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礼运》：政治伦理中的五常和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和谐论文,政治论文,大学论文,礼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它着重阐述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儒家的政治伦理学。朱子说《大学》规定了“为学次第”，这是指《大学》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即“八条目”。
《大学》的主题是宋儒所谓“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大学》的理想就在于彰明至德，并运用崇高的德性去教化百姓和更新其品性，使其达到至善。因此，《大学》是教人完善伦理道德、学习为政的课本。
《大学》是对以往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总结。它的所谓“内圣”与“外王”之道，不仅给汉儒建立大一统政治论以启发，而且是宋儒心性义理之学的思想渊源。
一、以“诚意”立五常
《大学》提出“诚意”的主张，它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疏曰：“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这是说，“诚”是不自欺、内心和外在行为合一的道德修养境界。然而，一般人往往“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如果这样，那么其结果是“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以上皆是朱子语）这是怎么回事？《大学》提出修身的目的是“自明其明德”，即“复性”。学者修养“复性”过程，内心总会有冲突，即他一方面知道要为善去恶；而另一方面他还为情欲所蔽、“欲动情胜”，所以其内心有时不自愿遵行道德。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时会苟且诈为善。这就是“不能实用其力”，即不能靠自己拥有的德性，不勉而得地为善去恶。所以说，德性应是“心体之明”，如果学者不用力于内心而只注意在外在行为上“为善以去恶”，那么，结果就是“其所明又非己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或者说，如果对内在本性无自觉，那就做不到“复性”。内在的本性就是仁义五常，朱子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大学章句序》）因此，“诚意”要求人对“心体之明”中五常德性的自觉认识，以致真正达到内外为一的修养境界。
二、《大学》德性的两个层次
根据孔子的伦理学，人的德性主要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而这五常实际上可分为大小两个层次。孔子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以及“修己以安百姓。”其中，“修己”主要指信义，即他说的“主忠信，徙义，崇德是也。”（《颜渊》）而“敬”是礼的主要表现，“安人”、“安百姓”则是仁的表现。如果设想“安人”是小仁，那么“安百姓”则是大仁，两者就是同类而不同层次的德性，对它们应该加以区别。
《大学》是“孔氏之遗书”，其特点是以仁礼为核心，在忠信义等德性修养的基础上力行仁礼，即爱恕等德行。这就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实际上，从德性的层次上看，《大学》的“八条目”也符合孔子伦理思想。就是说，从“修身”到“格物致知”主要牵连于智、义、信等德性的培养。更具体地讲，“正心”是义，“诚意”是信，“格物致知”是智。而在这些德性修养，即“修身”的基础上，力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以“爱人”、“安人”、“敬人”等行为履行仁、礼，这就是德性在社会上的应用发挥。“齐家”是“爱亲”，这是小仁、小礼，而“治国”则是“敬人”、“爱人”以至爱百姓，即用大仁、大礼来利国利民。最后，“平天下”，即以自己完备至诚的大德教化百姓，以使天下得到安宁，这就是“安百姓”。正如荀子说：“道德纯备，智慧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正论》）
由此可见，《大学》的“八条目”揭示了人的德性提高与其社会性扩展的关系，即在“修身”的前提下，人可以依次“齐家”，“治国”，“平天下”，顺着其德性的深化，他所能治理的社会规模也相应扩张。因此，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德性有密切的关系。《中庸》说：“大德必得其位”，就说明这个道理。具体地说，“齐家”是治理家庭，而家长应该具备能够“爱亲”的德性，它属小五常，用以“成人”。荀子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说“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这些都强调个人必须具备基本完善的德性，这样才能不为情欲所蔽地整顿自己的家族，教化自己的家族。其次，“治国”是治理国家。然而，家庭与国家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把家庭中所培养的慈、爱、孝、悌等德性扩展到其他的人，那么，其治理的社会定能得到和睦、安定。因而，《大学》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些能施“爱亲”之德性于别人的，就是君子，他应有大仁、大礼等大五常。总而言之，从“齐家”到“治国”再到“平天下”，实际上，也就是从小德到大德的德性增进过程。
按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在《大学》里，大德贵于、重于小德，孔子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孟子·离娄上》）这都表示，有志于“平天下”的人都要看重大德。《孟子》里有一个例子：“曰：‘乡人长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告子上》）虽然这段话是围绕着义出自内心还是由外施加的争论而被谈到的，但这种“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的处事态度，也反映以大德重于小德的积极的修身精神。也就是说，虽然一个人平时尊敬其兄，但在这临时情况下，从大局的角度看，因其乡人长于家兄而首先要向其乡人表示敬意，结果他先向乡人敬酒。平时敬兄是悌，即属于小礼，这就是“长吾之长”。临时先敬乡人是“长人之长”的态度，这属于大礼。因为他从大礼的角度着想，所以他的表现是以作为客人的乡人为优先的。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即使客人比自己父母兄姐年轻，也把他放在优先位置。这种看重外人、外地人的表现都相通于看重大德，有心于天下和睦的积极的修身志向。
这种看重大德的认识还可以用“公私”的概念来加以分析，即从小德到大德的德性提高，符合于从为私到为公的处事态度的变化。也就是，为公涉及的范围越大，其德性也会越增进。因此，在五常中，孔子将仁礼置于信义智之上。如果大仁和大礼两者比较的话，大仁有灭私奉公的利他精神，而大礼虽不至于灭私奉公，却至少要不为谋私而害公，这就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恕”的精神。二程说：“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恶人，公最仁。”（《二程外书》卷四）由此可见，仁总重于礼。《孟子》载有一个事例：“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援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朱子疏曰：“权，称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这是说，救嫂嫂是仁的表现，而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表现。两者价值轻重比起来，救嫂嫂更符合道理，即“得中”，所以他应该这样做。
三、《大学》的五常次序及其相依相成的关系
根据上面几段论述，我们可以认为，仁礼信义智，即按照五行相生的五常次序较符合孔子和《大学》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在这里还需分析这些德目之间的关系，即它们相辅相依的有机关系，以说明上面五常次序的合理性。
仁礼信义智的五常循环配列，除了其价值次序、修养次序以外，还表示由邻接德性来组成的和谐配合，即把诸德按其次序有机地组合，以显示其相依相成的作用。这里，主要指出有三个组合，即“智仁礼”、“礼信义”、“信义智”。
首先，“智仁礼”三德是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即君主、国王，为得民心、得天下而首先应当都具备的德性。因此，三者常常并提，如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至于三者的关系，荀子有解释，他说：“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然施也。”（《大略》）这是说，知辅助仁，以发挥其功用，正如汉朝董仲舒所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而礼就是仁心用以施外的具体表现方法。
其次，“礼信义”三德也是居于人上的中等以上的领导者所要具备的德性。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荀子说：“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强国》）至于三者的关系，《礼记·礼器》载：“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是说，以礼为核心，义则是礼的内涵，礼应该符合义理，所以荀子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同上）而信是礼的前提条件，即没有信，礼就会变成感情虚浮而不淳厚的东西。在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信也靠礼而完成，清代戴震说：“‘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质美者进之于礼，无饰貌情漓之弊，……君子行礼，其为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礼则事事爽其条理，不足以为君子。”（《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还有，信也受义的约束而成，即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这就是说，信本有言行一致的伦理表现，但如果其信用不合乎道义，那不必履行。
最后，“信义智”三德，如在前面“八条目”部分所说的那样，是有关“修身”、“修己”的德性。而这三德的次序有特别意义，即信义智各表示“诚意”，“正心”，“致知”的修己因素，三者是密切相关的。首先，信并不只表示淳厚朴实的意思。如果只表示朴实，那么信只不过是粗鲁直率，没有是非，自信于心无愧而已。所以，君子在知善知恶并尽力正心的前提下，还应以进一步“反身而诚”的修养工夫，推求达到“不自欺”、“内外合一”的修养境界。因此，孔子也说：“信以成之”（《卫灵公》），“绘事后素”（《八佾》）。另外，还要指出五常的信包括忠信两个，而忠与信的区别在于忠发自内，信表现为行动，因而可以说，信是言行一致，忠则是衷心处事。虽然忠信和诚有时是并提的同义词，但忠信还不至于至诚，诚还可以表示知天道、“天人合一”、真实无妄的最高修养境界。此外，诚总牵连于整个五常修养的深化过程，而信是五常中的一个德性，不一定涉及于其他德性而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德目。其次，义是“正我”的修养功夫，董仲舒说：“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并且如《大学》所说，“正我”的关键是“正心”，即如果人心“为欲所蔽”，则身“不得其正”。最后，智等于“致知”，智意味知善知恶，知人性，甚至知天道，看来，智的含义较广。这是因为在人的德性培养过程中，智是会增进的，即随着从智到仁的五常的循环深化，智的内容也从心外知识升华到“尽心体之明”的内心智慧。
总而言之，仁礼信义智的五常次序，能表示邻接德性之间的相依相成关系。后来，在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按其德目次序制定冠位十二阶以推行“选举任贤”的德治主义政策的做法，其思想依据也大概来自这些有关五常之间的等差性与相互关联性的论述。
四、《大学》与《礼运》，人的整体德性与社会发展
《礼记·礼运》篇补充了《大学》的伦理政治论以阐明人们的德性提高和实现理想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还从仁义德性角度分析伦理社会的具体情况。
《礼运》所描述的在原始时代的“大同”社会，实际上是小规模的理想社会，它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原始社会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或氏族社会，就象老子说的“小国寡民”社会。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实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但其实际内容是小范围内的施仁礼，守信义，所以才能“天下为公”。这意味着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并未都能做到爱敬无血缘关系或无利害关系的人，因此，在个人德性培养上，也并没有大仁、大礼等大德，而只不过是“爱亲”的小德，不过，《礼运》这些具体的描述有助于让人想象理想社会的情景。它还进一步描写这种小规模的理想社会，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逐渐出现了土地私有制，这就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怎么样？《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这种大规模的文明社会里，如果大家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即只顾“齐家”，不在乎别人生活，那正如荀子所说的那样，总会出现“争乱”，因此《礼运》强调“礼”对于维持小康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性即重视“礼治”。它接着说：“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这种小康社会的治理要靠精通礼义的统治者，诸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圣人，它又说：“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这是说，小康社会里，统治者要谨慎于大礼义，否则不能治国，就象荀子所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但要指出，在这里所强调的礼不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有分别地处理上下关系的孝悌等礼，而是在大规模社会里起其作用的处理上下、长幼、亲疏、男女关系的礼，也包括分别等级名分的礼制。
由此看来，《礼记》继承荀子以大礼、大义治国的思想，所以它赞赏礼治，说：“礼者，君之大柄也。”（《礼器》）《礼运》篇也说：“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其中，“七情”为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人情，“十义”为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礼运》说的就是只有依据礼节，人情才能得到合道的调节，人伦关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调整。它接着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这是说，人的好恶之情被隐藏在心里面而不完全露出来，因此统治者不得不用“礼器”来掌握和控制它。在“小康”社会里，如果在家只顾“齐家”，那么他们只能做到“爱亲”，而在德性培养上，至多能修得小德，即小五常。如果大家都仅到此而已，那么国家难免其争乱。因此，统治者应该根据圣人所倡导的大礼、大义来治理国家。
不仅如此，《礼运》还指出，如果统治者以大仁为主，以礼乐为辅而治理国家的话，那么可以实现“大顺”，这时候人民心服他，并且效法其五常等德性。就此，《礼运》说：“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不肥也。”这一句，明确表示为治理国家应该完全具备五常等德性并发挥它们相依相成的特性。
在这种德性完备的君主的统治下，所实现的政治情况如何？《礼运》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候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这一句里，天子的“德”意味仁德为主的五常全体，他用这“德”来统摄五常等其他诸德，治理政事，以实现五常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有机和谐统一。另外，其中“乐”不是音乐，而是他内圆满的德性所带来的喜悦。《德行》说：“闻道而乐，有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闻君子道而以夫五者为一也，……和者德也。”“乐而后有德”。还有，句中的德（仁）、礼、信的官吏德性，显然表示五常相生次序与社会地位顺序的相符合。由此可见，“大顺”，实际上等于《大学》中的“平天下”，而这种上下和睦的社会也就是“大和”社会，即孔子所提倡的以仁礼为核心的社会，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
最后，在大规模文明社会中实现“大同”社会意味着全民不分亲疏、不结党营私地相亲相睦，当然也不需要等级名分，而且没有任何私有观念。这在古代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日本圣德太子也说：“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宪法十七条·第一条》）尽管这样，既然文明社会不会倒退到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那末每个人应尽力把“爱亲”的德性发挥并扩大到邻人、邻邦、异民族、异国人上。而国家大事应该以大德伦理为标准来治理，并由能够“推己及人”的有大德的人来主管，正如孟子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离娄上》）圣德太子也说：“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同上）由此看来，无论“小康”还是“大顺”，甚至“大同”，反正，为治理国家守大礼、大义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礼运》强调说：“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
总之，《礼记》中的《大学》、《礼运》在政治上阐明发扬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后世修身者以及为政者提供了思想依据和立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