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新进展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本问题，它关注的是人力资本的最优投资决策，本质上是投资效率问题。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主要从微观上对个人投资决策进行分析，而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则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个人动态投资行为进行竞争性均衡的社会福利比较。本文旨在从基本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对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一、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基本方法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其实质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最优化标准的探索。自从20世纪60年代贝克尔、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以后，对人力资本最优投资标准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其中，内部收益率方法、明瑟收益率方法和人力需求法是三种主要的判别标准。根据内部收益率和明瑟收益率方法，当教育投资收益率等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时，人力资本投资达到最优；根据人力需求法，人力资本投资关键是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因此，相对失业率、相对工资变化率、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程度等指标可以间接作为判断人力资本投资是否最优的标准。由于这些方法大多需要通过微观样本数据的处理计算，因而结论常因研究者不同而异，缺乏标准的一致性；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标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均缺乏牢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鉴于此，我们称这些方法为传统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另一方面，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个人行为的假定也是不现实的。它们通常假定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次性的非连续性投资行为。但是，这种假定条件却使得个人行为无法加总为社会行为，因而难以在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理论联系。
与传统理论不同，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则采用动态均衡分析来判断人力资本投资是否最优；通过假定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家庭——追求“王朝”效用（dynastic utility）来使个人投资行为模式与社会整体模式达到一致，从而克服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人力资本动态投资均衡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人力资本动态投资的市场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一旦出现了某一类投资的不平衡，经济一定会收敛到均衡位置。这一理论的基本分析“工具箱”——动态最优化方法——最早是在拉姆齐最优储蓄模型中得以建立，后经卡斯和库普曼斯改进，目前已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按照动态最优化的基本原则，最优投资要求在静态上使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等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在动态上使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消费效用的贡献率相等且同时与消费的时间贴现率相等。
从具体的理论模型看，单部门的AK模型、两部门的宇泽模型（Uzawa 1965）和里贝罗模型（Rebelo 1991）等，都是研究人力资本动态投资均衡的典型模型。它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竞争性均衡或帕累托最优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将保持一个惟一且不变的比值，这一常数比值下的均衡增长率即为长期经济增长率；如果两类投资的量的比例不符合这一均衡值，那么，尽管转型期的经济增长率会高于长期增长率，但最终将收敛到均衡位置；因此，最优投资要求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要按照一个合理的比例协调发展，而且均衡增长率由偏好、技术参数决定。因此，我们看到，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虽然利用了传统理论中投资收益率比较的方法，但却避开了其难以直接计算的局限，巧妙地将其转化为“变量增长率”的比较。而后者在宏观上更容易计量和把握。鉴于这一特征，我们将人力资本动态均衡分析称为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这一理论方法虽然早在宇泽模型中就已经采用，但直到卢卡斯《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发表以后才得到公认，因此，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始点是宇泽—卢卡斯模型。这一理论通过引进动态最优化方法，将个人动态投资与社会帕累托最优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福利比较，从而构筑了从微观行为到宏观影响的分析“桥梁”和基本参照系，并为可能的政策运用找到了实施空间，同时也为理论分析的进一步扩展建立了基础。
二、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研究思路
方法上的不同导致研究思路上的差异。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要么通过收益率的直接计算比较，要么只分析个人的投资行为。相反，在动态最优化框架内，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则将个人投资行为与宏观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按照理论假定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强调人力资本正外部效应为基础的理论，另一类则是以强调人力资本“偷生意效应”（steal business effect）为基础的理论。由于这两种理论均假定了人力资本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因此，都得到了市场均衡的社会次优结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分支，是以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正外部性为基础的理论。尽管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家如舒尔茨、贝克尔等分析了个人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但并没有进行正规的理论分析。以人力资本正外部效应为基本假定的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则主要进行了正规的模型分析。它们的结论是，由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正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而个人投资者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此，市场均衡投资将小于社会帕累托最优投资，即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依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途径，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效应理论划分为直接外部效应论与间接外部效应论。前者一般是将人力资本直接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物来看待，如卢卡斯等；后者一般只是将人力资本作为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一个可积累要素来看待，而将“知识”看成技术的直接替代物，如罗默（P.Romer）、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 Helpman）等。卢卡斯是最早正式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效应引入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家，他假定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体现为C—D型产出函数中一个正的产出弹性。这样，在两部门模型中，通过比较动态市场均衡与社会计划者的最优选择就会发现，均衡时的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均低于帕累托最优增长率（Lucas 1988）。另一方面，罗默（Romer 1986，1987，1990）、里维拉—巴蒂茨和罗默（Rivera-Batiz & Romer 1991）、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 Helpman 1991）等则创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间接外部效应理论。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而人力资本则是“知识”积累的关键因素。因此，人力资本通过“知识”、技术进步这两个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外部效应。按照罗默的分析，“知识”具有非竞争性（No-rivalty）和部分排他性（partial exclusion）特征，这意味着“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不能内化这种外部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同时，“知识”的生产又完全取决于“熟练劳动力”数量或人力资本存量的约束。这样，将“知识”的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存量约束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三个结论：第一，人力资本通过“知识”的溢出效应这一中介，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第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效应（scale effects），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生产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溢出效应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第三，个人对“知识”的生产不足，一个重要的约束是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市场均衡表现为社会次优。
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另一分支，是以“偷生意效应”为基本假定的理论。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卢卡斯、罗默的观点，既然人力资本具有正外部性，那么，很显然，个人缺乏人力资本投资动力。然而，又如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教育膨胀”以及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呢？而“偷生意效应”则可以用于解释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问题。“偷生意效应”原本来自于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但是，由于产品创新是由人力资本来完成的，因此，“偷生意效应”的实质，就是个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并以产品创新为中介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它是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动力，但对原来的产品创新者是一种负效应。虽然早期的“产品质量阶梯”模型，如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 Howitt 1992）、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 Helpman 1991）的模型中考虑了这一效应，但却不足以抵消掉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效应。真正将“偷生意效应”在理论上突出出来的，是阿尔文·扬等一批近期的新熊彼特主义者。阿尔文·扬（Young 1998）认为，产品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可以通过其他人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被“偷去”，即他人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垂直方向）而且可以通过“产品模仿”（水平方向）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从而大大加强了“偷生意效应”。阿尔文·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仅仅被用于在“水平方向”上生产模仿型产品，那么，将导致产品质量创新的不足，使得长期经济增长缺乏后劲；换言之，当“偷生意效应”不是通过“质量创新”而是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人力资本存量将出现过度，而不是不足。扬的模型揭示出了一个一般推论：人力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且，若人力资本的“偷生意效应”过强，产品市场的需求约束将最终对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形成约束，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市场均衡投资超过社会最优水平。这一结论明显地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同。
三、理论评价及其启示
显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两个分支，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源于它们不同的假定前提。应该承认，它们各自在理论假定及其解释力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局限。以人力资本投资正外部效应为基础的理论，既忽视了物质资本的有效配置问题，又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约束问题，因而没法解释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教育膨胀”和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无论是在卢卡斯还是罗默的模型中，都假定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不需要物质资本，这实际上暗含了物质资本不再稀缺的假定，显然，这种假定不具有普遍性；同时，在卢卡斯的模型中，假定不存在劳动力失业，这样，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会对其他个人有任何负的影响；在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中，Dhit-Stiglitz函数形式的加性可分特征保证了中间产品种类间的非替代性和需求无限性，因此，人力资本也不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显然，这些强假定条件并不具有现实性。而以“偷生意效应”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尽管解决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问题，但却没有在微观投资行为与宏观效应上建立起有意义的经济联系，没有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生成机理。而且，已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在各自基本假定的设定上还缺乏有利的微观证据，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然而，从总体来看，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尽管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理论分支在基本假定与结论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在一些基本点上已达成了共识。这些共同点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独特作用；人力资本既是一种私人产品又是一种公共产品，且其投资是动态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进行福利比较，从而可以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判断市场均衡的特征。具体来说，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体现在：一方面，以人力资本正外部效应为基础的理论，肯定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由此解释了20世纪以来各国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现象，而且，以卢卡斯、罗默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竞争性均衡的框架内证明了动态均衡的社会次优性质，从而为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干预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以“偷生意效应”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则揭示了市场需求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从人力资本拥有者可以获得或“偷去”垄断租金的角度，说明了人力资本过度投资的生成机制，从而拓宽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视野。
从具体的可操作层面来看，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于中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效应和“偷生意效应”，这两种效应在实际经济中均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政府在面临严重的公共教育财政约束条件下，政策决策者必须考虑如何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这样一个紧迫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如何确定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效应和“偷生意效应”中，究竟哪一种效应占优？如果能够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政策决策者将在总体上做出国家公共教育干预程度的选择；第二，即使对上述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在面临财政预算约束下，仍然可以对不同类型、层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类处理，重点资助那些具有强正外部效应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放弃或减弱资助那些具有强“偷生意效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换言之，在严重的财政约束和居民具有强烈投资需求的条件下，中国政府的教育干预政策可以定位更加准确，即公共教育模式应该由“遍地撒花”式的全面资助模式，向有选择的重点资助模式转变。具体来说，重点支持“两极”——基础教育和创新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和普通高校中的基础学科；放弃“中间”——技能教育与培训，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这种公共教育资助模式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能及时缓解财政紧约束，将是目前乃至未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种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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