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到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
保罗·雷克斯塔德
内容提要 ｜ 近年来，呼吁“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层出不穷。但是，民主究竟是什么以及民主为什么重要？本文通过考察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演变，尤其是考察早期马克思的激进民主概念，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主，认为马克思对民主化的追求成为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的核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置于其参与者的集体自我治理或自我统治之下。这种对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诉求的思考，将为社会主义民主和当代激进政治提供借鉴和思考。
近年来，我们发现呼吁“民主”的人越来越多，在熟悉的改革派和自由团体，甚至更为激进的团体中都大有人在。从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广场运动到罗贾瓦建立民主邦联主义等运动和组织中，都可以看到民主的激进诉求。这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民主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是否内在地依赖于国家和国格？如果可能的话，它又如何可以被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进而指导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呢？本文主要通过解读马克思在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时期如何演变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尽管那时他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现代国家），试图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增强对民主的思考。追求民主仍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的核心，① 读者想必已经了解，由于实际的原因，今天谈论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这并不罕见。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遵循这个惯例。 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置于其参与者的集体自我治理或自我统治之中。我们将看到的是，这一普遍愿景，即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等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充分的言论、新闻、结社和信仰自由得以实现。这样，就取代了资本主义和国家，克服了异化，实现了人的自由，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可以重构并使用这个民主概念，而不需要在任何重要意义上强调早年马克思优于晚年马克思。再次提起该民主概念并不要求我们一定拒绝接受晚年马克思的任何观点，比如他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以及经济学思想等等。然而，这确实意味着我们不能以这个 “民主”概念来理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后期马克思思想也许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我们还应当注意，要将其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的批判区分开来。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已逐渐与现代代议制国家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随着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客的流行。正因为这一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许多人批判了“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本质上指的就是扩大了（未必是普遍的）选举权的代议制国家结构。根据本文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概念，这些可以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民主”。
一、早期马克思反异化意义上的民主
在人们的印象中，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前，马克思本质上是一名只关注法律、政体和国家问题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者。然而，从马克思的早期信件、博士论文以及早期新闻工作中，我们找到大量证据来支持我们对这一印象进行一种更激进的修订。事实上，在成为社会主义者前，马克思似乎大体上赞同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所谓的“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学说。激进启蒙这一传统包括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及其他受弗兰西斯•冯•登•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和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著作影响的思想家。该传统的核心思想包括物质一元论和无神论，主张民主或民主共和主义，主张自由和平等，主张言论、新闻、信仰、结社的充分自由，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事实上，在早期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几乎包含上述所有要素的主张，其中一些要素会在下一节中讨论到。当然，马克思并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观点。他对民主的看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斯宾诺莎著作的研读，但是通过对经济民主化的考虑，他超越了激进的启蒙运动所倡导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他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前。然而，相比传统解读，激进启蒙思想对早期马克思的影响，为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框架，因为传统解读主要甚至只强调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不是说其他的思想流派，例如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以及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关的一些理念，没有对早期的马克思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很大影响的。笔者在文中只是强调，为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需要认识到激进启蒙运动思想的作用。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是如何用“异化”（alienation）来批判新兴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人类自由发展的？他又如何将民主作为针对这种不自由状态的一种解决办法的？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种可以为当代激进政治带来启迪的激进的民主概念。
2.2 操纵手柄(杆)转动灵敏，转向离合器转向自如，发动机油门操纵机构应轻便，并能准确控制发动机转速。（2）各间隙调整正确。如秧针与导轨插口侧面的标准间隙为1.3～1.7 mm，秧针和苗箱侧面的标准间隙为1.5～2.5 mm。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商星这颗火红的亮星，其视觉特征及运行规律，是殷人判断生活中用火活动是否适宜的时间参照。正是由于商星的此一重要作用，使得殷人将其作为主祀崇拜的对象，用以命名本族部落，进而沿用以为国号，以至国土分野。
④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234.
但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此。对于早期马克思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或市民社会）也被异化了。这种对经济异化的分析使早期的马克思与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标志着他在继承激进启蒙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重要的发展。早期的马克思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客观本质割裂开来，把其当作纯粹的外在和物质的东西”，因此也就“不把人的内容看作其真实存在”。① ①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148. 对于人的“内容”，马克思指的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日常社会过程，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但就现实政治而言，不会更多于此。就人类生活的主要构成来说，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特别是经济生产的过程，是构成人类真正的“内容”或“客观本质”的东西。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会曲解这一点。重要的是，马克思进一步写道：
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目前，家电线下市场占整体比重依然较高，因为对于家用电器，尤其是传统大家电，线下市场依然是消费者极为重要的购买渠道。所以，实现线上线下相互赋能、并驾齐驱的零售全渠道发展模式，将有助于带动厨卫行业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②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220.
⑤ Marx and Engels Gesamtausgabe, I, 3, p. 22. 另外，马克思早年从事新闻工作时也始终是以这种方式使用该术语。6 Marx and Engels Gesamtausgabe, I, 1, pp. 153, 156, and 276-277.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异化同时为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提供了批判方式一样，民主也同时为二者的异化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根据早期马克思的观点，民主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谈到国家（der Staat）民主化问题时，将拉丁语的“公共事务”（res publica）译为“国家”（der Staat），而“der Staat”的意思是公共事物或公共事务。那么，在“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中马克思是如何定义“国家”的呢？他写道：“国家就是‘一般事务’，‘一般国家事务’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④ 这样一来，他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区分了“政治国家”这一概念。这一点的进一步佐证在于，1842 年早期，马克思对卢格（Ruge）抱怨道，他没有为他计划中的对黑格尔的批判找到一个关于“res publica”的恰当的德语翻译。
本文对有源相控阵天线接收链路等效噪声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推导出等效噪声计算公式，该计算方法中每个T/R通道的增益、噪声系数等技术指标都分别作用于最终结果，适用于任意变化的有源相控阵天线。该方法推导出的等效噪声计算公式已经在仿真及雷达系统中获得了实际应用，该公式有助于精确计算有源相控阵天线接收系统的性能。
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早期的马克思认为人不仅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下被异化，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是如此。这有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将经济领域从政治或任何其他有意识的且集体的支配中脱离出来，在对经济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讨论或决定时，相关参与者都被排除在外。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使个体间相互分离——破坏了任何集体性赋权的形式，而且使个体关系降低到这样一种程度，个体把他者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这意味着人成为“异己势力的玩物”。③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p. 220.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受任何意识与集体组织的支配，且使个体处于不受他们掌控的社会现存权力和命令的支配之下，这就使被其支配的人们处于异化状态。这是早期马克思的民主观念超越了任何纯粹的民主共和主义的原因之一。民主共和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持续分离，因而异化的经济制度就能持续存在。
正是将对民主的这种追求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对今天的我们才有意义，对最近兴起的要求民主”和“民主化”并反对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激进运动才有意义。早期马克思的民主概念为民主”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解释，使其具有一种连贯的、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当青年马克思后来不再在其原来的意义上讨论“民主”时，那是因为对他来说民主所指的正是他想取代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那种社会。当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不再需要这个不太具体的术语去描述未来的蓝图，因此他放弃了这个概念——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的。当然，他仍在谈论和写作与民主相关的话题，只是民主不再像在他早期著作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而这么做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①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187.
马克思补充道：“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一种政治制度。”②因此，民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人的角度出发，把国家变成客观化的人”，使人类成为社会进程中“有且仅有”的主体。
③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87.See also Davi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 London: Penguin,1970, p. 150.
马克思在“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中提出的民主观，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早年阅读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一书，这一民主观尤其关注社会成员真正参与社会的讨论和决定。这反过来又要求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经济和政治决定，都要置于参与者的整体管理之下。马克思写道：
传统的装配式住宅施工技术需要大量的作业工人对原材料进行现场加工，费时费力，而混凝土装配式住宅施工技术不需要作业工人进行现场加工，因而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因为采用预制构件，所以避免了作业工人现场作业时的危险，提高了作业的安全系数，有效地降低了对作业工人的医药费的支付。传统的技术所需工序复杂，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作业人员进行现场掌控，而现在采用的技术简单易行，简化了很多工序，更利于操作，因此也避免出现多种错误，不用重新返工，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在工期内完成工程，还减少了因为操作不当而返工的成本。以前对原材料进行现场加工时需要各种机械设备的配合，在各种应用机械设备上的支出不容小觑。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各自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在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Doctrine of the State）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民主最广泛的讨论。在这里，马克思将现代社会弊病批判性地诊断为异化，并将民主作为治疗方案。虽然早期社会也处于异化状态，但现代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分裂为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领域，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一过程始于君主专制，完成于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完成了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过程”。①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146.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p.147-148. 这个过程将（法律上承认和政治上实行的）封建等级制转变为（缺乏法律上承认或政治上实行的）社会阶级。对马克思而言，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就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被政治行为原子化这一现象，是由于个体存在其中的“共同体即市民社会已经和国家相分离。”①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146.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p.147-148. 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中，个体是虚幻主权的幻想成员，在这里，人“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③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220. 这种普遍性是一种假象，因为马克思讨论的现代（主要是君主式的）国家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排除在任何现实的政治权力之外。在公共事务上，人们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讨论和决定。因此，在现代政治国家中，人是异化的。
有许多要点表明，早期马克思的民主观与相较更不激进的民主观有区别。首先，马克思的民主诉求超越了任何纯粹的民主共和主义，还包括了经济关系，从而克服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对立，消除了二者产生的利益矛盾。
当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时，马克思发生了很多转变，但不变的是：致力于未来社会是由社会成员有意识地、集体地自我管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⑥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阶级差别已经消除，所有的生产都集中在联合的个人手中”，⑦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谈到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这一原则之上。⑧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1973, p. 159. 当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远不止于此，对社会主义的诉求也远远超出了他早先对民主的诉求。此外，马克思坚持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有计划、自下而上地进行管理；它必须消除按等级划分的资本主义的劳④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 348. 它达到这一目的方式是通过生产和再生产 “普遍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① Bertell Ollman,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Critique 8(1), 1977, pp. 4-41. 最重要的是，从民主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映了马克思从1844 年之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民主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和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组织形式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正如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指出的那样，对马克思来说：“民众的自我管理即无限制的民众管理，消除所有对自下而上的民众管理的法律上的、结构上的和社会经济上的限制或扭曲。”动分工，必须包括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③ 因为要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众管理，只有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不民主，而只有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
⑤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p.145-147, 220. 这个民主的社会不将任何成年人排除在外，不论是基于人种、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标准。其次，通过克⑤服人的异化，民主将使人类成为自身社会存在的真正主宰者，消除对宗教幻想的补偿性需求，从而走向我们所知道的宗教消亡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仍是后来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核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决不能忘记这一事实。
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民主核心
艾迪仅在属于她的唯一一篇内心独白中发声，其内心独白被福克纳浓缩至寥寥数语，却又如此丰富。《在我弥留之际》更以艾迪·本德伦的视角为核心，在艾迪的视角下，她对这场葬礼的感知是:对丈夫安斯的复仇。她在内心独白中如是说:“而我的报复将是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在报仇。达尔出生后我要求安斯做出许诺，等我死后把我运回杰弗逊去安葬。”［3］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不仅保留了早期关于民主的主张，还保留了实现人的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这一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归”。
② Hal Draper, Marx on Democratic Forms of Government,in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74,London: Merlin Press, 1973,pp. 101-124. 这就“指向了社会主义”，?⑤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1973, p.162. 马克思并不是唯一继续致力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与巴枯宁联盟（Bakunin’s Alliance）被称为
社会主义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ocialist Democracy）绝非巧合。他们自觉地将民主看作集体自我治理或自我统治，希望以此取代统治社会（即经济政治）生活的寡头政体和君主政体。
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望，不断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是青年实现远大理想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将人类以往几乎全部的知识遗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头脑始终保持着极其旺盛的求知欲望。曾有人评价说，“马克思的头脑就像是一艘生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一接到命令就是向任何知识的海洋”。而这种求知的欲望，抑或是说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是当代青年所必须的基本素质之一。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培养自己在各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保证在自己所选择的职业方向上越走越远。
那么，如何将公共事务，或一般利益置于民主统治之下呢？首先，马克思写道：“讨论和决定是使国家成为有效的现实事务的方式。”因此，从公共事务的意义上讲，人们成为国家的真正成员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他们对国家的实际参与”，并且“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有意识的一部分，就要有意识地掌握它的某一部分，有意识地参与这一部分”。
复活这个民主的概念在今天可能非常有益。作为一种既有的政治概念，民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并在最近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激进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⑥马克思将民主的概念界定为充分参与社会讨论和决定，即集体自我管理或自我统治，这仍然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民主概念。无疑，这种民主概念要么与不适合大规模复杂社会的古典制度形式相联系，比如雅典公民大会，要么与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实际参与管理的抽象的国家结构相联系，比如现代代议制国家。
目前，中国还未制订土壤酚类污染控制标准，参考丹麦安全与毒理研究所提出的土壤壬基酚的限值标准（25 mg·kg-1）（Nielsen et al.，1999），本研究土壤样品总壬基酚（NP）质量分数为 32.5~295.0 μg·kg-1，远低于该标准。
这个民主概念也可以成为对资本主义及其国家进行强有力批判的基石，这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不允许绝大多数人从整体上掌控自己的工作生活或经济活动。关于谁被雇佣和解雇、工作场所是什么、工作场所是如何建立的、工作场所是为了谁的利益、管理者和董事是为谁创造利益等问题的决策，都会受到资本主义市场变幻莫测的影响。对于整个经济领域和现代国家的更广泛的问题，情况也是如此。在这里，大多数人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决策。美国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三分之二的选民对那些号称代表他们的人的决策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
①这显然不符合上文所述的民主的主张。因此，马克思早期提出的激进民主的概念可以为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提供良好基础。
迈克尔•莱博维奇（Michael Lebowitz）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即：马克思的民主概念在当代激进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思考、论证民主及其重要性和价值性的过程中，有很多可取之处。然而，我并不认同他关于“将民主定义为生产过程，一个产生‘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的论点。正如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所展望的那样，民主应“被定义为发展能力的过程”。② Michael Lebowitz, The Socialist Imperative,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015, p. 154. 首先，如果民主被定义为人的发展，或者甚至是某种类型或程度上的人的发展，那么对民主的诉求可能与诸如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论点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这是我认为不需要用另一个术语表述民主内涵的原因。作为民主的定义，它也与人们在这个术语下的想法相去甚远。像所有在漫长而充满争议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多种不同的斗争和运动使用过的政治概念一样，“民主”没有一个单一而连贯的定义，可以涵盖其过去和现在的功能与联系。相反，这样的概念必然类似于包裹了不同历史时期沉积物的地质层，囊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层”，包含了广泛的不同事物，并与一系列没有理由假设它们总是会发生，或能够发生的事物相关联。它包括了在城邦中公民集体自治、自由与平等的联系、投票选举领导人等诸如此类的古典观念等。一个实用的民主概念不可能一下涵盖所有这些，也不应该这样。然而，重要的是，对民主的定义至少不能偏离民主所要表达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对“民主”定义，用同一个词掩盖一个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就是迈克尔•莱博维奇的定义所冒的风险。
诸如“人类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观点根本不是多数情况下所理解的“民主”或充分接近其含义的“民主”。正如任何政治价值或政治制度的实现一样，民主自然要求并意味着人类发展的某些模式，而且它肯定会在许多方面促进人类的发展。但这种要求及其所产生的东西并不等于它的组成部分和概念界定。君主制也意味着人类发展的某种形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类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也应该将君主制定义为人类发展不充分的结果或阻碍了人类发展。民主亦如此。虽然民主意味着人类的某种发展，也的确可以促进这种发展，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应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民主。相反，我们需要一个能对制度提出决定性要求的民主的定义，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制度，并指导更替过程。这就是早期马克思对民主的定义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应该复兴它的理由。
虽然现在关于“民主”一词的用法，正如乔迪•迪安（Jodi Dean）所观察到的，经常表现为“捍卫现状，呼吁更多的共性，即更多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1 Jodi Dean, The Communist Horizon, London: Verso, 2012, pp. 57-58. 但这并不证明在早期马克思的意义上民主”一词的使用是无效的。如果拒绝承认这一点，那么对于那些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来说，早期马克思的民主概念的有用性就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然而，呼吁集体自治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意味着更多同一类型的代议制国家，因为现代代议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民主。相反，这等于在呼吁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讨论和决策体系。此外，马克思的民主概念需要克服经济领域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离状态。由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的，所以从逻辑上讲，呼吁马克思意义上的民主与呼吁更多的相同代议制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相容的。
建筑结构设计是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对所要施工项目的完整、具体的意图表达，是控制建筑造价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建筑造价成本的控制贯穿于工程项目决策、设计以及实际施工全过程，结构设计优化能够保证整个建筑设计施工过程的经济性与安全性，从而达到控制工程造价的目的。根据相关资料表明，建筑结构设计对造价成本的影响力，约占40～70%，因此，做好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对控制造价成本有着重要作用[2]。
迪安的论证是以当前民主与代议制国家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可改变为前提的。如果有一件事是从自由、平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我们所有重要概念的复杂历史中能明显看出来的，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定的自然、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观念的使用者会因为需求、愿望、目标和思想的复杂交互，显著地改变它们的含义和内涵。如果对一个重要而备受争议的政治概念的当前基本含义进行假设，并教条地宣称所有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都将必然地、不可逆转地指向这一含义，那么也就否定了概念应有的语境性和延展性。这不是社会主义者应该接受的人类语言实践的方法和观念。
对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利用不仅仍然富有价值，而且越来越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已经发生。无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国家上还是在指引替代资本主义上，早期马克思的激进民主概念都为我们阐明这种价值提供了一种连贯的、令人信服的、毫不妥协的激进方式。
作者简介 ｜ 保罗·雷克斯塔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
译者简介 ｜ 高歌，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5）
*原文来自Paul Raekstad，From Democracy to Socialism：Then and Now，in Leo Panitch and Gregory Albo,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18, London: Merlin Press, 2017。
（责编：轩传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