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分析：与后现代哲学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常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常识：后现代哲学视界批判
所谓常识，即日常意识，是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所获取的群体意识、社会心理和公共经验的总称。常识世界幅员广大，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类共同的、流行的或习惯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从公众文化心理、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生活经验等一直到科学、艺术和哲学常识，乃至日常语言。常识作为在日常生活领域起支配作用的公共意识，是支撑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发源地和归宿，更是各个个体、特别是初涉社会的青少年所面对的第一意识世界。常识在当代精神生活世界里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和广泛的精神权力，不能不受到各种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的高度关注。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多元化的精神世界是没有等级和高低之分野的。哲学和科学，这些一向在现代启蒙精神体系中占据高位的意识只不过是谋取权力的表征。知识即权力。在消解大写的哲学和科学，宣布哲学、科学的“作者之死”之后，后现代哲学诸公特别强调长期以来被逻格斯中心主义贬为最低级的社会意识的常识的精神权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常识应当是属人的领域，是人的本质意义的直接外化和展示，是人的感觉的全面自由和苏醒，是交往实践的基本存在——日常生活意义在公众意识中的直接再现。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受到技术社会、消费工业的侵蚀，大众精神生活普遍商业化，广告、电影、电视、报纸和全球通讯使人们无可逃遁地被消费精神所渗透，因此日常生活就变成了人为物役、被异化的主要场所，而常识成为精神异化的主要形态。无论是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还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或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都对于充斥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压抑人本的实证主义和物欲精神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最初从一种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逐步蜕化为一种与大众世俗、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它通过日常生活渗透到大众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异化的共识。在消费社会，人们不仅无限制地追逐和消费着物品，而且在消费中认同着由这一生活本身凝聚和推崇的意义，成为物欲意义合法性的支持者和维护者，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盲从。常识意义的异化与日常生活的异化同构和同态地存在。因此，要批判地揭露日常生活异化的秘密，就必须要批判和解构常识。此外，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常识将越来越面临合法性的危机。包括常识在内的现代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相互认可”和表层的一致并未在深层结构上得到巩固，相反，现代主义的变革性却在摧毁这一合法性基础。一切现代常识都来自大众消费的兴起，或者由于中低层阶级从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技术革命促使大规模使用家用电器，并得益于三项社会发明：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使汽车得以廉价出售成为可能；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随之而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奠定了国民社会和共同文化的根基。常识意味着大规模消费对于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在生活中消费意识的崛起，使汽车、电影、无线电及其广告成为最为革命的常识观念的载体。汽车成为小镇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情欲、打破旧禁的地方；电影被青少年奉为生活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美化及时行乐狂欢纵饮的习惯。在夜幕的背景上，一丛丛五彩缤纷的灯光广告在闪烁不停，宛如晶莹的宝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区内，人们攒聚到闪耀着的霓虹灯广告下，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分享都市的活力。广告是货物的标记，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即广告而得以存在。广告成为指导从儿童、妇女到男子汉消费，指导他们适应现代生活的主要媒介。大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一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合法目的，所有这一切就出于社会对变革的需要及其对文化变革的接受而产生了。在新生活伦理——消费透支伦理支配下的新生活常识就必然成为大众意识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工作与创造精神已经被高消费意识所代替。利奥塔德认为，叙事危机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常识危机，即常识与叙事功能的分离，使常识被科学话语所完全吞没。福柯也对日常话语的权威和性意识的常识化作了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
因此，从后现代哲学角度检视常识，常识就是多元的精神场所，是社会意义结构与大众意识控制与反控制的交锋领域，是众声喧哗状态，是“大写的人”在其中被淹没的海洋。多元性、无中心化和反意义控制，成为后现代哲学常识观的主要指征。这里，讨论的问题在于：其一，常识究竟是一元或是多元的？其二，常识的“意义结构”是被常识随机创造的抑或是由社会结构制约和决定的？一个先在的意义结构存在与否？其三，常识的地位：究竟是意义中心化的结构，还是去中心的场所？
一元与多元：整合建构与解构。交往实践观考察常识的方法既与现代主义的一元独断论相区别，也与后现代哲学多元论相对立，将之放在一个合理思考的问题空间中：精神交往共同体中。应当承认，常识是作为精神交往的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的。因此，在当代交往社会，常识的存在以多元存在为前提，多元存在之根深扎在交往实践的多元主体中。这是事实，是具有必然性的事实。交往的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多元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存在、多极化世界格局、多元文化的差异共存及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上的多元对话主体等等都在昭示着这一事实。由于多元主体存在而产生了理解的多元化，使对话成为必要的。常识正是在这些多元理解的对话中产生的。此外，常识还具有空间的存在范围，具有交往共同体话语的特征。由于交往共同体的不同，理解的精神交往结构迥异，常识就表现为多元化。交往的边界就是常识的地平线，交往的公众精神结构就是常识的结构，交往共同体间的差异就是常识的差异，交往共同体的解体亦是常识的解构。但是，常识的基础之多元性，并不因此构成对其一元性的否定。常识作为超越个体理解的社会精神形态，它决不排斥一元，而且趋向于一元。从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交往共同体的共识精神，支撑共同体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规范标准，是大众借以相互规约和评判交往行为的尺度。因此，它必然要求成为一元、事实上也在不断成为一元。问题在于：多元的个体意义理解中哪些可能以及何以可能在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一元化的主导价值，这正是需要加以分析的重点。多元的分离的个体理解和领悟被精神交往整合为一元的常识，其整合机制或建构机制正是一个有待揭晓的大秘密。惟有交往实践观才能有效地解析这一秘密。
常识是否具有先在的意义底板并被这一意义所控制？被后现代哲学视为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哲学当然作肯定的回答。最典型的莫过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将常识—经验作为先验综合判断的低级意识形态加以界定。在他看来，感性经验的意义不来自后天经验的材料，而是来自先天的直观形式。进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常识当作“情感和欲望的普遍原则”，它们只有上升到“绝对命令”才有绝对意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常识视为“众所周知的规律和现成的伦常习俗”，它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世俗表现，它经历了“感性的确定性”的真理性到生活伦理的漫长逻辑的曲折发展，终于将绝对精神的绝对意义以常识方式展示出来，成为人的规律。常识于是就成为先验意义的派生。与之相反，后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在意义和基础意义对于常识的规定和控制，他们要掏空意义，让常识空无所有，随处飘零，延异和撒播。在交往实践观看来，在当代社会，常识作为公共精神，本身充满矛盾或说是“精神分裂”的：一方面，社会结构总是力图控制常识的意义存在向度，剪裁常识，使常识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此之中的常识首先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当代人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表征和指示器，它直接地表现和外溢生活意义结构：生活的灵魂就是常识的灵魂；生活的中心就是常识的中心；生活的大众就是常识的边界；生活的内涵就是常识的意义。常识成为生活的能指，而生活是常识的所指；常识话语成为一切精神的总汇。常识在生活意义结构的制约中形成一种“常识的社会结构”，即常识的社会秩序。在常识中，凝聚了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规范，常识又必定在运行中不断地创造这些规范。另一方面，常识又不是“外在的”交往实践意义结构的简单回影，它不断地反抗这一制约，力图解构精神的意义秩序，从中逃逸，处于不确定、流动的状态。常识的意义在与解读者的关系中开放着，有生命地流动着，自我更新。常识在开放中创造着意义，它总是一再使所谓的最终价值和最终意义延迟出场。总之，作为精神交往整合结构的常识表现和反映作为交往实践结构的状况，社会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但是同时又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创造新的意义，以推动交往实践意义结构的重建。常识与交往圈的同构、同态性使之与交往圈同进退。
常识意义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双向建构和双向整合。从本性来说，常识为了实现交往实践的规范功能，它必须要建立与之对应的精神交往的意义结构，因而就要成为中心意义。它就要削伐多元，建立一个意义中心化的精神形态；对多元精神理解结构的反叛和超越，成就一种群体化、社会化的精神结构。所谓中心性，是日常生活中精神交往的规范尺度、中心价值或本位价值。它构成常识体系的内核。另一方面，任何常识的存在又正是以多元的非常识化精神存在为前提的，它向多元个体精神开放，在开放中又不断地去中心化，呈现边缘化格局。建立中心化和边缘化的冲突恰好是常识变动不居的特征。
那么，一元与多元、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向度并存何以可能？关键在于：要将之放在精神交往的问题空间中加以分析。简言之，它们都是精神交往双向建构和双向整合机制的结果形态。无论是常识的建构还是解构，都源于精神交往的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机制。这是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各自偏狭视界、建立两者之辩证统一的基本方法论。
常识化，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心理、意识、话语向社会心理、社会公共意识和社会日常语言（话语）转化的过程，也是处于边缘化的精神和意识获得合法化、被大众认可和支持的过程。在后工业社会，不能排除暴力和强权对常识化的控制，但是经常化、显性化的途径是通过大众传媒与精神交往机制的合作完成的。这是整合与合法化的统一过程。
所谓整合，是诸因素通过交往的相互作用造成了结构上的严密组织、功能上协调对应的耦合关联系统。常识化过程，正是上述诸要素通过交往的社会整合形成了大众化的精神世界的过程。常识的社会整合机制，即社会多极主体间交往关系体系，它包括三个层次：日常生活交往实践、日常意识交往和日常语言交往。
日常生活交往实践对于常识的基础性作用及其主要功能，在于形成常识社会结构。它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它将散漫、偶然的个人整合为一个具有完整有机性质的日常社会生活结构。马克思说：“社会，即联合起来的个人。”社会的联合或整合结构必须通过各个人与各群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才能实现。无论是“过去被迫的交往”或当代“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个人参加的交往”，造成稳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们都是特定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在交往中，生活世界一旦具有结构严密、功能协调的系统，其中任何相应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契合，那么，社会结构就突出特定的社会需要和利益冲动，要求常识作为它的有机部分和生活的工具来实现这一切，因此才会存在常识的社会结构。在其中，生活的意义向度被先在地赋予了常识。凡是不可重复的、与此向度相反的个体实践，都将被这一结构拒斥。其次，日常生活交往实践规定着个体或特定利益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发挥着一定的功能，成为系统的构件要素。因此，个体或群体的意识进入常识的渠道先天地存在着社会差异。显然，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常识世界的交往中将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或霸权地位。在后工业社会，他们可以通过全球互联网、卫星通信和其他高科技手段，通过大众文化传媒和教育灌输的影响，使公众头脑变成统治阶级思想的跑马场。在多元交往的国际社会，常识的话语权也倾向于发达国家一方。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就指明了这一点。常识，因此就成为倾斜的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力量，社会精神控制的主要方式。其三，日常生活交往的发展将推动着常识社会结构的演化发展。日常生活交往实践结构的变革和转构成了生活史。而生活史，应当是人类史的主线。一种物质的交往结构，最初是日常生活交往实践的发展条件，转而由于交往实践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而变成它的桎梏，于是变革与重构就势所必然。随之而来的，常识的内容和模式便随之发生变迁。
日常意识交往是常识思维整合的基本机制。显然，日常意识交往分为人们生活心态的交往、经验的交往和超经验的知识交往三个层次。生活心态的交往活动借助于语言的和符号化的媒介，将个体心理转化、整合为一个民族的稳定的共同心理结构和文化心态圈，一个具有意义—价值主导的精神共同体，“主—客—主”多极主体交往结构。它将拒斥与公众心理结构格格不入的个体心理、情感、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通过传播、心理传导、模仿、认同和广泛化，使之变成大众日常心态。其次，经验交往则将个体经验融会贯通、抽象升华为公众经验，这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因为个体经验与公众经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经验交往整合的结果。最后，各种超经验知识交往和竞争，产生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常识化过程，又是合法化过程。一种经验、心理、知识之意义是否能被大众所理解、所认同，是它们能否成为常识的关键。丹尼尔·贝尔和哈贝马斯都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实质是合法性危机，即原先支撑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主要启蒙原则和思想，都从大众的思想解放武器蜕变为新的神话，成为束缚大众头脑、被大众所唾弃的历史垃圾。认同危机或合法性危机，这就是实质。在一个社会的交往共同体之中，公众认同或合法性的机制，也同样是整合机制。
二、常识的变革与发展
常识化过程表明：多元主体间的精神交往场是个体意识转化为大众化意识即常识的基本机制，而合法性是常识化的核心。常识构成结构对应、功能耦合的稳固系统。然而，常识的合法性是相对的、可变的。它们只是一定的精神交往共同体的产物，必然随着交往共同体的变化而变化。
常识的变革可以采取三种方式：整体范式革命，多元式分解，以及替代式分层解构模型。在现代性思维中，整体范式革命模式是自启蒙精神以来解决精神演变问题的主要方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曾经对社会结构从原始平等状态整体由暴力替代为专制社会，再由暴力重建平等社会的历史作过预言式的描述。黑格尔运用主客式辩证法，对历史发展的轨迹作出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判定。整体范式革命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论是在他早年著作中所表达的人类学辩证法，还是后期著作中的实践辩证法，历史大多采用“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方式向前作翻转式的跃进。在科学哲学中，波普、库恩和拉卡托斯都是在寻找范式革命的方式。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用“知识型”的更迭来作为“知识考古学”基本方法。事实上，整体范式的革命确实是常识变革的基本方式。在知识社会，大众传播迅速扩展和多元文化的经常化撞击，使得常识领域经常处于波动状态，新的、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常识一次性覆盖旧的常识，出现新的常识规范，进而出现新的精神交往共同体。新旧常识间的替代究竟是一种理性的革命，还是一种非理性的格式塔转换，并无一定之规，这主要取决于交往结构的情境。在此，如果要作细致分析，这就可能需要有对应于多元交往结构的分型理论。
多元式分解是一种具有“空间”视野的后现代否定观。它消解整体，主张常识向若干“小体系”转变，呈现多元格局。其实，无论从一种文化内部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常识的存在始终是多元的，它们相互之间始终处于对话和交往之中。常识并没有先天的意识形式，它的选择受到诸民族和文化共同体间差异的深刻影响，从而呈现为多元。信息社会给予个体在大众意识中自由选择和自由编码的权利，因此后现代意识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是多元。但问题在于，在多元常识之间是否还能够存在一种相对的公共意识？或者仅仅像爆炸的宇宙，是一种散漫无机的完整性？如果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解只能是零碎的多元。在交往实践观看来，随着交往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不但常识的整合与合法化是可能的，而且其变革与解构也是必然的。因而，在多元分解的基础上重建作为公共意识的常识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交往实践观的公共意识论既区别于现代主义一元独断的公共意识论，强调多元意识的存在始终是公共意识存在的基础和结构对应物，也不同于后现代哲学否定公共意识的可能性、将意识视为撒播的观念，认为在多元意识交往中仍然有不断产生相对占据主潮的公共意识的可能性。我们既要祛魅，即实际地反对一元独断的、排斥个体多元意识存在可能性的现代主义公共意识论，又要建魅，即维护在多元意识前提下建立公共意识的可能性。精神交往始终具有双向建构的功能：一方面，它整合出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产生多元的个性意识。精神交往是宽容的。
分层解构模型是一种宽容的、内部渐进式变革模式。它包括分层解构原理和相应的功能补偿原理。所谓分层解构，就是将系统的某一部分结构或功能加以改进，但又不影响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直到改变具有临界点（或内核）性质时，整个系统突然发生崩溃或突变，从而完成常识系统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每解构一个层次，都用新的层次替代，并在功能上与系统保持暂时的和谐，这即功能补偿。功能补偿是渐进式变革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它，分层解构的变革就必然因遭到原有常识的强烈抗拒而难以奏效。
常识变革与新因素的常识化其实是同一过程。旧常识的淡出与新的常识的入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先以在知识层面的常识变革为例，它表现为五个层次的解构和建构：知识交往层次、心态交往层次、经验交往层次、交往实践和语言交往层次。
1.知识交往层次的解构和建构。在全球化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知识呈现爆炸状态的今天，在知识多元竞争之林中，新知识进入常识的过程，就是对常识中传统知识的淘汰和解构过程。常识中的知识在解构之前，在规范向度中必定经过了一个长足的增长阶段。在个体与群体的经验交往中，并不是所有新知识都导致常识解构。因为常识属于常规经验，在交往共同体的规范下不断以累积的方式形成知识的增长。反之，那些难以构成冲击波或极大威胁的旁逸知识，则必然被常识所拒斥，游离于常识之外。只有那些对常识体系直接否定并具有权力的知识，才构成反常，才可能成为解构的动力。这时，新知识与常识构成批判—否定性交往结构，常识受到新知识的挑战，回应的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同化，即力求将新知识回归旧规范，达到认同；如果这一努力失败，则会采取拒斥；如果拒斥亦难奏效，第三种方式则是出现反常和问题，知识的原有价值向度将发生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当然，面对挑战，常识并不是立刻改弦更张，出现范式革命，而是作出某种妥协性解构反应。它力图变非常交往为常规交往，将具有完全不同价值向度的知识冲突解释为在同一原则与合理性基础上的结论歧见，模糊基础差异与结果差异间的差异，以牺牲“保护带”为代价来保持原则、核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似乎批判—否定只针对常识知识的结果而不是对基本前提的否定。常识还将求助于全部常识因素的耦合关系来批判性地压制和破坏新知识的反驳。这时候，新知识如果没有功能替代，必然会被挤垮，难以完成分层解构的任务。新知识在分层解构模型中是如何完成其历史的使命的？
首先，新知识当然是在交往中，即与常识的对话中才实现分层解构的。在这里，交往实践观当然与现代哲学及其后现代哲学在常识观上都存在着对立和差异。现代哲学的单一主体性必然导致在常识观上的唯一性和抽象的普适性。一元论的常识排斥任何与之相对的任何其他常识意识存在的可能性，进而就必然将常识的理解归于僵化，就难以说明常识的变革和发展。与之相反，后现代哲学反对整体，强调多元，开发歧见，当然就不可能出现整体一元的常识，更无所谓常识的变革与发展。交往实践观既反对单一的常识观，认为存在着多元的“常识意识”，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同时也反对无整合的零碎化的撒播，认为在多元常识意识中仍然具有整合的可能性。其实，后现代的边缘化策略并没有否认中心化，相反，弘扬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精神的人总是用“抢话筒”、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与媚俗等行为来表明他们对“重返意识中心”或重建中心化的渴望与梦想。似乎意识—精神—话语的运行轨迹始终存在着“中心—边缘”两极间的钟摆式循环：中心话语的扩张到极限时则被新起的边缘话语所摧毁；而边缘话语对中心地位的迷恋使之重新变为中心话语，开始新的扩张。问题在于，要以新科学理性精神理解多元与一元的关系，就无可置疑地应在多元意识交往的框架中来考察常识如何生成和变革的过程，考察分层解构的机理。替代—解构，是一种精神交往过程，具有“主—客—主”结构。脱离了多元的具有差异的交往状态，新知识就不可能成为常识，或者说就没有希望取代旧常识的地位，打破其独断论的权威。在这一具有差异的交往状态中，即以实践生活为中介客体的“主—客—主”整体结构中，新知识才有可能与常识进行对话和加以比较，作出评价。或者，这一结构永远保持，多元化常识的分裂局面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存在，并作开放式动态地面向未来。
其次，按照拉卡托斯的见解，新知识要比常识具有更多的客观内容，也就是说，它能更多更好地说明或预见新颖性事实，而这些事实在常识看来是反常的，是应被禁止的。于是，在精神交往中，新知识形成了一个超量，它是新知识比旧常识具有更大程度的合理性及其具有更为广泛的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因为，这一超量的内容在精神交往中将能显现出常识的极限或局限性，因而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产生合法性。
其三，新知识还能够说明常识中一切未受反驳的成分的合理性，在自己的规范中保留先前的成果，这是功能替代的主要条件。因为保存了先前常识的合理内容，就保留了新知识对其他常识因素相关的意义、功能和结构，也就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可。历史上，西学东渐之时，佛学最初以“新道学”面貌出现，以佛解道，遂进入大众日常意识世界，大化流行，成为主导意识形式。在大众消费的当代，跨国公司的名牌产品推销方式也是“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借用本土文化的常识通道，来塑造具有跨文化的、新价值观念的大众常识。
其四，新知识当能够更有效地承担常识以外的各种常识因素的关联的意义，非此则会被常识结构拒之门外，而难以行分层解构之功。替代的有效性原则应当包括：a.内容的丰富性和功能操作的简单性，前者指从多方面提供了比原先常识更多的支持，后者指功能耦合运行和操作更为简便；b.功能耦合关系增长的有效性，新知识将为常识其他因素提供新的关联支持的可能性，这将刺激常识内部增长新的功能耦合机制；c.交往实践证认支持的有效性，新知识不仅能够解释和说明先前常识的有效成分，而且还能够纠正其先前的谬误，更能够预见新的知识。在满足上述有效性条件之后，新知识才可能真正解构常识经验，并建构新的常识。
2.公众心理层次的解构与建构。新知识的传播与大众心理保持着双向交流的复杂化关系。新知识通过娱乐媒介、大众传播征服公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保持甚或以超量知识内容强化这一功能的发挥为前提的。这时，大众日常心态在新知识推动下，沿着原有意义结构和价值向度扩张，使之呈常规式迅速增长。在增长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与新知识层次的功能耦合关系呈正相关。另一方面，新知识所引起的大众心理相关支持向度与原有向度之间可能在某一临界点上发生分离，进而发生分裂和冲突。新的需要和利益、兴趣和向度形成支持新知识的心态氛围。新知识与这一氛围相关支撑的向度和原有向度之间可能在某一临界点上发生分离，进而发生分裂与冲突。新旧二元格局的碰撞产生了反常和问题。它打断原有常识化进程，使新的常识在冲突中崛起。
3.经验交往层次的解构与建构。新知识对于原有常识中成为大众经验化意识的替代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传媒的轰炸，广告的引导，舆论的宣传，都要经过大众经验的内化才有可能。经验的解构方式是多样化的，但是，经验交往则是所有解构的关键环节。在交往中，新知识被大众“读进”心灵深处，进入支配意识结构。
4.日常交往实践的解构与建构。在常识的意识层面的解构和重构之后，常识变革必然触及到常识的底部和顶部。交往实践和相应的常识社会结构是常识的底部和决定性环节。它的变革将导致全部常识体系的根本转换。
在交往实践中，产生并支撑个体知识意义的个体实践只有在转化为大众的、交往普遍化的实践，才能完成常识层面的更新。在多元知识交往、竞争的格局中，只有大众交往实践对于个体新经验的超量证认和支持，才能使它得以入主常识、实现新旧交替的现实基础。其后，在大众交往利益需要为基础的文化心态发生变革时，大众交往实践同样以价值一意义结构的转换来支持新知识，进而形成批判—否定向度。这种批判—否定向度与常识社会结构相冲突，在交往实践层次上完成了根本的变革。重建了与新知识在结构—功能上完全对应的新常识社会结构，从而标志着常识新旧交替的初步完成。如果说，在多元知识交往场中，知识导致的常识变革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那么，交往实践就是划分的界碑。在此之前的解构是在主观际之间进行的，可谓之“前验解构”，而在此之后的解构可称之为“后验解构”。
5.日常语言交往的解构。交往实践的解构之维必然导致日常语言的变革。它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解构。其一，表达新知识和新观念的语词、语汇及其表达方式源源不断地注入日常语言，淡出旧概念、旧词汇和旧习语，表现为语形层次的新旧更迭。在剧烈的变动中，旧的“骨架结构概念”将日益为贯注新思维方式的概念体系和常识框架所取代。其二，语义变革。一系列话语的意义发生了整体的转换，语义系统发生更迭，从而引起了日常语言整体面貌、框架结构的改观。其三，语用的变革。交往实践转换，使语义场、语境发生根本变革，语言与交往实践及其精神交往的契合关系发生变化，语言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于是，新的日常语言便成为常识发展完成的标志。
可见，交往活动是常识发展变革的动力。在交往中，变革的起点可以来自任何一种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交往实践及其由此产生的常识社会结构，即一种社会权力，它裁决常识。因此，我们会理解：如果变革从交往实践始，那么问题就简单得多。在多样化的解构一建构模式中，分层解构模型或分层否证模型最复杂、也最合理。其中，常规演化与否证的结合以及功能补偿，作为分层否证的具体条件，伴随它的变革始终。
在常识之外，祛魅的力量——个性化的生存依然是后现代的主要状态。总体地说，那种齐一性、规范化和整体化的社会意识，包括常识和科学，宗教和哲学，艺术和道德，越来越被淡化。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信息社会发达的双向交流的信息技术，使精神交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过去大众传媒控制一切的状态向个体多元选择状态转变。靶子论所崇拜的“PUSH”（即大众传播媒介将自己的公共意识灌输给每一个人，后者就像射击场上的靶子一样应声而倒）正在被多元论的“PULL”（个体可以自由地将大众传媒中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重新编程，还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布信息）所取代（尼各洛庞蒂：《数字化生存》）。所有公共意识都将难以阻止这一事实的发生：“智慧存在于接收者这端”。因此，多元化生存，将是不可避免的。公共意识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