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业资金配置分析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业论文,研究报告论文,中国论文,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研究报告通过对中国国有银行财务报表数据多角度分析，借鉴发达国家银行业已有的资金配置评估系统和管理方法，对中国公有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配置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我国，银行业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监控是一个渐进和完善的过程，需要理论研究部门和实际操作部门长期共同探索。希望我们所做的努力能对促进我国银行业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起到有益的作用。
一、中国四大专业银行、交通银行与美国大商业银行资金配置比较分析
本部分通过将中国四大专业银行（下面简称中国专行），中国交通银行（下面简称中国交行）与美国大商业银行（下面简称美行）在资金配置方面的比较，来考察和分析中美银行在银行流动性（清偿力）、稳定性和资产负债组合结构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因。由于条件制约，我们省略了资产质量指标的分析。
流动性（清偿力）指标反映银行满足客户提存、支付、清算和正常贷款需求的能力。这类指标包括资产流动性比例，负债流动性比例和资产负债对比稳定性比例三个方面。
（一）资产流动性比较
资产流动性比例主要反映银行资产的即时支付能力和变现能力。对资产流动性分析如下：
1、现金资产比例
现金资产比例也称一线准备比例或备付金比例。现金资产由银行库存现金、在中央银行存款和存放同业活期存款构成。我国由于存放同业未划分活期和定期，故此项未做计算。在现金资产/ 总资产比例指标值上，反映出中国交行最高，美行其次，中国专行最低。若用现金资产/总存款来衡量，则中国交行最高，美行与中国专行比较接近。从直观上比较来看，中国专行较低的现金资产/ 总资产值是由于资金来源结构差异所致，中国专行的资产运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专项基金，而存款比重较小。
美行和中国交行的资金来源结构中存款比重很大，因此，分别相对于总存款和总资产来计算，中国专行的现金资产比例会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觉。在现代银行管理理论中，备付金比率是以存款还是以总资产作为分母，反映了银行对流动性不同层次的追求目标。以总存款作为分母的计算方法，认为对流动性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存款，用我国银行家的话来说，“保开门，保清算”，而以总资产作为分母的计算方法，是更为全面的流动性追求，它认为流动性压力不仅来自于存款，还来自于其他负债甚至贷款等资金运用。（报告在后面部分，将对这一点进一步分析。）以总资产为分母的中国专行备付金率，显示出较稳定的3.5 %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以总存款为分母的中国专行备付金率显示出较大波动，两年间的波幅高达3.5%左右。
无论以哪一种现金资产比例衡量，中国交行的备付金比例都是最高的，但这并不反映交行的自愿性备付金比率。除了交行自身因素，如资金来源中存款比重高、存款结构中以企业活期存款为主、自身无联行系统等外，这里还有资金运用限制方面的原因，如信贷规模和拆出限制等。我们认为中国交行的高备付率带有明显的外部环境强迫性特征，这使交行经营的机会成本压力很大。
2、流动资产比例
流动资产包括现金资产和高品质短期资产。从数值上看，中国交行与美行接近，而中国专行很低。由于现金资产部分前面已分析，故这里着重考察高品质短期资产比例。
高品质短期资产也称二线准备，在美行由同业拆出、回购协议下证券购买、一年期证券投资和存放同业定期存款构成。在我国由同业拆出、购买债券和存放同业三项所构成，由于存放同业无法区分活期和定期存款，故将全部存放同业项目计入。
数据表明：（1）在同业拆出率中，中国交行的值最高， 美行与中国专行差异不大。而一年期证券投资中，美行则明显高于中国专行和交行。很明显，中美银行在短期资产结构上的差异主要在于美行的一年期证券投资的比重大大高于中国的银行业，况且中国银行业是以全部持有证券来计算。
（2）同业拆出率中，中国专行在1993年为4.41%， 超出美国的3.27%，而交行竟达到了9.13%。我国当时的同业拆借市场异常活跃，许多银行利用拆出资金来绕过种种金融限制，赚取高额利润。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金融管制中有许多方面需重新调整，同时，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经营意识的提高。
（3）在一年期证券投资指标中，中国的银行均大大低于美行， 中国银行业只能按规定购买国库券和其他金融债券，这些证券利率低且固定，证券难以流通和转让，银行购买的积极性不高。中国银行业的低证券持有率，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市场准入对银行的限制。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中，银行如何利用金融市场来调整资产结构和流动性状况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负债流动性比较
负债流动性考察银行从负债渠道主动筹集资金来维护流动性的能力。易变负债是计量负债流动性的核心概念，易变负债主要指银行按照可承受价格（利率）在市场上主动购入的资金。美国银行计算易变负债的口径是大额存单、同业拆入、回购协议下的证券出售、同业存放定期存款以及向中央银行借款等。在计算我国银行易变负债时，我们确定由大额存单、同业拆入和向人民银行临时性借款这三项构成。同业存放款由于统计时缺项而没有计入。
负债流动性的主要指标如表2所列三项指标。
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易变负债比例值的看法差距较大。一般而言，较高的比例值说明银行利用货币市场活跃，但比例值太高，说明银行资金来源中对利率敏感的不稳定负债太多，资金成本压力大，银行进一步利用货币市场筹措资金的能力受限，即银行流动性下降。
从表1～2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专行还是交行，易变负债比例值和易变负债依存度指标值都大大低于美行的值，甚至我们认为已经过分活跃的拆借行为表现在拆入比例上也很低。但这并不表明中国银行业的负债流动性状况较好，而是说明中国银行业对货币市场的利用并不充分，资金的灵活运筹还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一方面我国银行的融资工具和方式比较单一，另一方面国家对银行主动运用货币市场限制较多，如CDs的发行、回购协议、拆入资金等都有严格限制， 这些都阻碍了银行进行流动性调节。如何建立活而有序的货币市场是我国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一个现实问题。
表1 中、美银行资产流动性比较 单位（%）
比例名称年份
美行
中国专行
中国交行
(1)现金资产/总资产 1991
6.43 3.62 8.19
1993
5.97 3.06 8.52
(2)现金资产/总存款 1991
8.60 10.88 12.31
1993
8.08 7.56 13.98
(3)高品质短期资产/总资产1991
11.553.92 8.12
1993
11.446.78 11.60
(4)流动资产/总资产 1991
17.987.54 16.31
(4)=(1)+(3) 1993
17.359.85 20.12
(5)同业拆出/总资产 1991
3.47 2.61 7.42
1993
3.27 4.41 9.13
(6)一年期证券投资/总资产1991
1.77 0.83 0.45
1993
2.02 0.99 1.35
①中国四大专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全行的数据，根据各总行上报人民银行总行调统司的统计报表得出，中国分类地区银行的数据，采取比例分层抽样统计法，根据1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专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共68家一级分行的上报统计报表计算得出。作为参照标准的美国商业银行的数据，从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查委员会公布的《统一银行绩效报告》中获取，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从《统一银行绩效报告》中选择了序号为01的同类组的数据，这一组别的银行均为资产规模100 亿美元以上，并有众多分支机构的大银行，以便使中美银行比较建立在尽可能同质的基础上。
表2 中、美银行负债流动性比较 单位（%）
（三）稳定性比较
稳定性比例指标反映银行资金配置的稳健程度，许多国家在传统习惯上将这类指标归入流动性指标体系。在流动性管理的资产管理时代，银行强调资产与负债在期限上的高度对称配置，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对称，中长期贷款与中长期存款对称，通过资产的到期，自动地为到期的负债提供流动性补偿。随着货币市场的高度发展，高度对称的管理思想已显落伍，银行可随时在货币市场上变现资产和购入资金。因此，这类指标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转变为从对资产与负债总体架构的考察来检测银行业务扩张的稳健程度。
1、流动比例
从流动比例来看，不仅中国交行高于美行，而且中国专行也高于美行，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已可以了解到，这项指标值并不表明中国银行业流动比例指标值优于美国银行业。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计算易变负债时缺项，造成分母缩小，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对银行准入货币市场的限制和我国货币市场的发育还不够成熟，银行主动负债不充分，使得我国银行的这项指标值较高。
2、存贷比例和核心存款支撑度
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国有银行贷款业务扩张的基础是否牢靠，银行自身是否具有足够吸存能力和足够吸收稳定性存款的能力来支撑业务拓展。核心存款是指银行利用网点设置和自身服务而吸收的存款。在统计口径上，美国商业银行包括活期存款、NOW帐户、ATS帐户、MMDA帐户等支票帐户、储蓄存款以及小额定期存款之和。对我国银行，我们设计口径为企业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和除大额可转让存单外的单位定期存款之和。表3中数据表明，中国专行的存贷比大大高于美行， 它反映出中国专行支撑贷款业务扩张的存款基础是比较脆弱的。形成中国专行如此高的存贷比有许多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表3 中、美银行稳定性比较单位（%）
第一，一个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期，一般会出现“超借超贷”的状况，即企业的发展靠向银行高借贷推动，而商业银行贷款靠向中央银行的高借款率来支撑，这对于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我国经济体制长期实行计划模式，经济单位重视的是自身的规模和产值，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投资需求和贷款需求严重的“饥渴症”，长期以来，形成贷款的扩张远远快于存款增长的压力。
第三，目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但企业破产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为了维持亏损企业的生存和盈利企业的生产，银行只能不断向几乎所有的企业发放贷款，导致我国专业银行贷款的低周转率和高存量的状况。
第四，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没有明确分离，来自地方、中央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较多，银行无法自主控制贷款的规模和投向。
比较中国交行与美行的指标值，可以看出，中国交行的存贷比例和核心存款支撑度等与美行比较接近。这说明，中国交行的经营原则基本上是按照商业银行的标准来实施，其贷款业务有足够的、稳定的存款来源作为基础。
中国专行如此高的存贷比能否说明中国专行的贷款基础已经脆弱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呢？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从表中可看出，中国专行的贷款基础有两大部分组成，即自有存款和向中央银行的年度性借款，后一部分比较特殊，我们专门进行分析。
3、向中央银行借款比例
这一比例反映了在一定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下，银行机构在业务中对中央银行资金的依赖程度。这里，中国银行业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是指年度借款，利率较低，且有计划保障，相当稳定。
数据表明，中国专行向中央银行长期借款占总来源的比例，91年为近20%，93年为约15%，其值大大超过了中国交行和美行的5 %左右的水平。中国专行对中央银行如此高的依赖性有其经济背景：
（1）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往往伴随着资金的高投入。 长期以来，我国注重经济增长。在国民收入水平很低情况下，如果主要凭借社会存款来支撑银行贷款业务，促进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多年来是靠国家增加信贷投入来支撑经济的增长。
（2）我国企业体制长期以来是国有国营，利税上缴， 企业的投入靠国家投资和贷款，自有流动资金很少，自身无自有发展余力，形成企业对银行负债很强的依赖性。
（3）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银行筹资渠道少， 而且限制较多。
（4 ）我国信贷体制中的“倒逼机制”也是迫使中央银行向各银行超计划发放再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各银行有意无意地把资金用于效益好的项目上，而把很强政策性业务这个“硬缺口”留给中央银行。由于这些缺口往往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中央银行迫于各级政府和稳定大局的压力不得不追加再贷款。
中国专行对中央银行的高借款率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性特征，是一个高速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情况。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已开始从计划性的数量扩张型模式向市场性的效益型模式转化，国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因此，我国银行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不宜再主要靠中央银行的信用来支撑，而应逐步消除高存贷比的失衡状况。
4、银行资产增长率
这一比例是说明银行业务扩张是否稳健和安全的辅助指标，对这项指标的分析，还要结合核心存款比例、易变负债比例以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等指标。
表中数据表明，中国交行与中国专行的资产增长率远远高于美行。
银行的资产扩张是否稳定、健康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成熟程度的相关性很大。
美国的经济已趋成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平稳，银行之间竞争相对来讲比较充分，业务市场分割也趋向稳定，整个美行正处于稳定成熟期，所以美国商业银行资产增长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基本吻合。
在我国，无论是中国交行，还是专行的资产扩张速度都很高，据我们的另一项测算，从1990年以来，中国各专行的资产增长率年平均高达20%以上。中国银行业资产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在于：（1 ）中国专行的扩张速度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率是相吻合的。中国经济的“超借超贷”使中国专行的资产高速扩张成为必然。（2）中国专行从成立起， 就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市场的分割是通过行政划分而不是通过竞争形成的，银行高资产增长率反映竞争在银行体系中还不成熟。（3 ）我国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货币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银行信用在经济各个方面的扩大性渗透。
经济高速增长会带来银行的高速增长，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不足以说明银行扩张的基础是否牢靠和安全。为此还要结合核心存款比例和易变负债比例来分析。如果核心存款和易变负债比例是稳定的，那么银行高资产增长率的基础是稳定和安全的，如果高资产增长率伴随着核心存款比例的下降和易变负债的上升则银行扩张的基础不稳定。
从中国交行来看，易变负债比例有所下降，这说明中国交行的资产增长的基础是比较稳定的。从1991年到1993年，中国专行的核心存款比例和易变负债比例基本上变化不大，银行的高速资产扩展没有以资金配置恶化为代价，尽管这两项比例值大大低于美行，但与前面分析一致，中国专行的资产业务有许多是政府政策性贷款和委托贷款，而资金来源是由中央银行年度性再贷款和专项基金保障，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国专行资产高增长的基础不稳定的结论。
二、中国五大银行资金配置比较分析
本部分通过比较中国五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以下分别简称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之间的资金配置状况，来考察各行之间的差异程度和形成的原因。
在比较分析中，我们以四大专业银行的平均值作为参照来说明五大专业银行各自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必须说明，由于建行与其它专业银行在总贷款与总资产的统计口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影响了指标的可比性，因此对于以总贷款或总资产作为分母的比例指标，我们用工行，农行和中行三家专业银行的平均值代替四大专业银行的平均值，力求客观地分析中国的银行间的差异情况。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列示五大银行指标值波动值域时，建行的有关指标值不在列示范围。
这一部分将从资产流动性、负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对比稳定性方面对我国银行之间的资金配置状况进行分析。
（一）我国银行间资产流动性比较
1、现金资产比例
（1）从表4中数据可看出，现金资产比率若用存款作分母来衡量，我国专业银行平均备付金率为7.56%-10.98%，波动值域为5.25%-15.02%极差为9.77%，若用总资产作为分母，平均备付率为3.06%-3.62%，波动值域为2.65%-8.52%，极差为5.87%。
（2）无论用哪一种标准衡量，交行的现金资产比例都最高， 其主要原因是：（a）交行的存款结构中企业存款比重最高，达60%， 不稳定性强，这对备付金的压力大；（b）交行网点和汇路相对较少， 系统内清算无联行往来，多采用相互存款方式，备付金相对要求多；（c ）交行存款增长速度快于信贷规模增长，资金闲置状况比较突出。
（3）在专业银行中，中国银行的现金资产比例值最高， 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中行是传统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大量的外汇结售汇业务对人民币产生备付金需求；第二，部分分行的外汇买卖或结算采取与中行总行和外汇交易中心平仓的方式，时间差较长，迫使中行保持较高备付；第三，企业活期存款比重较高，达存款总额55%以上；第四，在资金来源中，中行向人行借款比重最高，向人行高借款所形成的资金运用同样产生备付金需求。
（4）各行备付金比例从1991 年至1993 年有一个大的下降， 若把1991年视为稳定的情况，而把1993年视为银行比较活跃，资金充分进行盈利性运用、稳定性相对下降的情况，则可把1991年视为相对正常备付率状态，把1993年备付率视为偏紧状态。
2、流动资产比例
流动资产为现金资产与高品质短期资产之和。表1-6中数据表明流动资产比例值为交行最高，在专业银行中则工行最高，上升最为迅速的是中行。由于现金资产已分析过，我们着重分析高品质短期资产：
（1）我国银行可投资的证券种类少，期限长，流动性差， 所以证券投资/总资产这一比例在各行都很低， 它们只反映银行被动购买国债的现状，而不反映银行主动调整资金配置的结果。
（2）在现有资料中， 高品质短期资产（二线准备）比例在行间的差异主要由同业拆出比例来反映。同业拆出比例最高为交行，在专业银行中工行最高，说明工行和交行利用拆借市场活跃。
（3 ）同业拆出比例若用人总行规定的口径（总存款—备付金—存款准备金—联行占款）为分母， 我国专业银行同业拆出平均比例为13.43%-13.97%，波动值域为5.34%-26.83%，值域极差为21.49%。若用总资产为分母，同业拆出平均比例为2.61%-4.41%，波动值域为0.70%-9.13%，值域极差为8.43%。与人行规定口径计算的拆出比例极限值8%相比，五大银行两年中共10个数据中有7个高于高限标准，尤其是交行、工行和建行的拆出比例都曾高达20%以上。
（二）负债流动性比例
在分析负债流动性时，易变负债是核心概念。我们计算易变负债的构成是大额可转让存单、同业拆入和向人行临时借款。在我国，银行对大额存单和向人行借款的自主性很低，所以主要考察同业拆入比例。
第一，同业拆入比例若用人总行规定的指标（同业拆入／总存款）为计算基础，我国专业银行同业拆入平均水平为6.5%左右， 波动值域为2.13%-18.29%，值域极差为16.16%。若用总资产为计算基础，我国专业银行同业拆入平均比例为3%左右，波动值域为0.46%-7.12 %，值域极差为6.66%。与人行规定口径计算的拆入比例极限值4 %相比，五大银行两年中共10个数据有一半超过极限值规定。
第二，我国专业银行的易变负债比例平均值为10.5%，其中最多是工行，其值接近20%，也就是说工行资金来源中有近1/5是易变负债。易变负债比例值最低的是中行，仅为4%。
第三，由于易变负债的构成主体是同业拆入，我们再分析同业拆入指标。无论用哪一种指标衡量，工行同业拆入比例值均为最高，若用人总行口径计算，工行同业拆入比率在91年和93年分别高达13.28%和18.29%，远远超出4%的极限标准。结合资产流动性指标中同业拆出比例，我们可以看出工行无论拆入和拆出比例均列我国银行之冠。这说明工行在货币市场上资金大进大出，最为活跃。
工行在短期资金市场上十分活跃的行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工行自身在努力调整资金配置失衡状况，积极利用货币市场来安排头寸，配合调整资金结构的进行。第二种可能是，工行资金存量沉淀状况严重，因此工行对短期货币市场的利用主要基于盈利动机，而对自身资金结构调整并没有太大变化。对这些可能性的判断，还要分析资金结构指标的变化。
表4 中国五大银行资产流动性比较 单位（%）
表5 中国五大银行负债流动性比较单位（%）
表6 中国五大银行稳定性比较 单位（%）
（三）稳定性比较
在银行间比较中，我们仅选择了意义比较大的存贷比、核心存款贷款比、向中央银行借款比例以及资产增长率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以重点说明我国银行间差异。
1、存货比例和核心存款贷款比例
（1）从存量来看， 我国各银行存贷比和核心存款贷款比比例都相当高，四大专业银行存贷比例平均值在1991年和1993年分别为143.45%和123.54%，均大大超过75%的规定极限值。这说明了四大专业银行在传统体制下，贷款可以长期独立于存款而增长，在资金来源上对中央银行有极强的依赖性。
（2）在存贷比例值上，中行和农行最高。中行在1991年曾高达214.14%，农行为132.18%，这与两家银行承担较多政策性业务有关。 中国银行的业务集中于外贸企业，农业银行是重点扶植农业，外贸和农业都是国有产业重点倾斜的行业，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给予了较多的信贷政策支持。参考向中央银行借款比例指标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在1991年和1993年，中行向人行借款的比例分别高达29.02%和26.03%，农行为17.44%和18.33%，占资金来源的1/5甚至1/4 强，这在所有银行中为最高，体现了较强的中央银行信贷政策倾斜。
（3）在五大银行中，交行的存贷比最接近人总行的规定极值， 1993年为76.65%，这与交通银行成立晚、机制新、包袱轻不无关系， 同时也是交行一直按商业银行经营原则运作的结果。
（4）从1991年到1993年， 四大专业银行存款比例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平均存贷比从143.30%下降到123.54%，下降幅度为13.82%， 年平均下降约7%。这一方面体现中央银行实施紧缩货币， 控制信贷总规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专业银行正在努力调整资金配置结构，纠正失衡的状况。但客观来讲，除了中国银行外，我国专业银行调整资金失衡状况并不理想，存贷比例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
2、我们对向中央银行借款比例指标单独进行分析， 是因为这一指标十分重要，能说明我国经济体制和银行体制运行特征。
从这一项比例来看，中行和农行获得的向中央银行借款比例最高，特别是中行，占其资金来源的近30%，工行这一比例稳定在13%左右，而建行和交行最低，该比例仅占其资金来源的6%左右。 从个别性来分析，在专业银行中，中行和建行情况比较特殊，中行人民币业务起步晚，中央银行提供大量再贷款不仅是出于对外贸银行的政策性倾斜，也是对中行人民币业务长期受限的补偿。建行的资金来源长期以来带有财政性质，大量贷款属于财政和各级政府部门委托贷款，资金来源是由委托方提供专项贷款基金来保障，故中央银行在再贷款上对建行支持不大。我国银行的业务高速扩张与中央银行再贷款支持密切相关，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即经济高速增长由银行贷款支持，而银行贷款又由中央银行再贷款支持。
从趋势上来看，银行业务扩张对中央银行借款的高依赖状况得到缓解，全国银行该项指标的平均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中行下降的幅度最大。
3、资产增长率
我国银行资产增长率很高，1993年资产增长率最高的为交行，达55.51%，最低为建行，为16.95%。对于交行的高资产增长率可以用其成立时间短，规模基数小来解释，但四大专业银行在1993年平均资产增长率达到23.57%，其中中行甚至达到31.26%，这表明中国银行业仍处在高速增长期，市场竞争并不充分。银行资产高增长率本身并不说明银行是否稳健经营，前面已分析过，中国经济目前仍属数量扩张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银行资产的高增长，但我们从其他指标对比上来看，工行、农行和建行的贷存比例和贷款/核心存款比例下降幅度不大，资金配置失衡的状况没有太大改变，而且工行和建行的易变负债比例高且呈上升趋势，工行和农行的核心存款占比甚至在下滑。
因此，从指标上来看，工行、农行和建行在行为上仍偏重于资产规模的数量扩张，而对自身资金结构合理调整的力度不够，稳健自律的经营意识还有待加强。这里我们高度注意到中国银行的发展调整态势。尽管中国银行是政策性很强的专业银行，而且人民币业务短腿，调整资金结构困难较大，但从1991年到1993年，中国银行总行在资产扩张速度很快的同时，还注意把重心放在调整内部资金结构，存贷比例、贷款/ 核心存款比例、以及核心存款/总资产指标值的改善十分明显， 调整幅度最大，资金配置的稳定性明显提高。这说明我国专业银行通过自身努力来调整现有资金配置状况的潜力很大。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基金项目“中国公有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监控运行模式”研究报告之一，武汉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资金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共同承担此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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