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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由长期的短缺型经济转向相对过剩型经济，此后，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因素是总需求不足。为了保证7％～8％的经济增长率，近几年我国政府持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因为这是实现我国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
一、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内需的哪一部分
我国的净出口总额不到GDP的4%，内需占我国总需求的96％以上，所以扩大内需是扩大我国总需求的主要途径。扩大内需是指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各类企业的投资需求和政府需求（政府支出）。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国内总需求的这三部分结构大体上是3∶2.5∶1的关系，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之和约占国内总需求的86％，约占总需求的82％，因此，扩大内需本应主要是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但是，近几年我国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实现的，显然这是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增长速度而致。据国家统计局估计，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是7%～8%，可能只有6%左右；据此根据奥肯定律推算，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将不是现在的4%，而可能是5％以上。可见从长期来看，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增长，关键是要活跃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使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内总需求结构中分别占有合理的比重，不能过分依赖不断扩大政府支出来维持总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
虽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我国内需的关键：
1.一切生产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的目的更为明确，即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一切产品和服务只有进入了消费，其生产过程才得以最终完成；产品和服务在进入消费以前，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仍然是悬在空中的。只有那些有有效需求的生产才是经济上有效的生产或有效的供给；居民的购买力才是支撑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不仅如此，消费还为生产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要。这些新的更多的需要成为新的生产的动力和目的，促进生产不断向前发展，推动经济不断增长。
2.消费是拉动企业投资的原动力。一切产品和服务只有找到了市场，进入了消费，其价值和利润才能实现，企业才愿意继续投资生产。因此，没有消费的生产是无法维持的生产，消费不足的生产是难以持久的生产；这样的生产是没有投资刺激的，理性的投资者是不会进行这类生产投资的。
3.在我国目前的总需求构成中，占大头的是消费需求。1997-2002年，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最终消费占58％～61％，资本形成占36％～38％，净出口占2%～4%（见表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高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贡献率之和。
表1：我国GDP的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
就世界平均水平来看，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75%～80%。可见，我国扩大消费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4.从2003年1季度的情况看，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今年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8％，比2002年第4季度增长10.6％；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只增长92%，同比增长0.8%。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来看，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消费增长应保持在17％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保持20%以上。可见，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我国投资增速基本正常，消费增长仍然偏低。
综合上述情况看，今后的扩大内需应当重点研究如何活跃居民消费需求。
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决定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因此，要保持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和就业）增长目标相适应，就需要研究如何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调节居民的消费倾向。我们认为，当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努力应当放在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上，放在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上，放在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上。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关键是要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要适当调高部分农产品的保护价，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切实稳定地减少农民的税费负担，将农村的税费改革进行到底，鼓励农民获取非农收入。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但是在城乡居民消费总量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所占的比重却不到42%。可见，农村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广大农民有很大的消费欲望，但是缺少支付能力，他们的一部分需要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因此，要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就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有钱可花；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就需要切切实实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发展的指导思想，改变“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思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了，不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哪个更重要
我国经济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目前的生产过剩既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有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原因。因此，解决我国的生产过剩，必须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双管齐下。那么，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哪个更重要？我们认为，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结构调整更为重要。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得出的数据，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就有83％以上的产品供过于求，没有供不应求的产品。近3年来，我国商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不断加重的趋势。2003年1季度我国商品市场的供求状况是：在600种被调查的目标产品中，550种产品供大于求，占产品总数的91.7％；50种产品供求平衡，占产品总数的8.3%；没有供不应求的产品（见表2）。
表2：2000年以来消费品市场上商品供求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2003年2月27日《上海证券报》和2003年4月19日《北京晨报》。
我们已经连续5年扩大内需，为什么产品过剩的状况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其主要原因是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结构调整相对滞后。200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43202亿元，是1997年（24941亿元）的1.73倍。这些钱主要用在了哪些方面？由表3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999年以来，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大类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其他三大类投资，且大大高于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率。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几年前就已出现。它带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失衡：星级宾馆、写字楼、度假村和高档住宅楼过多，适合中低收入阶层需要的房地产建筑物过少。因此，在不少大中城市，一方面是许多人需要扩大住房面积，另一方面是楼盘的空置率在不断上升。
表3：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增长率（比上年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我国加工业的结构不合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近几年的扩大内需过程中，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生产和“五小”企业在我国加工业中重新抬头。2002年我国的钢产量是1亿8千万吨，其中近80％是由小钢厂生产出来的，只有20％左右是由年生产能力在500万吨以上的大钢厂生产出来的。2002年韩国的钢产量是4000多万吨，其中一个浦项钢铁厂就生产了2700万吨，占了韩国钢产量的67.5％。2002年我国的钢产量差不多等于美国和日本两国钢产量的总和，但我们仍然要进口2500万吨钢材。因为我们钢材的产量上去了，但是质量和档次却没有跟上来，我们的汽车板材和许多不锈钢材还需要依赖进口。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1季度，我国钢铁行业的投资又增长了153.7％，长线产品仍在扩大生产，部分钢和钢材的库存量不断上升。
除了一些产业内部的产品结构失衡，我国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也不平衡。一些产业的市场空间还很大，如邮电通信、医药、石油天然气和旅游等行业，而另一些产业的市场已经饱和或过剩，如建筑材料、水泥、玻璃、汽车、电解铝等行业。随着近几年的投资拉动，这些过剩行业也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膨胀，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产品的过剩。2002年我国电解铝积压了21万吨，占总产量（435万吨）的4.83％，但是今年在一些地方还在大力扩大电解铝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奔小康”和力争“新的翻两番”的目标推动下，各地方、各部门又将掀起新一轮的“大干快上”热潮。要发展经济，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就需要兴办企业，这是扩大投资和大铺建设摊子的最好理由。当前要特别警惕那些不顾市场需求、攀比式的盲目投资、盲目建设，这必将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和结构失衡。这种投资膨胀已经开始。今年1季度，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8082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758亿元，3月底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9％，增速比去年年底提高4.5个百分点。
造成我国生产过剩和结构失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失灵——比较起来，现在企业进入市场比退出市场要容易得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本当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像动植物的生老病死一样。没有灵活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就无法进行优胜劣汰，产业结构就没有办法得到调整和升级。在任何一个行业或产品市场上，企业只进不退或易进不易退，不但最终会导致产品结构失衡，而且还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低档次产品和企业充斥市场，“假李逵”打败“真李逵”。
大面积生产过剩时期本当是淘汰低质落后产品和低效率企业的最佳时期，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来看，每一次大面积生产过剩都引起一大批产品和企业被淘汰出局，一大批企业被兼并重组，一大批新企业成长起来。生产过剩虽然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更多的新产品和新企业却在被破坏的经济废墟上成长起来。因此，每一次生产过剩结束以后，经济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持续了5年多还没有得到缓解，一大批低质落后产品和低效率企业仍在进行生产，一些过剩产品仍在扩大生产。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市场退出机制是失灵的。
我国的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之所以失灵，有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淘汰机制没有成长起来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重组机制没有成长起来；也有社会保障制度这张“安全网”覆盖面过小、承载力过小的原因——这使得企业退出市场的回旋余地很小，因为其员工没有多少退路；还有强制性或政治上的原因——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官员片面追求稳定、追求一时政绩等原因，使得一些在经济上已经破产、没有生命力的企业被保护下来，继续扩大生产。
在这种投资总量不断扩张和摊子越铺越大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新企业不断加入生产，另一方面是老企业不断扩大生产，其结果必然是供大于求。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生产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必须控制投资盲目扩张，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强化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必须重视结构调整。
三、是扩大内需，还是实施总需求管理
如果说，近几年的扩大内需是一种应急之举和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政策的话，那么，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的需要来看，我国目前的扩大内需今后应逐步转向总需求管理。所谓总需求管理，是指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通过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使总需求的增长与总供给的增长相适应，与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相适应。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总供给不足，而是总需求不足。在短期内，稳定宏观经济的主要途径是政府通过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和调节。
从一般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可利用的资源数量是不断增加的，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经济的总供给能力是不断提高的；而且本期扩大了的企业固定投资和政府基本建设投资将在下一期按照一定的比例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总供给能力。也就是说，这一期通过增加投资所扩大的总需求，其中一部分将在下一期转化为生产能力。这就是多马（Evsey David Domar）所说的“投资二重性”。例如，假定今年我国经济的总需求规模为10万亿元，总供给也是10万亿元，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假定在这10万亿元的总需求中，固定投资为4万亿元，其中2万亿元在明年形成厂房、机器设备和生产线，这2万亿元的投资就转化成了资本存量，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假定这些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每年可以提供3万亿元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明年的总供给就是13万亿，而不是原来的10亿元；要保持明年的宏观经济平衡，总需求就必须扩大到13亿元。这意味着即便这一期的宏观经济在总量上平衡了，如果不对总需求进行调节，下一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仍有可能会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速度不断加快，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第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这使得我国的生产力和总供给能力极大提高。因此，我国经济自1997—1998年由短缺型转变为相对过剩型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1997年那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会由短缺型转向相对过剩型，只是在时间上可能会推后几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和上面所做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我国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是总需求不足。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生产力和提高生产能力的过程中，更应该重视总需求问题，否则会造成宏观经济失衡。因此，我们需要调整或更新政府的政策思路：在短缺经济下，我们的政策重点是扩大生产、增加供给，而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政策重点应当是扩大总需求。但是，在短期内，总需求既可能会大于总供给，也可能会小于总供给，因此总需求管理意味着在供大于求时扩大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抑制总需求。
应当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确立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和方法。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救火式”的：当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4％时，我们急忙通过实施紧缩性的政策来压缩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而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由9%以上跌到7％以下时，我们又转而实施扩张性的政策来扩大内需。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地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且是等经济形势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时才“出手”。例如，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政策思路是：1998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价格总水平的涨幅，削减财政赤字。可见，我们还没有做到通过监测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预测经济的走向来主动出台政策，把经济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要对经济实行总需求管理，我们需要研究发达国家在总需求管理方面成熟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宏观经济的监测系统和预警系统，通过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来监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通过一些先行指标来预测经济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监测判断和对宏观经济走向的预测，来制定和实施政策，把经济波动的幅度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真正走上稳定、持续的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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