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2-0009-04
作为政治发展特殊阶段的政治现代化有其颇为一致的衡量标准，中外学者的共识是：政治现代化是全面的政治进步，它们主要表现为政治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政治运行法治化与制度化；政治参与普遍化与深入化；政治职能高效化；反腐倡廉机制强健化；政治文化世俗化。这其中，政治文化是起领航作用的“精神模块”，它的进步与否事关政治现代化的全局。在我国，政治文化的状态远不尽如人意，其诸多负面因素构成了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瓶颈”。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只有实现政治文化的突破性进展，才能开启政治现代化的辉煌历程。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发出追问。
追问一：如何凸显政治文化再批判在政治现代化中的价值与功用？
变革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批判是事物变革的基本前提之一，为改变阻滞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状态，并使之呈现推进政治现代化的状态，实施理性批判是极富意义。我们曾长期对厚重积淀的封建政治文化进行批判，但因力度不够、方式不当而未能完成此项重任，至今它的流毒既深且广、贻害无穷；我们也曾长期对作为舶来品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进行批判，但这一批判因“左”的干扰而往往不甚适宜，盛存张冠李戴、嫁祸于鼋之嫌。不仅如此，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对筚路蓝缕换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未能倍加珍惜、善加修葺，致使其沾染了不少异质政治文化的灰尘。历史赋予我们的政治文化再批判的任务是异常沉重的，若无巨大付出，则绝无凸显政治文化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彪炳其指导、整合、铸造、调适之价值与功用的可能。
首先，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指导价值与功用。其一，孕育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就是由民主的、科学的价值体系取代专制或集权的、神权崇拜的价值体系，政治文化再批判的过程，就是新、旧价值体系置换的过程，脱颖而出的新价值体系完全有资格充任政治现代化的指导核心。其二，政治文化规定着政治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那就是由非民主政治迈向民主政治，由低级民主政治迈向高级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三项重要原则是自由原则、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原则、程序和法治原则，进步的现代政治文化不仅是这些原则的精神体现，而且必然是这些原则的制导系统，而进步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塑造，须臾离不开铿锵有力地自我批判。
其次，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整合价值与功用。整合指调整或协调不同范畴与因素的矛盾，使之浑然一体的过程及结果。当代中国政治并未实现完美整合，其表象主要为：某些公共权力的倒错、缺位与越位；某些公共权力运行的体外循环；不少场合政治参与的阙如或严重不足；权利与利益分配的大量不公。这些令人堪忧的政治表象说明，我国的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存在隐患，面临严峻地考验。隐藏在这些政治表象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应当说，主要是未能净化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垃圾”和现代糟粕在散发霉素、时时作祟。政治文化再批判实际上是一场新旧制度、体制与文化的重新较量，代表进步政治文化的政治主体旨在规范超乎法治的权力使之合法运营，助推政治参与使之成为足够强劲的政治力量，理顺权利与利益关系使之趋于公平合理，借以实现较大程度的政治整合。很显然，只有在政治整合的状态下，政治现代化才得以顺利推进。
再次，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铸造价值与功用。任何政治主体都同时是某种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所承载的政治文化构成由情感、态度和评价共同组成的精神体系。一般来讲，该体系决定着政治主体倾向于何种政治目标、政治体系、政治模式、政治现象，自然也决定着他们据此而采取的政治行为。在当代，未经批判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主体而言是一帖强腐蚀剂，它足以使人们与政治现代化背道而驰。即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若不能随着时代的巨变而深刻反思，不能抖掉异质政治文化的灰尘，也无法指导现代政治人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征程。反之，政治文化总是在批判或自我批判中“新生”，这种“新生”或者是去伪存真的过程，或者是走向成熟的过程，无论何种情况，都会大大增强重铸政治主体的能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会因富含自我批判精神而空前强大，从而在铸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大显神威；传统政治文化和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可在批判中产生利用价值，他们的精华部分、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从而可转化为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政治主体的精神财富。精深透辟的政治文化批判有足够力量协助现代政治人砸开神灵崇拜、权威崇拜、无所作为、自暴自弃等精神枷锁，更有足够力量培育与铸造现代政治人学习现代政治知识的浓郁情趣、聪颖的从事政治活动的资质、高超的现代政治艺术的技巧。现代政治人由此会真正拥有民主政治的素质与特征，也由此会在政治现代化征程中大显身手。
第四，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调适价值与功用。中国流传下来的是年代久远的板结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这些结构不断滋生着特权与强权。它们决定着权利与义务的二元分张：权力主体攫取过多的权利而很少承担义务；权力客体无由问津权利而又被迫承担过多的义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政治景象有所改观，但远非彻底改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畸形分权现象，它们不是民主性分权，而是板结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在某些非中央部门或地方权力机关的“复制”。基于此，管理者与普通公民、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投身于政治现代化的人们与对政治现代化持观望态度的人们的紧张的政治关系难以趋于调适。然而，如此政治关系又必须调适。最佳的“调适剂”是什么？那就是政治文化及其批判。针对权力结构板结和权力高度集中，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健康的民主制度应容忍最广泛和可能的多样化，这些团体的存在并无不正常或特别惊人之处——只要政治制度仍保持平衡”[1]。历经批判的进步政治文化可充满“容忍”精神与“多样化”精神，在其砥砺下，人们将逐步改变权力问题上的狭隘观念，在权力关系上渐次由对立走向通融。权力关系一旦得以调适，权力结构便会由不合理趋于合理，人们由此等于领到了政治现代化的“通行证”。
追问二：融入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如何展示政治现代化的风采？
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约始于“冷战”结束，它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景观。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这一超巨型历史浪潮所涵内容异常丰富，举其要者，即有经济的一体化、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数字化；社会结构的大分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高科技发展迅猛化；政治现代化；政治文化世俗化；“新人类”与“新新人类”生产的批量化；如此等等。改革开放的中国必然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既然如此，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进步也就一定要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们与全球化的碰撞、混杂、磨合早已开始。我们无可躲避地面临巨大挑战，问题在于怎样去迎击；我们也十分幸运地面临良好机遇，问题在于能否有力地去抓取。融入全球化的中国政治文化及其指导下的政治现代化要连闯“三关”：它们保证不被淘汰“出局”；它们需以深邃的哲学思考为“根系”，体面地融入全球化；它们需构建优秀特质，以成为全球化领先的一员。
在全球化中，我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能保证不被淘汰“出局”吗？回答是“能！”“冷战”过后，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处于劣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尼克松预言：“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断言社会主义“大失败”。然而全球化是真象与假象相互混杂的世界景观，只要我们不被某些假象所迷惑，就不必妄加自我惊扰。同样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坚强屹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到处涌动；改革开放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仍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远非尽善尽美，它们的固有矛盾没有也无法克服；它们内部的争斗异常激烈残酷；它们的成绩与问题大体参半；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是褒誉与贬损参半。21世纪究竟是“资本主义的世纪”抑或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尚无定论。
再从融入全球化的政治文化本身观之，我们更无悲观的理由。按照阿尔蒙德的类型划分法，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应同属“参与型政治文化”，与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相比，它们同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虽然如此，二者并非在同一档次上。后者显然高于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人类美好的价值取向和崇高理念，在人们念及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时，它的感召力十分强劲。发达国家在物质充裕的同时，政治文化与精神文明也有长足的进步，但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现象尚且大量存在，为此，不少西方人“所持的基本见解为：比目前更大的发展，只会使人类的未来陷入危机中”[2]。
进言之，融入全球化的东、西方政治文化在引导政治现代化方面也是各有千秋。历经初步再批判的中国政治文化已活力大增，它所指引的决策民主、依法治国、政治参与、反腐倡廉、政治增效等政治现代化举措均初见成效。按一般的政治现代化标准计算，我们走过的路其速度比许多国家要快。抛开档次不讲，我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虽在质量上尚逊于发达国家，但我们已缩小了与他们的差距。
我们已稳占了全球化一席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将我们淘汰“出局”。
我们进一步的追求是体面地融入全球化，为此，我们的哲学思考需有重大转变。“辩证法对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关系的理解，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发展的原则，即把思维和存在及其关系都理解和把握为发展过程；二是统一的原则，即从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中去理解和把握思维与存在”[3]。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发展令人刮目。即以政治文化言之，它们勇于吸取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观念与方略，以此为指导，颇有建设“人民的资本主义”之势。某些福利国家（例如瑞典）正在趋于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念，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错把福利国家当做“社会主义国家”。但无论如何，我们应以宽广的胸怀与足够的气度去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方面，我们要提防全球化陷阱，坚决戳穿与抵制“人权高于主权”和政治多元化等政治阴谋；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批判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思想与文化。在当前，我国政治现代化所急需吸收的外来文化精神是人文关怀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积极的参与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等。我们这样做，对繁荣政治文化、推进政治现代化、体面地融入全球化都十分有利。
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并不可取，但是在今后长久的历史时期内，二者在对抗兼互补关系中并进是难以更改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治文化远未走到自己的尽头，可以挖掘的潜力还很大；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优越性远未完美地表现出来，它们还需花大力气解决“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两种制度与文化需多方优势互补，二者的互补互益往往超过它们的分歧。例如，“应该说，在1949-1989年这40年当中，西欧的亲美主义者与亲苏主义者、自由党人与共产党人所共同关注的思想方面的主题，是民主”[4](P15)。“冷战”之中尚且如此，“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对立”双方不仅在民主的整体问题上时常寻求“统一”，而且在民主的许多具体重大问题上也时常寻找实现“对立统一”的办法，不管这种寻找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需要。二者就有如下共识：“民主一词是指社会对政府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是指使整个社会与当权的官僚干部相比居于优先地位”[4](P16)。“对立统一”的哲学思维与“发展”的哲学思维一样，可以培育进步政治文化，并引导人们体面地融入全球化和迈向政治现代化。
为早日成为全球化中领先的一员，我们又一定要让现存的政治文化在特质上有重大更新，即极大地强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参与性和开放性，总的目的是极大地增强它的进步性。
强化民主性表现为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被政治主体深刻把握。作为民主性政治文化载体的管理者和公职人员诚心诚意地担当社会公仆，把为公民服务当作他们的神圣职责，把接受公民监督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同样作为民主性政治文化载体的普通公民产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他们不再迷信神灵与权威，而是相信科学、崇尚理性，充满自信心。由此逐步形成自主型人格，自尊、自重、自立、自强，拼搏向上、奋斗不息。
强化参与性表现为“政治是管理者的政治”的传统误区被打破，“政治是管理者与普通公民共同的政治”的认知被人们普遍接受。普通公民在参与性政治文化的指导下，可产生空前的政治热情，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既在政治活动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为政治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由参与性政治文化所培育的管理者和公职人员逐步认识到参与政治是政治现代化之所必需，据此，他们多可宽宏大度地对待公民参与，并多可主动支持、帮助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理想的状态是，他们与政治参与中的普通公民共同营造民主的互补之势。
开放性表现为现存的政治文化不再封闭与独尊，日益充盈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精神。在国内，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大胆地与非主流的异质政治文化碰撞与交流，在摈弃异质政治文化糟粕的同时，努力吮吸它们的一切精华；在国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同样要大胆地与各同质或异质政治文化碰撞与交流，在坚持原则与保留特色的前提下，广泛地实施要素与信息的互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来文化精神。改革开放的中国理应大力增强政治文化的开放性，理应以开放性的政治文化指导政治现代化。
追问三：指导并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基础生态要件是什么？
本文追问一与追问二所论及的问题，除某些固有条件外，大体上属于中国政治文化自我更新的范畴。应当说，论列该范畴的目标、模式、举措、方式均极为重要，非如此无法显现政治现代化之所必需的进步政治文化。但是，论列若就此结束则绝然不可。原因在于：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政治文化也丝毫不能例外；鉴于游离环境的政治文化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务必为其生存环境书上厚重一笔。依据中国国情与中国政治文化特色，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发展高科技、发展文教事业、塑造精英载体为哺育进步政治文化的基础生态要件。
邓小平对民主政治的探求，是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部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形成了完备体系，而组成该体系的基本范畴则包括总体战略、丰富内涵、操作方式等。该理论继承、完善与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现代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理应成为我国更新过程中的政治文化的精髓和根本性生态要件。具体而言，他的诸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院制”思想，发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参与民主思想，依法治国进而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摆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而保持政治稳定的思想，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宝贵贡献，同时是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指导方针。遵循它，中国政治文化就得以健康成长；背离它，中国政治文化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
在全球化与信息社会来临的今天，迅猛发展高科技至为重要，它是我们在国际上一争高下以及重塑政治文化并使之进步化的生态要件。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发展高科技，已尝足了由此推进政治文化及其指导下的政治现代化的甜头，既然如此，我们也一定要紧追不舍，营造迅猛发展高科技的态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并不轻松，近年来，表示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水平的GDP在国际上虽已排名前列，但我国的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名却仍相当落后，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国即将加入WTO，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科技挑战。它要求我国务须及时制定高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与政策，采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在高科技管理方面要提高档次，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要加速更新换代，在财政上要给予高科技发展以足够的支撑，总之，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我们不能有些许懈怠。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只有在高科技领域出现崭新局面，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才能跃上新的台阶。
在文化与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社会中，无数极有价值的信息频繁地传递于广大社会成员之中，人们空前的识多见广，进步政治文化得以全景摄入人们的视野和浓郁地沁入人们的心田。由于文化与教育结构的不断调整并渐趋合理，不同界别与档次的社会成员实施文化互融成为可能，而文化互融又致使人际关系由阻塞走向沟通，由对立走向合作。如此的社会氛围既是进步政治文化发展的最佳生态环境，又是进步政治文化自身的组成部分。我国的文化、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小差距；我国各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参差不齐、极不平衡，难点颇多。所有这些，成为阻滞政治文化进步的巨大因素。我们在高度注重高科技发展的同时，也一定要高度注重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惟其如此，我们又务必及时制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与政策，落实各项切实可行的举措。要在吸纳先进文化、优化文化与教育结构、提高人的素质诸方面花大气力、下大功夫，用以促进进步政治文化的大发展与加速政治现代化进程。
政治文化是抽象的政治人，政治人是人格化的政治文化，二者形同一体。进步的政治文化若无进步的政治人做载体，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然而，进步政治人群体绝非没有差别，其中既有少量精英，又有众多普通成员，二者承载进步政治文化的能量与功能不甚相同，前者能量巨大并起带头作用，后者能量相对偏低且不起带头作用。鉴于“工农兵”齐上阵，大轰大嗡而成效并不显著的历史教训，我们有必要突出精英，以他们为制导力量，与普通政治人共同塑造并承载进步政治文化。在进步政治文化的传播中，精英负有如下庄严使命：1.设计进步政治文化。他们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充实的内心世界、美好的价值取向，多彩的人生阅历，可设计最新最美的政治文化模式；2.传播进步政治文化。他们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可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进步政治文化。3.捍卫进步政治文化。他们以其执著的人生追求、对真理的真切渴求，可成为进步政治文化的坚实捍卫者。4.评判政治文化。他们有正、反对接的双向思维能力，独具既审视问题又体察精良的慧眼，可优质评判进步政治文化。不过，在进步政治文化载体中，精英任何时候都不应孤芳自赏、居功自傲，自外于普通成员，果如此，他们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精英若能与普通成员联手共进，就能够完成庄严的历史使命，谛造出合于时代要求的进步政治文化并坚强有力地推进政治现代化。
收稿日期：20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