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考作文命题存在的问题及对策_高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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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高考写作命题问题分析

      写作测评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严密的测评系统。从系统的流程看,高考写作测评包括前测准备、命题、评阅标准制定、写作过程、评阅、分数解读、绩效评估等环节,命题在这一系统中具有辐射与纲领性的作用,具有核心的地位。

      (一)评价目的与功能定位的有效性

      有效性一直是教育测量的一个难题。美国教育研究会、心理学协会、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1999年颁布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中明确提出,“效度是证据和理论对测验分数所解释的程度。效度是测验与评价中首要的考虑”。[1]考试评价“有效性”理论从19世纪20年代到如今经历了各种争论,但比较经典的是鲁赫(Ruch)提出的“效度是指考试或评价测量了它想要测评的程度”,[2]32这一定义后来也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认可的考试“效度”定义。如前所述,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就认同了这一定义。这些界定其本质都是用考试的目的与结果的关系性来评判效度或有效性,“只有分数的解释与使用才有有效与无效之别,考试本身谈不上有效无效”。[3]因此,高考写作评价的目的与功能定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受“以文取士”的传统考试文化影响,我国写作测试除了对考生语言组织能力、思维能力检测之外,对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的评价也成了写作考试的内容之一,如1952年“记一件新人新事;我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1954年“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5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77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982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题目。进入21世纪这种命题价值导向一直延续,如2001年“诚信”,2002年“心灵的选择”,2003年的“感情亲疏与认知的关系”材料写作,2007年全国卷Ⅱ题“关于捐助”的材料写作,2008年全国卷Ⅰ“‘5·12’地震之后”材料写作,安徽的“带着感动出发”,2009年浙江“绿叶对根的情意”话题写作,海南、宁夏卷的“诚信与善良”材料写作等,2013年全国卷的“真诚与友善”,四川卷的“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湖北卷“上善若水任方圆”等,2014年全国卷的“喂食动物失觅食能力”,四川卷的“人只有站起后世界才属于他”的话题作文,湖南卷的“最美乡镇干部”材料引申的“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的主题作文,重庆卷由“租房”材料引申的“责任感”主题作文等。诸如此类题目主题已定,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考生难以进行个性化创造。该类写作题目从教学育人的角度看无可厚非,但是作为选拔性考试却存有缺陷,高考写作具有特殊的针对性评价功能,因此考试承载过多功能会导致评价的失真与失效,影响着考试意义与价值。高考写作命题定位模糊,评价维度过多易导致评阅难度加大、评价信度低、考试成绩失真等问题的出现。本课题组随机抽样对186名来自14个省市的2012级、2013级文科、理科、体育艺术类大学生进行了高考语文考试成绩比较调查(有效问卷142份),以检验高考与模拟考试写作成绩的一致性为目的。结果发现,83名同学(约占被试58.5%)认为高考成绩与模拟成绩“相差较大”,同时有67名(47.2%)同学认为“比平时成绩高”,有36名(25.4%)认为“比平时成绩低”,有39名(27.5%)同学认为“与模拟成绩差不多”。显然大部分被试考生认为高考与日常写作成绩有着或高或低的差异。

      这种反差现象反映了当前高考作文命题方式对于检测学生真实写作能力存在着局限性。高考作文分数这种差异性形成原因较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作承担了过多的评价功能与目的,干扰了核心功能的测量,影响着评价的客观性。考试测量学学者英国保罗·牛顿批评了教育机构这种倾向性,“对于教育机构而言,他们特别乐意用一次性考试测评一系列的特征,少了真相,多了似是而非”。[2]7高考评阅与任课教师的评价信度相比较,无论是对考生写作的了解程度,还是从评阅的充分性上均处劣势,一般而言,任课教师评价信度应优于陌生的高考阅卷者,考生模拟的写作成绩比高考更能真实反映其写作能力。从评价的规律看,作文的分数、评价目标,并不仅仅取决于题目本身,更重要的是其“答案”,即评分标准。当前高考作文命题的模糊性、复杂性在评阅标准中体现突出,如2014年陕西、河南等11个省考生所作答的试题写作评分标准,见下表。

      该评分标准的框架是基于历年的“考试说明”设计的,已为多数省份采用,成为高考写作的评阅模版,反映着命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从该评阅标准看,采分点多,涉及语言、思想、情感、结构、文体、书写等多个方面。如此多的得分点其目的在于多方面评价学生的写作能力,但事与愿违的是,在浩大的阅卷工程中,较短的时间内评阅人兼顾如此之多的得分信息点不具有现实操作性。

      (二)命题的开放性与价值指向

      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高考写作命题打破封闭单一的价值取向,呈逐步开放的趋势。命题形式上从前期的封闭性命题作文向半封闭的话题型作文、材料型作文演变。从命题的价值指向上看,也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出与生活相联系的特点,让考生有话可说,这一点呼应了当前社会的吁求。为了让考生“有话可说”,近年高考写作试题突出多元、多层、多样、多角度等立意,淡化了审题,以材料、话题作文为主,如2013年与2014年的18套高考写作试题中已经没有了直接命题作文,全部以材料或话题为命题形式。

      

      与传统直接命题作文相比,话题与材料作文给考生留下了较大的立意、选材空间。淡化审题突出的体现就是写作试题不再要求考生以材料的核心观点为立意,代之以多角度、多层次立意,与“材料含意”相关即可,如目前多数写作命题中均明确了“不要脱离材料的内容及含意的范围”即可的要求。该要求是新课程语文推行以来写作命题的一个突出变化,为考生拓宽了立意、选材的范围,降低了“脱题”的风险,也降低了审题难度。开放性的命题使得考生易于写作,但另一个问题就是易导致命题虚泛化现象,突出的表现是题目主题不集中,材料含意丰富多样,所供材料仅仅作为写作的“引子”。如2013年全国新课标卷写作题要求考生从老工匠与青年工匠对待切割钻石不同的态度与勇气中选择角度行文。根据题目的“不要脱离材料的内容及含意的范围”的说明,本材料可以从“经验”“勇气”“经验与勇气”“经验与创新”“无欲则刚”等多方面立意。2013年上海卷“更重要的事”则内涵更为丰富,每个人对“重要”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四川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的话题作文,考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层次写“平衡的生活”,更具有个性化色彩。如2014年全国Ⅰ卷的“过独木桥”材料作文可以写竞争与合作、规则与创新、和谐共赢等,天津卷“假如有一款芯片”材料,山东卷“开窗看问题”材料等均可以从各个角度写,主题不定,材料只是一个引子。这样的命题似乎人人有话写,考生作文基本不存在传统的“脱题”之说,但根本问题就在于这样的文章立意如何比较高低?综观近几年高考作文,写作个性化特征强,题材立意多,因审题不准失分者少,其弊端在于考生作文的可比性较差,赋分难度大,同时为“套作”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影响着考试的信度、公正性和有效性。从考试角度看,“测评的效度根本上就是与准确性相关,尽可能地通过一次考试测量某一属性”。[2]6过度的开放易于导致测量的准确性打折扣。高考本质是常模参照性考试,即针对特定群体的内部比较考试。这正是高考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高考应具有更强的比较性、甄别性。

      近年来高考作文区分度低已成为制约语文教学发展和影响考试权威性的大问题,如2011年陕西省高考作文平均分数为51.2分(满分60分),得分率为85.3%,而其他六大题总平均分为56.4分(总分为90分),得分率为62.7%。2013年该省作文难度为0.7922,远高于整体试题0.6867的难度,区分度为所有题型中最低,为0.0722,远低于整体试题的区分度0.2537。这些数据说明作文得分过高,得分过度集中,区分度差。导致区分度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宽的立意空间导致评判文章标准宽泛,而从写作的规律看,“立意”是文章的核心,对于考试作文而言,“立意”的前提是审题。从心理学角度看,“写作首先是一种高层次的智力活动”。[4]81审题属于认知层次,包括提取与筛选信息的阅读能力,理解、分析、综合、运用、反馈、评价等心理过程,也包含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思维过程,“反映着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4]137因此,高考写作“审题”考核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有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把基础写作与专业创作混淆,其本质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基础写作旨在为学生知、情、意、行发展奠定基础,重过程与方法,重视教育的公共属性,专业创作更强调生活经验的积累,以情感的表达为中心,重结果和个性化的表达。过度虚泛化的写作题目不利于从深层次检查学生的思维品质、知识储备、文化积淀与阅读状况等写作核心要素,也会给考生的猜题押题获利留下空间。

      二、高考写作命题偏向矫正

      (一)形式上,分层分类,增强高考写作的针对性

      高考既要保证公平,又需兼顾挑选潜质人才的效率。一篇作文对考生写作能力的全面考核难度很大,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评阅过程中,较短时间内评阅人无法对过多的写作要素予以兼顾,因而导致评阅规则难以操控,评阅成绩失真。从写作测试系统看,使命题的有效性得以体现主要在于评判环节,因此,解决高考写作命题问题有必要实现命题与评阅的协作与照应。基于当前现实评阅环境,高考写作命题通过分类分层设计,增强考核针对性,达到延长评阅过程,拉开评阅空间层次,以提升评价效果。

      高考写作宜从多个角度考察考生能力,从词语、句子、段落、文章四个层次设计考评梯度,多种文体主次搭配命题。这样的命题形式既有利于甄别考生能力,又使评阅任务走向简化,利于评阅标准的执行,提高评阅分数的效度。如美国SAT考试的“写作部分”主要包括了25道修改句子选择题、18道句子正误题和6道篇章修改题。这样的搭配试题对考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有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考察。2014年北京、天津、广东等少数省市使用了大小作文分类测评,具有启示性意义。

      根据文体特点,不同类型的写作更有利于全面考察考生的写作能力。如文艺文有利于对想象力、创造性的考察,实用文则更有利于对语言的简明性、准确性等的考察,议论性文体较记叙类文体对思维的逻辑性、深刻性等要求更高。通过分类分层写作的命题形式,在目前的评阅环境中有利于评阅者对作文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高考评阅关涉文章语言表达的准确性、逻辑性、简洁性、生动性、形象性,内容的深刻、健康等,单篇文章难以承担。分类写作考评能减轻阅卷者考虑单篇文章过多测评点的负担,因而有利于评阅的操作与客观性的实现,增强考试的有效性。

      (二)内容上,限制体式,聚焦思维品质

      近年的写作命题逐步降低了对思维品质的考察,如降低审题要求、文体不限等,泛化性题目的命制,其目的在于“不为考生写作设置障碍”,其弊端是难以甄别考生思维品质。从写作规律看,语句的连贯性、材料的组织有序性、篇章结构的逻辑性、语言生动性、立意的深刻与新颖等均取决于良好的思维品质和认知能力,因此从检测学生思维品质的角度看,“不限文体”的命题要求存在缺陷。历年“考试大纲”对“写作”的文体要求是“能写记叙类、说明类、议论类的文章”,放开文体其目的在于发挥考生所长,有利于展示写作水平,但从甄别性考试的性质看,写作的分数具有极强的相对性,即分数意义存在于比较之中。因此,标准的相对一致也使评判既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公平性,否则就难免出现“秦琼战关公”式的文章评阅。我国传统的“以文鉴德”的考试意识不利于考试的公正性,事实上考场写作难以对思想品德考核,强烈的功利性动机使虚假陈述难以避免。道德型写作命题更易于导致虚假表达不当得利。

      目前诸多反对高考作文“限制文体”“让考生有话说”的观点是以自由写作视角看待考试型写作。章熊先生认为,“青少年考试作文评价不同于作家写作和作文竞赛”。[4]101对写作性质的混淆直接导致“高考写作应立足学生生活经验表达”的错误逻辑。从世界范围看,写作评价追求客观化,重在考察思维品质与知识积累。2010年法国中学生会考作文题:“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否可能没有利害关系”,“为了给自己一个未来是否应该忘记过去?”[5]2011年美国SAT作文题就有“每一个成就是否会带来新的挑战?”“接受群体的价值观,是否意味着人们可以避免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的思辨性题目。200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自主招生作文题是“你认为什么思想、发明、发现或创造到目前为止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同年美国西北大学招生写作题有“谁是你们这代的代言人?他或她传达了什么信息?你同意吗?为什么?”,新加坡高考作文题目“哲学只是提问,并不回答,为什么学习它?”等。[6]这些题目重在考察考生的思辨过程与知识积累。这些题目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写作考试注重思维品质的检测,引导考生形成乐于探究的习惯。发达国家写作评价重视考察学生观点及论证的过程,很少考察考生抒情能力与内容,考生文章都是议论性文体。

      我国写作的抒情性传统成为了高考作文抒情的重要理由。“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7]刘勰《文心雕龙》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8]将情视为写作的出发点。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理性思维是对人类共通内容的概括,是认识理解世界的必备条件。从基础语文教育的任务看,培养学生理性思考方式无疑是“重中之重”,“在表达实践中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发展创造性思维。”[9]理性思维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在总结34年的教学实践经验中,肖远骑认为,“结合高中学生的特点,针对其一些弱点,如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狂热偏激、好走极端、反教育、盲从、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利用语文教学的优势,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独立分析问题、冷静处理问题的能力。”[5]中学生生活简单,难以形成深刻的人生与社会感悟,倾诉性命题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引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丢失思维能力,不能没有理性的底蕴”。[5]理性的思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高考作为语文教学的风向标,无疑应该在引导学生理性思辨、深入思考方面起到应有作用。温儒敏教授也认为“高考作文应多一些理性思维,不要停留于叙事抒情”。[10]无论从思维品质,还是知识积累的检测方面看,议论文包含信息量大,更需要考生具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充实文章。因此,高考写作从文体选择上,宜以议论文为命题主要形式,从命题材料看,宜重视“点”式命题,即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或分析。

      (三)价值导向上,重视积累,引导深度阅读

      教育的首要意义在于人性的塑造。儿童成长是人化的过程,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因此,考试理应强化这一价值立场,以引导基础语文的扎实积累与深度阅读教育方向。阅读是情感陶冶、价值导向、认知加深与拓宽的重要途径,是写作的基础;从基础教育的规律看,知识积累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学应注重经典阅读、深度阅读,高考应发挥其引导作用。高考作文不应是简单的经验再现,更需要考生对积累的优秀文化加以提炼、纯净、内化,从而予以表达。中学生源自生活与社会的直接经验少是正常现象,难以用体验方式表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但阅读为中学生提供了另一个丰富的世界,他们可以在这个精神的世界里品味、提炼、涵养,形成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崇高和优雅体验。高考作文能够也有必要重视考察学生的优秀文化积累,引导语文教学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优秀文化的传承。

      阅读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营养心灵的主要来源,但“考什么,教什么”的现实教育环境中,快餐式、浅表化、读图式阅读成为了考生们的选择。以历年考场议论文为例,考生的论据主要源自生活经验、电视网络渠道,较少源自经典著作。目前学生说理能力较差最主要原因为阅读的缺失,论据匮乏,论证呆板。本课题组从2013年陕西省高考作文中随机抽样100份议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仅有21名考生的文章论据与书籍报刊有关(其中11名来自教材),论据源自电视节目的有31份,没有根据的论据25份(生活所见所闻),没有论据的23份。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当前考生阅读状况极差。没有高品质的阅读,难有高品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作文。阅读经典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为学生打好精神底子、改善思维品质的重要过程。因此,有必要以写带读。写作考试对阅读的引导在当前发达国家已成趋势。如法国2007年高考写作题就有“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2009年其科技类考生的作文题为“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交性》一文的哲学含义”,2010年有“解释托马斯·阿奎那作品的意义”一题。[5]并把“是否引用了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重要的得分依据,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新加坡2007年作文题为“阅读幻想小说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除此没任何其他意义,你同意吗?”日本东京大学2012年本科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关于一国文化,要给对该国毫无了解的人说明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充分明白你在说什么?同时不花点儿心思对方就不能明白的困难点在何处?举例说明”(文科三类)。[11]这些题目写作,学生没有良好的阅读积淀是难以完成的。重视阅读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共识。美国在《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中提出:“必须帮助所有的孩子阅读,要建立一支百万支援导读的大军。”[12]其目的在于实现“全民阅读”。人与文明达成共识之路就在于阅读。因此,教育更需要引导阅读,使生物人能够回到人类优秀文化的深处。

      从高考命题技术层面看,高考写作命题与阅读紧密结合,是减少套作、编造作文的有效途径。历年全国各地高考写作试卷有着大量的“假大空”的豪言壮语,编造凄惨悲情故事,捏造名言逸事等,以其不当得利,获取高分的不在少数。“思想健康,感情真实”虚化评价在利益面前较为苍白,易于导致“隐蔽的、沿袭的、恶劣的公共知识规训和控制,助长了他们从小就说假话、空话的不良文风和不良人格”。[13]其深层原因是诚信教育的缺失,从命题因素看,试题为考生撒谎留下了充分的空间。高考是语文教学的风向标,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应成为有价值的良性“指挥棒”,立足阅读的写作命题,重视高考中的阅读性写作有益于语文教学实践中对阅读的重视,有益于减少强化技巧性的应试训练。阅读与写作的结合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形式,也是体现语文两大核心内容相融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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