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非裔美国文学理论的经典化历程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美国论文,历程论文,边缘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9)04-0085-07
非裔美国文学理论（黑人文学理论）相对于黑人文学史而言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体现了黑人文学批评艺术的“杂糅性”特征，伯纳德·贝尔(Bernard W.Bell)指出，它是“美国黑人民俗文化之根与西方世界的文学样式在美国本土的积淀”[1]。非裔美国文学理论正式发端于20世纪初叶，迄今为止它历经了四个重要阶段：黑人美学的确立（1920～1960年代）、黑人文学理论的发轫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端（1970年代）、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壮大（1980年代）以及女性主义的拓展和转向文化研究（1990年代以来）。各阶段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各异，但是总体趋势是逐渐走向成熟，呈现多元发展态势，至今，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已经步入美国文学理论经典的殿堂。
一、黑人美学的确立：黑人艺术观之争
黑人文学理论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黑人美学运动到60年代对美学运动的质疑。非裔美国文学思想家们把一系列黑人杂志作为他们的阵地，运用文学手段来抵抗欧洲人将黑人描写为“低人一等”的常规做法。在创办于1900年的《美国有色人种杂志》上，保琳·霍普金斯(Pauline Hopkins)专门开设了一个论坛来宣扬黑人文学价值观。黑人文学藉以强调黑人在面对逆境时，黑人先辈表现出的宽容和善良而树立的黑人正面自我形象。霍普金斯还提出了功能美学原则。她认为，黑人作家和读者群之间应该建立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广大黑人公众肩负着重大责任去促进黑人作家的生存与发展。
霍普金斯的这一原则对杜波伊斯主张的自我提升的黑人文学价值观作出了有益的补充。如同霍普金斯一样，杜波伊斯充分利用担任《危机》杂志编辑这一职务，传播他关于黑人文学目的和黑人作家地位的重要观点，因为该杂志很快成为有色人种促进会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身兼诗人和小说家的杜波伊斯在《危机》大张旗鼓地宣扬他的文学价值美学观，他认为，文学尤其是黑人文学，必须作为政治教化和文化宣扬的主要场域。他的许多关于艺术用于改善黑人生存的文章对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发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杜波伊斯还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重意识”理论。“双重意识”是一种感觉，一种“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自我，用一个以逗乐的蔑视和怜悯的眼光观望的世界的尺子来测量一个人灵魂的感觉，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能力。”美国黑人时刻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美国人，另一方面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抗争；两种冲突的理想同在一个黑色的身躯里，惟有躯体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避免被撕得粉碎”[2]。这种意识表达了黑人对生存、自由和完整的自我的强烈渴望。该理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非裔美国黑人在美国生存中的两难处境，对于唤醒黑人自我文化意识和自我身份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
这一阶段，黑人美学家在本阶段争论的焦点在于黑人文学“艺术到底是不是宣传”的观点上。杜波伊斯明确提出，黑人文学除了政治宣传和文化庆典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他在《黑人艺术标准》（1926年）中宣称：“不管纯粹艺术家们的悲号多么强烈，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而且永远如此。我会毫无顾忌地说，我所从事的一切艺术创作都总是为宣传所用，目的在于为黑人们争取他们所钟爱的权利”[3]。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观点直接遭到洛克等人的猛烈攻击。洛克言辞犀利地指出，文学应该用于重构非裔美国人的社会身份，作为黑人自我形象存在的黑人文化艺术应该予以重新阐释和进行重组。黑人作家的使命在于，凭借艺术手段，运用新的视角和新的“种族言说”方式对黑人进行表征，从而改变传统的、刻板的黑人温顺、简单卑微的形象，重新确立黑人身份。那么黑人作家就要在这项变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新黑人》中强调他们“在重新评价黑人过程中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定会在相当程度上促进种族关系的改善”[4]3。另一位反对杜波伊斯的是休斯。他在《黑人艺术家和种族大山》一文中提出，黑人艺术家要切实体现黑人艺术，必须回归黑人民俗民间文化（如黑人音乐，尤其是爵士乐）之中去寻求滋养，以更加真实地再现人民的艺术形式，实现黑人的自我价值。
他们之间的论战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直接引发了后来文学文化的大爆炸，催生了黑人作家承前启后的社会地位，致力于改进非裔美国人身份的黑人作家的地位和作品的价值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和青睐。作家不断地把目光投向黑人社会的演进和对黑人社会的界定问题上来。休斯、赫斯顿以及舒勒(George Schuyler)等人纷纷撰文表现理想化的文学主题、文化身份和心理重建等问题。他们的批判性创作为黑人社区在身份和知性责任方面给予指导，成为后来的文学理论家创建理论赖以依存的经典话语。许多理论家如赖特、埃里森、尼尔和巴拉卡与休斯和赫斯顿一样，也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政治、文化和美学上，拓宽了研究视域。
诚如杜波伊斯所言，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而肤色界限恰恰是美国种族制度的基石。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肤色尤其重要，它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成为美国种族制度的根本分界线。19世纪的美国宗教文化认为，世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之分’，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圣洁’。它赤裸裸地把黑色和白色对立起来，使自然的颜色带上了人为的文化色彩，为白人优越论和黑人低下论提供了宗教基础。肤色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成为美国社会黑白两个种族各自认同的重要标志，从而成为种族歧视的重要来源”[5]。因此，文艺理论家们致力于纠正美国传统上强加于黑肤色的贬义的做法，赋予黑色积极意义也就成为他们的重要使命。
巴拉卡(Amiri Baraka)成为捍卫黑人人格尊严最坚定的文艺斗士。他提出了“黑人是美丽的”最为响亮的口号，藉以对抗白人对黑人的蔑视，从而提升黑人的自信，放弃自卑感，达到颠覆传统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目的。传统意义上讲，美在白人统治的社会里不仅仅作为一种观念，也成为一种政治手段，丑不止是外表的事，而且是西方思维方式上内在的丑陋、精神失落和道德沦丧的体现。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和电影电视里黑人通常被描述成地位低下、卑躬屈膝、丑陋不堪，而无异于低等动物的奴仆或者配角，即使是主角也通常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们不仅皮肤黑黝，更重要的是智力低下，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无所适从，这种弱势地位甚至使得他们陷入自我憎恨、否定黑人传统最终否定其人性的境地，因而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地位，生活中有强烈的自卑感和失落感，许多黑人只有在强势的白人文化那里寻求些许慰藉，更有甚者，由于放弃自我的文化传统向往他者的白人文化而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悲剧。巴拉卡的观点不仅提升了黑人的自信，让他们放弃自卑感，而且达到颠覆传统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目的，确立了黑人对自我身份的认证，突破了黑人墨守成规的原型形象范畴。
在20世纪60年代，巴拉卡的这条原则激励了一大批作家把黑人自己的文学创作放置于黑人社区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进行重新评估。他们把黑人社区看作自己写作的精神向导，旨在取代对非裔美国文化的表现和身份认证都产生过负面影响的欧洲审美价值观。拉里·尼尔(Larry Neal)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艺术观，那些在白人学校里传授给大多数作家的生搬硬套的形式应该予以毁掉，或者，最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可以通过聆听马尔考姆(Malcolm)的演说，而不是从大多数西方诗学那里学到更多关于何为诗歌的知识”[4]78。这是对黑人艺术的构建提出的新方向，黑人文学也必须成为黑人社区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成为隐含黑人全部历史的神话和经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黑人文学与传统的欧洲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文学注重文学文本，甚至受到文本的制约，而黑人文学吸收黑人民间文化，如黑人音乐、民间传说等，摆脱文本的束缚，从黑人文学创作的关键元素音乐中去发掘文学的价值。这种创作是一种新的融合，催生了一种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实文学。
一些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作家在休斯顿·贝克“否定的标准”的指引下，为黑人艺术家指明了新的美学创作方向。黑人美学达到其繁荣兴盛的时期，拉里·尼尔和卡罗林·杰拉得(Carolyn Gerald)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杰拉得与尼尔的观点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在他看来，黑人应该树立种族特色的形象，确立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自我身份，白人作家无法也不可能建构黑人的形象。他说：“我们必须努力拒绝白人作家来对黑人的现实进行描述。他们只有描述他们自我的投射时才可以起点作用，他们无法对黑人进行界定。”所以，黑人作家在此阶段的任务是“消灭我们自我的零意象和否定性意象神话”[4]15-16。为什么要消灭零意象？历史上，黑人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挤压下，处于边缘地带，黑人根本无法认识到自我价值的存在，他们否定自我意识和价值，一味向往作为“他者”的文化，甚至想融入到其中而忘却了自我的身份。尼尔和杰拉得等人提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唤醒那些沉睡的黑人们，冲破传统的黑白二元对立藩篱，确立黑人与白人平等的地位。
二、黑人文学理论的勃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评论家和作家开始意识到在政治和艺术之间长期争论不休仍然无济于事，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尼尔、亨利·路易斯·盖茨和休斯顿·贝克等人。他们意识到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缺陷所在：民族主义运动过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过分强调要制定他们的政治日程表。贝克曾经指出，这场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运动缺乏方法论上的力度来对黑人文学进行严肃认真的剖析。此外特纳(Darwin Turner)等人就放弃纯粹的政治批评，把注意力转向艺术，如对作家情感、作品的形式以及文体风格进行探讨。盖尔(Addison Gayle Jr.)认为，他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缺乏对黑人文学艺术形式的关注。
作为《黑人美学》编者的盖尔对黑人文学的功能、黑人作家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黑人读者的责任均作了较为详尽的界定，一共列出了10个观点：黑人艺术家必须拒绝接受美国人对现实的定义，并提出黑人自己的界定以取而代之；黑人艺术必须为美国白人创造的并在作品中定型的黑人原型人物以及为黑人旅行者提供多种选择；黑人艺术必须强调那些黑人过去的范式，因为它们帮助黑人度过了美国噩梦；黑人艺术必须从黑人那里借鉴经验以创设他们正面的形象、象征符号和隐喻；黑人艺术必须为黑人和美国黑人的现实条件而作，必须由黑人来创作，必须创作出有关黑人和美国黑人状况的作品；黑人艺术必须重新界定从西方世界传承下来的定义；黑人艺术的目标应该是在黑人之间反复灌输他们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黑人艺术必须对所有对黑人社会的健康和福利有危害的行为予以坚决批判；黑人艺术必须摈弃社会学的努力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黑人社会的做法；黑人艺术必须坚持不懈地反抗美国人使人丧失人性的行为[6]。盖尔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对黑人美学进行了高度概括，使黑人发展并提出自己的思考方式成为可能。他为黑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接受作出了较大贡献，黑人文学理论开始被黑人评论家和作家接受并运用到自己的批评和创作实践之中。
在70年代期间，黑人文化民族主义者由于受到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理论见解，修正了他们先前的有关主张。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民族主义过于感情用事，他们的情感修辞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战斗力。亨利·路易斯·盖茨应该是这个时代黑人文学理论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针对文化民族主义，他毫不客气地说：“黑人对意识形态绝对化的批判倾向必须有个了结”[4]4。因此，他主张放弃民族主义思想，转投结构主义理论，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批评思想。
当然除了盖茨、贝克、盖尔和尼尔外，亨德森(Stephen Henderson)也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以及米歇尔·福科等结构主义学者的深刻影响。亨德森尽管仍然保留民族主义的痕迹，但是他把结构主义方法论引入到自己对黑人文化的形式主义研究之中。他强调对黑人文学作品进行外部研究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其进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重心放在作品的主题、社会环境、历史原因或者意识形态要素上，对作品及其整体性要做出价值判断；内部研究则是对作品的结构、形式、肌质以及文体风格等要素进行研究，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对作品以外的道德价值、意识形态以及影响作品的背景不去做深入的研究。可见，亨德森在吸收结构主义文论的基础上，把它与形式主义新批评进行完美的结合，克服了双方各自的缺点。
盖茨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趣显而易见，他主张，黑人作家急需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黑人修辞性语言的本质上，必须转到黑人叙事形式的本质上，以及转到符号和其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上去。事实上，他本人确实在这方面做到了身体力行，他提出的影响深远的“表意理论”恰如其分地把结构主义文论的关键术语和方法融合到对黑人文化的挖掘中去。值得注意的是，盖茨对贝克和亨德森与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联做出了严苛的批判，可是他自己确实没有弄清楚：在这点上，贝克和亨德森两人与他本人的共同点要远远比他自己知道的要多得多。
西方结构主义盛行一时，影响范围甚广，但其势力和影响在70到80年代逐渐衰微，由于差异理论的兴起，结构主义文论渐次退出历史前台，被后结构主义文论所取代。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家在文学理论的更迭中紧扣时代步伐，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吸纳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里达、福科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观点，逐渐融入到西方主流文学理论界的洪流中。盖茨和贝克成为首批运用德里达解构主义从事学术批判的非裔美国文艺理论家。贝克在其论文“信念、理论和布鲁斯：对非裔美国文学的后结构主义的注解”（1986年）一文中，确立了非裔美国文学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地位。1988年，他在专著《布鲁斯、意识形态和非裔美国文学》里将詹明信、海登·怀特等人的观点收录并阐发，该书的观点主要基于德里达对普遍真理的批判，以及对语义示意的不稳定本质的坚信。解构主义对贝克的观点作出了有益的补充。
后结构主义为盖茨等人运用方言土语理论来研究黑人文化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支撑。盖茨本人也成长为坚定的具有黑人身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他在《表意的猴子》里最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和态度，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反文化矩阵，这样从美学上更加容易对黑人文化的价值进行解析和推广。这实质上就是对抗欧洲白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摆脱它长期以来对其它弱势文化的控制。在该书的绪言中，他说：“我试图界定一种非裔美国文学评论，不是给黑人文学戴上神秘的面纱，或者把创建意义的各种模式弄得模棱两可，而是要表明黑人文学艺术确确实实精彩纷呈……我的愿望是，揭开让人充满好奇心的概念那神秘的面纱：理论仅仅属于西方传统。相反它是一种除去所谓非经典传统又充满异域情调的东西，如非裔美国人的传统”[7]。盖茨的言辞间流露出他对非裔美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喜悦之情，以及对欧洲文化长期以来对少数族裔文化压迫的无情鞭挞。他的这种抵制理论决不啻为一场政治改革，重要的是让位于语义变革，为少数族裔文化、女性文化和沉寂的声音在理论领域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可能。虽然盖茨的理论直接招致了像乔伊斯·乔伊斯(Joyce Joyce)、巴巴拉·克里斯蒂安(Babara Christian)、桑德拉·阿德尔(Sandra Adell)等理论家的强烈批评，但是他与其他文化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起的这场文化变革运动与马丁·路德·金发起的民权运动一道共同催生了女权主义抵抗运动，黑人女权主义者也为发出她们长期被白人女权主义者、黑人男性所忽视和压制的声音而奔走相告、加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运动中，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在此背景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开始在美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冲向文艺批评的前台。
三、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壮大
巴巴拉·史密斯(Babara Smith)于1977年在“建构黑人女性主义理论”里率先提出的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反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主要理论武器。史密斯指出，与黑人艺术运动相联系的革命精神，义无返顾地站出来批判美国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正是这种思想压抑了黑人妇女，使她们的人格异化，因此，她呼吁不仅要对美国包括白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白人种族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白人和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政策进行清理。史密斯引入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特别增加了对黑人女同性恋这一敏感话题的阐释，这无疑为黑人女性主义研究拓宽了新的维度。
史密斯的观点超越了杜波伊斯有关黑人两难处境的“双重意识”观念的束缚。在杜波伊斯那里，黑人只具有两重性：黑人和美国人，但是这里的黑人通常指的是黑人男性，却在无意识中忽略了美国黑人女性的生存处境，其实黑人女性远远不只具有二重性，她们在美国社会的人格和生存状况具有多重性，至少具有三重性：黑人、美国人和黑人女性。史密斯的论点大胆直白，突破了传统的黑白对立范畴。众所周知，白人女性主义者对黑人女性的存在视而不见或者蓄意把她们排除在美国社会的范围之外，可悲的是，黑人男性在他们自身受到压迫或排挤时，他们软弱无能，无法也不可能对其压迫者做出丝毫反抗，他们把积压在胸中的一腔怒火转嫁到与他们拥有同种肤色的女性身上，因为她们是这个社会最为孱弱的受害者，她们不可能寻找到发泄的对象。
在黑人文学叙事话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女主角佩科拉的父亲乔利便是千千万万个受到白人压迫和侮辱的黑人男性中的一个典型。在他生平第一次的恋爱生活受到白人的搅和以及受到白人的胯下之辱，无处述说自己内心的痛楚，不得不与他那心爱的人分道扬镳。这种长期的积怨没有得到恰当的引导和疏通，他心灵开始扭曲、人格变异，在酩酊大醉和恍恍惚惚之中奸污了自己的亲生女，使之怀孕在身，导致女儿的人生悲剧。在这种背景下，佩科拉也就成为黑人男性转嫁痛苦的对象和无辜的受害者。究其实质，她的悲惨命运既有种族主义的原因，更有性别歧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黑人女性的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黑人女性同性恋主题得到后来的众多评论家的发展和扩充。德博拉·麦克道威尔(Debora E.Mc-Dowel)、哈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和伊夫琳·哈蒙德(Evelynn Hammond)等黑人女性评论家纷纷撰文支持她的理论立场，并对她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麦克道威尔发表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1980年）对黑人同性恋话语进行了深化，同时指出了史密斯的不足之处：“这种对黑人女同性恋的界说既不精确，又含混不清”[8]170。她认为，史密斯的观点仅仅限于黑人女性，没有考虑黑人男性同性恋倾向，所以，应该将这点纳入研究范围。当然，在从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实践过程中，应该考虑的因素还很多，如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和语言因素等。其实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命题是一个纠结不清的话题，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应该把它放在一边，重点把注意力投向黑人女性的言说方式上，她指出，我们应该“考虑黑人女性文学特殊的语言，描写黑人女性作家使用特殊的文学技巧，并去比较黑人女作家创造她们自己神秘结构时所采用的方法。”[8]176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一位对黑人女性主义文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评论家是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她在反映其核心思想的散文集《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的序言里针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妇女主义者”(womanist)的概念，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该词源于妇女主义的(womanish)，与轻佻的、不负责的、不严肃的女孩子气相反。二、它指一个妇女喜爱其他的妇女，欣赏和偏爱妇女文化、妇女的情感变化和妇女的力量，她们有时也喜欢作为个体的男人，致力于全民的生存和整体发展。三、她们喜欢音乐、舞蹈、月亮，热爱上帝，热衷于爱情，偏爱食物和圆形，喜欢斗争，热爱民俗，热爱自己。四、妇女主义者之于女权主义者犹如紫色之于淡紫色”[9]。这是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的精华，也是她文学实践的基本准绳。
当然这里的妇女主义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是努力挖掘女性与男性不平等的根源，力图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各方面缔造全新的女性观和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但是艾丽丝·沃克等黑人女学者看得更加透彻，她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传统女性主义主要体现的是欧美白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对各种权利的诉求，忽略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的特殊境遇。黑人或有色人种女性面对的不仅有性别歧视，而且有种族压迫。因此，沃克创造了妇女主义者一词来表示与西方传统的女性主义的区别。妇女主义关注的是黑人和有色人种妇女的解放，但它绝不仅仅是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再加上种族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它还表达了一种希望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人类从对峙走向和谐共存，从而实现全人类的完整生存的理念。虽然一般评论者都认为妇女主义就是黑人女性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但相对于黑人女性主义强调性别种族二元对立的倾向，沃克所提倡的妇女主义更注重黑人男人与女人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并由此延伸至对人类的关怀，表达了希望地球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多元共生、多元互补、共同繁荣的理念。[10]
妇女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广泛，它不仅探讨了黑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的个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注人类在不分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前提下的共同境遇，目的不是为了突出黑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对自身受教育、性、政治等权利的追求，忽略、打压乃至颠覆白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种种诉求，因为她们的立场大致相同，都是为女性代言以期削减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负面影响，颠覆男权中心主义，实现男女在各方面的平等互利、共生共荣与和谐发展。
这种文学理念的影响壮大了黑人女性批评与实践的队伍，除了活跃在文坛的巴巴拉·史密斯、德博拉·麦克道威尔、格温德琳·亨德森(Mae Gwendolyn Henderson)和爱丽斯·沃克等知名黑人女批评家外，男性黑人文学评论家们的批判取向也悄然发生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盖茨和贝克两人。盖茨编辑出版的《解读黑人，解读女性主义：批评文集》(Reading Black Reading Feminist:A Critical Anthology，1990)，贝克出版的《心灵的运动：非裔美国女作家的创作诗学》(Workings of the Spirit:The Poetics of Afro-American Women's Writing，1991)均对黑人女性文化和文学经典以及美学范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同时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黑人男性女权主义者的蓬勃兴起，这无疑对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黑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新方向
黑人女作家由于受到沃克的影响，开始为她们先辈的精神遗产进行挖掘，开始为长期受到打压和湮没的作家正名，如许多评论家把目光转向特鲁丝(Sojpurner Truth)、霍普金斯(Pauline Hopkins)、库珀(Anna Julia Cooper)、赫斯顿(Zora Neal Hurston)等女作家。沃克对赫斯顿在被压抑了将近40多年以后重新得到学界的认可和广泛关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赫斯顿只是在沃克1976年到南方进行民俗文化采风时才被她发现的，在沃克发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研究。要是没有沃克的采风经历，恐怕学术界仍然不会有人去关注和研究赫斯顿，那么恐怕这位谙悉黑人民俗文化和黑人文学的“黑人文学之母”将永远被人类历史所尘封。在20世纪80到90年代，众多的黑人女性理论家从性别、种族、政治以及心理等话题切入，从事批评实践，拓宽了她们对女性经验阐释和检审的范围。
90年代的研究范围更广，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这与欧美白人主流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并行不悖，在相互映照中紧跟时代步伐向文化研究方向延伸和拓展。白人主流文化研究出现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它把矛头直指人们倡导的异性恋，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给予特别观照，它是长期以来除了种族问题和妇女问题得以解决以后，人们开始对那些在性取向上与众不同的边缘化群体给予的人文关怀，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异性恋男女间的二元对立观。诚然，同性恋受到众多学者和社会上传统观念的诟病，乃至责难和排挤。但是，人们忽略了同性恋古已有之这个铁的事实，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性史》首先指出：“同性恋源远流长，是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不是现代人类学家、精神病学家、法律专家所称的‘异端’或‘变态’”[11]。同时，同性恋存在的合理性恰恰表征了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中生物的多样性，它作为异彩纷呈的性别取向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态度，为长期被白人主流而淹没的生活群体指明一条光明的选择之路。
90年代中后期，黑人文艺理论工作者敏锐觉察到，黑人和有色人种中同样存在一群与白人主流社会一模一样业已被边缘化的群体，并为他们奔走呼号，力求赋予他们与黑人异恋性者们同样的欲求。黑人理论家们与20世纪70年代的女同性恋研究者基本一致，女同性恋者主张女性被压抑的权利，90年代以来男同性恋力图展示黑人具有普遍性的男性特征，黑人学者在学界对男同性恋话语予以特别关注。黑人批评家在黑人社区由于对男性至上主义和憎恨同性恋主义的审视和理论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对黑人文化的敏感性和构成的研究，他们与时代同步，开始对黑人文化的演进及其目的进行重新评估。
自20世纪后期20年以来，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另外一个突出特征日渐显露出来，即关注文本所延伸出来的思想。文本内部所包含的意义已经被理论家们长期深入地挖掘，而黑人文本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逐渐得到重视。于是黑人文学文本“终于可以再现任何符号示意的场所”[4]10。这种符号学的发展为理论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引领他们去解读文化现象，便于他们确认与在文本阐释与解码过程中一样的界定性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愈来愈多的理论家已经摆脱了过去仅仅囿于文学文本的传统思想的束缚，致力于从大众文化那里寻求出路，将文学研究与其他各种各样的学科紧密结合起来，黑人文学理论研究便顺利实现了文化转向，譬如，对电影、舞蹈、音乐以及其他文化样式里面文化再现的各种形式进行透辟的阐释。诚如卢比亚诺(Wahneema Lubiano)所言，非裔美国文学话语现在不是，也不曾是单向度的；一直以来关注的是权力关系、社会历史和经济历史[4]11。也就是，评论家从社会历史角度去理解黑人的经历。
此外，泰勒(Paul Taylor)主张通过全新的方式来对非裔美国文化进行研究，他呼吁运用哲学的方法，自发地把美学当作一种文化批评，以挖掘一种隐藏的方式，其历史文化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欲望以及我们的嗜好等。无论是力求从政治、经济视角分析，还是从哲学、美学的维度切入，当下的黑人理论家大多以文本为依托，去探讨黑人文化、黑人经历以及被黑人男性和女性主义者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体验，都超越了传统黑人文学批评的范围，实现了黑人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克服了传统黑人评论的局限性，把黑人文化、黑人特有的经历等元素展现在大众面前，与西方主流社会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共生共荣，交相辉映，逐渐被白人主流所接纳，至此，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完成了步入经典的艰难历程。
收稿日期：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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