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关键时期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4-0071-05
一、“问题”之中有“主义”：第三次大争论的背景及其实质
小平同志曾提出“不争论”的方针，并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我理解小平倡导“不争论”意在争时间，重实践，勿因争论坐失良机，让实践去作结论；“不争论”是在某种条件下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和政策。但从理论上说，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因不同主张引起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围绕着“市场”问题大的争论就有三次。通过争论，使我们在关系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有更明晰的认识、更自觉的行动。当然，中央高层领导、全国重要媒体在“争论”过程中“不介入”，可以保证全国大局平稳，全党行动统一。
在第三次大争论中，涉及“问题”与“主义”的久远话题。80多年前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著名口号，一直受到批判。但我们党在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也曾出了一些偏差，把“主义”当成教条。一些自称马列主义者也喜欢动不动用“主义”作为棍子打人，上纲上线，使得这种语言习惯很不受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重新认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慎谈“主义”，少用“主义”吓人、压人，这是对的。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实际上还是存在对于“主义”和“制度”的选择的。“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P599）果然，这次争论把不少人引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老问题的新思考上来。
引起这次争论的背景是改革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贫富悬殊、困难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官员腐败、国企改革、土地征用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恶化等等。争论的主要不是上述问题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怎么走？
概括起来说，“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打着改革的旗号搞私有化，打着市场化改革搞资本主义，“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上述问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改革的结果；改革搞得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将改变颜色，共产党将面临丧权的危险……。
“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是借反思改革反对改革，借批自由主义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改革还不到位，而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全面快速的增长同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体制上的原因则是政府还没有实现由经济指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争论以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表态告一段落。更为重要的“表态”当然应属于近两三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坚决而有步骤地解决前述矛盾和问题。人们把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视为大争论的总结。但我觉得，“总结”不等于“终结”。认识的分歧是很难在较短时间里消除的，并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如何看待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呢？这里不把争论的双方分成“改革派”与“保守派”，“右派”与“左派”。因为两“派”的人员及其观点是复杂、甚至是多元的，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某一“派”总体上是对的，也不全对。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大政策，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对近年来突现的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比如说，牵扯全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首先就必须承认改革以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是处在贫穷状态下的，那时差距小，但那是平均贫穷，现在大多数城乡居民均已从温饱走进小康。拿住房来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4m[2]增加到20m[2]。必须看到这一最基本的事实，才能不因存在问题而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巨大成就。今天的中国，尽管出现富有的阶层，又出现失地、下岗失业的困难群体，但中间收入阶层在扩大，并将在正确政策的指引下继续扩大。社会发展趋势是“社会中间阶层化”。而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则是改革以前就存在的老问题，只是由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发展的不平衡而更加显现了。环境的恶化则是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也不能完全否认我们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局部性的方向性、涉及“主义”的问题。教育领域的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确有“过度市场化”而损害社会公平原则；国企改革、土地征用中就存在少数人借改革的名义掠夺国有资源的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已经使我国基尼系数高于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了。有人不承认有资产流失，说老百姓懂什么经济学呢？我倒觉得这种人可能由于远离老百姓而根本不懂得穷人经济学了。我们起码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不正视矛盾和问题，不按科学发展观做政策上的某些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就会在“主义”和“制度”上出大问题。我认为，中央这几年在分配政策、三农问题、教育、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土地管理等方面采取的方针、政策、举措，正是以实际行动来不断端正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一系列重要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正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决断和选择。
二、经济问题之上的政治：建设廉洁的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干工程
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表现在经济（钱、财、资源等）上，反映的是政治体制上还存在缺陷；而政治问题这里又集中到权力的正确使用和制约、监督问题上。我们做一具体分析。
第一，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当前牵动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富”的一端有互相勾结的两种人：为官不正—官员中的腐败分子和为富不仁—违法经营暴富者。笼统说，民众“仇官仇富”是不确切的。民众真正痛恨的是上述两种人，而许多“奸商”是以贪官为后台的，以权力的腐败、起码是以有人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为条件的。垄断行业也是有权力的垄断为背景的。贫富悬殊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政治机制上有问题。
第二，土地资源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少了1亿多亩。1990—2003年卖地所得一万多亿元，落到农民手里有多少？政府以国家名义征地，真正有权批地的是少数官员。他们非法批地、违法用地，贱卖国土资源，同房地产商勾结，大肆掠夺土地，亏了国家和农民，肥了自己。据统计，巨富中有一半是经营房地产或与此业相关的。国土资源部检查发现，2004年9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查城市违法用地的少的占60％，多的达90％。[2] 可见，这些城市用地中，多半是违法的。土地管理问题上的官员腐败问题成为引发不少群体冲突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调查表明，在调查的130起群体冲突事件中，有87起（占近70％）是“土地纠纷”造成的“警民冲突”，这里的“警民”冲突说白了就是“官民”冲突。可见，备受关注的“土地问题”的出现的重要诱因就是个别官员利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大发“横财”。
第三，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民众为何看病难、看病贵？突出原因有二：一是医疗“过度市场化”，“新药”大多是“新瓶装旧药”，花样翻新，价格则成几倍、几十倍地上涨。从研制到销售的利益链条上，关键环节是有权批准生产新药者。一个批号，一个“准”字，价值万金。“权力”在这里直接变成“金钱”。二是不仅在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中政府投入少，而且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为干部们所占有。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科院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招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亿元。[3]
第四，经济决策的失误暴露了民主、科学决策的体制和机制的缺失。决策失误最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6000多个开发区70％被撤销了。有的地方干部中肯地指出，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李金华署长的说法是：决策的失误比腐败更可怕。他在一个公开的报告中说，审计署审计了10大中央企业领导干部的经济问题，共查出16亿，但这些企业决策的失误和经营不善损失的竟是145亿！[4] 问题常常出在有的干部权力观、政绩观不正，为了自己加冠进禄，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个别人拍拍脑袋，决策定夺不讲民主，决策怎能“科学”呢？！这是危害最大的滥用权力。
第五，社保、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政府的投入比例小，这使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更显突出，对公共卫生政府的投入在发达国家占70％，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55％以上，我国政府投入的比例在2004年仅占17％。[5]（P226）与此相对应，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开支比例比国外大得多，而且年年猛升。1978年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4％多，2003年增至19％，2005年为24％。2003年日本为2.38％，美国算较高的，为9.9％。[6]
钱用到哪里去了？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出国考察开销太大。有的说这三项共9000亿，有的说6000亿。近日极端报道，2004、2005、2006年仅买公车分别开销为500亿、600亿、700亿（预计）。《瞭望新闻周刊》透露，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7] 三峡工程总共用2039亿。2000亿，足以使全国2亿中低收入的农民经济生活上一个大台阶。现在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约有7500万人。
由此可见，廉政建设在维护社会公正、在实践党的执政为民、在巩固党的执政社会基础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什么这次大争论开始时，有90％的网民支持郎咸平的观点？为什么陈良宇一落马，上海有的市民放鞭炮庆祝？把建设廉洁的政府作为政制改革的主干工程来抓实在是太必要了。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反映的是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问题。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8]（PP407-408）不少学者从这次争论中看到，该是把政制改革提到重要地位的时候了。
三、有序民主基础上的有限集权：在四位一体的体制建设和改革中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由上观之，中国必须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其他的体制建设和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朝民主化方向推进，否则适应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正视和处理好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官民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处于中心地位，处理好这对矛盾、关系，最突出、最重要的就是廉政建设了。
在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最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什么？能否避免这种危险？最大的危险是政治上维护权力垄断，即维护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保护其体制的弊端，经济上效仿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市场模式，即垄断的政治权力+自由市场经济。掌握着权力的某些官员，抵制民主化和提高政治透明度，与奸商相勾结，讲“市场”不讲社会主义，利用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浑水摸鱼，明抢暗偷，掠夺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暴富起来。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不规范，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远不完善，正是垄断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经济二者结合的可乘时机。这种结合的实质是贪官+奸商。
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建设和改革中，当前关键的环节还是政治权力。因此不仅是从现实状况，而且也是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上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最突出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通过政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以便阻遏和逐步削减、消除大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完成这个任务是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这是一场维护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共产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社会基础的斗争，是一场防止苏联剧变在中国以不同形式重演的斗争。
实行垄断的政治权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有某些社会力量和一定的理论氛围的。经济学界的争论实际上已触及这个问题，政治学界的动向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些错误的东西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非唯物史观的东西在一定范围、一定的层次上还在张扬自己。仍然有人自以为是地提出，中国因为批判了“人道主义”才没走苏东剧变的路，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应重新评价斯大林30年代大镇压的问题。这里的重新评价就是给以肯定。
有一件什么东西既能阻挡垄断权力又能阻挡新自由主义呢？这件东西就是既不同于苏联的政治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需要共产党领导的权威，需要中央政府适度的集权，没有这种权威，就无法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全党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没有这种权威，反腐惩恶，维护社会公正都无法进行。但权威与集权只有置于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权力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使这种权威强大有力量。民主又是阻挡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实际又一次确切地证明，新自由主义是同社会主义难以相容的东西，而社会主义有着新自由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广大民众是拥护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的。因此，我的主张是有限集权和有序民主。具体言之：
有限集权：肯定党的领导的权威，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权威必须受到限制。我们改革的方向，是限制斯大林政治体制模式的过度集权。用什么来限制？就是用民主来限制，用法律来限制，用制度来限制，用党务政务的公开性来限制。
有序民主：有领导、有组织的民主，可控制的民主，不是大哄大嗡，不是街头政治，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是既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又要避免动荡和混乱，社会稳定和谐的民主。
就体制的改革而言，笔者认为突出的有几项：
第一，实现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体制上解决政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的状况，杜绝一些政府部门“与民争利”、“自身利益化”现象。要强化和细化各级人大对财政开支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第二，干部任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是关键环节。苏式政治体制弊端之要害是用自上而下的普遍的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这是执政党脱离其执政基础的制度根源。改革的着力点是把“党管干部”原则同民选、民监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各级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要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民主形式得到党外民众的认可，以增强党权的合法性、解决仍然存在的“人民不要党要”的怪现象。
用人失察要根据情节予以追究、查明，同时大力表彰勇于顶住用人不正之风的好干部。
第三，解决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机制问题是一项突出的任务。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主决策就谈不上科学决策。成熟的民主机制本身也是“科学”的内涵之一。脱离广大民众、脱离利益相关者，只靠少数干部和精英决策不能不犯错误。实际表明，少数干部、社会精英还不能完全表达民意、民心、民利，必须酌情加大民众或相关利益群体的代表在各级立法机关、决策机制的比例。在关系公众利益的决策上，特别要警惕有的地方和部门可能出现的贪官+奸商+某些违背科学良心，依附前二者的“知识精英”的决策。
第四，扭转党内不正之风。这已经不是“体制”问题了，但这是体制的软件。党风反映一个党的气质、气数。从严治党就要从严端正党风、政风。现在不良的党风突出表现于：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讲诚信的道德，假、大、空、套话依然有市场，弄虚作假习以为常，其中一些是“上级”搞形式主义逼出来的。二是讲阔气，讲排场，铺张浪费，酒绿灯红，慷国家之慨，花民众的钱不心疼。三是变相地买官卖官，隐蔽地跑官要官，会上也说“执政为民”，孜孜以求的是提级升官，挖空心思的是找靠山，拉帮派，等等。要把干部的作风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要从制度、法规、守则和纪律上切实逐步消除这些污浊习气。端正党风也要重在落实，重在执行、监督，重在依靠民众，重在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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