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视角下的新中国70年
程美东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
摘 要：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可以从三个大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一是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与日本、德国以及亚非拉美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现代化发展情况相比较，新中国70年发展速度居于领先地位。二是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发展。新中国70年时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古代汉、唐、宋、明、清诸朝代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状况相比较，这些王朝在建立70年时基本达到了王朝发展的快速上升期，就这一点来看，新中国70年的发展状况与这些历史上的王朝具有相似性。必须提醒的是，在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时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的弊端。三是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它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活力的认识。
关键词： 大历史；新中国；现代化；中国历史
关于大历史(macro-history)，黄仁宇认为：“应当广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1]“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2]“大历史”就是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3]。黄仁宇在用大历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时，注重从小事件看大道理；注重从长远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观察历史；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用大历史的观点来审视新中国70年，就是要避免用西方政治道德主义来简单否定、污名新中国历史的认识误区，而要从新中国发展与近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成效、新中国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成效、新中国发展与国际共运发展的命运与前途这三个角度来加以审视。如此的研究，我们方能得出相对客观公允的结论。
一、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1)此部分的相关具体论述，请参见程美东：《现代化视野下的新中国六十年——以民族国家独立60年为视角》，《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进行比较研究是目前学术界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助于人们拓宽视野、形成动态的历史认识。但是，比较研究要想获得科学的结论，其前提是必须找到科学的比较对象，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则。考察新中国的历史成就，简单地孤立地进行70年的纵向比较是不够的，还需要横向地加以比较，从世界的发展大势中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确定它的世界方位。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大势，现代化程度实现的高低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所以，研究新中国70年的历史，应当置于现代化的视野之下。但是，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模式和途径并不完全一样，原生型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就有很大差别。原生型现代化国家主要是英国，世界上多数国家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如德、日、俄以及拉美、非洲、亚洲各国。中国是在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后走向现代化发展途径的，属于典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在分析考察新中国70年的世界历史方位时，选择了德、日以及拉美、亚洲一些国家作为参照系，以这些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70年的历史发展成效作为参照对象来加以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孕期推荐的较安全的运动包括这些：步行、游泳、健身自行车、低强度有氧运动、改良式瑜伽、跑步、力量训练等。如果运动时出现阴道流血、规律宫缩、羊水流出以及身体有比较明显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就医。
(一)民族国家独立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具有转折性关键意义
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社会现代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德国、法国、日本这些已经走向世界现代化前列的国家，还是亚洲、非洲、拉美那些广大的处于现代化发展的中低层次的国家，它们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实现的。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既不可能获得本国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的外部环境，也无法形成强大的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所需的公共国家权力，自然就无法走上现代化道路。所以，实现民族国家独立，按照现代化的原则和思路重新组建民族统一的国家，是所有现代国家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
以德国为例(见表1)，1871年1月德国实现统一前有300多个邦国，在当时的世界和欧洲均无地位。统一后的德国，在40年间就一跃跻身欧洲和世界最强国家行列。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1871—1914 年，其铁路里程从2.1万公里增至6.2万公里，轮船吨位由8.2万吨增至510万吨。1851—1900年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美国有33项，法国有75项，英国有106项，而德国达202项，接近英法美的总和。[4]而在此前1750—1800年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英国有37项，法国有54项；1801—1850年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英国有92项，法国有144项，德国榜上无名。[5] 1901—1920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美国2人次，英国8人次，法国11人次，德国20人次。1889年德国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成为工业国家。1850—1870年德国农业净产值从50亿马克增长至67亿马克。1870—1913年间，德国的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加到27 730万吨。1860—1870年德国的工业增长率年均增长2.7%，1870—1880年为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德国文盲率也逐年下降，1865年为5.25%，1881年为2.38%，1895年为0.33%。德国统一后的40年间取得的进步远远超出统一之前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再如日本，在1887—1936年的50年间，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0倍。钢铁年产量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才只有5万吨，40年后达到685万吨，增长了136倍。尤其是日本的教育，其现代化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日本在1872年就颁布了新《学制》，一方面规定了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规定了义务教育，其小学入学率在1873年为28.1%，1891年为50%，1900年为80%，1902年为90%，1911年为98.2%。[6]日本在统一后70年间发展也非常迅猛，与统一之前相比较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世界上的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是在二战之后实现独立的。虽然个别国家因为战乱等原因使得经济发展波动大，甚至出现倒退，但它们在实现独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增值总体上都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见表2)。
也被称作《DOTA2》，由《DOTA》的地图核心制作者Icerog（冰蛙）联手美国Valve公司研发的一款游戏，于2013年4月28日开始测试，发布中文名为“刀塔”，是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表1 1870—1914年德国若干经济发展数据 [7]
表2 1960—1970年和1970—1980年若干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增值年均增长率 [8]
(二)新中国70年发展成效领先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立国70年的发展
据有关人士研究，1814—1936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在2%至2.5%左右，如无日本侵华战争，则1933—1953年间中国的GDP应增加1.63倍(作者注：我国的经济在1952年才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实际上只增加了0.28%。其中，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就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9]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基本接近两位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成就巨大(见表3)。仅粮食一项而言，从1949年的1.13亿吨上升到2018年的6.57亿吨，70年间增加到原来的5.8倍，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80%多，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钢铁产量增加到原来的5850多倍、煤炭产量增加到100多倍、棉花产量增加到12倍。所以，从这个纵向的比较来看，新中国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即使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来看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纪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10]
表3 1949—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数据
资料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绘制
1947年，中国高校有207所(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 036人。[11]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计2663所，其中本科院校1245所，高职高专院校1418所，各种形式的在校生3833万人。[12]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为3.7%；2001年为11%；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2907万人，毛入学率为23.3%；2014年在校生规模达到355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为37.5%；2017年在校生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毛入学率为45.7%；2018年毛入学率达到48%。1949年全国有小学34.68万所，学生2439.1万人。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6.72%。2001年1月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中国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增加到2000年的71.4岁、2018年的77岁。(2) 1978—2001年的有关教育数据，参见夏林：《我国高等教育呈现五大发展趋势 》，《中国远程教育》2003年 第8期；人均寿命数据系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数据整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最基层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村民们在自己居住的地域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中国这70年的发展与同时期获得独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发展的成效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具体情况可参见表4。
J油田沙二段为构造油藏，纵向上可以划分为4个小层。第一个小层可采用12井油底作为油水界面，第二个小层在12井钻遇了油水界面，所以这两个小层油水界面是确定的，但是第3个小层，11井钻遇油底-1968m，12井钻遇水顶-2046m(图5)，真实的油水界面应该在这两个深度之间，所以确定其油水界面变化范围-2046m～-1968m。
印度在1960年的人均GDP是82美元，几乎与中国一样。到2017年底，印度是1979美元，而中国是8836美元，印度增长了23倍，而中国增长了98倍。同期内印尼增长了71倍，菲律宾增长了约11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了约11倍，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增长了79倍，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增长了24倍，海地增长了约10倍(该国1804年爆发独立革命)。这个数据充分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1949年后的中国发展速度是领先的。
计算得出纯防洪库容3.039亿m3，纯兴利库容1.590亿m3，从防洪限制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间的重复库容4.753 亿 m3。
表4 1960—2017年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单位：美元)
注：统计数据系笔者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绘制
如表5所示，拉美四个重要国家在二战后50年与美国相比发展是越来越慢、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墨西哥基本持平。而中国则呈现出越来越快、差距越来越小的趋势。1949年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2000年提高到2.5%，到2017年更是提高到14.7%。这充分说明了新中国70年发展的速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情况。
表5 1950—2000年若干拉美国家、中国人均GDP同美国人均GDP之比(单位：%)
注：拉美国家数据参见佛朗西斯·福山：《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71页；中国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计算得来
新中国70年成功发展的事实对于世界的意义，就是为人类美好追求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3]
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的发展，需要从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横向的比较，也需要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历史应当居于何种地位？要做这方面的分析，一个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情况与新中国70年前后加以宏观比较，看看两者之间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当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简单的历法时间的比较是不够科学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历法时间内历史发展的特点并不一样，古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70年与近代社会发展的70年，无论其内容还是发展速度、取向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作为中国完整文明史的延续和发展，对于新中国历史的研究必须要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当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的研究和审视，才能突显其历史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清晰新中国的历史定位，才能更加明白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选取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的发展情况作为比较，主要是找到一个大致的历史比较点，而不是仅仅限于这个70年。其实，就历史的发展内容来说，50年、70年、100年都是一个相对的参照系和发展趋势而已，真正的实质性内容往往并不停留于简单的固定的年份。所以，本节论述时所选取的资料也不仅仅限于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的时机，而是以此作为标志往上回溯和往下延伸。
40多年前，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就对当时不到25岁的新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宏观的评析。他认为：“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14]这篇结论至今读来，总体还是站得住脚的，对于我们认识国史的定位具有参考意义。
(一) 新中国70年发展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发展比较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善于在理想和现实、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把握平衡点，使得我们总体的方向正确、步骤稳妥。我们不仅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了这个原则，可以说整个新中国70年我们总体成功的原因都是坚持了这个原则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新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点：
汉朝建立于公元前202年，其建立70年时的公元前132年正是汉武帝意气风发开始独立执政的时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即位。在其即位之初，汉朝经过60年奉行黄老政策的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宽刑正法，使得当时的国家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和谐场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15]从汉初“至武帝之初70年间，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媿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16]。汉武帝即位初期，不仅年幼缺乏经验，且受到其祖母窦太后的制约，不能充分施展抱负。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即位正好十年，而公元前135年祖母去世使得他又具有了独断乾纲、大展宏图的条件。公元前133年，他就谋划打击匈奴——这个对于当时的汉朝威胁最大的外部敌人。此后的14年间，他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打击，使得自汉初一直威胁汉朝的匈奴被逐出漠北，解除了北部最大的外患。紧接着，他遣使通西域、定闽粤、征高丽、拓蜀郡，使得汉代疆域空前广阔——北至贝加尔湖，南达海南岛，西至新疆，东至大海。同时，他设立太学、独尊儒术、任用贤能、改革币制、盐铁官营，使得汉朝建立7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全面强大的时期。
唐朝建立于618年，70年后的688年是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武则天在高宗时候就参与政事，但名正言顺地治理国家还是在683年高宗去世尤其是690年改国号称帝之后。688年是武则天称帝前的两年，该时期是唐朝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繁荣的阶段，疆域广阔，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武则天时期，她篡改国号，重用酷吏，大兴佛教，诛杀李姓宗室。虽然当时朝内政治斗争激烈，但它上接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时人批评武则天主政乃“奸人妒妇之恒态也”，但也认为她“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17]。可以说，唐朝建立70年前后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国家很有生机和活力，处于明显的上升阶段。
(19)且说抚台蒋中丞送客之后，袖了那卷东西，回答签押房里，打开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回。(清·《官场现形记》)
宋朝建立于960年，70年后的1030年正是宋仁宗当政时期。这一年，年仅20岁的仁宗皇帝在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录取了欧阳修、蔡襄，此时的宋仁宗很有大干一番的抱负。当时的北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皇帝的经营，到仁宗即位时边境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社会总体上达到了宋朝前所未有的水准。宋仁宗即位后宽刑仁慈、重视文化、发展农业，文化科技发展迅速，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个都产生在他当政时期。后人对于宋仁宗时代评价很高，曾国藩曾将宋仁宗与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并列：“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18]由此可见宋仁宗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
明朝建立于1368年，70年后的1438年是明英宗统治的年代。英宗是1435年即位的，当时才8岁，1438年才11岁，自然只是挂名皇帝而已。但在即位前，经过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的努力，明朝已经进入到盛世阶段。当时，对外有郑和下西洋，北部的鞑靼和瓦剌、东北的建真、南部的交趾都归顺明朝，加上内部重视农业，发展工商，惩贪养民，出现了史称“仁宣之治”的大好局面。
眼下农资市场，终端需求低迷，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为减少库存，提升产品销售量，很多农资企业采取赊销手段让利于客户，使应收账款增多、坏账增加，现金回流速度降低，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现象。本文以H公司为案例，谈谈农资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问题，并给出相应解决策略，希望给业内读者带来启示。
清朝入关是1644年，70年后的1714年是康熙末年，这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的开始阶段。当时，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败沙俄、征服噶尔丹，内部重视农业生产、俭于用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重视科举，整个社会呈现出煌煌天朝大国的气象。由此可见，清朝建立70年的时候是清朝最辉煌的时候。
朝堂之上，七八位大臣对皇上说，你再不把秀容月明调回来，秀容兵就拥他为王了。皇上说，我要听你们的，就是中了胡人的离间之计。
租住私家山宅的房客主要有三种：1）向往田园生活的老年人，这也是租房的主力；2）利用周末度假的年轻人，他们一般选择合租的方式，共同负担和使用一个院落；3）租下院落作为公司“会所”供员工度假或招待客户的私人企业主。
(二) 不能机械、简单、静态地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
笔者之所以尝试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70年加以比较，主要是想从完整的中国历史的视角认识新中国历史在宏观上的定位，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趋势，这对于人们更深刻认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比较研究中一定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审视，而不能机械、简单、静态地进行比较研究。
注释：
在李斯特式传统刑法教义学中，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归依的刑法教义学与以惩治犯罪的必要性与合目的性为归依的刑事政策相互分立[14]。不仅对构成要件进行形式化、价值中立的理解，在违法性层面，被检验的只有法律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及至到了新古典犯罪论时期对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方予以承认[15]。形式化理解构成要件该当，在没有法定违法、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不认定为犯罪，这正是封闭性教义学的尴尬所在。
其次，要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有时需要点对点、面对面、人对人、事对事的直接类比，但这种类比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它给我们深入研究问题提供一种认识取向，而绝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个别谈个别。它启发我们的是如何破解在这些貌似规律性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把新中国70年和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进行比较，如果采取静态的研究方法，就会把古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移植到同时段的历史过程当中。比如把中国历史上王朝一般70年左右开始由盛而衰、王朝寿命一般200年左右的史实简单套用到对新中国历史的预测和判断。这样的研究方法就是机械和静态的研究方法，它忽视了历史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活跃性、发展性、能动性、动态性特点，使得生动丰富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僵死的数学换算。
从上述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发现，虽然其所处的时代差异大，各自的生产力内容也有所差异，但这些王朝整体的发展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甚至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达到了该制度体系下最高的发展水平。这也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的发展具有内在动力和方向的一致性。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健康继承和更高层次的升华。中国古代这些王朝建立70年的时候往往也是该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需要我们汲取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而衰的经验教训。
最后，要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空间研究的弊端。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载体，历史时间的载体是特定的人类活动，而历法时间的载体是自然存在，离开历史时间去进行历史长度的比较研究，就是符号研究而已，活生生的历史内容被抽得一干二净。历史空间是历史主体活动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忽视历史空间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会出现移花接木似的魔术般的虚假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与游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王朝70年的比较研究，如果离开了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研究，其结论一定是荒唐的、南辕北辙的，哪怕这种研究在具体的逻辑和方法上是多么的严密和认真。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活动空间基本不出亚洲大陆，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的历史活动空间是整个人类日益密切联系的地球；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是以当时世界范围内农业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而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以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科技化为基础的。我们在对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时，就需要具体分析，寻找不同历史活动背后的问题，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得出客观的结论。
1．坚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富国强兵是近代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富国强兵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残暴的原始积累和海外扩张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而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运用那样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搞现代化就只能自力更生了。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公有制的基础。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农业大国、手工业大国迅速发展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大贡献。
三、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19世纪中叶，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尤其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由理想变为现实。苏俄支持下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其帮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后建立了7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党员总人数约400多万”[19]。20世纪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20]。在这场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而且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研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的历史，都必须要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审视。
(一)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朴素的思想，可以说东西方很多民族早已有之。诸多宗教对于来世的向往其实就含有这种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这样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在欧洲产生于16世纪天主教的用语中，借以反对文艺复兴后个性解放带来的私欲膨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现象的泛滥。它反对的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希望从全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政策、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当时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的自私自利现象而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只不过他们把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途径寄托在道德良心的改善和发现上。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才逐渐发展成为一场波及世界范围的革命实践运动。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权寄托在当时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身上。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1]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22]1872年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革命运动。”[23]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提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24]恩格斯在1893年6月27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但是，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25]
十月革命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落后国家成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的苏俄及其支持成立的第三国际，一开始就把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放在了欧洲。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才把革命的中心放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亚洲，他们把日本视为革命的希望，直到日本革命迟迟没有动静时，他们才注意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与苏俄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此建立了新中国。所以，新中国从诞生之始就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1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欧洲的国家包括苏联、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亚洲的国家包括中国、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美洲的国家有古巴。虽然苏东剧变爆发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改旗易帜，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呈现出格外繁荣的局面，其显示出来的生机和活力令世界瞩目。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向世人表明世界上至少还有1/4左右的人民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没有失败，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兴旺、领先于世界的发展速度，更是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同时，这一事实也表明，只要领导有方、措施得当、步骤合适，在落后国家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是可能的。新中国70年的成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进行民族革命、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典范。这一成功，给那些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增添了无尽的信心和力量，尤其给那些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和长远的方法借鉴。
(二)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些辉煌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超乎寻常的发展上，更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更加清晰和自信上。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使得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时代性、未来性结合得更好了。
前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苏联解体中得出的教训，不同于某些欧洲政党。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尽管不利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领导层明确地表示要坚持政策持续性和改革开放，坚持全民族的团结。[26]
[6]冯昭奎：《日本经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96页。
之所以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发展进行比较，乃因为他们之间具有可以比较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就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寿命在200年以上的，如西汉、唐、宋、明、清)在建立70年左右往往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防、人民生活方面都居于该朝代的上升期。它与同时期的周边邻国比较，也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在水库控制断面上游处，河道顺直匀整的河段，设立水文站基本站。设立水文站后，可以观测水位、流量、泥沙、降水、蒸发、地下水、水温、冰情、水化学等水文要素的变化，为水库提供可靠的水文资料。
2.建立了一套中国特色、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势与中国特色的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相继建立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使得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统一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形成。这套制度把政治所要求的秩序性和效率性目标很好地落到实处，使得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公正和人民性有机结合起来，将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实质在现实条件允许的可能下完美结合。而这一套制度的创造性则毫无疑问是古今中外没有的，它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无疑是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3.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是否取舍其中之一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基本标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审慎而又决然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当然是个巨大的贡献。
(三)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活力的认识
苏东剧变后，在一些人眼里尤其是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士眼中，社会主义一度变成了一个敏感词，甚至是一个负面词语，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外成为一些人嘲笑、贬低的对象，社会主义从一个当初令人憧憬向往的美好理想转而成为一切黑暗落后的象征。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光溢彩的生机，以铁的事实粉碎了贴在社会主义上面的各种负面标签，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有人说，一到中国，才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活力；也有人说，100年前社会主义救中国，100年后中国救社会主义。这样的论调虽然不一定周密严谨，但是其中所表达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社会主义重新正名，它让那些奉行资本主义、正陷入危机和困惑阶段的国家开始认真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其前途和命运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中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活力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注重史实的考证辨伪，注重历史道德评价，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和传统，但其不足之处，就是历史方法论中缺乏用进步的、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比如在认识历代王朝兴替更新的问题上，喜欢用循环史论来加以解释，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规律，以这样的历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用循环史观来比较新中国和中国王朝历史发展，很容易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问题来简单类比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这很容易得出悲观和消极的结论，更重要的在于其结论是非科学的。坚持用这样的历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其危害往往比不研究危害更大，因为它是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迷惑一般观众的合理的资源背景。防止以循环史观来比较国史与中国古代王朝史研究的弊端，重点要防止以下几点：离开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离开特定社会关系来进行比较研究；离开人民的具体性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发展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迎着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前进的，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走出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家天下循环的怪圈。
[1][2][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7、4页。
[4]丁建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8页。
[5]李宗发：《财富创造论——国民财富产生原理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小时候，我也是个上树翻墙、捕蝶捉虫的“疯丫头”。那时我家附近还有几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儿在夏日放学路上便经常去那里蹚草捉虫、寻洞掘土。我们会为捕到一只蚂蚱而欢呼雀跃，也会为发现一个蚁穴而兴奋不已，每每大汗淋漓却乐此不疲。但是不记得从何时起，我对这些小小的昆虫竟起了惧怕之心，且愈是年长愈是怕得厉害，往昔田野间的那份快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机缘巧合，在一次作家进校园活动上，我有幸见到了台湾著名生态绘本作家邱承宗先生，聆听了许多来自大自然的故事，读到了一曲生命的礼赞——《地面地下》。
[7]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8-241页；羊海飞、丁建弘：《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8]托尔本·M·鲁普斯托尔夫、 强声棋：《印尼的工业发展：成就和前景》，《东南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2期。
[9]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8-226页。
[10]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86-487页。
[11]毛礼群、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5)，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96页。
[12]《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4]《参考消息》1974年3月11—15日。
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的数字信息资源是它的核心所在。如何高效准确地获取信息资源，并且保持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是制约机构库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机构知识库建设的最重要的工作。机构库信息资源获取困难制约和阻碍了机构库建设和发展。根据美国网络信息联盟发布的调查报告可以知道，制约高校机构知识库发展的关键因素是高校的教职工和科研人员无法及时向机构库提交信息，困难重重[7]。
[15]《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96页。
在C语言课程实践教学中，采用团队合作模式是通过分组教学的方式，利用小组中学生的优缺点搭配，取长补短，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操作过程中，教师要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特长进行分组，形成高效的学习团队，通过合作，互相促进。学生承担各自的角色分工责任，加强沟通协调，每个人都为实践内容的完成发挥作用。项目驱动教学，也称为案例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提供学生可借鉴的案例，实际的项目内容研究需要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完成。怎么完成，则由学生自己研究更有效的实现办法，根据目标去做所有的工作，而不是被要求做什么。这样，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全面解决问题的能力。
[16]《汉书·食货志集释》，金少英集释，李庆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94-98页。
[17]刘晌等：《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页。
[18]《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第2759页。
[19][20]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31、45页。
[2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30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3-77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26]李瑞琴：《一位共产党前领导人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光明日报》2019年6月21日。
Seventy Yea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a Macro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ENG Mei-do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 There are three major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first is to examin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C over the past 7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untries of post-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in 70 years. Compared with Japan, Germany and some countries of post-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he PRC has enjoyed faster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second 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over the past 70 years by comparing it to the first 70 years of the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ancient Chinese Han,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ically began a period of rapid growth when they reached their 70-year milestone. During the period, most of them achieved peaceful prosperit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resemble that of these dynasties. It must be noted that when comparing the 70 years of the PRC to the first 70 years of these dynasties for 70 years, we must steer clear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circular historical view, avoid static research methods, and guard against the shortcomings of research that ignores historical time and historical space. The third is to examine the socialist practice of the PRC over the past 7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over the past 70 years is a classic example of a backward country achieving success by embarking on the socialist path. It enrich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brings the socialist system into focus, and rais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vitality of socialism.
Keywords : Macro- histor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ization, Chinese history
收稿日期： 2019-07-12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学术规范研究”(2017xcb005)
作者简介： 程美东，男，安徽无为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5-0001-11
[责任编辑：蔡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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