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教育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点领域和基本观点
我国的教育学研究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梳理和总结2003年教育学研究的概况，把握教育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课题组对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所刊载的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教育基本理论
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定位
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教育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教育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正在经受市场的挑战，市场化运作形式已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学校领域中，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反映了市场介入教育所产生的教育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矛盾，教育改革的未来走向及其基本面貌，将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协调和制约机制（劳凯声，第9期）。而且认为教育的公益性质并不必然排斥教育营利行为的存在。由于教育的非垄断性质，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来向社会提供，提供者可以是公益性机构，也可以是营利性机构（劳凯声，第5期）。
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有的学者从时代变迁和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提出当前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转型和创新的特点（谢维和，第7期）。有的学者认为，创建中国的教育学学派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学科体系（易连云、杨昌勇，第8期）。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对教育学的反思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多样化的观点（黄济，第1期；陆有铨、迟艳杰，第10期；项贤明，第12期）。
教育价值问题
有学者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价值取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教育价值取向的要求（桂建生，第10期）。还有多位学者选择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个切入点，指出理想的教育应当是关注儿童、适应儿童、使儿童感受到幸福的教育（易连云，第10期；刘晓东，第11期；杨启亮，第3期）。
教育创新研究
有学者提出，教育创新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创新（顾明远，第1期）。有学者认为，教育创新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观念（袁贵仁，第2期）。还有学者分别从教育创新在推动教育改革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教育创新与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关系等角度，论述教育创新的重要现实意义（毕诚、高宝立，第2期；于建福，第5期；）。
人文教育
有学者指出，人文教育是有多个维度的，需要立足于“人文”和“科学”的视野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人文教育必须尊重、继承和回归中华人文的优秀传统的观点（张祥云，第8期）。有学者认为，需要从人学的视角对人进行审视和反思，从而发掘教育的真义（韩淑萍、姜德刚，第8期）。还有学者提出，教育“以人为本”不能只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也要考虑如何增加人存在的意义，教育要关注人的存在（石中英，第7期）。
教学与课程
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元研究
教学论的元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取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等方面进行探讨。在教学论的学科性质上，认为它既不是纯思辨的理论学科，也不是处方式的应用学科，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既包括做好教学这件事的行事依据，又涉及如何提高教和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教学论与课程论之间的关系在目前是交叉的，但最终是整合的（杨小微，第4期）。在研究取向上，强调“文化—生活—哲学”是我国教学理论合理性重建的时代架构，教学生活实践研究和元教学理论研究是教学理论研究的应然趋向（郝志军，第8期）。有学者从“实践”观点对“教学活动”重新加以解读（孙喜亭，第2期）。也有学者重点对“现代教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王本陆，第2期）。在课程论的元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课程研究过多地趋向于书斋文化，主张课程研究必须结合实践，并且有效地服务于实践（杨启亮，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课程论转向后现代文化的话语生成方式及其理论困境，并从现实主义的课程探究实验出发，探讨走出理论困境的可能性（周勇，第5期）。有学者对各种不同的课程本质观进行了评析，并对课程本质研究作了方法论的思考（徐继存，第8期）。
新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
研究者从多元的视角对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有的学者开始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作出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在课程开发方面，有学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阐述了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处理好一体化与族群、文化差异及学校课程多样化的关系（滕星，第10期）。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是一个重点，有的学者认为实践的课程范式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复杂科学为它提供了思想基础（尹弘飚、靳玉乐，第7期）。有学者指出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要模式（王鉴，第9期）。有的则认为校本课程开发赋予教师新的使命和角色，教师必须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傅建明，第1期）。在课程实施方面，有学者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基本理念、教师指导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田慧生，第11期）。有学者在对当前新课程在实验区试点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管理策略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张立昌，第10期）。
决策与管理
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有的学者提出了“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的概念，要求不断深化两种角色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袁振国，第1期）。把教育政策研究纳入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提出要变革与更新教育政策的观念，改变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的“文本性”与“唯上性”，建构教育政策的科学观。（张乐天，第1期）。
教育制度的创新
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教育体制必须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经济作出回应，我国的教育体制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教育体制（劳凯声，第8期）。有的学者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王善迈，第12期）。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制度创新，建立教育政策运行的公平机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和保障（刘复兴，第1期）。在规范学校领域的市场行为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政府采购”的概念及相关建议，以转变政府的角色，同时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的能力（盛冰，第10期）。建构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也是学者们提出的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建议（李亚东，第2期；廖大海，第11期）。完善的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是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就国外的教育指标体系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就如何完善我国教育指标体系提出了建议（楚江亭、郭德侠，第1期；王唯，第4期）。
办学体制的创新
新型办学体制的探讨主要以民办学校、转制学校、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学校经营的主体为主要议题。有学者认为，教育民营化是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是教育民营化的主要制度安排之一，而且，教育领域中的市场机制应该是一种准市场制度环境（刘复兴，第11期）。有的学者从法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民办学校的产权、控制权以及学校经营的产权主体、服务主体、利益主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东茅，第8期；周游，第12期）。
比较教育
新世纪的比较教育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有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比较教育要以研究国际教育发展规律，借鉴外国教育的优秀经验以促进我国教育发展为己任，着力于本土化理论的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顾明远，第3期）。
国外德育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20世纪西方德育理论研究的特征，如多学科、多视角研究备受重视；整合研究被广泛采用；微观研究方兴未艾；实证研究蔚成风气；实践研究成为德育理论的重要来源（范树成，第11期）。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德育运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思考和探索什么是优质、高效的品德教育（檀传宝，第11期）。
国外课程改革
有学者从管理、设置、实施及课程标准等方面对国外地方课程的开发作了全方位透视，认为我国地方课程的开发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权（张传燧、王双兰，第5期）。还有学者认为，总结20世纪西方课程实验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实验有启发意义。课程实验既要立足本国、发扬传统，又要适应社会需要；要适合学生身心特点；要有广泛的社会认同与让会参与（李定仁、胡斌武，第8期）。
教育市场化与择校问题
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进行了梳理，指出尽管教育市场化的形式多样，但其根本的理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朱科蓉，第6期）。择校是与教育市场化同时兴起的改革浪潮，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择校改革以及择校改革中准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了分析（占盛丽，第8期）。特许学校是择校改革的产物，有学者对国外的特许学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胡庆芳，第2期；陈通、施晓薇，第2期）。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
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国家终身学习发展现状和相应的终身学习政策（冯巍，第12期）。还有学者分析了国际社会提倡的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吴遵民，第1期）。还有一部分学者考察和分析了美、英、日等国的国家教育战略，认为对国家教育战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世纪西方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及其相关政策的基本特征（冯大鸣、赵中建，第2期；于洪波，第11期）。
方法与方法论的进展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教育研究》杂志是反映我国学术界在教育学科领域研究进展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其所刊载的学术论文体现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进展。
领域宽泛 重点突出
2003年《教育研究》杂志共开设了22个栏目，刊登各类教育学术论文181篇。全年论文几乎涉及教育科学的各大研究领域，内容丰富而全面，诸如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德育、农村教育、教育心理、民办教育与地方教育科研等20个方面。在众多研究领域与主题中，最为突出的是，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论文数量分列前三名，共计65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35.91%。这表明，在当今中国，课程教学改革、高等教育与教育基本理论一起成为教育研究工作者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使之内容更丰富，研究更深入。
元研究是对研究的研究，是对研究的反思和批判，它是推动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据粗略统计，有近30篇论文对教育、教育研究或教育分支学科的性质、方法、历史、问题与未来等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通过研究，为未来教育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
区域教育研究受到关注
强化研究的针对性、明确其指向性，是加强教育理论研究对教育实践问题服务功能与指导价值的一条重要途径。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个案研究、调查报告的形式和方法呈现出来。在个案研究中，对地方性民办教育模式的研究成果更多，如有学者分析了民办教育强省之一的浙江省的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情况（朱永祥，第11期），温州民办教育模式（刘剑红等，第11期），以及浙江万里学院的办学特征分析；还有学者分析研究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的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因，并提出了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调研组，第11期）。
调查报告用事实说话，通过研究者对第一手材料的把握，使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信，能为研究对象的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如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农村教育现代化调查研究（课题组，第8期）；同时也对作为西部地区省份之一的广西农村基础教育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研讨，找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的思路与对策（课题组，第4期）。
研究视角多元化
学科之间的分化与综合是当前学科发展的基本特征。教育研究工作者常运用多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多个角度来研究和阐述教育问题，大大拓宽了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是教育科学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主要体现在：
一是从多学科出发来研究同一问题，使之论证更加全面、科学而深刻。如针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学生的“信息素养”问题，研究者从技术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出发，分别阐述了各学科对学生信息素养方面的不同要求，从而提出并形成了较为科学、完整的信息素养结构（张义兵、李艺，第3期）。
二是运用多种方法论来论述同一教育问题，使问题研究更具有立体性，更加丰满而深厚。如有学者就从多维视野，即从认识论、本体论与存在论三个维度来对教学关系进行理解和认识，结果发现，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教学关系，可以发现不同的教学关系类型，从而在整体上勾勒出了一幅关于教学存在的立体网络图景（张广君，第6期）。
三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教育学科的理论研究。如有学者试将公共经济学中的政府采购理论引入到教育领域中来，使教育产品的提供主体更加多元化，形成竞争局面，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盛冰，第3期）。
倡导质的研究
有部分学者开始倡导运用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使教育研究走进生活、贴近现实，使教育研究更加真切、生动而令人信服。2003年，部分的研究者已经在自觉地运用质的研究方法来开展教育研究，主要体现在：(1)重视对教育生活与实践的研究。有学者在论述课程本体问题时，认为课程本体应从符号研究回归符号实践，因为符号研究课程本体是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忽视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师本教育，而符号实践课程本体则是一种指向生活实际的生本教育（郭思乐，第7期）。(2)叙事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学者在题为“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一文中认为，教育经验的叙事探究不仅是一种经验的呈现方法，也是教育意义的承载体，更是一种开放式意义诠释的理论方式（丁钢，第2期）；还有研究者在“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与冲突”一文中认为，以叙事语言来揭示不同学生与知识权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周勇，第3期）。(3)行动研究法的实施。有学者主张在“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倡导教师开展“课程行动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也有助于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发展（钟启泉，第5期）。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教育研究的空间，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更多的教育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将会诞生，可能使教育研究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基础理论研究是主体
2003年《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发展研究方面，三类文章占全年论文的绝大部分，其中尤以基础研究类论文最多。部分研究者特别注重研究工作对教育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将研究直接指向教育实践，甚至在论题上就直接体现出来，如“从实践的视角看高等教育研究应如何创新”一文就是其代表（王伟廉，第3期）；还有学者正是从市场介入教育领域的客观现实出发，指出教育的公益性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化公益性行为的合法性及其存在，认识到“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不是教育公益性所固有的性质，而是法律赋予它的一种外在性质，教育的公益性并不必然排斥营利性行为的存在（劳凯声，第2期）；同时，在市场介入的情况下，教育领域必然出现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的现象并存，政府应解决教育领域中公益与私益的矛盾和问题（刘复兴，第2期）。
尽管研究者开展了应用性与发展性研究，这是对教育实践较为直接的关照，但从整体上看，评估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缺乏更多的评价性研究，只有极少数论文对之有所涉及，如有学者对我国教育公平评价指标的研究（杨东平、周金燕，第11期）；在新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对课堂教学评价改革的研究（叶澜、吴亚萍，第8期）。
虽然，进行思辨性的理论研究仍是教育研究工作者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但是，如同人类社会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而逐步获得进步、发展一样，教育研究方法在继承上述传统过程中也不断开拓、创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逐渐为更多的研究者所采用。
国际教育的多元视野
2003年度的《教育研究》以开阔的视野着眼于世界教育的变革，对与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研究和借鉴，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德育、课程、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关于德育，研究者主要是对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主题的嬗变，总结了百年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之得失。有研究者专门对20世纪西方德育理论研究者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并探讨了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范树成，第1期）。此外，有的研究还对美国小学德育课程模式历史转型进行了介绍（冯增俊，第12期）。关于课程，有的研究是关于对20世纪西方课程实验的历史经验及其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实验具有重要启示（李定仁、胡斌武，第3期）。有的研究是对当代英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探析，并分析了中英两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异同的原因（陈小瑞，第4期）。关于义务教育，主要是对教育均衡化的国际比较与政策研究（叶玉华，第11期）以及对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比较（高如峰，第5期）。关于高等教育，学者们就20世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理念的演进（徐同文，第4期）、城市社会中的高校群落现象透视（阎光才，第5期）、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联姻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道路选择（邬大光，第12期）进行了探讨和比较，并阐述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此外，《教育研究》2003年还发表了多篇国外学者的论文，对进一步扩大中外教育理论界的交流，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