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香 酒醇 诗意浓——花文化二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花香论文,文化论文,酒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花以诗贵 诗以花荣
我国是一个盛产花卉的国家，品种繁多，不仅有世界上常见的，更有一些罕见的珍奇花种[1]。远自汉代，我国就营造园林，培育花种，花卉生产开始专业化，因而我国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这种生存环境与历史渊源导致我国人民对花的高度眷爱的情结。
同时，我国又是一个诗歌大国，积累极其丰厚。花是自然美的集中体现，而诗则是艺术美的高度结晶。花文化与诗文化不仅同是美的载体，而且同是在中国农业文化的大背景上形成的。花与诗遂结缘而行。在花还未失去实用性，便已作为观赏对象而进入诗篇。花文化与我国文学的滥觞——《诗经》与《楚辞》几乎同时产生并出现。
《诗经》与《楚辞》开拓了花卉入诗的先河。两部文学经典里，就写到10大名花。《诗经》中的梅、桂、荷、桃等，《楚辞》中的兰、菊、荷等，在诗人笔下栩栩如生，风姿绰约，招人喜爱。且寓意双关，对人多有启迪。从此，花就成为诗人捕捉灵感的媒体。
诗歌的音韵、节奏、旋律、结构也与花的多姿多彩、五光十色的风韵发生对应。而争奇斗艳，各有千秋的花也是一首首优美感人的诗；反之铿锵动听的诗又彷佛是一朵朵瑰丽耐看的花。诗和花互为灵感，诗情与花韵，诗意与花色形成天然的呼应。生活无处不飞花，正是诗关注花的来由。一年12个月，月月有花，季季有花。花文化与民俗融合，使入诗的花或写花的诗，成为一种民族传统，深入到千家万户，熔铸在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之中。
对于花，正如白居易所说的“爱恶随人意”。不同诗人，情有独锺，都有各自所爱的花，也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段和手法。屈原喜爱兰菊，陶渊明情系菊花，白居易赞牡丹，皮日休赏石榴，陆游锺情梅花，杨万里青睐荷花，李清照领情海棠，周敦颐爱莲，郑板桥喜竹……真是“爱恶”绝然不同。诗圣杜甫笔下百花竞艳，独不见海棠，相传杜甫之母叫海棠，诗人因而避之。[2]宋代诗人林和靖爱梅，隐居孤山，他种梅养鹤，终生不娶，有“梅妻鹤子”之说。诗人爱花赏花都有各自的个性特点。
一些花经诗人赞颂，声名大噪，流传益广。例如兰菊之高贵与屈原《离骚》唱诵的“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直接相关。[3]梅花虽早在《诗经》中即已出现，而在南北朝诗人阴铿，何逊，苏子卿等的诗作中大力唱和后方真正闻名。阴铿的“春近寒虽转，梅舒雪尚飘”道出了梅的傲霜雪的铮铮铁骨，何逊的“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写出梅作为报春使者的风貌。从此咏梅之作大兴。至唐代而大盛。“占春颜色最风流”的海棠，由于苏轼的着意吟唱，宋代咏海棠之诗风流一时。此后，海棠便流传广泛，受到重视。诗人之于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也有因花而诗名大张的。吴蒂说：“诗为花来语更嘉”。引花入诗使诗增色添彩。宋杨万里写荷花的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使杨万里及其诗扬名天下。林和靖写梅的诗句“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流向下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尽梅花神韵而成千古绝唱。唐中书舍人李正封其诗作在唐代并非顶峰之作，然其写牡丹的两句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而流传下来，全诗却佚失不见经传。花，造就了诗人和诗作。
诗人不仅以诗作为花传名，还著书立说，写出一些研究花的专著。诗人王维的《辋川集》对花木造景，多有论述。白居易的《忆杭州梅花》，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谱》等。这些专著当然是花文化高品位的产物。
引花入诗，在我国绝不是某几个诗人的爱好，而是一个极普遍的文学现象。因此中国文学里有一座芬芳四溢，百花竞放的诗歌花园，有一个独特的花卉文学。
无数中国诗人笔下，几乎涉及了所有常见的花卉。单就《广群芳谱》的统计将近200种。《广群芳谱》计100卷，分11谱。而花谱32卷，是这部专著的重心，几占全书的1／3。花谱以花名分类，每类花名下以历史为序，收录了历代名家的“骚赋诗词”，集历代诗人赞花、写花的佳作，夹以史实，掌故轶事，是诗花结合的一部典范之作。[4]
花香飘逸 诗情浓郁
我国诗歌对花的情结，悠久而强烈，不仅涉面宽广，种类繁多，一般常见花均在诗中留下美丽可人的形象，而且，一些珍奇花种也受到诗人的关注。花香飘逸，诗情浓郁，诗与花共同营造了一座花文化的大厦。总起来看诗歌中对花的描写有下列一些特征：
首先，对花人格化和道德化。利用花的某些自然属性，赋以人格力量，掺入人文精神，使作为自然物的花对人产生教化、启迪与审美作用。花是自在之物，其属性是在自身的生存斗争中形成的，并不与人的人文精神发生必然而直接的联系。然而大自然的一切是因人而存在的，只有人才能审美和鉴赏。花的某些自然属性便与人的精神发生了某种呼应，这就为人格化与道德化找到了契合点。对梅、菊的傲霜斗雪，对莲的出污泥而不染，对兰长於幽谷而芳香依故的不媚俗等，都是人所崇敬的某种人格力量的外现，因而诗人常把这些自然属性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和美的象征。这种定性与定位，形成传统而流传下来。
其次，对花的生活化与社会化。花还全面地进入人的生活和人际社会。屈原流放有木兰与秋菊为伴，陶渊明隐居以菊寄托情思，杜甫说的“感时花溅泪”让花参予人事。唐诗人罗隐以“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露”表述自己一生象菊花一样的高洁生活。[5]黄巢使菊花也有了冲杀的勇气和豪情。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更揭示出诗人愁思满怀的日常生活。花既作为寄托情思的对象，又是交流感情的信物；既是人的朋友，又是人理想的榜样；既写人的花事活动，又写人对花的情感活动；既写仲春的百花争艳，又写深冬的凋零败落；既写花事花会，又写平日的养花植花，……一年四季，花充塞诗人生活的每个方面。个人的修身养性，官场的庆典交往，友朋的聚会与沟通，都借助花，依靠花，花被生活化和社会化了。
再次，花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欲趣尚的象征。对花的人格化、道德化、生活化和社会化的结果，造成了全民族认同的人文现象，把花作为民族气节、操守、美好追求与道德风貌的艺术体现。我国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对兰、梅、菊、桂、荷等的赞美，鼓舞和锤炼了我们民族的风骨与风貌，凝结为民族传统。一些写花的诗句演化为全民族公用的日常语言，如，“万紫千红”，“昙花一现”，“走马观花”，“国色天香”等均源自文人诗作，如今成为全民族普遍认可和广泛使用的语汇。这些语汇中表现了民族心理，民族习惯和民族思维方式，发挥了凝固民族精神的作用。
复次，追求在整体画面上写花。诗人们绝不孤立写花，总是有蛾、蝶、蜂、虫与鸟，总是与山、水、园林、庭院、楼台等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虫鸟使花活化，而依傍山水、园林、庭院等更使花盎然有神。孟浩然的《春晓》是透过风雨的猛打，鸟的哀啼，写出花的不幸。一个鸟声，一个风雨之声，使人想象到花的不幸遭遇。王维的《左掖梨花》用了“黄莺弄不足，嗛入未央宫”以黄莺对梨花的依恋不舍写出梨花的清雅可爱。朱淑真的《月华清》融花月为一体突出了凄清零落的氛围。人花相并，花物相偕的写法使花姿摇曳千变万化，诗情更加浓郁。
最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描绘花本身的姿态，颜色与芳香。对花本身的描绘，诗人们极尽所能，确是丰富多采。花开四季，时序有别；千姿百态，各有不同。诗人借物言情，却不抹杀物自身的客观属性与特点。这确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诗人视角新颖而富个性。例如写梅，有深冬早梅，雪中观梅，雨后问梅，月下对梅，寒夜赏梅，后院植梅，深山求梅，寺庙探梅等。既写含苞待放的梅蕾，又有花色俏丽的鲜梅；既有报春的早梅，又有零落成泥的凋梅；既有洁净如雪的白梅，又有艳丽如日的红梅；既有淡雅端庄的墨梅，又有水清玉洁的寒梅；既有经雨耐旱的野梅，又有斗霜傲雪的残梅；既有枝叶舒展的俏梅，又有一花独存的老梅……从梅的花形到梅的颜色，从初放到凋谢，无不留下“香中别有韵”的风采。
从人自身的行动中写花的姿形变异更是含意幽深，别富情趣。即以写菊为例，有赏菊，采菊等，甚至于写菊影。自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出现以后，历AI写作菊的诗大都有“陶令”，“东篱”字样。“陶令篱边色”成为写菊的一种传统，这种定位确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诗以酒兴 酒以花醇
花文化与酒文化也有一种天然联系。而诗正是花文化与酒文化的媒体。不论是赏花有感，还是酒兴勃起，都会执笔写诗抒发情志，外泄于文字。谢九江《对菊》诗中写道：“因花催酒酒催诗，诗酒平生两不亏，秋到若无诗与酒，菊花元似不曾知”。[6]此诗说透了花、酒与诗的关系。白居易说的“花前酌酒笑未足，酒后簪花笑杀人”，赏花饮酒带来多么大的快乐。
正象中国花文化历史悠久一样，我国的酒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相传酒乃杜康（少康）所造，距今有5000多年了。酒与生活关系密切，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能是古代劳动人民排除心中块垒的圣物，因而流传极广。除此之外，喜庆大典，祭祀交游，欢乐宴会等表达昂奋心情时也离不开酒。酒文化与花文化同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产物。
百花酿佳酒，花香酒更醇。酒是粮食的精华，花入酒而酒香更加醇美。“兰陵美酒郁金香”，味色俱佳，多么诱人。我国四时有花，可酿不同的酒，随季节而饮用。“梅花酒元日服之却老”，立夏日“妇人作李会，取李汁和酒饮之，谓之驻色酒”。端阳喝菖莆酒，合欢花酒，可以驱邪。六月捣莲花制碧芳酒，[7]九月饮菊花酒，十月饮松花酒。美酒浓香花中来，“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人在花中醉，心在酒中移，酒助诗兴起，挥洒成佳篇。
饮酒赏花作诗成为中国诗人的习尚之一。“酒酣心自开”，酒是动力，也是灵感；是媒体，也是加热剂。大诗人李白一身兼酒仙与诗仙。“兴酣笔落摇五岳”，“李白斗酒诗百篇”。他的诗溶花香与酒香于一炉。“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李白在酒酣情盛之际，挥洒出许多名篇。他“独步园林，诗酒自适”，看他把花、酒和诗结合得多么自如。
象李白这样赏花饮酒赋诗并非是个别人的嗜好，而在诗人间是常见的习尚。甚至于官场酒宴，诗人聚会同乐也都常在百花盛开的园林中举办，或是在山花烂漫的郊外寻求野趣。觥筹交错，诗作便应景应时而出。唐代每举官，多置酒宴于风光秀丽的曲江池。著名诗人孟郊中了榜眼，参予了这种酒宴，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有名诗句。
而皇家园林、高级官僚后庭的花圃更是聚会赏花、饮酒赋诗的好地方。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尽兴御花园沉香亭，李白写下了著名的《清平调》就是花酒浇灌起来的诗作。宋代韩琦知扬州时，后庭珍品芍药盛开，遂邀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共饮花间，折花插赏，吟诗作乐，史称四相簪花。[8]花是预示他们官途高升的吉祥物。
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有的游戏诗歌——酒令。这是一种在酒宴中助兴的诗歌，有韵、有节奏、顺口、诙谐有趣而形式短小。《红楼梦》里就有以花为题的酒令。《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古典小说名著，也是花文化的宝库。小说里有许多以花为题的诗作，如《菊花诗》，《葬花吟》、《桃花行》、《赏海棠花妖诗》、《咏红梅花》，《芙蓉女儿诔》等，还有酒令，灯谜等。
从这些酒令看出，花签上的花，题诗与引诗的内涵彼此贴切，紧扣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如宝钗为“艳冠群芳”，这与牡丹“花中之王”切近，而罗隐诗“任是无情亦动人”道出了宝钗在婚事上必将取胜和性格上的双重性。黛玉孤傲、高洁、聪颖不凡，然遭际多舛，且体弱多病，愁肠满怀。芙蓉显示了她的高洁，与“风露清愁”正是她的处境与心情的写照。引诗的末尾两名“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加深了“风露清愁”的悲剧性。实际上红颜虽胜人，但薄命却是其客观规律，黛玉不必怨东风而应自责，使“风露清愁”更具内涵。表面上的不合拍正是与人物性格内在联系的深层次的展示。所有这些酒令把花、酒、诗结合得天衣无缝，大大强化了小说的文化意蕴[9]。
总起来看，中国诗人赏花饮酒赋诗已经是个传统，花与酒都是诗人诗兴的催化剂，所以一见花，一饮酒，诗作便会产生。诚如明代袁宏道《冬菊》所写的那样：“众芳无不改，篱菊晚犹开，护叶多编竹，怜惜自剪菜，惊心寒节破，载酒故人来。忽忆东篱叟，狂歌试举杯”。写菊花的独放，由花及人，由人而酒，酒兴起处便狂歌。这是花、酒、诗结合的心灵历程的写照。花、酒与诗的结缘牢固而永恒。
注释：
[1]参看《中国花经》概论，陈俊愉、程绪珂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
[2]见《王禹偁诗话》转引自《广群芳谱》（二），清汪灏著，上海书店，第859页。
[3]《昭明文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第456、457、464页。
[4]见《广群芳谱》（一）《广群芳谱刊成进呈表》上海书店。
[5]罗隐诗“白衣酒”，典出陶渊明白衣送酒的故事，以此喻自己如菊花一样高洁。
[6]清汪灏等著《广群芳谱》（二），上海书店，第1212页。
[7]《广群芳谱》（一）《广群芳谱刊成进呈表》，上海书店，第29、77、750页。
[8]此四人后来皆升迁为宋代宰相。
[9]《红楼梦》第3册第63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