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20年的时间。这20年，在经济上我们称为转型时期。
经济转型在中国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由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
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前一个转变是手段，后一个转变是目标。后一个转变的实现取决于前一个转变的成功。
现在中国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根据我的判断，第一个转变，即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大约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10年左右实现。这样，从1979年算起，中国体制转型大约需要30年左右；至于第二个转变，也就是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自己估计大约要到下世纪中叶，也即2050年左右。最近“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一项研究报告认为，用量化计算法以年均增长5.5%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可达到94100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5 （引自（美）《世界日报》1998年10月22日A7版）。我看了既惊讶、又高兴。中国能用较短的时间成为工业化国家，无论对中国人民、对世界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我又觉得这种预测太乐观了，所以我又感到惊讶。
中国实行两个转变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在国内外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国内看，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产品、工业消费品、投资品普遍短缺，2 亿多人口在饥饿线上挣扎，工人工资降低到了1957年的水平。从外部看，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主要是政治、心理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中国老百姓从中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三个亚洲“小龙”的对比中形成的挑战。他们在议论中说：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是中国人和华人治理的地区和国家，为什么他们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快，而同样是中国人治理的大陆为什么这样落后呢？人民群众对比的意识非常强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90年代初，中国顶住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带来的强大冲击，但另一重大压力又降临到中国头上。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最高一个月不足30美元，1天不足1美元，仅是俄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每月180美元的1／6（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再从俄国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水平、人民素质等条件看，都比中国强得多。我两次到俄罗斯考察，强烈地感到，俄罗斯改革一旦走上正轨，经济将会有一个飞跃性发展，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对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提出了挑战。这些内外部因素，都促使中国在走上经济转型道路的时候必须既积极又小心翼翼。邓小平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表达的正是这种心情。
为了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最终实现经济转型，中国经过精心设计，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步骤。战略目标是分三步走：第一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用十余年的时间基本上消灭贫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2000年GDP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GDP 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转型的方法是渐进的、分步推进、分步到位的。我认为：20年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中国的GDP20年年均增长9.8%，已居世界第7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223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734美元，年平均增长8.4%（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9月23日），结束了持续近40年的短缺经济时代，有2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寿命增加10岁，达到68 岁。到2000年，人均GDP可达857美元（作者以1997年的GDP为基数， 按平均年增长7%计算所得数字），超过预定的目标，实现小康。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已达到3251亿美元，进入世界第10贸易大国行列（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9月25日）。世界银行于1997年9月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报告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它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引自《2020年的中国》第1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人们经常向我们提出，特别是外国朋友向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俄罗斯是比中国强得多的转型国家，为什么反而衰退？今年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在讲到俄罗斯的改革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已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1／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前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那么，“标准的经济原理”与前苏联国家改革实际之间出现的完全相反的结果，问题出在那里呢？我没有研究，不能作出回答。但若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目标、路径相比较，我认为有三个基本的不同点。
1.俄罗斯转型的目标是推翻国有制，对现有企业私有化：中国转型没有提推翻国有制、实行私有化的口号，而是在国有制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各种非国有制经济，同时改革国有制经济。中国的口号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0年后的今天看，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工业已由1978年的72%退到1997年的28%；而非国有制工业包括集体工业、乡镇工业、三资工业、私人工业等， 则由1978 年的28%上升到现在的78%，上升了50个百分点，其中私营工业由零上升到3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计算）现在中国有许多加工工厂、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等基础设施还是国有制，有一半是亏损的；但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什么？根本的支撑力量不是别的，而是这20年发展起来的非国有制经济和仍然是国有制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没有这些非国有制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为中国提供那么丰富的供给，就不可能解决存在了40多年的短缺；而没有这些国有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支撑，非国有制工业也不可能有这样蓬勃的发展。因为谁都知道，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是需要大量投资、花很长时间来建设的，而且回报率又是很低的，在中国，民间资本还没有这个力量，外国资本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办这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制不是阻碍反而推进了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制工业有一半亏损，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困扰。可不可以把它卖给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呢？我想有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有多少人有能力买？很少。人们常谈论私有化，私有化也是不容易的。
2.俄罗斯转型采取的是激进的、休克式的改革方法，力图在很短时间内放开价格、放开市场、放开金融、放开外贸，一步转到市场经济体制轨道上去。中国转型采取的是渐进的方法，分阶段到位的方法，边改革旧体制、边建设新体制的方法，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最典型的作法是双轨制。即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行，逐步扩大市场经济的比重，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最后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俄罗斯一样，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价格背离价值，严重地制约了生产的发展。若不把政府管理的价格放开，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就是一句空话；而若一个早晨就把价格放开，必然造成物价飞涨，生产、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混乱。权衡轻重，中国的决策者采取了明智的选择，用双轨制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具体做法是：先将政府管理的价格放开一小块，允许其按市场规律涨落；其余仍按政府规定的价格进行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价格并行的局面。以后逐步扩大市场调节价格的范围，缩小政府管制价格的范围，最后实行并轨。现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部分已变成市场决定的价格。除价格外，中国外汇汇率也是通过双轨并存办法，最后在1994年转为由市场决定的单轨制的。现在中国的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开放也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政策。先开放经常项目，条件成熟后再开放资本项目，那时人民币就可成为国际货币了。双轨过渡的最大优惠性是使新体制由量变到质变，从而保持了经济运行方式的顺利过渡，避免发生大的混乱。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冲击较小，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金融对外开放采取了分步推进的办法。但反过来也正因为双轨制产生了计划内和计划外、放开部分和政府管制部分的差别。政府管制部分价低，放开部分价高，从而为寻租者提供了权钱交易的可乘之机。现在看来，改革总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但渐进的方式比引发混乱付出的代价小得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3.俄罗斯转型是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建立的新的政治体制下推进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模式，按发达国家的专家帮助设计的蓝图来施工的。中国的转型则不同。中国的转型是在中国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自我革命，在新的理论、新的路线、新的领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自己设计的目标和方案来推进的。改革的基本信条和首要任务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都得到经济实惠，尽快解决短缺经济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不能因改革而使生产下降，更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在经济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变，组织体系没有变，改变的是思想、路线和政策，因此，转型就比较顺利。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邓小平与美国的F·罗斯福相比较，说F·罗斯福在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中挽救了资本主义，邓小平在90年代社会主义大危机中挽救了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再回到前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讲的话：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的俄罗斯，产出本来应该大幅度增加，事实上反比改革前下降了2／3；而没有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的中国，产出却出现惊人的增长。是不是“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出了问题，我不敢说。我希望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们，认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也访问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学者座谈时有人问他，中国经济学家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弗里德曼说，中国的经济学者若解决了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就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弗里德曼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因为转型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特殊类型的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解决不了它，“标准的经济学原理”也解决不了它，需要创造一门转型经济学来指导转型国家的变革。创造转型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俄罗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责无旁贷，但不是这些国家经济学家的专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也许更有条件开拓这个领域。我希望由此而引起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转型的兴趣。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采取的是渐进的方法，走的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路子，因此，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转型是在平稳中进行的。即使发生过1993、1994年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中国从未经历过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冲击，也没有发生大的震荡。但是渐进的改革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当容易改的、风险小的、大家都得到经济实惠的改革完成之后，一些原来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都在今天重现为无法避开的矛盾，一些转轨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积累成为转型性困扰。
当前中国转型面临的矛盾和困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型性失业。改革开放前，中国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有失业。因此，在就业上采取由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包下来的办法。不但本单位的职工不能失业，他们的子女就业也要由各个单位来解决。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一种过度就业或隐性失业现象，为数达3000万人左右。现在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要按市场原则进行改革，多余职工要下岗待业，这3000万人左右的隐性失业就一下子显现化为公开性失业。再加上城镇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劳动力和农村流入城市而未就业的千余万劳动力，中国将面临一个失业人口最为集中的高峰期。要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待业的改革政策；而要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就要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岗位和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体系，为失业者提供保护。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做起来又是十分困难的。
2.转型性金融危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和部分流动资金是由财政拨付的；部分流动资金是由银行贷予的。改革开放后，实行了“拨改贷”的政策，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和流动资金改为全部由银行贷款支付。由于银行是按政府的指令而不是按商业原则贷款给国有企业的；而国有企业用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和利润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这样，银行贷出和国有企业贷入都失去了约束。发展到20年后的今天，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70%以上，银行的呆坏帐率高达20%以上。显而易见的是银行出现了潜在的金融危机。现在中国正对银行体制进行改革，但令人忧虑的是：银行向国有企业追溯过去的债务，只有少数企业能够偿还；若从现在起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信贷，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就无法得到新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由财政债还和对企业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停产、倒闭。而中国的财政已是连续十余年的赤字财政，显然无力支持；国有企业停产、倒闭，就会造成更大的失业；而银行的呆坏帐得不到清偿，潜在的危机就有可能爆发出来。
3.转型性社会危机——腐败。腐败是国际现象。中国过去也有贪污受贿，但不严重。在转型期则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谓转型性腐败，是握有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利用转型时期体制的空档、利用市场的无序状态、利用管理上的漏洞进行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家的财产。在中国，商品、利率、汇率的双轨制，外贸进出口、土地使用权及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军队、政法部门的自筹部分经费制等，都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和可乘之机。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惩治各种腐败，最近更对军队、司法、公安等特殊权力部门经商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但人们仍然担心，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可利用的经济空档还很多，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政治体制尚未进行有力的改革，法律还很不健全，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因此，由腐败而使转型的方向扭曲和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仍然存在。
4.转型性结构失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短缺，解决12亿人的温饱和进一步向小康水平过渡的经济结构；同时，又大规模地接受香港、台湾等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参预国际垂直分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得很早，实际推进不够。经过20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的努力，短缺得到解决，适应温饱并向小康过渡的商品琳琅满目，大量日用消费品出口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但所形成的是一个技术档次低、仅能适应温饱需求的低级经济结构，而且低水平重复建设很多。因此，当短缺解决之后，就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和失业的增加，其中，既有绝对过剩，也有相对过剩，还有结构性过剩。当前中国急需的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换代，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今年中国因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增加2000亿元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就中国目前的财政能力而言，这种作法短期是可行的，长期恐难持久。
5.国有企业转型的困扰。在过去20年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当整个经济运行已经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而国有企业仍然被困在原体制的束缚之中，成为整个改革前进的主要障碍。当今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矛盾，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有着密切的联系。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根本在于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干扰，没有进入转型之中。中共“十五大”已经为国企改革扫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制定了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措施。人们期盼它能成功。
目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与20年前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0年，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资产和进行经济转型的丰富经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基础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但是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不是更简单，而是更复杂了；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了。特别应当清醒的是，这些改革将使一部分改革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和利益受损，因而改革的阻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再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10位的贸易大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重要。但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毕竟还是一个弱质的伙伴。中国能否安全渡过已经发生、今后仍然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能否经得住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震荡，都存在着许多未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因素。面对21世纪，中国的计划确实是雄心勃勃的，但又必须小心从事，方可达到自己的目的。
1998.11.19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