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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9-0106-06
1987年“解严”至今，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断裂与冲突。理论思潮在其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人文知识分子对政治场域的介入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复杂多元的理论叙事和话语阐释实践无疑是形塑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思潮的重要力量之一。许多事实表明，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者与阐释者。尤其是90年代以后，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卷入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传播与论争之中，理论思潮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如何认识台湾、阐释台湾已经成为台岛知识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各种“台湾论”竞相登场，相互角逐，交锋辩证。这意味着“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歧义的符号，意味着台岛知识界产生了“阐释台湾”的分歧、冲突与焦虑，也意味着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中隐含着的分歧扩大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分裂。“阐释台湾”的种种分歧、冲突与焦虑的产生既是台湾历史的一次次巨幅断裂累积而成的结果，也是“解严”后长期被压抑的各种社会能量彻底释放的精神产物。统与独、左与右、蓝与绿、本土化与全球化、民主与市场、资本与政治、现代性与殖民性、“中国性”与“台湾性”、解构与建构、“国族”与性别……一系列的分歧与纠葛纷至沓来，或截然对立，或隐晦微妙，或折衷调和。历史的断裂和社会的剧烈转折导致了理论的紧张与思想的焦虑，“何谓台湾？”这个问题深刻地纠缠和困扰着当代台湾的人文知识分子。于是，就产生了“后现代台湾”、“后殖民台湾”、“本土台湾”、“左翼台湾”、“民主台湾”以及“后殖民本土台湾”、“本土左翼台湾”、“布尔乔亚的台湾”、“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台湾”、“左眼失明的台湾”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台湾”等一系列的充满歧义的话语。
如果没有进入种种“台湾论述”产生的内在历史脉络和思想场域，我们就很难理解台湾知识界为什么就“后殖民还是后现代”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也很难理解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话语转换对于台湾思想界而言竟会如此意味深长，很难理解“书斋里的言谈”或“学院话语”生产与当代台湾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也难以理解政治因素对文学和理论的介入或文学与学术对政治的介入究竟有多深。多年来，我们的台湾文学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文学理论史在内的文学史研究是其中最为大宗的产品，迄今还在不断地生产，而对理论问题尤其是解严后风云变幻的理论思潮的研究并不足以让人满足。这是我选择这一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涉及或部分涉及到了我们将要展开讨论的课题，它们构成了我展开讨论和分析的基础。这些成果包括黎湘萍的《台湾的忧郁》、《文学台湾》，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朱立立的《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分裂的台湾文学》、《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赵遐秋、曾庆瑞的《文学台独面面观》，吕正惠、赵遐秋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赵遐秋主编的《文学台独论批判》。这些成果还包括如下重要文章：王岳川的《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赵稀方的《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朱双一的《真假本土化之争》和《当代台湾文化思潮与文学》、黎湘萍的《另类的台湾“左翼”》，等等。这一系列的成果对“解严”以后的台湾文学和理论思潮都有所涉及和讨论，包括语言美学、理论想象与文化救赎(黎湘萍)，后现代主义和都市化思潮(朱双一)，后殖民理论在台湾的发展与误读(王岳川和赵稀方)，文学台独论的整体批判(赵遐秋、曾庆瑞)，台湾文学的南北和蓝绿分裂(古远清)……在诸多层面都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这些成果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问题，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另一些问题和困惑：
第一，如何认识台湾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思潮对社会思想的影响？王岳川如是而言：“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同大陆的后学研究相比，台湾对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学术圈内，没有引起公共领域的关注，因而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台湾的文化身份问题等，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知识话语论争问题；其次，台湾仅仅将“后学”问题看作是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没有将其看作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转型的方法。因而对后学的讨论没有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形成直接的作用，而基本上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学界的边缘，因而后学思想正负面效应的影响，都比大陆后学的要小，相比较而言，大陆的后现代后殖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当更为突出。”①这一基本估计或判断是否准确？事实上，“后学”在台湾的状况可能比这一判断远为复杂。
第二，如何认识台湾的本土化思潮？关于1995年台湾文坛的“本土化”论战，朱双一的分析和描述颇为细致，揭示出独派本土论的种种谬误。但“真假本土化”的提问方式和分辨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阐释“本土论”是如何变成一种“新意识形态”的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台湾的左翼理论思潮？如何理解90年代后台湾左翼的新动向？黎湘萍在《另类的台湾“左翼”》一文中曾经敏锐地指出：90年代以后至今，台湾的“左翼”似乎出现了重组的迹象和复苏的契机。台湾“左翼”如何另类？又如何“重组”？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可惜的是，黎湘萍对90年代以后至今台湾左翼思潮的描述十分简略，他倾向于这样的估计：“与西方的左翼运动(尤其是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相比，作为社会的‘另类’思想运动，台湾‘左翼’的纯粹理论和学术建设相对要薄弱一些，但是左翼人士所从事的社会运动，却以相当坚韧的态度，一直在民间进行。他们的理论思想建设，也是依靠这些社会运动来凸显的：这恐怕是它们与体制化后的左翼思想的差异所在吧。”②两岸左翼的不同命运和发展形态的比较的确具有启发性，两者之间的相互参照与比较意味深长，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而黎湘萍把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作为重要参照的观察，则可能遗漏了90年代后台湾的左翼理论思潮的更为重要的面向和思想线索。90年代的左翼思考面对的处境已经不同于60年代，如何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和经济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如何在理论上回应和阐释“新社会运动”？这构成了左翼理论新的思考方向。90年代后台湾左翼理论同样面对这种状况，更要应对“解严”后台湾社会的巨幅转型。90年代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论策略？如何应对变化了的现实？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台湾左翼理论的调整和重构。这种调整与重构既表现在传统左翼的复苏与重建，更体现在“新左翼”、“后现代左翼”、“民主左翼”理论的纷纷出场。
90年代以来，两岸思想界都出现了“新左翼”思潮，由于语境的某种相似性，而产生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方式和问题，但也由于历史语境的种种差异，两岸的“新左翼”也有所分别。两者之间已经展开的对话和潜在地构成的对话关系更为意味深长。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当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台湾的理论思潮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阐释复杂的“中国问题”以及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的一部分。两岸文艺思潮既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关联，也存在互为镜像的可能性。
解严前后至今是当代台湾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当代台湾思想转折的年代。如何理解和描述当代台湾思想史的这一重大转折的脉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我们的观察试图在纷纭复杂的思想变迁之中寻找出一些演变的主要线索。如果把近二十年来台湾理论思潮的变迁放在当代“反对运动”的起承与转换之历史框架中予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理论思潮的演变轨迹描述为一个从“反对运动论述”到“新反对运动论述”的转折过程。所谓“反对运动”，简而言之即是反支配的抗争运动。在5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台湾社会和文化场域中，“反对运动”就是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运动，包括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两个层面。从“自由中国运动”到“乡土文学运动”，从解严前的“党外政治运动”到80年代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些社会和文化思潮尽管存在不同的诉求和理念，但却有着共同的抵抗对象，其反抗和批判的对象都指向威权体制和维护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但90年代以后，旧有的威权体制逐渐解体，曾经占据主流位置的威权意识形态也逐渐分崩离析。以国民党“威权统治”为抗争对象的“反对运动”已经进入终结的历史时期，这导致了思想的转折和人文思想界的分化。一方面以“本土论”和“台湾民族论”以及“国族”话语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逐步获得文化霸权的位置，一种大叙事被另一种大叙事所取代；另一方面，反抗“新意识形态”的声音也浮出水面。一些参与“反对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另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则对权力结构的翻转所形成的新的压迫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他们试图重构“反对运动”和“反对论述”，试图发展出一种反抗“新意识形态”霸权的“新反对运动”的文化论述。
在《岛屿边缘》知识分子重构了的知识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初在台湾前卫知识分子那里，关于“新反对运动”的最初论述已经萌生，卡维波主编的《台湾新反对运动》1991年的出版意味着一种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关于新反对运动的论述已经出场亮相。那么，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版本？这显然与吴永毅、陈光兴、卡维波、丘延亮等“边缘”知识分子对90年代初政治状况和新社会运动的基本认识与估计有关，也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挫折之后国际左翼知识分子的战略转变相关。在拉克劳和墨菲的《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和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以及霍尔的“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相似的思考。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多元化或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一事实形成了“新社会运动”的多元诉求和多元抗争的新格局。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实践模式以及阐释实践的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所以，“新反对运动”必须在多元诉求和充满分歧的理念之中寻找到可以接合的“节点”和“枢纽”。而这个策略的有效性显然必须建立在中产阶级数量日渐庞大的这个社会基础之上。
但是，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唯一的可选择的路径。在“新自由主义”的肆掠下，社会的两级化趋势隐然浮现，并且已经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迹象。日本趋势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M型社会”概念，代表着人们对这一趋势的深刻忧虑。大前研一曾经断言：日本已经进入了“M型社会”，台湾也已经产生了日本曾经出现的种种征兆，逐渐演变为“M型社会”。在这个语境中，传统左翼的复苏或许已经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种种迹象表明，“新反对运动”存在着另一种选择，或另一种道路。在《人间》知识分子重新焕发的理论活力和田野实践中，在素朴的《左翼》杂志中，在詹澈的诗歌写作与农民运动的接合中，在钟乔的“民众剧场”运动中，在“劳工阵线”和“劳动人权协会”等大大小小的劳工团体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左翼思想复苏与再造的可能前景。当然，“新反对运动”的建构还存在第三种或更多种的选择。在90年代台湾的理论场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则代表着批判地接合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理论等多元思想的思考方向和话语实践方式。
当我们把近二十年来台湾理论思潮的变迁描述为从“反对运动论述”到“新反对运动论述”的转折时，一系列的理论分歧、对抗与辩证——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本土论与反本土论、建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国族”论与反“国族”论等等——一定程度上都可能获得脉络化或历史化的解释。在“新意识形态”的形构与解构的矛盾运动中，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以下种种现象：为什么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显得如此重要？而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战略为什么对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新左翼”为什么对“接合理论”如此心仪？而本土论者又为什么对“策略的本质主义”和齐泽克的“主体空白”概念如此倚重？为什么思想界要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究竟哪一种理论更适合台湾社会和思想转型而争议不休？正是在这个脉络里，我们认为，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构成了当代台湾理论思潮的三大重要流脉。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解当代台湾理论思潮嬗变的重要线索之一，绝对不是唯一的脉络。我们在如此理解当代思想状况时，显然要特别警惕化约主义和某种绝对化倾向的出现。对“解严”后台湾思潮史的充分理解需要一种对思想细节的不断质询的精神。我们认为，在当代台湾的文化政治的光谱上，还存在形形色色的论述立场。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在本土论与反本土论之间、在建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在“国族”论与反“国族”论之间，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有着微妙差异的论述立场。对“何谓台湾”这个命题的回答，对当代台湾的社会性质和思想状况的理解，对“台湾性”的定义，对台湾文学属性的认识，都可能由于发言位置和理论视域的不同而形成种种不同的或充满差异的阐释。由于性别、族群、阶级、统独、环境主义乃至动物伦理主义等等因素的深刻嵌入，90年代后台湾的理论思潮显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甚至滑动多变。这种多元喧哗歧义横生的思想格局，一方面呈现出社会对歧义的一定程度上的容忍和宽容，另一方面也可能消弱或抵消批判性思想的力度。饶有趣味的是，在建构某种论述时，人们发现其所倚重的理论资源——典型如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以及“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等等——往往会产生双刃剑的效果。这个现象的不断出现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阐释台湾”的紧张与焦虑。这或许表明，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沟壑。台湾知识界如果不能回返到历史、文化和政治以及普世的人文价值的基本面，这种理论的紧张和焦虑还将持续存在。
以上简要地表述了我对解严前后至今台湾理论思潮的演变格局的基本认识。笔者认为对这个课题的讨论或应努力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具体地阐释台湾文化场域中各种“论述”的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阐述活跃在台湾当代文化场域诸种“论述”的解构与形构策略及其演变轨迹，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当代台湾文艺思潮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以下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思考：
第一，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话语转换。90年代初至中期台湾理论界产生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论争，这场论战导致了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话语转换。现今，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后现代主义是如何被引入台湾的？它对台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台湾理论界如何理解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关系？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快速被后殖民理论所取代？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真的销声匿迹了吗？我们认为：在90年代台湾“本土主义”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本土化”或“本土论”已经演变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后殖民理论往往被本土化为“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好用的理论工具，承担着“发现台湾”甚至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重大政治使命。这样，经过特殊处理后的“后殖民”话语在台湾也就享有了无比重要的理论地位，乃至一时成为人文学科中的显学和强势的理论话语，至今还有些高烧不退。而主张“去中心”“解主体”的后现代主义因为明显的“不合时宜”演变成为一种被压抑的边缘话语。在这一时代语境中，的确，如同廖炳惠所提醒，后现代批评谱系有存在和重建之必要，因为它或许可以成为新的权力中心的一种制衡和批判的思想力量。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或许可以成为已经疾病缠身的“台湾后殖民”的一帖有效的解毒剂，至少后现代主义可以提醒人文知识分子警惕新的霸权结构对异质性所产生的压抑和排斥。正是由于这一点，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使命并没有终结，而是汇入到了新左翼的理论思潮之中。
第二，台湾后殖民理论思潮。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都广泛地卷入了解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与知识生产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场域之中，深刻地介入到台湾当代政治和文化的转型过程之中，并且微妙地影响着人文学界对台湾的历史、政治、文学和身份问题的理解、阐释与重构。从根本上看，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兴起与演变关涉到人文知识分子如何思考台湾和如何“阐释台湾”这个至关重要的当代命题。本章将讨论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后殖民理论在台湾如何兴起？怎样“在地化”？在当代台湾的意识形态生产和论争中，后殖民理论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台湾人文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与阐发究竟存在哪些矛盾和分歧？这些矛盾和分歧与“解严”后台湾社会的认同分裂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在台湾，后殖民理论与性别、族群、阶级、本土、跨国文化政治以及所谓的“国族”想象和认同建构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在文学理论领域——包括文学史书写、文学批评、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等等广泛层面——后殖民论述又产生了哪些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理解和认识后殖民理论在台湾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根本歧义与种种变异乃至异化现象？
第三，“殖民现代性”的幽灵。台湾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一个重要面向即是重新阐释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地经验，迄今，殖民地经验对当代台湾的精神生活仍然存在着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如何评价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如何理解殖民地经验的复杂性？如何阐释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抵抗策略？如何评价“皇民化文学”？殖民地经验与文化认同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这种关联是否对当代的认同政治仍然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今天应如何阐释台湾近代性或现代性的起源与变迁？又怎样反思台湾的现代性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同样充满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阐释“殖民性”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和情感悖论。现今，“殖民现代性”已经构成了台湾后殖民论述无法规避的重要课题。研究近20年来台湾文艺思潮的变迁，有必要认真梳理台湾思想界对“殖民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辨析隐含在其中的种种分歧，并探讨“殖民现代性”问题是如何深刻地嵌入当代台湾理论思潮的脉动，又是如何曲折地渗入当代文化认同的形塑过程。
第四，本土论思潮的形成与演变。“本土论”或“本土化”是90年代以来台湾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从80年代初浮出历史地表到90年代取得某种“政治正确”的地位，“本土论”或“本土化”概念常常与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有时甚至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因而，关于“本土”和“本土化”的定义，迄今，台湾思想界仍然争讼纷纭。何谓“本土”？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本土化”？“本土”原本就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本土化”也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文化政治场域。由于理论立场和论述位置以及参照系统的不同，人们对“本土”和“本土化”的界定和阐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或开放，或封闭，或多元。但在当代台湾社会思潮脉络中，“本土”和“本土化”逐渐演变为一种内涵单一的话语，甚至异化为一种封闭的、排他的和民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一段时间中，所谓“本土论”已经成为新的文化与政治权力结构合法化的一种论述策略。在“本土与外来”二元对立的社会和历史分析框架中，“本土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演变显然也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把“本土”和“本土化”概念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绑架中解放出来也就成了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本土论”的形成与演变，讨论“本土化”论争中台湾知识界的分歧，阐释本土主义思潮极端化发展与“台湾文学论”话语霸权建构的关系，并分析台湾知识界对“本土论”的诸种反思、批判与解构。
第五，传统左翼的再出发。“传统左翼”是一个相对于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或新左翼的概念。与新左翼放弃阶级优先论或“阶级的退却”立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左翼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台湾当代理论史的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由于“统独”问题的深刻嵌入，80年代以后，在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的分裂，其中“统派左翼”和“独派左翼”代表着分裂的两个极端，这一分裂显然消弱了传统左翼的批判力量。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史明的影响下转向“本土论”、“台湾意识”论乃至虚幻的“台湾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始终坚守“阶级政治”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介入重大的理论论战和展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艺术实践的方式再出发，在“解严”以后的台湾社会和思想领域继续产生特殊而重要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王墨林、詹澈、钟乔、蓝博洲、吕正惠、汪立峡、杨渡、杜继平等。理解当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嬗变，必须研究他们参与的一系列理论论战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探讨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台湾社会急剧变化了的现实。
第六，后现代与新左翼思潮。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1、《南方》与新左翼思想的萌芽；2、《岛屿边缘》：后现代主义与左翼思想的结合；3、《台社》与民主左翼思潮的形成。关于台湾地区后现代主义与新左翼思潮的接合，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民间社会”概念是如何出场的？“民间社会”如何被赋予了反抗威权统治争取社会民主的政治功能？“民间社会”理论存在哪些问题？第二，“民间社会”理论如何转向“人民民主”？《岛屿边缘》在什么背景下展开其独具特色的后现代左翼论述与实践？第三，《台湾研究季刊》如何重构“民主左翼”论述？“民主左翼”、后现代主义与台湾地区文化研究的关系如何？我们认为：在当代台湾思想史尤其是左翼思想史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是一份重要的刊物。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重新确立了“台湾研究”的问题意识。《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出场意味着“台湾研究”问题意识的重建，即从“何谓台湾”的历史论证到当代台湾社会和文化状况为何的转移；2、“台湾研究”知识范式和批判立场的重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接合”了传统左翼、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论述资源，试图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历史关联，重建“台湾研究”的知识范式，进而确立“民主左翼”的知识立场；3、“台湾研究”思想视域的重建，即把台湾问题放到东亚视域和全球化语境中予以考察；4、重构台湾批判知识分子社群和东亚的“批判圈”；5、以论述实践的方式介入当代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和理论思潮。
第七，宽容论述如何可能？在全球各地常常发生的冲突引发了人文知识分子对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的思考。“自我”与“他者”如何进行对话？我们如何在一起共同生活？需要重新启用人类思想史中有哪些理论资源来理解、阐释当今这一愈发显得迫切的问题？哪些思想有助于解决这种“自我”与“他者”的紧张和冲突关系？于是，人们找到了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和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以及孕育出“友爱的政治学”和“他者哲学”更源远流长的精神脉络，即其背后深远的人类思想史中的爱与宽容传统。台湾知识界对“悦纳异己”思想的热情还有其深层原因，一个与当代台湾精神生活的内在普遍困境和焦虑的关系更密切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悦纳异己”思想的引入如果与多年来台湾进步知识界所一再讨论的“和解”说产生某种有机的接合，或许可以为“和解”论述提供伦理学上的支持。尽管这一接合迄今仍未发生，但“悦纳异己”论述的引入与传播已经深刻而隐蔽地表达出了人文知识分子欲求冲破精神困境和“阐释台湾”焦虑的内在心灵需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20年来台湾文艺思潮发展十分复杂，“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三大理论思潮是相互绞缠的，并不具有各自独立的演变脉络。“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三者之间的复杂纠葛是当代台湾文艺理论思潮的突出特征。而在“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三大理论思潮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台湾理论界近期兴起的“悦纳异己”话语，因为“悦纳异己”论述的出场或意味着台湾知识界逐渐产生了一种意欲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和“阐释台湾”的焦虑与分歧的精神需求。但对于政治现实而言，“悦纳异己”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红衫军新公民运动的兴起和二次政党轮替的顺利完成以及两岸政经文化关系的改善，台湾地区的文化政策和文艺思潮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开放”和“进步”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一种富有影响力的声音，在所谓“开放的本土论述”、“进步的本土主义”、重认“五四”新文化传统以及“台湾鲁迅学”等等议题中，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
注释：
①王岳川：《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57页。
②黎湘萍：《另类的台湾“左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第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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