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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第8期发表了胡键先生“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一文，读后引起进一步思考。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性战略课题。远的不说，如果从时殷弘先生于1995年提出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算起，①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国际角色问题的理论关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且相关研究逐步得以深化。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而学术上的深入探索也远远没有完结。国际角色的确定既取决于客观条件，也与主观选择紧密相关。②同时这也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到战略实施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适当的角色定位能够积极因应和充分利用各种客观条件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如果从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以及战略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尤其应该注重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三方面因素对角色选择的根本影响，进而理清角色定位的逻辑线索。
一、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是决定国际角色的基本依据
国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据来自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演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首要地位”的获得和巩固是以其超强实力作为基础的，而幅员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在国际事务甚至地区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也有些国家较小，由于具有特殊禀赋而使其重要性得到提升，但这种提升毕竟不能无限制放大。③
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尤其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④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抱负。如果再考虑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引起的各种连带效应，更可以看到中国的实力已得到迅速提高，发展的潜力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并受到世界日益增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中国积极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来，⑤在世界范围尤其是亚太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长期直线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中国远非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还面临着所谓“崛起困境”。⑥因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保持了比较积极但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那就是邓小平反复告诫的“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阵，不引火烧身，不将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独立积极作用”。⑦
关于中国未来的崛起前景，有学者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精辟的分析。感觉欠缺的是，许多作品对崛起前景的展望和过程的分析往往显得过于乐观，研究中过多采用的是比较线性的分析方法，缺少更严谨的结构性分析。战略思考需要立足于消除威胁并寻求达成目的的有效途径。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中国未来乐观的前景，但是现代化的困难并不仅仅是中国前进过程中的伴随品，而是稍微松懈就随时可能酿成严重后果的危机，其中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GDP总量比重将达到22%，高于美国所占比重(2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属于中等发达国家。”⑧不论这种分析是否过于乐观，在笔者看来，前景固然光明也需要理想的支持，但过程也许更重要，对于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危机，对于可能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我们有足够的警觉并做好充分预防和应对的准备了吗？
关于“崛起困境”，它与“安全困境”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相互防范和相互对抗的关系，而“崛起困境”是在此基础上崛起国家在扩展体系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较大的安全压力。⑨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⑩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盛行，至今仍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也在于此。
中国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向现有国际体系及其秩序挑战。实际上，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当然，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许多人进一步体会到国际秩序并不是中性的，它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时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禀赋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很深的疑虑，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台独”势力的猖獗，都与一些国家的对华遏制政策紧密相关。而且，它们将在较长时期继续困扰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仅仅注重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政策约束还远远不够，它仅仅是“崛起困境”的直观表象。在笔者看来，当前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扩张与聚集的逻辑所带来的影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深刻，它对后发国家具有无形的却是持久的惯性制约。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新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惯性在加强，并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更具基础性。
在国际体系发展的特定阶段，主要力量的分布与对比关系会维持相对固定的态势，如果没有大的战争，这种基本态势难以动摇。在体系演变中，存在维持其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后起国家要冲破原有体系结构的限制而进入先进行列具有很大难度。有人也许看到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迅速变化，即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大国力量的消长，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资本扩张和聚集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际格局的历史惯性。(11)在世界范围资源有限、发展机会有限的条件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可能拥有一样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个多世纪以来，还不曾有过后进大国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如果能够突破历史惯性的束缚实现现代化，必然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创举，但目前没有任何条件允许我们低估这一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艰难与困苦，中国在较长时期里都将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这个角度，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将长期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中国与外部世界适应和调整彼此的关系，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对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证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就不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就难免会陷入更加落后被动的境地；而向现有秩序挑战往往却收效甚微，甚至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完全做体系的追随者以求跻身强国之列，或脱离现阶段国际体系的现实而追求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12)对实现中国的崛起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当前资本扩张逻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利益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倾斜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在总体上趋于强化。没有自主的体制和社会创新，现有世界体系不可能自动为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现代化的空间。(13)
二、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角色确定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据源于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被动地接受某种宿命。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机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调整战略和政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否则只能相信上天或神灵的安排，而今天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仅仅是命运安排而已。
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国家角色定位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14)持续40余年的美苏冷战对抗固然有权力争夺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怀疑和敌对政策的循环刺激也是重要的动因，并使局面逐渐恶化。在失去法西斯这一过去必须共同面对的威胁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主导了美苏两国关系。(15)随后一些事情的发展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等，它们对冷战最后的结局绝非无足轻重。
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只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仅仅从这些要素入手不能圆满解释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与此同时，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集团的政治压力等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6)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必然是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17)
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而积极的参与和冒进而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但是，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米尔斯海默说：“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18)“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19)这实际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20)没有看到国际条件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的进化。事实上，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
二战结束后，依据以往经验，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认识仍然主要限于权力争夺，几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战的出现。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惨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敢于和外部强权抗争，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后来由于对环境的变化没有作出准确反应，中国脱离了世界潮流，过于强调斗争，一段时期甚至把国家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相比较而言，今天的国际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了，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出比较极端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诸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之所以难以绝迹，一个原因是有人习惯于按某种预定逻辑对国际政治做出简单图画式解释，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崛起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没有比较完备的事实经验作为分析依据。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对战略研究提出的强劲挑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经常遇到的困难，即“理论和经验工作的联系比较松散”(21)。当然，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掩盖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当落后和质量低下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显示出竞争与协调的总体平衡，中美关系虽然多次出现反复，但并没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做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22)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美欧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评论有所增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一个比较积极务实的定位。另外还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散发巨大的能量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共识’成为世界争先效仿的发展模式，务实、主动的外交姿态获得认可。中国运用‘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消除其他国家的顾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23)
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可能在短时期改变，要想达到预定战略目标，应防止与强权进行正面的直接对抗和碰撞，不应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一般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努力。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条件拓展机遇，是中国国家角色定位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应避免逞一时之勇，赌国家之命运情况的出现。
然而，强调国家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并不代表对待强权要一味示好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乞求不来的。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并不意味处处被动、处处防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曾有过霸权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压制所有的真理和正义，何况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实践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战略资产。中国要推进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越来越依赖强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而且需要必备的战略威慑力，甚至具备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24)
国家间互动固然重要，但不能将其绝对化。在根本上，只有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历程不可逆转，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应该重视外部因素，但也不能为其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不应蜕变为依附于他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敏感而反应过度。“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此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辱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做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25)
三、国际角色应适应世界政治的特征演变
这一问题属于第二个问题的延伸，由于世界政治特征演变对角色定位具有特殊意义，这里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中国要想在21世纪里有较大作为，就决不应该仅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向，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换言之，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26)。
从目前情况看，对中国角色定位已经产生影响的世界政治特征演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国际体系对作为个体的国家的影响逐步强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都应适应世界整体性带来的约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以求获取自身的利益。世界整体性增强，必然削弱大国的特殊性。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惟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并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27)未来世界很难按照某个国家或某种势力所设计的方向去发展演变，即使采用极端手段或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在约瑟夫·奈看来，信息革命构成更加微妙的挑战，它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控制的性质，也正在改变软实力的作用，“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会容易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优势加以解决”。(28)奈进而认为：如果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独奏，而是乐队指挥，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更长久一些。(29)这对于目前的美国如此，对于未来更加现代化的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要争取的不应该是领导者或者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随着经济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30)。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31)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以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特定国家于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的不懈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
第二，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关系时，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要在诸多领域取得平衡。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博弈中获得；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领域，而是需要在日益众多的领域实现，并越来越难以忽视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介入和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多样化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距离曾经给国家提供过保护，而全球化正在缩小这种距离”(32)。
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将给世界的未来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33)。今天的战略谋划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不得不承认，要为“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34)。所以这必然迫使每个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地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时间里，复杂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的相对平稳，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但也没有失去控制；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却又保持总体平衡。
中国的对外战略努力必须具有认识复杂和运用复杂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自然要求。一方面，复杂性给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威胁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动荡，对角色进行简单的或极端的定位将是不适当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达成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角色定位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适当的弹性，为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条件。
在实力迅速增长和正在崛起的条件下探讨中国角色定位问题，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35)吉尔平也曾说过，“在根本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36)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世界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权力政治的逻辑，每当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崛起或衰落时，都会带来体系的剧烈震荡，甚至发生大规模战争。直到今天这种逻辑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当时的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然而，世界毕竟在不断变化，国际体系不是简单循环，而是进化的系统。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国际体系的演化进程发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显也促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历史证明，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探索中国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过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局限。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特征将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而增强。过去这种非零和性表现为二战后法德和解及由此推动的西欧联合，也表现为冷战没有升级为热战而是以非战争方式结束等重大事变和连锁反应，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未来国际关系进化的空间也许更大，国家也将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一点连吉尔平也承认：“尽管总受到限制，但选择永远存在。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些选择是什么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过程可以出现并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进程。”(37)
四、简短的归结
角色定位是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属于战略哲学范畴。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既为这一过程提供战略支持，最后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和检验。
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战略的哲学思考至少应着眼于解决以下重大战略难题：第一，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大国难以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国际体系惯性对中国崛起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尽快认识、适应和充分运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种种局限，推动对外关系平衡协调的发展；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这些问题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
尽管实力增长较快，但是中国在较长时期里仍将处于弱势地位，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国尤其缺少结构性资源，亦即在体系中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并受到惯性制约，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相对有限。由此决定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在国际体系中，中国角色的选择似应定位为做一个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这个当前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在未来较长时期里，这种选择的依据都将存在。
另外，多维的世界需要用多维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在总体上保持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角色的同时，还应使角色具有必备的适应能力和必要的灵活性。对于具体问题和在具体领域，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和条件有所区别，采取不尽相同的姿态和处置方式，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同的手段和途径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对待外部强权也是一样，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及时适度后退。
当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如此精炼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点：“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8)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大大不同于那个时候了，但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创新，用更宽阔的胸襟走向世界。若如此，中国的未来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都将不可限量。
注释：
①较早的相关探讨可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王在邦：“世界领导者地位交替的历史反思”，《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杨铮：“世界政治进程的周期性规律与中国的机遇”，《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唐永胜：“国际政治长周期规律在当代的演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②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21-24、52页。
③如阿塞拜疆面积仅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多万，但它的地缘战略价值却十分突出：位于里海西岸，北面是俄罗斯，南面是伊朗，是西方通向里海、中亚的必经之地，绵延1700多公里的巴杰石油管线正是以阿塞拜疆的巴库为其起点，经格鲁吉亚到达土耳其的杰伊汉。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热津斯基曾非常形象地比喻道：阿塞拜疆就像装满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财富的大瓶子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俄罗斯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果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一条独立的、由不穿过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的石油管道同西方市场联结在一起的阿塞拜疆还将提供一条重要通道，使经济发达的石油消费国能进入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然而即便如此，阿目前仍摆脱不了美俄等大国的争夺与渗透。
④国际地位分析是确立国际角色的基础，甚至其本身就是确立角色的重要内容。有关中国国际地位的分析可参考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唐永胜：“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BasicBooks,1997,Pp.151-193.
⑤有关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分析可参见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⑥参见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第三章。
⑦顾德欣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3页。
⑧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⑨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第28-29页。
⑩［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黄贤全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11)相关分析可参考唐永胜：“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背后”，《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2期；“八国集团背后的历史惯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
(12)比如，有学者就主张中国应紧跟全球化进程，促进民主的世界秩序（喻希来、吴紫臣：“世界秩序和大国的历史选择”，《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应以“天下”作为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以世界责任为己任思考天下秩序（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根据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经济、政治结构分析，笔者初步研究的结果是富裕人口最多能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若如此，则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必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14)亚历山大·温特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国际进程中的核心成分，国家理性可以通过国家在国际进程的互动活动中被解构、被改变、被重新定义。但是笔者以为，温特的理论有些过度重视认知或共有知识的作用，认知因素在一些时候发挥重要作用，但毕竟是物质条件为认知提供基础。
(15)甚至，在国家间战略互动中，由于判断和决策失误也可使国家间关系向某个特定方向发展。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列举了许多由于错误知觉引发的冲突和战争。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16)有关国内因素对大战略的作用可参见Richard Rosecrance & Arthur Stein eds.,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e Strateg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17)［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等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8)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 Company,2001,p.401.
(19)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402.
(20)借用胡键的用语，就是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的“固化”。参见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52页。
(21)［美］巴里·艾肯格林：“牙齿卫生与核战争：国际关系的经济学视角”，彼德·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19页。
(22)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页。
(23)Bal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Summer 2006.
(24)郭树勇认为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崛起得益于中国人民的正义革命和合法性战争，进一步崛起需要加强对战争合法性和合法性战争的认识。郭树勇：“试论战争合法性与中国崛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国际体系与中国软力量》，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24-47页。
(25)资中筠：“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人民的长远福祉”，《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4期。
(26)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第50页。
(27)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pp.209-210.
(28)［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29)［美］约瑟夫·奈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181-182页。
(30)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21)时殷弘在对中国外交哲学的进一步分析中，仍主张中国应成为一个“搭车者”，但同时指出这种搭车主要是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主要表现为在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多方面进步。
(32)［美］约瑟夫·奈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80页。
(3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1期。
(34)［美］保罗·肯尼迪编，时殷弘、李庆四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
(35)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第3、6页。
(36)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28.
(37)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228.
(38)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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