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转嫁与“国际贸易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选择困境：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还是提高本国的要素禀赋，通过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选择前者，短期可以带来贸易收入的增加和就业扩张的收益，但给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的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或者说是悲剧性的。如中国著名的“世界牛仔裤之都”，广东省新塘镇的牛仔裤出口行业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该污染会毒害神经、使内分泌紊乱，并导致癌变等悲剧的发生。①而诸如内蒙古稀土等资源类出口行业对水土和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国际环保组织报告②中揭示的中国贸易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多为“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类)行业，这些行业的生产大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势必造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潜力的下降。
问题是，发生于中国的国际贸易“悲剧”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换言之，比较优势战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怎样的负面效应？更进一步地，应如何避免国际贸易“悲剧”现象的发生，使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的静态收益，并认为这一收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无质的差别，因而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特定效应。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1955)和贫困化增长说(Bhagwati，1958)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条件方面的福利损失，而没有考虑贸易增长的动态效应。以奥蒂(Auty，1993，1998，2007)为首的“资源诅咒”说，③用大量数据表明了基于比较优势出口自然资源等初级品的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比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更慢。环境竞次(race to the bottom)说以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为主题讨论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巴格瓦蒂(Bhagwati，1993)，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和Krueger，1995)认为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短期内是消极的，长期内则是积极的。科普兰和泰勒(Copeland和Taylor，1994)指出自由贸易导致高污染行业不断从发达国家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PHH)；埃斯蒂和格瑞丁(Esty和Geradin，1997)认为发展中国家为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降低环境标准导致了“环境竞次”。上述假说和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悲剧”的某些现象和成因，但是没有建立模型和分析框架，因而未能系统性地阐释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悲剧”的内在机制。因此，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与其政府追求数量增长的策略，使出口企业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偏离社会的成本与收益，造成社会福利恶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化出种种“国际贸易悲剧”的现象。
本文的贡献体现为四个方面：1、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解释发展中国家贸易损失的分析框架——成本转嫁模型；2、基于模型分析，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贸易悲剧”有其内在必然性；3、本文将两要素区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首次将一国要素禀赋水平定义为拥有高级要素的相对程度，并根据模型分析指出一国的要素禀赋水平与贸易损失大小之间的负相关性；4、利用成本转嫁模型为“国际贸易悲剧”提供了逻辑一致的解释，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国际贸易悲剧”、实现比较优势战略转型提供了参照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节创建成本转嫁模型；第三节利用成本转嫁模型分析“国际贸易悲剧”的形成机制；第四节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成本转嫁模型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既面临着刺激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压力，又承受着要素禀赋相近国家瓜分市场的国际压力。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的同质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优的关键是降低成本和价格；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产品则是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国际竞争力体现于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的垄断优势，而非成本与价格优势。因而，发展中国家之间将围绕价格展开异常激烈的贸易竞争，由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决定的这种价格竞争将迫使企业努力挤压成本。
(一)基本假定
我们考虑一个两要素、两国家、关于出口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
1、两种要素为初级要素(L)和高级要素(H)。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要素禀赋指的是一国拥有某种要素的相对数量，没有考虑要素在质上的差异。而实际上，不同的要素存在质的差别，比如简单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它们的生产力具有很大差别。因而拥有更多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国家比拥有更多简单劳动力的国家具备更大的生产潜力和竞争力。本文沿用波特(1990)的定义，将生产要素区分为初级要素与高级要素。初级要素指自然资源、气候、简单劳动力等一国天然拥有的生产要素，其产出需要较少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高级要素指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其产出依靠后天的长期积累和投资才能获得。较之初级要素，高级要素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基于这种理解和定义，本文中要素禀赋指的是一国拥有高级要素的相对数量。
2、两个国家为同是初级要素充裕的发展中国家1和国家2，其要素禀赋完全相同；两国将围绕价格展开异常激烈的贸易竞争。
3、贸易模式遵循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家1和国家2都出口初级要素密集型产品。
4、两国出口行业都只有一个企业，分别为企业1和企业2，其生产函数完全相同。并假定生产量就是出口量，则世界贸易规模是两个企业的出口量加总。任一企业的出口扩张都将影响国际价格。
5、假设国家1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并受数量增长目标驱动，强调通过扩大出口刺激就业和产出。这时，国家1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可能偏离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政府的目标是出口和贸易收入最大化，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此，政府可能通过公开或隐性措施，鼓励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出口，推动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占优。公开的措施如税收减免、补贴和出口退税等，隐性的措施包括放松劳工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等措施。后一策略将激励出口企业向社会转嫁成本，以降低私人成本。转嫁成本的方式可能是：压低劳动者工资；购置低质量的设备；提供简陋的工作环境和低标准的职工福利；提高劳动强度；雇佣童工；购买价廉低质、甚至伪劣的原材料或零配件；缩减治污减排投入；减少培训；减少研发投入；压低管理者工资等。
(二)模型设立
企业1出口规模扩大而企业2的出口规模减小，意味着成本转嫁使企业1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就是企业成本转嫁的收益。从福利来看，转嫁前企业参与贸易的福利(
)即其生产者剩余为：
(3)式与(4)式的符号表明，当企业1转嫁、企业2不转嫁时，企业1受益而企业2受损。反过来，如果企业2转嫁、企业1不转嫁，结果则相反，企业2将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企业1被瓜分走一部分市场，福利受损。在这样的国际价格竞争条件下，企业必然选择转嫁成本。由此有命题1。
命题1：在初级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中，成本转嫁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最优选择。
可见，社会福利损失与转嫁率始终正相关：即ф越大，成本转嫁率ψ越高，社会损失越大。由此得到推论3：
推论3：成本转嫁必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转嫁率越高，社会福利损失越大。
三、成本转嫁与“国际贸易悲剧”
上述成本转嫁模型表明，在初级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出口企业有选择成本转嫁的激励以在国际价格竞争中占优，这是企业成本转嫁的内在因素；而命题1中的推论1和推论2表明，成本转嫁有助于政府实现就业和外汇收入目标，这说明，虽然企业的目标是获得利润而不是关注于就业和创汇，但客观上迎合了政府目标。这一分析结果表明了成本转嫁得以实现的外在(政府)因素。根据推论3成本转嫁模型得出的重要结论，企业成本转嫁必然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并与转嫁率正相关。这样就可得知“国际贸易悲剧”发生的内在原因及概念的内涵表达：发展中国家初级要素密集型的国际分工地位与企业追求利润和政府追求数量增长的策略选择，使出口企业的私人成本与收益会不断地偏离社会的成本与收益，造成社会福利恶化，成本转嫁率越高，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当社会福利损失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贸易悲剧”。据此可知，成本转嫁与“国际贸易悲剧”成正相关关系，即成本转嫁率越高，“国际贸易悲剧”的后果就越严重，对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潜力的破坏力越大。这就是下面所要分析的发展中国家基于成本转嫁为代价进行国际贸易时的社会福利损失(或贸易损失)。
(一)成本转嫁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命题2：成本转嫁加剧了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通常缺乏价格弹性，出口品价格下降对出口规模扩张的作用有限，所以，贸易条件加剧恶化将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陷入“增量不增利”的国际贸易贫困化状态，这是成本转嫁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主要表现之一。
同时，由于
，根据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出口品价格下降会使出口行业密集使用的劳动力的实际收入降低。当成本转嫁采取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作环境和福利标准等形式时，还会使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恶化。这样，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就业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却陷入实际收入长期低下、生活质量恶化的贫困化状态。因此，国际贸易损失的表现之二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日趋贫困化。
(二)成本转嫁与出口和就业的放大效应
根据命题1中的推论1，成本转嫁带来了出口和就业的扩张效应。对于出口行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成本转嫁带来出口扩张的一种理想结果是，随着产出扩张，在一定水平上出现了规模效应。比如由于学习效应、大规模采购压低进货价格等因素的影响，类似于技术发明或原材料价格突然下降等外生冲击，企业的边际成本大幅度下降，其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实质性提高。
给定一定的规模效应，转嫁率越高，企业1的出口扩张效应越大，对企业2的挤出效应越大；就业扩张效应也越显著。因此有命题3。
命题3：存在规模效应时，成本转嫁具有出口和就业的放大效应。
不失一般性，自然资源、简单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充裕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前因生产力低下，存在资源闲置，比如自然资源、土地、矿藏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被束缚在农业中，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下岗工人及大量农民工构成了庞大的待业群体，造成廉价劳动力冗余，这就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奠定了基础。成本转嫁放大了初级要素密集型产业的扩张效应后，使发展中国家大量闲置的初级要素得以利用，推动了充裕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出口扩张型增长会导致出口大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与命题2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叠加，其结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贫困化。这是社会福利损失的表现之三。
推论1：成本转嫁的出口放大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贫困化。
推论2：成本转嫁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出口规模和就业的不稳定性。
就是说，出口行业的就业规模越大，外需下降带来的失业现象越严重。这就出现了贸易损失的表现之四，发展中国家简单劳动力的就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就业的不稳定程度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水平密切相关。一国的要素禀赋水平决定了其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特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要素禀赋越高，其出口产品越是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制成品。一般来说，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品，因替代产品多，其需求弹性越大；而要素禀赋越低的国家，其出口产品越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引言中所提的牛仔裤、内衣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在进口国消费者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类似必需品(不考虑品牌和时装因素)，所以对其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在需求函数中，参数b反映了需求曲线的弹性。将(6)式对b求导，得到：
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单一、主要出口品出口规模及收入的不稳定性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一旦外国需求萎缩，就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失衡，给其货币体系造成压力，严重时引发货币危机。比如上世纪末，被誉为“亚洲五小虎”之一的泰国，依靠电子产品和来料加工产品等出口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出口产品比较单一。在1996年，当美国等国家对电子产品需求骤减致使泰国出口额急剧下降之后，贸易收支严重恶化动摇了泰铢稳定的基础，结果在外力冲击之下爆发了货币危机，后加剧至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之悲剧性后果。因此，社会福利损失的表现之五为，发展中国家货币体系的高度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由于出口规模的放大效应，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大量出口对贸易对象国的国内生产及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容易招致贸易对象国的不满与报复，即加大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这是贸易损失的第六个表现，即，频发的贸易摩擦和日益升级的贸易壁垒大大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环境。
(三)成本转嫁与高级要素的挤出效应
当成本转嫁采取压低管理者工资、减少培训和研发投入的形式时，将对发展中国家高级要素的价格及其积累产生影响。成本转嫁后，出口行业以更多的劳动力替代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使得国家1对高级要素的需求下降，从而压低高级要素的价格，降低高级要素的就业规模。如果高级要素是人力资本，企业可能降低其工资水平到一个底线水平(比如
)，在这一更低的工资水平下，对高级要素的供给进一步降低。可见，成本转嫁带来了初级要素对高级要素的挤出，导致高级要素供给及就业的减少。
命题4：成本转嫁造成高级要素挤出效应。
高级要素挤出效应的表现之一是，由于前景不看好，大量潜在的高素质人力资本流向发达国家，造成人才的“离心效应”，使得高级要素原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要素进一步短缺，损害了其产业升级的能力。高级要素挤出效应的表现之二是民间缺乏技术创新机制。企业出于成本压力减少研发投入，通过无需技术投入的加工生产或简单的仿制赚取低廉利润，满足于低端市场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故而，民间技术创新机制难以形成。高级要素被挤出的表现之三是教育程度降低。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扩张增加了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低素质的劳动者可能放弃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可见，高级要素的积累和升级受到限制，导致了社会福利损失的第七个表现，即，高级要素的挤出效应，导致高级要素趋于贫困化。
一方面是高级要素的缺失和积累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初级要素的供给不断扩张，致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升级受到抑制，形成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悲剧化演进，作为贸易损失的第八个表现，其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
高级要素的流失和缺失使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体系不仅薄弱、而且与生产体系基本处于脱节状态，产品开发能力低，少有自主产品，多是低技术的仿制产品。技术上受制于发达国家，产品价值链上利润最高的部分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结果必然使发展中国家产品和产业陷入路径依赖或“制度锁定”，导致产业结构长期低下，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生产和低端制造业、或者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上，即为贸易损失的表现之九，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受阻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贫困化。
(四)成本转嫁与资源和环境恶化效应
高污染出口行业和资源类出口行业成本转嫁的方式通常是减少安全生产设施和治污减排的投入，无视资源的保护性利用。成本向社会转嫁带来的福利损失如图1中的阴影面积2。根据命题1的推论3，产出和出口规模越大，环境破坏和资源破坏性开采的程度越大。中国稀土出口的后果颇为典型。长期以来，以低价策略出口的中国稀土产品在国际上占据95％以上市场份额，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稀土主要产区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生存质量严重恶化。当各高污染和资源类产品的主要产区为了“营造成本优势”而竞相放宽环境标准时，就会带来环境标准的“向底线竞争”，使环境标准降至最底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后继无力而陷入“资源诅咒”的悲剧，即贸易损失的第十个表现，这是高污染类和资源类行业成本转嫁造成的巨大福利损失。
综上分析，由于成本转嫁带来的社会福利(贸易)损失，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上述种种“国际贸易悲剧”现象，同时，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被锁定在低水平上，限制了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在追求数量增长的国内目标驱动下、在初级要素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与价格竞争这一国际竞争模式下，企业进行成本转嫁是其最优选择；(2)成本转嫁模型表明，成本转嫁具有出口和就业扩张效应，但代价是社会福利损失。福利损失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国际贸易悲剧”；(3)“国际贸易悲剧”的发生与一国的要素禀赋有关，越是要素禀赋低的国家，成本转嫁带来的贸易损失越大，同时阻碍产业升级，错失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最佳时点，出现低要素禀赋结构的锁定效应；(4)由于出口和就业扩张效应和外汇收入是政府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之所以进行成本转嫁，除了企业追逐利润的内在因素外，其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目标选择。
(二)政策建议
由前文分析可知，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选择困境是：贸易收益和经济扩张最大化还是社会福利和长期发展最大化？追求贸易收益，如采取放宽规制等隐性措施不可避免会扩大成本转嫁和福利损失，加剧“国际贸易悲剧”；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会发生“国际贸易悲剧”，但是贸易收益低，无法获得更大程度的经济扩张和积累。二者之间的一个均衡是：追求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收益和经济积累，在获得“第一桶金”(必要的初始积累)之后，转而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避免“国际贸易悲剧”现象的发生，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具体建议如下：
1、确立福利损失目标，促进成本转嫁与社会福利的均衡选择
企业成本转嫁对一国总福利的影响包括企业福利的变化和社会福利的变化。考虑到贸易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均衡，政府可以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福利恶化水平，而一个福利损失水平对应一个最优转嫁水平。当企业成本转嫁率高于这一水平时，社会福利即突破了既定的底线，这时，政府需要改变目标，以制度的形式限制成本转嫁，推行改善社会福利的战略。
2、培育规模效应，减弱出口就业扩张与贸易损失二者之间的共生性
成本转嫁模型表明，出口和就业的扩张与贸易损失是相伴而生的。当成本转嫁带来规模效应时，在每一个转嫁水平下，都会带来出口和就业的更大扩张。换言之，对于一个给定的出口扩张水平，规模效应意味着只需要实行较小幅度的成本转嫁，就可以达到同样的出口和就业扩张效应，此时，对于更低的转嫁率，社会福利损失会更小。因此，规模效应可以在更低的社会损失下实现给定的出口和就业扩张目标。可见，规模效应的存在减弱了出口、就业效应与贸易损失之间的共生性。所以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时，政府应尽可能培育出口行业，使其实现规模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损失，政府可以采取培训补贴、研发和技术补贴等措施激励企业降低成本以促进产品升级，这样的措施与策略，可以取代成本转嫁方式，达到利用规模效应控制社会福利损失的目标。
3、建立促进要素禀赋升级的制度是避免“国际贸易悲剧”的根本策略
尽管成本转嫁造成福利损失，但毕竟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产品的优势即在于价格，所以压低价格、增强竞争力是其必然选择。前文分析表明，成本转嫁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贫困化演进，因此，成本转嫁与要素禀赋结构低下陷入了恶性循环。这时，需要政府通过外力，如以政策或制度安排的形式来促进要素禀赋的升级、进而提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避免成本转嫁和“国际贸易悲剧”的最根本策略。
感谢《经济科学》编委会和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②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时尚污染——两个中国纺织专业镇环境调查》报告(2010年11月30日)显示，中国著名的“牛仔裤镇”新塘和“内衣镇”谷饶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经检测，两地部分地表水和底泥样本含有“环境激素”、重金属超标。这些重金属，会毒害神经、使内分泌系统紊乱，还会导致不同器官出现癌变等悲剧现象的发生。这一由纺织业污染带来的悲剧现象也仅仅是中国133个“纺织专业群”污染的一个缩影。
③系列研究包括Sachs和Warner(1995，1999，2001)、Gylfason(2001)、Atkinson和Hamilton(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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