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胜者强”与企业家的“无为”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胜者论文,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根据时代精神，对道家提出的“自胜者强”的思想系统地进行了新的诠释。对于塑造现代企业家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1]意谓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胜者。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通过修养使自己具备“无为”的高尚品格。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不只限于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实行“无为”的方法，而且要求管理主体——企业家在人格上要具有“无为”的内在品质。只有企业家内在地具有“无为”品格，才能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有效地实施“无为而治”。在这里，“无为”之体与“无为”之用，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一、“四不”之德
根据道家的“无为而治”原则，要求企业家应具有“四不”的高贵品格。从正面说，即主张：“自见者不明（聪明），自是者不彰（彰显），自伐者无功（功劳），自矜者不长（长久）。”[2]这些“自见”（自我表现，自我吹嘘）、“自是”（自以为是）、“自伐”（自我炫耀）、“自矜”（自高自大），都是违背“道”的“无为”本性的表现。因为争强好胜违反自然，令人厌恶，故“适得其反”。这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所以，从反面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3]。从企业管理角度，要求企业家以“四不”之“无为”品格来保证管理者的成功。道家对管理者提出的“四不”要求，在企业管理中是极为重要的。实践一再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根据道家“无为而治”的原则，要求企业家应具有“和光同尘”的高贵品质。在老子看来，人在社会上，如果锋芒太露，言语过苛，过于突出自己，就会败亡，正如刀锥磨得太锐利，就会折断一样。所以，只有“挫其锐（挫折其锋芒），解其纷（化解与他人的矛盾纠纷），和其光（含光不耀），同其尘（与尘俗混同）”[4]，才能保全自己，达到“玄同”（玄妙齐同）的最高人生境界。什么是“和光同尘”呢？老子解释说：“圣人方（方正）而不割（伤害），廉（廉洁）而不刿（伤害），直（正直、直率）而不肆（放肆），光（光彩、荣光）而不耀（炫耀、耀眼）。”[5]圣人虽方正但能“大方无隅”，与世推移，随俗方圆，这叫“方而不割”。所谓“廉而不刿”，是说凡是有棱角的东西都会伤人，圣人虽廉洁有棱角，但能谦而不争，所以“廉而不刿”；所谓“直而不肆”，说圣人虽直率，但能“大直若屈”，所以“直而不肆”；所谓“光而不耀”，是说圣人虽有光彩，但圣人能“和其光”，所以“光而不耀”。“和光同尘”，实际上是一种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以民心为心”的处世哲学。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家既要“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又要随机应变，圆活灵通，情圆理方，切不可让原则捆住自己，失去民心，招致失败。根据道家“四不”品格的要求，企业家必须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山东烟台张裕集团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厂家，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龙头老大”，市场份额超过30%以上。“张裕”商标是中国葡萄酒行业惟一的驰名商品，这一品牌是无价的。在巨大成功的面前，他们不自我张扬，不搞轰动效应，不搞花架子，不追求短期效益，不盲目追求增长速度，而是坚持苦练内功，走注重内涵的发展之路，提高自己的综合势力和市场竞争力，以葆百年老店的生机。改革开放以来，张裕人始终遵循“质量是根，创新是魂，市场是镜”的12字方针，认为把好产品质量关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只有在观念、技术和管理上不断创新，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质量与创新如何，是由市场来检验的。这就是百年张裕成功的秘诀，也是道家“四不”品格的具体体现。
二、“我有三宝”
道家“无为而治”原则，对企业管理者进一步提出了“三宝”的要求。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即主张仁慈、节俭、谦让，这也是“无为”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慈”，是指“仁慈”，要求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和社会民众要有慈爱之心，关怀之情。中国自古以来，管理者皆知仁慈与威严是管理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以仁慈待人，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柔性管理。但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某些领导不懂得柔性管理，在他们心目中，管理就是“修理”员工。所以，他们动辄以势压人，以制度卡人，以粗暴态度训人，毫不尊重员工的人格。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思维定势和管理方法，没有不失败的。因为“仁慈”之道，是凝聚人心、团聚员工的“磁石”。
不管是过去或现在，老子提出的“崇俭”思想，对于企业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早已凝聚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个人保身、养德和国家兴亡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传统美德，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勤俭持家，勤俭办企业，勤俭建国，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保证。坚持俭朴作风，不搞奢侈腐化，不讲究体面排场，既有助于自身品格的升华，又能以它凝聚人心，感化民众，为企业和国家积聚财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就是老子所说“俭故能广”的真实涵义。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不敢后人”、“争上游”、“争第一”、“敢为天下先”的道理，凡是利国益民之事，皆应奋勇向前，不甘居后。这是一种积极的奋进哲学。而老子遵循他的辩证法思想，从反面提出另一种处世哲学——“不敢为天下先”[7]。这是一种“进道若退”的生活智慧。从表面上看，有德之人谦退居下，“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若退”；从本质上看，“退”是为了“进”，“退”是“进”的一种手段。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8]。古代帝王以“孤”（孤立无德之人）、“寡”（寡德之人）、“不谷”（不善之人）自称，用这些“人之所恶”的名词来称呼自己，这是谦退居下的表现。“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9]。老子以江海为例论证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10]这是说，作为管理者，应把自己摆在适当位置上，即在承担更多责任上应“敢为天下先”，在个人物质享受上“不敢为天下先”，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才能达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是道家管理学的高明之处。
中国亚都公司总经理何鲁敏在谈到亚都如何由“小型巨人”变成民办高科技实业集团时，指出树立“谦和巨人”的企业形象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谦和巨人”的形象，一是强调道德诚信原则。“业大易骄”，切不可盛气凌人，切不可有暴发户心态；二是在商战中尊重他人，懂得“五岳之外，另有它山”的道理。正是这种“谦和”精神，使亚都在商战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就是老子说的“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的道理。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运用于战争，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11]。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弱者遇到强者，或强者在不利形势下，不宜硬拼，采取以屈求申，以退为进的策略，保存自己，以求发展。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重要方法，也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处世之道。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贯彻于用人之道，提出了“善用人者为之下”，主张以谦下礼让的态度待人。“礼贤下士”是中国人的优良品德。汉高祖为人倨傲无礼，虽几次派人请商山四皓，而四皓终不肯出山。太子刘盈卑辞厚礼亲自去请，四皓终于出山相助。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孔明，言听计从，终成三国鼎立之势。这些事例，充分证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一条真理，企业家可以从中吸取用人之道的人生智慧。
老子以“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无论大国和小国，皆应持谦躬居下的态度。他说，“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12]。这是说，国与国相处，大国如能以谦下态度对待小国，小国则会来“人事”，归顺于大国；小国如果能以谦下态度对待大国，则能取得大国的包容（保护），以求生存。小国谦下容易，而大国则往往恃大而骄。所以老子着重指出“大者宜为下”，是很有道理的。企业家应从中吸取如何处理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关系的智慧。
实践证明，老子的“三宝”思想，对于现代管理者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无怪乎西方管理学家将其奉为现代管理学的“金科玉律”，是企业成败的重要保证。
三、“上善若水”
《老子》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一章是以水喻道，由此引出得道之人应具备的七种美德。这是说，上善之人如同水性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所以，近似于道。老子所讲的“七善”之德，对于塑造现代企业家的理想人格，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比如老子所谓“居善地”，从企业的经营管理来看，有两层含义：一是给管理者定位。要求企业领导人在管理系统中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首先要求企业家按照“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原则，应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员工。这也就是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的含义。切不可霸气十足，高高在上，瞧不起身边的小人物。其次，要求企业家在实施管理中，不要犯越位的错误，随意干涉部下的管理权限，以免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二是给商品定位，要求确立商品在市场中的特定地位。只有对商品作出恰当定位，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中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一般说来，商品定位战略分为两种：一是跟踪战略。可口可乐是世界饮料巨人，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配方和装潢几十年不变。于是，百事可乐在向它挑战时，就紧紧抓住这一弱点，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包装，向市场上推出了一种12盎司的新型瓶装，使百事可乐销售额巨增，从而赢得了饮料竞争中的胜利。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战略。日本摩斯汉堡店在同麦当劳竞争中采取的就是这一行销战略，麦当劳以广大顾客为消费对象，以服务迅速为其卖点，而摩斯汉堡则以固定的顾客群为消费对象，以殷勤精神照料顾客，以弥补因亲手制作食品而要顾客等候的弱点。不管哪一种定位战略，都要根据市场需要和企业自身特点来决定。实践证明，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不仅要给企业家以恰当定位，而且给商品行销也要作出恰当定位。根据老子的“居善地”的管理原则，只有做好管理者和商品的恰当定位，才能保证企业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将其他六种美德，应用于企业管理，经过新的诠释，对于塑造企业家形象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大巧若拙”
“大巧若拙”出自《老子》第四十五章，“大巧若拙”，也叫“大智若愚”或“大智如愚”。这一命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得道圣人从外表上由于不逞能显智，好像傻子一样，但从本质上他却深藏智谋不露，是世上最聪明最灵巧的人，切不可为圣人外在之愚所掩盖而忘记了他的内在大谋。老子从俗人和圣人比较中，揭示了俗人和圣人在小智上的差别性，指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如婴儿无知无欲，纯粹朴素）；俗人昭昭（各炫聪明，各逞其能），我独若昏（好像昏昧不明）；俗人察察（对各种事物皆能明察窥视），我独闷闷（闷然浑噩）。”[13]这就是老子说的“君子盛德，容貌若愚”[14]的意思。圣人所追求的是大智而不是小智。企业家在管理中，一般说来，明确和果断对于企业的成功，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时候，按照“大智若愚”的原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比明确与果断可能更有价值。当领导批评部下时，含蓄与委婉比直截了当粗暴地教训人效果更好。因为它容易使错者接受批评，有利于缓和紧张关系，减少不必要的防御心理；在激烈冲突的僵局中，有意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可能是一种润滑剂。反之，明确表态，果断处理，只能火上浇油，可能引起爆炸性对抗。有些矛盾和冲突，马上果断处理，快刀斩乱麻，未必奏效。相反，稍等片刻的“冷处理”或者不处理，效果可能更好。企业家的领导艺术，就是要在明确与糊涂、果断与含糊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根据具体隋况，灵活地运用这些有效方法，是检验企业家领导艺术高低的试金石。
“大智若愚”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历史证明，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无论是明君还是贤相，凡能安邦治国者，皆推崇道家的“大智若愚”领导艺术。为人处事，齐家治国，玩弄小聪明者，只能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怪圈。只有遵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管理原则，不耍小聪明，才能成就大事。“大智若愚”的领导艺术，是每一位企业家值得寻味的。
五、“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出自《老子》第四十三章。这一命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教育方法上，“身教重于言教”，“贵行而不贵言”。圣人“行不言之教”[15]，并不一般地反对用语言进行教化，只是强调身教比言教更为有效，实践比空谈更为宝贵。如果只是实施“言教”而不注意身教，只是实行书本教育而忽视社会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违背了天之道“不言而善应”的规律。”[16]所以，按照天地与四时万物“不言而善应（回应）”的原则，在人间，圣人对民众的教化，亦应重身教，重实践。
二是在言教上，强调“希言”重于“多言”。老子指出：“希言自然。”[17]又指出：“悠乎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8]所谓“希言自然”，“希言”即少言、罕言、寡言；“贵言”即不轻易说话、发号施令。珍惜言谈和号令，就是珍惜你的权力和声誉。在公众面前，嗜好讲话，错话难免过多，即使说错一个字，你的声誉，也会在部下心目中一落千丈。所以圣人治天下，要少说话，要少些声教法令，这是出于自然，合乎自然的。圣人为什么要“希言”、“贵言”、“行不言之教”呢？因为在老子看来，“多言数（通速）穷，不如守中”[19]。圣人多说话，多烦琐政令，只能言多必失，加速穷困与败亡，所以不如操守心中清静之道，实施无为的“不言之教”。老子进一步从“希言”与“多言”的比较中，论证了“不言之教”的重要性。1.“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0]。“知”作“智”解，知即智慧之智。意谓最有智慧的人是少说话，不向民众施加烦多政令，来炫耀自己。而喋喋不休，施加政令来炫耀自己就是愚笨之人。少言与多言是区别智者与愚者的重要标准之一。2.“信言不美，美言不信”[21]。意谓诚信之言，出于真心，多尚质朴，故不美；华美之言多尚伪饰，以悦世，故不信。信言因朴真而少言，美言因伪饰而多言。漂亮话说得越多，又无法一一兑现，使自己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陷入“美言不信”的怪圈。3.“善者不辩，辩者不善”[22]。这里所谓“善者不辩”也就是庄子说的“大辩不言”，老子说的“大辩若讷”[23]。即善辩不逞口舌之辩，宛如木讷之人语言迟钝，徒逞口舌之辩者，则不是善辩者。因为辩论之优劣，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即要求字字珠玑，句句掷地有声。
道家提倡“不言之教”，对于塑造现代企业家的人格魅力和使用人才，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企业中，有些领导者热衷于到处演讲他的管理思想和宏伟设想，务虚而不务实。他只是一位空谈家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各领风骚二三年，昙花一现又不见”的流星人物，败就败在空谈而不实干，因为企业的辉煌与成功，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按照“不言之教”的管理原则，要求企业家必须身体力行，力戒空谈，切忌浮夸，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创业。企业家只有少说多干，才能保证企业走向成功。一般来说，企业员工分为“光说不动型”和“沉默实干型”。“光说不动型”员工往往把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用于嘴上工夫。“沉默实干型”的员工，整天不声不响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苦干实干，成绩卓著。如何对待不同类型的员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管理者要对“光说不动型”员工保持一定距离和戒心，如果让这种员工在企业中占上风，不仅内耗严重，工作效率也势必会下降。所以企业家要善于发现“沉默实干型”的员工，并对他们实行奖励。这种奖励，除了金钱物质奖励外，还要从精神上予以关心，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老子的“不言之教”，把重点放在关注和奖励实干家身上，用你的实际行动和榜样力量告诫喋喋不休者，放弃嘴上功夫，埋头苦干，才能有前程。
六、“九征”之说
《庄子·列御寇》篇提出的“九征”说，对于现代企业家如何识别人才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远使之而观其忠”。即派他到远离领导、无人监督的地方去工作，可以判断他是否忠诚于领导，忠诚于企业。君子慎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正确行事，从不胡来，即是忠诚的表现。如放纵自己，将法律、规章和道德置于脑后，即是一种不忠的行为。
（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即安排他在领导身边工作，整天与领导形影不离。一旦与领导混熟，就会无所顾忌，失去敬心，开始对上司和同事轻慢无礼。所以，近使之可以考察他是否对人有尊敬之心。
（三）“烦（繁难）使之而观其能。”在危急时刻，派他去处理棘手难办之事，可以考察他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
（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即突然向他提出问题，考察他的知识是否渊博，反映是否机智。“知”与“不知”，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是难以考察的。
（五）“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即在需要付出较大代价的紧急情况下，与之相约，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会合，是考察他是否恪守信用、是否值得信赖的有效办法。
（六）“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当不与钱财接近时，辩别他是否清廉相当困难，而口头表态是难以分辨的。只有在他掌握财权之后，考察他是贪官还是清官，则是最容易的。
（七）“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即在面对生命危险时刻，派他去赴汤蹈火，才能考验他是否具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节。
（八）“醉之以酒而观其则”。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只有醉酒之后，方可考察他的仪表，考察他能否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能否按照原则、礼义办事。
（九）“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只有让他男女杂居，与异性充分接触，才能考察他是否好色。
“九征”之说，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的惟一标准的务实精神。企业家在考察人才时，既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言取人”，只有“以行取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态度，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七、“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根据“无为而治”的原则，老子把管理者的领导艺术分为四种类型，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24]。在道家看来，第一类管理者，善于按“道”办事，以“道”治国，对民众从不干涉、迫害，使他们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人民好像没有感到他的存在。这是领导者获得的最高奖赏。第二类领导者，是善于按“德”办事，以“德”治人，从不谋私，亦不腐化，给被领导者以实惠，从而受到人们的拥护、爱戴、赞扬。第三类领导者，爱用高压手段，专爱惩罚人，使人们畏惧，但人们并不真心拥护。第四类领导者，既无能又腐败，既淫乱又浅薄，既愚蠢又自负，使人民得不到实惠，还遭受迫害，人民恨之入骨，予以侮辱，驱之而后快。其中第一类领导是“无为型”的，其余三类管理虽有区别，但都属于“有为型”。只有第一类，才是道家追求的“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这种“太上、不知有之”的最佳管理境界，同现代管理科学所说的“象征性管理”、“渐进式管理”有某种相似之处。德国管理学家曼弗雷德·马丁和加比·波尔纳在《重塑管理形象》一书中，把领导风格和管理境界分为“棍棒式”、“家长式”、“权力控制式”、“协作式”、“权威式”、“想像力式”、“全球责任感式”七级。其中“全球责任感式”是最高的管理境界。在他们看来，具有全球责任感的领导大师的活动是渐进的，帮助别人是自己的本分，从不张扬“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所追求的最佳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