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欧阳剑锋[1]2002年在《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重点考察了二十世纪叁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主要思想和理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对比早期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提出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观点。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是中国经济思想在二十世纪叁四十年代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分支。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几千年中,经济思想常常表现为政治谏疏的副产品,散见于其他各种文化资料之中,到二十世纪叁四十年代,一部分接受过系统西方经济理论学习的中国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工业化的理论和主张有了空前的发展。 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叁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及文章基本框架。 第一章论述了中国学者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叁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人口压力沉重,失业严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贸易逆差和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经济命脉大多数为列强所掌握,也还存在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在近百年来与列强摩擦和斗争中,大多数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经济侵略比武力侵占更可怕,只有国家经济力的增强,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之道。因此,有关经济发展理论,为中国经济思想家所主张。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培养出了一批熟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从理论准备上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 第二章论述了二十世纪叁四十年代中国学者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工业化理论、工农业关系理论、对外贸易理论、计划化思想四个方面综合概述了当时众多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总体上概述中国学者经济发展理论之后,重点分析了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主要体现在他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本文从七个方面概述了该书的主要理论:1、科学、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内涵;2、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理论;3、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4、工业化的开始、程序、阶段和速度;5、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动;6、工业化进程中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7、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理论。在概述这些理论的同时,结合早期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论述了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 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第叁章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出现、早期发展和演进做了一个基本考察之后,把张培刚工业化理论与刘易斯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学者的农业观与舒尔茨农业观进行了比较研究。

余希田[2]2017年在《张培刚史观的视域》文中研究说明张培刚先生是从湖北山村走出来的世界经济学家,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是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张培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理论专着。该书众采西方经济学之理论方法,将中国作为典型范例,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要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成一家之言,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回顾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渊源,对先生影响最深的当属熊彼特。无论是“创新理论”中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亦或是方法论上重视经济学说和方法的发展史的研究相结合,均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有所体现。而熊彼特对马克思的倍加推崇,更是直接影响了张培刚。张培刚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入剖析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将遇到的问题,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拓宽了研究视域,多角度、多维度地研究农业工业化问题,一举奠定《农业与工业化》的哲学理论高度。当然,张培刚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是值得吾辈认真学习和借鉴的。全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释有关张培刚先生的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张培刚先生的生平及思想发展历程,从中展现出不同阶段的经历对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第叁部分主要探究了《农业与工业化》的经济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主要从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深入解读张培刚的农业工业化思想,彰显了张培刚学术思想的理论高度。第五部分则主要围绕张培刚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情怀,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借鉴的地方。

杨宏伟[3]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研究》文中提出论文从工业化的定义入手,对国内外工业化理论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梳理,考察了工业化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廓清了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探寻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必然性和特殊性。论文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业化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形成了内涵丰富、视角独特的工业化理论。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创立了经典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这一模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当然,也存在曲解与偏离。论文以改革开放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七个阶段考察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工业化道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后从消费需求导向下的工业化转型到提出并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开创过程,在继承与创新、扬弃与超越中开创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工业化理论。论文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进行了思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总结了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对如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中国化作了几点思考。

李姣[4]2015年在《发展经济学“史前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包括重商主义、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在内的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思想是发展经济学的一段“史前史”。在国家间生产率非对称的条件下,它们所强调的关税保护塑造优势产业、政府整合要素、社会系统协调的工业化思想道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真谛。其历史借鉴在于:发展经济学要坚持“发展主权在我”的基本法则,避免陷入选择性遗忘、盲从主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同时,发展经济学应借助历史方法深入研究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的思想、政策与实践体系,在受到主流排斥的非主流经济学乃至更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叁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对其经济史及指导其发展的经济思想分别进行了考察。英国作为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背后的助推器当为重商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及政策。重商主义者强调要以有利于制造业的方法来管理对外贸易,重视货币转化为“资本”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并以发展优势制造业为核心,统摄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系统协同政策,从而推动组织、社会、国家与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如果依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定义来审视上述被修正的重商主义核心主张,我们不难发现重商主义容含了丰富的发展内涵,当视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源头。指导了德国工业化进程的李斯特非常重视重商主义的贡献,并称其为“工业主义”,在吸收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以发展阶段论、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工业化为核心,国家干预和幼稚产业保护论为支撑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勾勒出一幅全方位的发展蓝图,使德国成功完成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转型。如果说重商主义还是零散的经济发展思想,那么李斯特理论化的成果使得他堪称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李斯特思想深受美国学派奠基人汉密尔顿影响,又因对以保护主义为特色经济思想的宣传而被称为第一代美国学派。而后第二代第叁代美国学派强调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提出“生产率立国”基本国策,推进美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美国学派生产率立国理论可以看做是对李斯特生产力概念的提炼和量化分析,发展成为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具有动态性的经济发展理论。增加从重商主义到李斯特再到美国学派这段一脉相承的“史前史”后,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演化框架,再来对发展经济学现进行反思,会发现无论是存在争议的政策,还是不同学派之争,其对发展中国家适用与否都不再是绝对的,这一方面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要结合发展中国家文化政治等因素,在开放的系统下动态的分析确定真正适用一国发展的理论及政策。具体政策上应合理利用国家力量,无论是在对外关系方面还是内部环境改善方面都应在强政府的基础上,适时调整政府干预范围,而非一成不变。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改善过程中,则应当避免简单与狭隘的经济(物质)和单一要素决定论,而应将发展主题与一国广泛的社会转型乃至历史文化传统紧密地结合起来。

王园园[5]2012年在《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路径大不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中国工业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依据中国的国情,在对工业化战略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本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把握了工业化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找到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本文通过研究党的叁代领导人的工业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突显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工业化发展史上的地位;通过系统梳理党的叁代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进程,揭示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和实践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业化过程中的创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的工业化走过了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演绎着中国共产党叁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立足点是世界工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情,因此,其思想与实践的各个方面,贯穿着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的主要特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工业化的探索,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工业化的探索,找准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正确方位,为实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拓宽了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工业化的探索,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实现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奋斗目标找到了新的发展模式。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工业化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业化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生动体现了工业化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的一种创新成果。

易仲芳[6]2013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研究表明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叁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叁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叁、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叁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叁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王力[7]2013年在《农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上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是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有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问题,加大了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推进及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难度。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特有的“叁农”问题日益突出、产业结构及城乡结构转型滞后等。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需求不足问题。在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特殊的现实经济状况决定了解决中国社会需求不足的突破口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即解决“叁农”问题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突破口。中国“叁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对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低估和忽略,因而有必要对农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重新的、完整的审视和衡量,同时这也是论文写作的目的。论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理论上,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在经验上对此做了考察。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增长,以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为表征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然后论文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农业对经济增长中的各种贡献做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相应地进行了理论上的拓展,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之后,论文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及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贡献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同时,论文又从中国农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中国农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间的经济效益的相互影响关系上多角度、全面地度量了农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随着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以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所表示的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其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所显示的那样小,也不像其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呈下降的趋势显示的那样下降,至少在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上没有其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以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所表征的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的作用,这种直接的作用并不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全部,除此之外,农业部门还通过与各产业部门间深层次的、间接的关联关系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间接的作用。而这种间接的作用在长期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主角,因而以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所表征的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对农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真实的作用产生了低估,由此造成中国对农业部门发展的忽视。另外,实证分析显示,在7个产业部门中,中国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包括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联系最为紧密,但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带动作用小于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带动作用,其他产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也呈现出此特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农业部门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农业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尤其与工业部门间没有形成良好的、顺畅的反作用机制,从而导致中国农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间的发展差距的拉大,使农业部门成为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并最终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稳定、快速、健康的增长。因此,疏通好中国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反向的作用渠道,从而加强中国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带动作用是充分发挥农业部门与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相互带动作用、保障中国农业与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平衡发展,从而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根本。

范卫青[8]2012年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演进》文中指出工业化作为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性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各个国家(地区)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重要动力,更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是中国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可追随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工业化的内涵和实现路径是不相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很长的时期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支撑,社会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导致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立足国情,立足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创新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一条与传统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相区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十八再次论述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把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结合起来,这是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加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本文综合运用经济理论和历史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了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的演变历程,分析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后从消费需求引导的工业化转型到提出并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开创过程,在继承与创新、扬弃与超越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处理好的几大关系。第一章“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文献综述”,主要是围绕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就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国外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就工业化的道路选择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研究焦点集中于党的领导人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经济学方法阐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以及分析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对比。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理论则从以制度创新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形成不同的理论。第二章“工业化道路的国际比较”,主要是通过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比较分析从中归纳出各国工业化演进呈现的规律性。各国工业化演进呈现的规律性主要有:(1)无论各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如何曲折,产业结构中轻、重工业之间都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2)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基础工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既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又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力量;(3)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在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方面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都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各企业对平均利润率的追求过程中,不断协调、完善了社会经济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第叁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变迁(1949—1978)”,主要分析了1949—1978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程与特征,并从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客观地评价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变(1978-)”,主要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分成叁个时期来看: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78—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92—2002年);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总结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阐述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特点。第五章“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注意的几个关系”,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工业化经验及充分把握新型工业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应该着重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包括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等等。

钟祥财[9]2003年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文中指出从文化发展的视角考察 ,2 0世纪 2 0至 4 0年代的立国之争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工业化思想由理想目标转变为现实政策选择的起点 ,是广义工业化概念 (即包括农业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工业化 )孕育和成熟的母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即以此为平台 ,经过中国学者对当时国际上最新经济学理论的吸收和创新 ,用规范的语言系统表述出来的。探寻立国之争到发展经济学的联系轨迹 ,可以使人们获得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有益启示

高岳峰[10]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后,中共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也是给学术理论界提出的新课题。“叁农”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鲜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导论部分通过系统扫描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试图大致勾勒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轮廓,初步阐发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第一章侧重于文本的角度,试图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过时的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工业时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合作劳动是保障社员权利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城乡对立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经济、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等,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二是列宁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列宁在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想、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中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发展理论。叁是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来解决苏联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偏差,对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站在历史的新地平线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没有过时,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向具体实践的转换的艰辛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章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加强农村教育等构想。六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思想中得到启示。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在继承毛泽东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从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农村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农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及其社会主义农业所有制结构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江泽民针对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要从政治高度重视“叁农”问题、要从市场机制入手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建设理论。胡锦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采用“多予、少取、放活”等等思想,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农村发展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列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等方面。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跨越,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我国新型农民培育起步较晚,必须总结、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有益经验。我国与巴西、印度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越南、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国情使得这些国家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培育新型农民,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主体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农村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农业学历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丰厚的土壤。第四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角度,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等,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同,土地规模经营是美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技术创新则在以色列农业现代化中起支配作用,韩国则主要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现代化的。通过研究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从中抽取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因子,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家农业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五章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角度,探讨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叁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须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六章(结语)对全文做出小结,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参照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关系;要处理好彰显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要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促进工业发展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农业国工业化理论[D]. 欧阳剑锋.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2]. 张培刚史观的视域[D]. 余希田.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3].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研究[D]. 杨宏伟. 兰州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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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D]. 王力. 辽宁大学. 2013

[8].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演进[D]. 范卫青. 武汉大学. 2012

[9].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J]. 钟祥财. 社会科学. 2003

[10]. 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高岳峰.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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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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