，浙江山阴县人，由监生报捐县丞，指分山西军功荐保五品衔花翎，前先补用知县并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用，同治十三年补武乡县知县，光绪元年二月丁母忧回籍守制二年，因前办防务出力，保俟补后以知府用，三年服阕，遵例以直隶州知州仍归原省补用，四年补代州直隶州知州，五年办赈出力，保俟开缺旧知府班后加盐运使衔，七月赴部引见，回省，十月到任，九年六月补授宁武府知府，十年闰五月到任，十一月经前署抚臣奎斌奏保人才，奉旨交军机处存记，钦此。奏明调省，办理练军事务，因办塔城后路转运出力，保奏以道员在任候补，十三年三月，委署太原府知府。该员任事详明，学优才裕，历次委署河东道，太原府篆，俱能振作有为，随事整顿，以之调补太原府知府，人地实在相需。该员任内并无督辑盗案，督征钱粮，已起降调之案，且系调补省会首府要缺，历俸年限及一切因公处分，例不核计，据布政史张熙，按察史嵩昆会奏前来，毋庸送部引见。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吏部议奏，钦此。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
(2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0，第7册，第698页。
(26)张缉光：《致瞿世伯夫子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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