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和帝铲除窦宪集团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戚宦官之祸是东汉政治史上最突出的问题。其中，东汉皇权与外戚矛盾的激化，汉和帝是一个关键时期，这种矛盾的由来、发展及其解决，很值得研究。同时，这也关涉到皇权与宦官政治之间的纠葛。考察和帝铲除窦宪事件，对于准确评价汉和帝以及探究东汉历史转折点，均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传统史学时代，对汉和帝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对东汉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也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可追溯到东汉当朝。元兴元年(105)和帝刘肇死后朝臣议定的谥号曰“和”，《谥法》曰：“不刚不柔曰和。”①这是历史上为时最早的积极评价。官修《东观汉记》的史官褒扬和帝政治：“朝无宠族，政如砥矢”，“外忧庶绩，内勤经艺”，“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②
至东汉末，朝廷的评价发生了逆转。《续汉书·祭祀志下》记，由蔡邕执笔，董卓领衔，就祭祀制度联名奏疏时提出异议：“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另据蔡邕奏疏原文：“自此(指汉章帝)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孝和以下，穆宗(即汉和帝)、恭宗(安帝)、敬宗(顺帝)、威宗(桓帝)之号皆宜省去。”③《后汉书·孝献帝纪》载：“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可知，“功德无殊”即是无功德的委婉说法而已。
显然，评价逆转的焦点，就在于和帝时的外戚宦官问题。“政事多衅，权移臣下”，是为贬低汉和帝的缘由。他们将其视为衰世之君，甚至褫夺其穆宗庙号。在东汉末年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军阀董卓与宦官集团矛盾趋于白热化，他倾力打击宦官，故对和帝依赖宦官来铲除政敌是持批评态度的。
东汉人立场迥异的这两种评价意见，影响深远。后世持肯定意见的史家，有刘宋时的范晔，他在《后汉书》本纪中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但也表示了困惑：“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④究竟是和帝治国之术比前世高明，抑或边疆民族归附与叛逆自有其规律？范晔也指出了和帝时期的“中官始盛”问题。
当代史家如翦伯赞、林剑呜、何兹全等亦未回避宦官登场始盛的问题，但更多着眼于整个国家治理和边疆战局，将和帝置于东汉安定发展的强盛期。如何兹全认为，东汉两百年，“和、安之际是一分界线”，“安帝开始，进入后期”。⑤
持否定意见的史家则关注戚宦政治问题，将和帝归入东汉后期。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论曰：“及和帝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吕思勉将和帝划入“后汉衰乱”时期。范文澜认为，“章帝死后，东汉政治便进入黑暗时期”⑥。将和帝到灵帝阶段定为东汉后期。对同一个帝王，后世评价如此大相径庭的，在汉史研究上实属罕见。
鉴于史学界迄今对汉和帝及其时期均缺乏专题性深入研究，⑦故本文从考察汉和帝铲除外戚这一重大事变切入，分析和帝与戚宦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阐明和帝在东汉盛衰转折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东汉政治进程和人物，而且有助于深刻把握东汉历史走势，确认东汉盛世衰变的转折节点。
一 外戚势力渐盛与东汉前期政治
汉和帝刘肇为东汉章帝第四子，生于建初四年(79)。章和二年(88)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成为东汉第四代皇帝。此时距东汉开国已60余年，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的励精图治，各方面都已经走上正常轨道，出现了盛世局面，但外戚势力也随之渐盛。
如所周知，外戚干政是中古专制政权体制下的固有现象。在实行宗法血缘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有效巩固皇权，君主必然会任用外戚，然而外戚常常借此机会控权干政，形成对皇权的威胁，然后君主便会抑制外戚。这样，皇权与外戚的矛盾便时常出现并长期存在。
还有一层明显的社会结构问题，便是东汉豪族世家的兴起。这一现象构成皇权与外戚关系背后的时代性背景。何兹全曾指出，“东汉政治舞台上有两种力量并存，一种力量，是集权的皇权，另一种力量是利在权力分散的世家豪族”，东汉前期“皇权是强大的，政治上的这两种势力基本上是平行发展而又相安无事。和帝以后，两者间的矛盾逐渐发展起来”。⑧《剑桥秦汉史》作者也很看重东汉前后期帝党、后党之间的矛盾关系。⑨
一般说来，王朝开国制度即所谓祖宗之法，对后嗣君主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约束力。光武帝取鉴意识很强，对西汉外戚干政篡权的教训格外警惕，采取了政治上严厉抑制、经济上妥协的恩威并施政策：
世祖悯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汉家中兴，惟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戚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及许、史、王氏之半。⑩
明帝对外戚限制更严：“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无损”，后妃外家“无封侯豫朝政者”。(11)马皇后之兄马廖、马光终明帝之世官不过虎贲中郎和黄门侍郎。
但开国以来也存在一些导致外戚势力逐渐增长的政策因素。光武曾采取过一些格外信任并恩宠外戚的做法，一是封侯，如建武十三年(37)，“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12)。何焯论曰：“中兴之始，以外戚恩泽封者即有四十五人，所以复有窦、梁之横。”(13)二是授予九卿高官，并让其出任宫省亲近之职，如阴识守执金吾，“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14)。阴皇后之弟阴兴拜卫尉，后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光武又“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15)，阴兴固辞乃罢。明帝严切限制外戚干政，但给予外戚大量赏赐，这使其有了交结群臣、发展势力的财力基础。
到章帝时，对外戚格外宽厚，比起前两朝走得更远。他即位之初便提升舅氏马廖、马防、马光的官职：“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16)建初四年(79)封他们为列侯。章帝又宠爱窦皇后，对其言听计从。自此窦氏外戚势力兴起，逐渐干预朝政。
章帝时发生过两起窦皇后迫害事件，干预两任太子的人选。先是窦皇后与其母沘阳公主阴谋陷害当时太子刘庆的母亲宋贵人，“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17)。诬陷宋贵人“以菟为厌胜之术”，建初七年(82)，“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肇”。窦皇后养子刘肇被立，宋贵人姊妹被迫饮药自杀。建初八年(83)窦皇后又诬陷刘肇的生母梁贵人一家，梁贵人忧愁而死，其家属被远徙到九真。
窦皇后铲除了后宫竞争对手，外戚遂得“独擅权场”。马太后一死，章帝又以妻党替舅党，马氏外戚受抑制，窦氏外戚趋盛：
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18)
虽然有不少大臣上书呼吁抑制窦宪势力，但章帝听之任之。综上可见，造就外戚政治的温床，导致外戚的逐渐坐大，光武和章帝难辞其咎。王夫之认为：“窦宪之横，章帝实使之然矣……托仁厚而溺于床第，终汉之世，颠越于妇家，以进奸雄而陨大命，帝恶能辞其咎哉！”(19)尖锐地揭示出章帝的失误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是为切中肯綮之论。
这个阶段外戚势力有所增长，但亦有控制。表现在被擢用的外戚人数不多，权力亦有限。一开始只是皇后兄窦宪、弟窦笃两人，“宪为侍中、虎贲中朗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赏赐累积”(20)，权力还是掌握于章帝手中。窦宪虽“恃宫掖声势，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但对章帝犹有畏惧。有个典型案例，便是窦宪以贱值夺取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知道后严厉斥责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21)虽然窦宪势力已很盛，但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与皇权作对，皇权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削弱。
章和二年(88)章帝病逝，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窦太后“佐德听政”，大肆培植窦氏势力。追溯窦氏外戚势力特别是窦宪势力扩张，可以分为几个时段来观察。
第一阶段，窦太后临朝，窦氏四兄弟便都得以进入宫省，“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环并为中常侍，兄弟皆在亲要之地”(22)。此时，窦宪为拉拢群臣，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谦逊勤政的态度，“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说喜”(23)。
紧接着，窦太后、窦宪便进行人事的调整。先是不动声色的安插不妨碍自己专权的官员，“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24)，因邓彪“仁厚委随”，“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窦宪便能“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依东汉之制，录尚书事者为事实上的宰相，窦宪通过邓彪便能名正言顺地干预朝政。
窦宪又上书窦太后，令“性和退自守”的经学家桓荣子桓郁为帝师，“授经禁中”(25)。这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清人何焯说：“宪盖知郁不为己患，故荐之授经禁中，非德举也。”(26)明人胡寅评曰：“欲擅者必谦降其势，故不自奏请，则人主以为远权推崇儒旧，则士论以为乐善，使天子亲信而不疑，然后其计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于顷暂而伸于久远。”(27)
总之，在和帝即位之初，窦太后和窦宪控制了中枢权力，实际上褫夺了皇权，但由于和帝尚年幼，也由于窦宪示谦的姿态，皇权与窦氏外戚的矛盾还是潜在的。
窦太后和窦宪采取了排斥同姓诸侯王的举措。窦太后与窦宪控制了宫省之权后，便排斥同姓诸侯王势力，不容许分享。章和二年(88)三月，遣诸侯王就国。《后汉书·和帝纪》：“陈王羡、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畅始就国。”五位宗室王被遣回各自的封地，表面上是落实章帝遗策，但实际上是为外戚扫除专权障碍。
窦宪压制刘姓宗室，在为章帝发丧期间便杀戮异己，公然遣客刺杀刘畅。《后汉书·窦宪传》：“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追查的结果，将窦宪暴露出来，“太后怒，闭宪于内宫”(28)。事发后窦太后如何为窦宪解脱，便影响到朝廷政治的走向。
二 征伐北匈奴的争议与战局连环影响
窦宪刺杀刘畅及其败露，成为征伐匈奴的导火索，这便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征伐事件与和帝铲除窦宪事件密切相关，所以有必要加以考察。
按照史家的记载，征伐匈奴的缘起与窦宪刺杀犯案密切相关。当窦太后竭力回护但苦于难觅解脱窦宪的理由时，适值南匈奴上书请伐北匈奴，窦宪获悉立即“自求”率军征讨，以求立功抵死罪。章和二年(88)冬十月乙亥，侍中窦宪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率部并指挥南匈奴军队讨伐北匈奴。
客观地看，窦宪在谋杀案暴露后企图立功赎罪应属事出偶然。从深层次而论，则是两汉以来民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北匈奴的侵扰，对中原社会的安宁和发展，带来莫大的威胁。早在汉明帝时耿秉就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一场征伐北匈奴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帷幕，这也是农业民族对抗匈奴统治集团侵扰的主动选择。
窦宪提出的征伐动议，遇到很大的阻力。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窦太后一概不予回复。太尉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反对开边用兵，尚书令韩稜、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侍御史何敞皆上疏谏，太后不听。
为何朝臣几乎一致反对开边用兵呢？鲁恭上疏的主张，颇有代表性。反对派的理由，首先是基于儒家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念；其次，值君主权位交替阶段，为保持稳定，不宜过分用兵；第三，乘人之危用兵，有违武德；四是国力不足，不宜兴战事。
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应该如何看？从后世的立场看，匈奴长期构成汉朝威胁，在具备彻底击垮的条件下，战争手段是最上乘的抉择。但从朝议可以看出，对于承平年代来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笔者认为，窦宪主战尽管有私心，但击垮北匈奴的战事，客观上顺应了中原民族保卫农业文明的历史需求，应给予积极评价。持反对立场的朝臣集团受到儒家和平主义取向的影响太深，而且从事态推测，可能也有不希望造就军事强人的深层忧虑，但史料没有显现直接的证据。
永元元年(89)六月，窦宪首次告捷。《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各部于稽落山一战大败北匈奴，窦宪“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29)，同年九月，窦宪提升为大将军。
永元二年(90)夏季，朝廷“遣副校尉阎磐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30)。秋七月窦宪出屯凉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称臣”。是年冬季，窦宪“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31)。
次年，窦宪发动消灭北匈奴的金微山之战，“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32)。北匈奴遁逃中亚，“不知所在”(33)。
这场战争取胜的根本原因何在？匈奴史专家林幹认为，汉章帝后期以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局面，使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来。这正好为汉朝北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北匈奴这次之所以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也在于社会危机十分深刻”。(34)林干使用了“统一战争”来界定用兵性质。
战争胜利带来统一的新局面。东汉恢复了西域行政机构，永元三年(91)“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35)。西域都护府自王莽改制以来已无法立足，光武帝时仍未能光复，从东汉开国至此已60余年，复置西域都护可视为中原政权控制西域的里程碑式事件。范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36)
匈奴史家指出，“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算，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至此整整三百年”，这次征讨的战果，使“匈奴奴隶制政权全部瓦解。从此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37)事态显示，窦宪具有较为成熟的用兵战略和指挥能力，当然他也深知此战对于自己赎罪、固权的意义。窦宪用兵对东汉解决边疆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范晔公正地赞扬了窦宪功绩，以为与卫青等相比，“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38)；但又表示了困惑：匈奴“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39)？怀疑边疆民族归附与叛逆是否自有其规律，而未必归功于窦宪征伐。这种怀疑今天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从人物评价角度看，有的学者将驱除北匈奴的功劳简单地记到了汉和帝账上，现在看来也是不公允的。当时决策者是窦太后和窦宪，汉和帝没有亲政，是政治傀儡，不应因批评窦宪专权而避谈其解决匈奴问题的贡献。
永元四年(92)，北匈奴驱除后，朝廷上又发生了围绕关于拜单于的争议。此事缘起，是窦宪拟遣使拜北单于弟於除某鞬为北匈奴部单于。司徒袁安认为，在保持与南单于修好情况下，更立新降北匈奴，“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而且依惯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40)但窦宪强势通过，留下了后患。
历史进程是由多元利益主体从不同方向施加的合力所驱动的，对匈战争胜利带来的另一个不虞性结果，便是窦宪捞足了政治资本，威名大盛，赢得朝野的敬畏，其势力急剧膨胀，加速了朝廷内权力矛盾和较量的进程，催化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初战告捷后，窦宪的势力随着战事的推进急剧膨胀。永元元年(89)六月，稽落山之战取胜，七月，和帝颁诏书表彰。九月，窦宪升任大将军。和帝慑于窦太后，先是对其加官晋爵，“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然后专门为其提高级别，“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署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继而对大将军府中吏职相应提高待遇并增加编制，“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41)，自此，前罪再也无人提起。窦宪辞却封侯，但从此以大将军身份典守兵权，权力大增，与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
窦宪提拔家族成员，控制朝廷权力，“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叔父霸为城门校尉，霸弟褒将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为侍中、将、大夫、郎吏十余人”(42)。
窦宪一方面结党营私，拉拢控制朝内外的官员；另一方面排斥异己，谋害“拥君派”士大夫，对不附己者极尽打击之能事。这被史家胡寅总结为“奏免三公，刺杀宗侯，仗钺出征，诛两仆射，逐一尚书”(43)。
“奏免三公”。早在汉章帝时，窦宪曾奏免太尉郑弘，将其陷害，遂致病死。
“刺杀宗侯”。汉章帝去世后随即谋害齐殇王子都乡侯刘畅。
“诛两仆射”。对匈奴作战期间，窦宪打击迫害两任尚书仆射郅寿、乐恢。两人均因上书指斥窦氏而获罪，被逼自杀。
“逐一尚书”。尚书何敞多次指斥窦宪势力，窦宪将其逐出京师。
即便是身边的幕僚，劝谏者也遭到贬斥。主簿崔骃数谏窦宪抑权，“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遂不之官而归，卒于家”(44)。
还有对谒者韩纡家族的报复：“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45)曾随同窦宪出征匈奴的军司马梁讽，因“坐失宪意，髡输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杀之”(46)。
窦宪在无情打击异己的同时，组建了亲信班底：“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赋敛吏民，共为赂遗。”(47)窦宪掌控了朝廷任命地方官的人事权，“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48)。据永元四年(92)司徒丁鸿举奏：“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两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49)朝廷内外许多政客如司隶校尉郑据、河南尹蔡嵩(50)，尚书张林、洛阳令杨光(51)、洛阳令李阜(52)等，都卖身投靠或一味攀附。河南尹王调、汉阳太守朱敞、南阳太守满殷、高丹等皆其宾客出身。(53)汉阳郡太守马棱、故蜀郡太守廉范也是其亲信。(54)军队中也有一批“窦党”，如征西将军、副车骑将军耿秉等。(55)
窦氏势力的专权，导致其家族的腐败和扰民，甚至影响到边防用兵。“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56)窦宪已俨然凌驾于皇帝之上。执金吾窦景“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57)。《后汉书·袁安传》：“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令上谷等“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窦太后又厚待亲族，大肆为外祖伯父中山简王发丧，扰民尤甚。(58)可见窦氏豪族集团凭靠专权为非作歹，压榨百姓，已越过了汉家民本政治传统的底线，这也是范晔等后世史家极力贬低外戚势力的道德原因之一。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议礼仪之事。永元三年(91)十月，和帝行幸长安，祭祀前汉列祖，窦宪亦前往。官员商议迎接窦宪礼仪时，竟然“议欲拜之，伏称万岁”(59)，被尚书韩棱奏止。窦氏肆无忌惮地挑战君主权威，无疑加剧了汉和帝的清除决心。皇权与窦氏势力的矛盾逐渐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三 铲除窦氏事件的性质及其条件分析
和帝谋划铲除窦宪，面临极大的困难。早在章帝时朝臣郑弘打击窦氏外戚，被收监不得善终。至当朝，窦宪兵权在握，党羽耳目已布满朝廷内外，要想不惊动其党羽，确保计谋的私密性，是很难做到的。
从中外朝制度看，东汉初年实行的尚书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和帝与内外臣僚的接触。史载，“及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60)。因此，君主与三公等外朝官“莫由亲接”，逐渐疏远。窦太后临朝，又以明哲保身的邓彪为太傅，并录尚书事。《后汉书·宦者列传》：“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王夫之曾分析道：
(光武)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窦宪缘之制和帝，不得与内外臣僚相亲，而唯与阉宦居。非宪能创锢蔽之法以钳天子与大臣也，其家法有旧矣。(61)后世论史者每每批评和帝不与三公谋划，这些批评者缺乏对后汉制度的深切了解，识见犹逊于王夫之。(62)
再看刘姓宗室。东汉诸王经光武、明帝严厉的打击后，终日纵情于犬马声色，不敢过问政事。诸王大多被遣回封国，新封的诸王虽在京师，但年龄尚幼小。诸侯王群体发挥不了拱卫王室的作用，所以和帝很难得到来自诸侯王的援手。
从宫城宿卫军体制看，宫中管理近卫军的主要官职大多被窦氏势力占据，如窦宪叔父窦霸为城门校尉，“掌洛阳城门十二所”(63)；窦宪党羽邓磊为步兵校尉，女婿郭举为射声校尉，都“掌宿卫兵”(64)，东汉统辖近卫军的五个校尉中，有三个岗位被窦宪亲信占据，和帝要想调动近卫军也要颇费一番周折。
当然，有利于和帝谋诛计划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当时朝臣的政治立场分野很明显，在追随窦宪的“拥窦派”之外，从明、章帝两朝留下了不少忠君大臣，可称之为“拥君派”。他们不畏强御，敢于批评窦宪兄弟弄权跋扈，多次向窦太后与和帝进谏。朝臣中有司徒袁安、司空任隗(65)、太常丁鸿、侍御史鲁恭、尚书令韩棱、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尚书何敞、尚书陈宠、司徒掾周荣等；地方官员如司隶校尉宋意(66)、冀州刺史应顺(67)、张掖太守李恂(68)等。这些人士通过奏疏、议政对窦宪及其亲信展开强烈抨击，如尚书仆射郅寿朝会时讥刺窦宪专权，“厉音正色，辞旨甚切”(69)，司徒丁鸿呼吁“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权门，倾覆谄谀，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诛”(70)，形成一种抑制外戚的舆论声势。
值得注意的是，朝臣在整个事变中并非是无足轻重的。据应劭所记，汉末彭城相袁元服的曾祖袁安为司徒，对和帝曾有过重要的帮助：
忠蹙匪躬，尽诚事国，启发和帝，诛讨窦氏。中兴以来，最为名宰。(71)
查《后汉书·袁安传》，知其在事发之前数月已去世，如何“启发”呢？本传载，“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可知袁安忠诚于皇权，敢于揭露朝廷问题，激愤抨击外戚乱政，应是其“启发和帝”的方式。假定范晔所述不误的话，惮于外戚窦宪“专总权威”，少年和帝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三公之臣参与程度大概也就停留在这个层次。
和帝利用手中权力，提拔反对窦宪专权的拥君派大臣。史载，“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而(陈)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后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郴太仆，顺左冯翊”(72)。另有司徒丁鸿则担任更直接的重任，“行太尉兼卫尉，屯南北宫”，这是直接指挥近卫军的职务。
拥君派还尽力抑制窦氏势力。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举奏那些依附窦宪、赋敛吏民的二千石地方官，“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四十余人”(73)。其中，敢于抨击外戚弄权的尚书令韩棱引人注意。尚书令韩棱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早在汉章帝治丧期间，主持调查刘畅被杀案件，排除窦太后干扰，顶住压力办案，最终挖出真凶窦宪。兵事初起时，他又鲜明反对出兵北匈奴：“宪惶恐，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棱复上疏谏，太后不从。”他还敢于举奏来清除窦宪党羽，永元三年(91)“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韩棱举奏王龙行贿，王龙被“论为城旦”。同年，韩棱制止群臣谀称万岁的动议，“议者皆惭而止”。从调查刘畅案件到弹劾王龙，再到奏止群臣谀称，这一系列反击值得玩味。作为尚书台主官，韩棱能够摆脱以“录尚书事”身份统管尚书台的亲窦派邓彪，如愿以偿，说明朝廷正气尚在，外戚尚不敢冒天下大不韪将事情做绝，舆论环境还是有利于抑制外戚势力的。明人王志坚对此有所察觉，认为“盖当时风俗犹朴，大权犹未旁落也”(74)。
正是迫于舆论的声势，窦太后于永元四年(92)罢免了“篡取罪人”、“妻略妇女”、“擅发边兵”的执金吾窦景。(75)执金吾“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及主兵器”(76)，窦氏失掉这一重要官职，降低了和帝调动宫中宿卫军的难度。
需要指出的是，窦宪一直在关注北匈奴问题，数年率兵在外，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匈奴战争所牵制。同时，汉和帝的年龄因素也起到麻痹政敌的作用，窦宪对少年皇帝的轻视心态，在客观上有利于和帝的策划和反击。
四 和帝发难：权力角逐的最终摊牌
从事态逻辑上推测，和帝对外戚势力危害的认识，应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明晰的。章和二年(88)即位到永元三年(91)初，这期间和帝可能还未萌生铲除窦党意图，但应已意识到皇权面临的危机。永元三年二月窦宪灭北匈奴，势力鼎盛，十月窦宪朝见和帝时，朝臣竟然“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推测此时的和帝应已有铲除的意图，遂着手寻找帮助者。
汉和帝首先寻找的助手是清河王刘庆。永元四年(92)，和帝借讲经的机会，征调比自己长一岁的清河王刘庆“入省宿止”(77)，方便与其谋划，此为计划的第一步。但要策划铲除行动，在朝臣较为疏远的情况下，和帝必然要依靠宦官的参与，中常侍郑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最终选择了郑众，开始秘密谋划除掉窦宪及其势力。
永元四年(92)初，和帝赏赐军功，策封窦宪党羽、尚在武威屯卫的邓叠为穰侯，显示出屈服于外戚势力的姿态。
三月，司徒袁安死，和帝委任拥君派大臣、时任太常的丁鸿为司徒。
不久，事态急剧升级。据史载，窦宪党羽邓磊的母亲元及窦宪女婿郭举图谋杀害和帝。《后汉书·窦宪传》：
四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78)另据《后汉书·张酺传》记载：
及窦氏败，酺乃上疏曰：“……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
李贤注：“邓夫人即穰侯邓叠母元也。元出入宫掖，共窦宪女婿郭举父子同谋杀害，与窦氏同诛，语见宪传，故张酺论宪兼及其党。”(79)
和帝“阴知其谋”，这应是刺激其决断并导致事变的直接导火索。和帝加紧了策划的步伐，主动借鉴西汉历史经验，辗转借阅《外戚传》并了解前朝故事：“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80)故事乃指西汉铲除外戚的前朝案例。
和帝与郑众之间其实远不止于“传语”沟通的方式，据《后汉纪·孝和皇帝纪》：“因与中官郑众密谋之，众劝上亟行其诛。上曰：‘宪在外，恐变生，不可。’”可知郑众事实上是与和帝当面密谋的。考虑到窦宪在京师外领兵，和帝惧其拥兵叛乱，暂时没有采取镇压行动。(81)值得注意的是，郑众还有一个关键的举措，同上书载，“众白太后，帝当谨护玺绶”。汉制，天子有六玺，其中“皇帝信玺”用于发兵。郑众建议应具有深意，这为后来事变时调遣近卫军做了重要的准备。
四月，《后汉书·和帝纪》：“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后汉书·窦宪传》：“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和帝“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82)，以此麻痹对方。
六月，司徒丁鸿借戊戌(初一)日食上书，揭露群臣攀附窦宪的情形。“是时窦太后临政，宪兄弟各擅威权。鸿因日食，上封事”(83)，呼吁强固王权。
“书奏十余日，帝以鸿行太尉兼卫尉，屯南、北宫。”(84)据此，可知时间应在六月十五日前后。这是和帝在人事方面为调动近卫军、用武力解决外戚势力的关键部署。(85)
六月庚申日(二十三日)(86)，和帝亲自到北宫，“庚申，执金吾、五校尉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87)，分头逮捕主要党羽郭璜、郭举、邓叠、邓磊，下狱处死，又派谒者仆射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环皆遣就国”(88)。和帝出于对窦太后的顾忌，没有直接处死窦氏兄弟，而是“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89)
窦宪这位曾经决战西北、驱逐匈奴的军事强权人物，最后却栽倒在一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皇帝手中。和帝发动了一场极为罕见的成功政变。
和帝能够成功诛除政敌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有利条件外，其主观努力和谋划起到重要作用。用人得当、组织严密、措施谨慎是重要原因。和帝选择刘庆，刘庆比和帝年长一岁，不易引起怀疑。刘庆受过窦太后的迫害，与和帝过从亲密；选择郑众是因其“谨敏有心几，不事豪党”。指挥近卫军的丁鸿系拥君派，其他如执金吾、五校尉部属也应该是可以信赖的。(90)整个计划十分严密，起事后在京城内先分头逮捕主要对手，避免了京师动乱。
前人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人胡寅认为，和帝“幼冲威断”，魄力实过于章帝。此事可与汉昭帝诛除上官桀相提并论，可谓“远继孝昭之烈”。(91)明人范光宙亦看重和帝“贵察而断”的品格，亦将其与汉昭帝相比，以为“夫帝固冲主也，而即位之初遽能去奸而进贤，夫睿谋雄断岂下孝昭哉！”并为其依托宦官的问题辩护，“或议帝诛宪而谋及郑众，以梯十常侍之祸。噫，冲主而责其不逆观于未然，亦苛论矣哉”(92)。
和帝在铲除窦宪、窦笃、窦景之后，又致力于肃清窦氏势力的依附分子。“窦氏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故郡”，“凡交通者，皆坐免官”。太尉宋由依附窦宪而被免，自杀。太傅邓彪也以老病上还枢机职。
除掉窦氏势力，肃清窦党，使濒危的皇权重新加强，稳定了东汉政权，这是汉和帝对东汉发展作出的贡献。事变始末充分体现了和帝的善谋、机智和明断。自此，汉和帝开始亲政。
但在肃清窦氏势力过程中，和帝打击政敌党羽的范围过宽，手段过严。《后汉书·韩棱传》载“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又如多次上谏而被窦宪出为济南太傅的何敞，“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环厚善，坐免官”(93)。再如被洛阳令下狱最后死于狱中的史学家班固。王夫之曾批评过和帝深治窦党的做法：“朋党之兴，其始于窦宪之诛乎……尽举其(窦宪)宗族宾客名之以党，收捕考治之，党之名立，而党祸遂延之于后世。”(94)这些都似乎重蹈了明帝兴楚王之狱的故辙。到了汉末，朝廷再度罗织党人的罪名，无情镇压清流士大夫。
五 汉政之转折：和帝治国及其与戚宦政治的关系
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传统正统观的狭隘眼界来看待这场事变，就应该以汉和帝亲政后的施政效果，来判断这场权力角逐的是非曲直。换言之，汉和帝掌权后的社会治理如何，其治国政策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这应是评价的最终着眼点。
我们知道，汉和帝时恰值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动阶段，导致了东汉中期自然灾害频发，小农经济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国家又刚经历过征伐北匈奴战争和窦氏外戚的贪腐政治，财政耗费巨大，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汉和帝沿用章帝以来的宽厚政治，推动了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里引用几个关键数据。到和帝末年的元兴元年(105)，国家控制下的户口数达9237112户，人口数53256229，接近西汉的最高峰值；垦田数732170顷，达到东汉的最高峰值。(95)这几组数字，反映出东汉经济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仍有可观的发展。
东汉综合国力在和帝时臻于极盛。具体表现有两点，首先是国家赢得统一局面和对外交往扩大。窦宪于永元三年(91)击溃北匈奴，和帝又平定了南匈奴的叛乱；辽东有辽东太守耿夔镇守；西域有班超经营，西域五十国全部归附。永元九年(97)班超又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远抵波斯湾，扩展了对外交流。其次，国家文化繁盛，科技进步。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又在朝廷帮助下得以推广，对中外文化发展贡献甚大；在儒家经学文化鼎盛的氛围下，许慎完成语言巨著《说文解字》。凡此可见和帝时期朝野欣欣向荣的景象。范晔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96)翦伯赞论曰：“东汉的政权到汉和帝时便发展到全盛时期的顶点。当此之时，帝国的光辉，正如日中天，照射瀛寰……当时助长了国内外诸种族之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中国历史再前进一步。”(97)汉和帝重振皇权，使东汉持续了盛世。其治国举措，表明他不愧为有为之君。再看以下三则传统史家的评论：
《东观汉记·穆宗孝和皇帝》：“朝无宠族，政如砥矢。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
《东观汉记·穆宗孝和皇帝·序》：“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
，囿无槊乐游畋之豫。躬履至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云尔。”(98)
司马彪《续汉书·汉和帝纪》：“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骄横之权，即昭帝毙上官之类矣。朝政遂一，民安职业，勤恤本务，苑囿希幸，远夷稽服，西域开泰，郡国言符瑞八十余品，咸惧虚妄，抑而不宣云尔。”(99)
《东观汉记》言“朝无宠族”，不尽切合史实，《东观汉记·序》也有溢美之嫌。但总的看来，所论大体近乎事实。可见和帝继承了光武明章之治，“德教在宽，仁恕并洽”(100)，宽和的养民政策使小农经济得以发展，东汉继续维系了强盛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汉和帝视为有为皇帝，肯定其镇压窦宪外戚势力的政变。那种武断地将和帝视为衰世君主，将和帝时期划归东汉衰落时期的意见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和帝政治也存在受到后人诟病的两大失误。
首先，和帝开启了后来宦官专政的趋势。当初值窦氏专权，和帝身陷重围，面临失位被弑之虞时，和帝依靠宦官郑众策划是无可厚非的，如王夫之所说：“微郑众，帝其危矣。”(101)在除掉窦氏后，和帝不仅亲近宦官有加，而且提升郑众为大长秋，使得宦官得与政事：
《续汉书·五行志四》：“是时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夺窦氏权，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伦，二人始并用权。”
《后汉书·周章传》：“……是时中常侍郑众，蔡伦等皆秉势豫政。”
“始并用权”与“秉势豫政”等说法，反映为宦官参与朝政打开方便之门。
被非议的还有和帝封郑众为“鄛乡侯”，“食邑千五百户”(102)，宦官封侯亦开了一个恶例，后世因之，遂使宦官势力一发不可收拾。
如追溯宦官势力被器重的起点，那要从明、章帝时说起。《后汉书·儒林列传》：“(明帝)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高诩)舍即问。”《后汉书·曹褒传》：“(章帝)章和二年，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
褒。”小黄门等宦官权力渐增，实际上超过了《续汉书·百官志》中所说的职掌。(103)
除重用郑众、蔡伦外，和帝经常派遣宦官代表他看望高官。《后汉书·张酺传》载，永元五年(93)，和帝任张酺为太尉，张酺以疾病为由上书推辞，“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馐，赐钱三十万”。宦官代表皇帝对朝官进行指责和训导。如张酺子张蕃当时“以郎侍讲”，“帝因令小黄门蕃”。宦官可代表皇帝受理朝臣的奏疏。《后汉书·张奋传》载，张奋因连年旱灾上疏，疏中言“愿对中常侍疏奏”。
对于敢于批评任用宦官的官员，和帝竟将其问罪免职。《后汉书·李法传》载，李法永元九年(97)为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以为……宦官权盛，椒房宠盛”，“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李法的遭遇反映出和帝对宦官的倚重和心理亲近感。
史家认为，和帝“拒一虎而进一狼”(104)，“开宦官用权之渐，生十常侍亡汉之阶”(105)，重用宦官是严重失误。虽然宦官不一定都是腐朽黑恶势力，但是由于他们靠近皇帝，接近权力中枢，他们的强大常常反映皇权的衰弱，而在封建专制时代，皇权的衰弱常常代表着这个王朝的衰落趋势。虽然汉和帝尚能控制宦官，在其掌政期间没有出现宦官为害的情况，但积之既久，后来终成大患。对和帝的不当做法，朝臣中仅有李法出面异议，不复见到当年袁安、丁鸿等群臣犯颜强谏的情势了。
其次，汉和帝也没有成为外戚政治的终结者。铲除窦宪之后，他反而扶持了东汉历史上最为强势、危害也最烈的梁氏集团，导致外戚强权政治愈演愈烈。
永元九年(97)，窦太后死，和帝始知身世，于是大封梁氏外戚，“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遣使迎其丧，葬于恭怀皇后陵旁。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为乘氏侯，雍弟翟为单父侯，位皆特进，赏赐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梁氏自此盛矣”(106)。和帝本来是从窦氏外戚手中夺回的皇权，却又大封梁氏外戚，可见他并未真正汲取外戚干政的惨痛教训。梁氏虽在和帝之世没有为患，但势力逐渐增长，致使出现东汉历史上罕见的梁冀之祸。
其三，由于和帝没有立太子，生前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直接导致死后邓皇后称制控权：
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107)
和帝于永元十七年(105)去世。邓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专政，邓后以女主临政，“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08)邓后又大力提携邓氏家族。外戚与宦官出现暂时性妥协，两种势力均已壮大而形成气候。邓太后专政的权力远盛于和帝初年的窦太后，宦官势力也比和帝时强大，朝政走向衰落，是为汉和帝死后王朝的基本趋势。从此东汉史便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中衰阶段，再也没有重现前期的兴盛气象。
综上，汉和帝成功铲除外戚势力，改写了东汉的历史，实现了皇权的再度振作，延续了光武明章时代的盛世态势，故应将其定位为东汉有为君主。但我们也要正视和帝政治中酝酿着东汉由盛趋衰的转折因素，恰如前人所论，他同时也是“东汉祸基之主”(109)，对东汉政治的衰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和帝政治的两面性。
收稿日期：2012年5月3日
注释：
①《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页。今按，《史记正义·谥法解》所录谥号中无“和”字，李贤所据《谥法》今亡佚。
②《东观汉记》卷二《穆宗孝和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电子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晋］袁山松：《后汉书·祭祀志》，载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6页。又见《续汉书·祭祀志下》注。
④《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5页。
⑤翦伯赞：“东汉的政权，到和帝时便发展到全盛时代的顶点”，见氏著《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46页。持类似看法的有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5页)、王云度《东汉史分期刍议》(《南都学坛》1991年第1期)。
⑥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2页。孟祥才也认为东汉“从和帝开始即步入它的衰败期”，氏著《秦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7页。
⑦历年发表的东汉史论文中，尚未见专题研讨汉和帝的成果，可知史学界对汉和帝及其时期的研究尚欠深入。
⑧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406页。
⑨［英］崔瑞德、鲁唯一等编：《剑桥秦汉史》，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章第4节“后汉”。
⑩《东观汉记》卷二《显宗孝明皇帝》。
(11)《东观汉记》卷二《显宗孝明皇帝》。
(1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2页。
(13)［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电子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第1130页。
(15)《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第1131页。
(16)《资治通鉴》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70页。
(17)《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列传》，第1799页。
(18)《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2页。
(19)［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后汉章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0)《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92页。
(21)《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2页。
(22)《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13页。
(23)《资治通鉴》卷四七，永元元年尚书何敞上书，第1523页。
(24)《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14页。
(25)《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3页。
(26)［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一。
(27)［宋］胡寅：《读史管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1册。
(28)内宫指南宫。王先谦注：“谓太后闭之南宫，欲诛之日也。”《后汉书集解》卷一三《窦融传》。
(29)《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68页。
(30)《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70页。
(31)《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71页。
(32)《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71—172页。
(33)《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8页。
(34)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35)《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73页。
(36)《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2967页。
(37)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38)《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20—821页。
(39)《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
(40)《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21页。
(41)《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8页。
(42)《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9页。
(43)［宋］胡寅：《读史管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281册。
(44)《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第1722页。
(45)《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3页。
(46)《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第1591页。
(47)《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27页。
(48)《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20页。
(49)《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第1266页。
(50)《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20页，见李贤注文。
(51)《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第1156页。
(52)《后汉书》卷三三《乐恢传》，第1478页。
(53)《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第1520页。
(54)《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窦宪西屯武威，(马)棱多奉军费，侵赋百姓。”第862页。同书卷三一《廉范传》：“然(廉范)依倚大将军窦宪，以此为讥。”第1104页。
(55)《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18页。
(56)《后汉书》卷三七《方术列传》第2718页。
(57)《资治通鉴》卷四七《汉纪》四○，第1522页。
(58)《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窦宪的外祖父为东海王刘强，中山简王刘焉系刘强的同胞兄弟。故窦氏家族为简王大肆发丧：“加赙钱一亿。诏济南、东海二王皆会。大为修頉茔，开神道，平夷吏人頉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见第1450页。
(59)《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第1535页。
(60)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61)《读通鉴论》卷七《和帝》。
(62)如明代杨一奇以为，“帝年方十四，乃能选用秘臣，勒兵收捕……惜时袁安、任隗居三公，而帝不与谋，令众得以成功，开宦官用权之门，启十常侍亡汉之祸，君子所以悲之也”。《史谈补》卷三，《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63)《续汉书》志二七《百官志四》，第3610页。
(64)《续汉书》志二七《百官志四》，第3612页。另外，史料中关于窦党控制军事要职的记载有较大出入，邓叠也可能担任过卫尉一职。参见《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73页。
(65)《后汉书》卷二一《任光传》载，司空任隗“独与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第754页。
(66)《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宋)意随违举奏，无所回避，由是与窦氏有隙”，第1416页。
(67)《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载冀州刺史应顺事迹，“时窦宪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赂遗宪，宪败后成被绳黜，顺独不在其中，由是显名”，第1607页。
(68)《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
(69)《后汉书》卷二九《郅寿传》，第1033页。
(70)《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第1267页。
(71)应劭：《风俗通义》，吴树平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72)《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第1554页。
(73)《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20页。
(74)［明］王志坚：《读史商语》卷一，《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75)《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9页。
(76)《续汉书》志二七《百官志四》，第3605页。
(77)《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第1800页。
(78)关于郭举密谋败露的时间问题，史料记载有矛盾。《续汉书·天文志中》：“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卫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谋为不轨。至四年六月丙(寅)［辰］发觉。”据《后汉书·窦宪传》云：“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后汉书·和帝纪》云：“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可知谋害计划被和帝获悉，当在四月丙辰之前。《续汉书·天文志中》所记比这个时间点晚了两个月，不合情理，六月应为四月之误。
(79)李慈铭曾对窦宪和郭举的罪名提出怀疑，他针对《后汉书·孝和帝纪》“窦宪潜图弑逆”的记载，提出：“窦宪无逆谋，《马光传》注引《东观汉记》可证。《后汉书·窦宪传》亦仅云举等共图为杀害，未知所图者为何人，盖亦当时文致之词也。”(见氏著《后汉书札记》，载《越缦堂读书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但不论其是否参与谋弑，和帝除掉他都要借助这个罪名。李慈铭疑郭举等“图为杀害”也是罗织罪名，但联系梁冀的作为来看，在缺乏有力旁证的情况下，其谋弑和帝的可能性尚无法否认。
(80)见《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第1801页。李贤注故事云：“谓文帝诛薄昭，武帝诛窦婴故事。”
(81)《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将兵镇武威。”《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时窦宪复出屯武威。明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可知窦宪出屯武威郡。
(82)《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19页。
(83)《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第1265页。
(84)《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第1267页。
(85)此时实际的太尉为窦宪党羽宋由，故和帝任命丁鸿为代理太尉，行使军权。袁宏《后汉纪·孝和皇帝上》提到此时太尉为任隗，误。
(86)关于事态日程，《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国十三地震。窦宪潜图弑逆。庚申，幸北宫。诏收捕宪党。”《续汉书·五行志四》：“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十九日)地震。《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将以是受祸也。后五日(二十三日)，诏收宪印绶，兄弟就国，逼迫皆自杀。据李贤注云：“案本纪：庚申幸北宫，诏捕宪等。庚申是二十三日。”《续汉书·五行志六》：“和帝永元……四年六月戊戌朔(初一)，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日行近轩辕，在左角，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上免太后兄弟窦宪等官，遣就国，选严能相，于国蹙迫自杀。”可知和帝发难的日期有两说：一是丙辰日(十九日)，一是庚申日(二十三日)。比较起来，《后汉书·孝和帝纪》与《五行志四》一致，庚申日(二十三日)是可信的，《五行志六》所记有误。
(87)据《续汉书》志二七《百官志四》，北军五校尉为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此时步兵校尉为邓磊，射声校尉为郭举，都是要抓捕的窦党骨干，和帝任用的可能是其副职，诛除窦宪后才升为校尉，或是临时行校尉之职权，故史书仍记载为“五校尉”。
(88)《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20页。
(89)《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第820页。另据《后汉书》卷三三《周章传》记载：“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太守行春到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曰：‘今日公行春，岂可越仪私交。且宪椒房之亲，势倾王室，而退就藩国，祸福难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举止进退，其可轻乎？’太守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于是乃止。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据此可知，窦宪回归封邑到被迫令自杀，中间有一段短暂时间。
(90)有学者认为，汉和帝是借助于中常侍郑众所掌握的部分禁军武力铲除外戚势力的。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第412页。今按，《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记，郑众“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考中常侍之职，没有执掌禁军的职能。《续汉书·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东汉中常侍有具体职掌，本无员数，明帝时定为四人。章帝、和帝时，郑众、蔡伦都从小黄门迁为中常侍。此后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郑众当时又加官钩盾令，《续汉书·百官志三》：“钩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诸近池苑圃游观之处。”可知钩盾令为汉少府属官，由宦者任。掌管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汉书·百官公卿表》谓所属有五丞二尉，不言其详。上引《续汉书》列举永安丞、苑中丞、果丞、鸿池丞、南园丞及濯龙监、直里监，二监当即《汉书》所云之尉。可见该官职权未涉及执掌禁军。
(91)［宋］胡寅：《读史管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
(92)［明］范光宙：《史评》卷五，《四库存目丛书》，第281册。
(93)《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第1487页。
(9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和帝》。
(95)《续汉书》志二三《郡国志五》注。
(96)《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95页。
(97)翦伯赞：《秦汉史》第10章，第482页。
(98)《东观汉记》卷二《穆宗孝和皇帝·序》。
(99)［晋］司马彪：《续汉书·和帝纪》，见《太平御览》卷九一。
(100)《东观汉记》卷二《穆宗孝和皇帝》。
(10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102)《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2页。
(103)《续汉志·百官志》：“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以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大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
(104)［明］范光宙：《史评》卷五，《四库存目丛书》，第448册。
(105)［宋］胡寅：《读史管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281册。
(106)《资治通鉴》卷四八《汉纪》四○，第1547页。
(107)《后汉书》卷一○《皇后纪上》，第421页。
(108)《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109)［明］范光宙：《史评》卷五，《四库存目丛书》，第44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