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跨境论文,和谐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景颇族虽然人数较少，但因其与缅甸、印度跨境并有长达五百多公里的跨境线而受到人们的重视。景颇语是我国跨境语言的一种类型，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本文以跨境景颇语为例，探讨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这一理论问题。 一、中缅景颇族及其语言的跨境特点 为便于论述本文的主题，有必要先对景颇族及其语言的跨境特点做些说明。 1.人口内少外多，地理紧密相连 在中国，景颇族只有147828人（2010），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梁河、陇川、瑞丽、潞西等县。还有少量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地区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以及思茅专区的澜沧，西双版纳的勐海等县。在缅甸，景颇族人口约有150万人（2009），主要聚居在与中国接壤的克钦邦，在掸邦、东枝、曼德勒等地也有分布。印度的景颇族只有7200人（2012），分布在阿萨姆邦。此外，在美国、英国、日本、阿根廷、菲律宾等国，还有旅居的景颇族。中国景颇族的村寨，大多坐落在与缅甸交界的边界线上（戴庆厦2012：8-9）。 中缅景颇族群众历来交往密切。两国边民长期都能自由地“互市、互婚”，走亲串戚，来去方便。五天一次的“街子天”（集市），是两国居民见面、交流、互换产品的喜庆日子。一年一度的景颇族“狂欢节”——目瑙纵歌节，是中缅景颇族盛大的全民节日，参加人数多达上万人。一到节日，两国边民便穿上最美的景颇族服装，带上芳香的米酒和别具风味的景颇饭菜，兴高采烈地参加既是传统节日又是边民联欢的大节日，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跳起景颇族的传统舞蹈。在节日上，边民只分族内的亲戚远近，而不讲国别的界线。共同传统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两国景颇族的情感。 2.民族来源和称谓相同 在民族称谓上，中缅的景颇族都自称Jinghpo“景颇”，读音一致。缅甸的景颇族，外族人称之为Kachin“克钦”，是国际通用的名称，与自称Jinghpo并用。印度的景颇族称Singhpo“兴颇”，是Jinghpo“景颇”的变音（戴庆厦2012：8）。 各国景颇族都一致认为，他们的源头、祖先都是中国西北高原的氐羌人，都是由古代氐羌人群分化出来的一支人群。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景颇族不得不南迁，逐渐分布至今日的中缅边境地区。同根同祖在中缅景颇族中老幼皆知，世代相传，成为两国景颇族共守的、永不改变的理念（戴庆厦2012：8-9）。 境内外的景颇族都下分不同的支系。主要有景颇、载瓦、勒期、浪速、波拉等五个支系。支系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使用不同的语言。其中，景颇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波拉语等四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缅语支。不同支系的景颇族，除了使用的语言存在差异外，其他民族特征如民族心理、服饰、宗教、节日、习俗、饮食等都基本一致。五个支系中，景颇支系和载瓦支系的人口最多，其他三个支系人口较少。在中国，载瓦支系的人口最多，其次是景颇支系；在缅甸，景颇支系人口最多，载瓦等支系人口较少（戴庆厦2012：11-12）。 3.语言文字相同 景颇族的五个不同的支系，各自使用自己的支系语言，支系语言是他们的母语，是最早习得的语言。但各支系之间的兼语现象很普遍。如：景颇支系许多人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景颇语外，还能兼用载瓦语、浪速语等支系语言；载瓦支系许多人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载瓦语外，还能兼用景颇语、勒期语等支系语言。相对而言，几种支系的语言中景颇语使用范围最大，其次是载瓦语。景颇族这个支系兼用别的支系的语言，被兼用的语言在性质上是其第二母语，不同于兼用别的民族语言（如汉语、傣语等）。 景颇族在境内外都使用自己的文字——景颇文。景颇文是根据景颇语拼写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此外，由于语言差别大的原因，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还为载瓦支系另创了载瓦文，主要供载瓦支系使用（纪念活动组委会2004：7-11）。 4.景颇语地位在不同国家都处于弱势 缅甸的主体民族是缅族，缅语是缅甸的国语，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景颇族在内都要接受国语教育，所以景颇语在缅甸是弱势语言。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各少数民族包括景颇族在内都要学习汉语，景颇语也是弱势语言。相比之下，缅甸的景颇语使用人口多，使用面积比中国的景颇语大，功能强。 总的来说，景颇语属于境外人口多于境内、两侧语言特点基本相同、相互接触频繁的跨境语言，是我国跨境语言的一种类型。 二、中缅景颇语有着长期和谐的主流 跨境语言的异同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二者差异大，相互通话有困难。如中国的傣语和泰国的泰语存在较大差异，通话有困难。二是二者有一定差异，相互间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才能通话。如中国西双版纳的哈尼语（有的地方称“阿卡语”或“
尼语”）与泰国、缅甸的阿卡语虽有一些差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也能通话。三是二者差异很小，一见面，就能无障碍地进行交流。中缅景颇语属于这一类。跨境语言通解度的大小，对于民族的认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跨境语言的演变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戴庆厦1993：1-2）。 中缅景颇族长期以来共同使用相同的语言和文字，是两国景颇族发展的有利资源。他们凭借相同的语言文字，能够无障碍地往来、交流，这对双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能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缅（边境）两侧的景颇族边民凭借语言相同的优势，合作经营，发展各自的经济。 中缅景颇族至今都共同保留了大量的用自己语言记载的传统诗歌、传说、故事、谚语等文化遗产，并在两国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保持景颇族统一族体经久不衰的文化力量。例如：《勒包斋娃》是一部口头流传的创世史诗，它以文学的形式记载了景颇族古代社会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习俗、宗教等社会文化形态。创世史诗中提到他们都源于中国古代西北的甘肃、青海、西藏高原，都属于氐羌族群的后代，后来不断南下迁入现在的分布地区。同祖同根的意识，深深扎在跨国景颇族的文化、语言中。这部史诗是景颇族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景颇族从古至今不畏艰险、团结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世界。中缅两国的景颇族，都认同这些传统的文化，从小就受到它的熏陶，共同分享祖先留下的语言文化遗产（萧家成2008：101-111）。 相同的语言，加上本族的文化习俗、婚姻制度、民族心理、服饰爱好等也基本相同，这就为两地景颇人的高度认同感奠定了基础。语言和谐与文化相通，使得中缅景颇族之间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一见对方说的是景颇语，穿的是景颇族服饰，亲近感油然而生。陌生人可以一见如故，如同家人。一方有难，都会自动去支援。这种情感，即使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也未改变。 2014年1月“缅甸的民族及语言”课题组赴缅甸调查，目睹了缅甸的景颇族地区和中国景颇族地区一样，广泛流传一首用景颇语演唱的流行歌曲《同胞情》。歌中唱道：“同胞们啊！我们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蔓延过来的，都有从古至今的相同历史。同胞们啊！团结是最紧要的事。我们要学习世界的知识，让自己的民族富强，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要努力。自己要让自己的脚站稳。”两地的景颇人一起唱这首歌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同一民族的情感顿时增强了，民族情感已超越了国界，融为一体。这首歌流行很快，似乎成了中缅景颇族的族歌。 在那里我们看到，两国的陌生人见面时，相同的服饰一下就拉近了距离。按景颇族的传统礼仪，见到客人都要互递草烟包或沙枝包（一种嚼品，含槟榔、草烟、石灰等），如果带了酒，还要用小竹筒敬酒。交谈时先通过语言明确亲属关系，是“姑爷种”还是“丈人种”，然后按亲属关系的远近以礼相待。特别是对“丈人种”（指岳父家族）的人，必须以“上礼”对待。无论境内境外，都遵守这一礼节。这些沟通，都要靠共同的语言。 语言和谐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境内外景颇语都各自从对方吸收自己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如互相借用新词术语，互相借鉴文字规范等。如：中国景颇语从缅甸景颇语中吸收了大量的新词术语，如asuya“政府”、mungdan“国家”、hkedan“铅笔”、pongtin“钢笔”、myu“城市”、seng“商店”、sapoi“桌子”、nayi“表”、panglai“海”、tara“道理”、tongban“道歉”等。缅甸的景颇语读物，从中国景颇语读物中汲取了语言文字规范的做法和经验。境内外景颇族居民都不同程度地阅读对方的出版物、收听对方的广播电视，从中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中国的景颇文报纸MYITHKRUM SHI LAIKA（《团结报》）和景颇文杂志WUNPONG（《文蚌》），在缅甸景颇族地区很受欢迎，阅读的人很多。 三、中缅景颇语还存在矛盾、冲突的支流 中缅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语文政策会影响两国景颇语的使用和规范。比较明显的是，由于所属国的主体民族不同，两侧景颇语新词术语长期以来出现了语言影响的差异。如“共产党”一词，中国景颇语借汉语说成gungchandang，而缅甸景颇语借缅语词说成kommyunit pati（缅语借用英语）。许多新词术语，缅甸景颇语多用本族语表达，而中国景颇语在许多人的口语中已改用汉语借词。如“人民”一词，缅甸景颇语用mung masha，而中国景颇语除了用mung masha外，不少人已用汉语借词renmin。“主席”一词，中国景颇族口语中多用汉语借词jushi，而缅甸景颇族用tingnyang up，后来中国景颇文出版物也用tingnyang up，但在口语中不用。新词术语的差异，特别是借词的差异，给两地景颇族的交际造成一些阻碍。选用哪一国的新词术语，新词术语的使用要不要统一、怎么统一，往往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跨境因素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在两地边民的语言文字接触中，还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出现不同形式的碰撞和冲突，对我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也会因语言相通而传入一些不符合我国倡导的思想原则和违背我国方针政策的言论。在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动荡年代，部分青少年欣赏缅甸景颇族的一些低俗的电影、电视剧和言情小说，爱听缅甸电台的景颇语广播，甚至模仿播音中的“特殊”腔调，身心上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再如，缅甸景颇族部分人中的“民族独立”思潮也会通过语言相通的便利流传到我国景颇族地区，影响少数青少年的志向和理想，使得有些青年弃学到缅甸参加独立军，这显然与我国坚定倡导的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旨是不符的。 跨境民族语言规范向谁靠拢，是处理跨境语言问题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过去，跨境民族中往往是人口少的一方愿意跟随人口多的一方，这是一种天然的民族情感，有其合理的一面。跨境景颇族都有求同意识，认为不同国家的景颇族语言文字越统一越好，以便于民族内部的交流和发展。但是，跨境民族毕竟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两侧的语言必须受该国大局利益及语文政策法规制约，还存在与本国“国语”或“通用语”的协调关系，这就必然会出现一些与另一侧语言不同的语言规范原则，使两侧语言出现矛盾甚至冲突。多年实践告诉我们，跨境语言的关系始终是在调整“同”和“异”的关系中发展的，是“求同”还是“求同存异”还是顺其自然，往往成为如何对待跨境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求同存异”还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偏激。“度”调整合适了，就符合语言的客观规律，顺应民心；而超过客观的“度”，揠苗助长，就会出现反弹。 景颇文长期在中缅两国景颇族中使用，既有互利、互补的一面，又有竞争、矛盾的一面，同样存在如何对待“同”和“异”的问题。回顾景颇文从创制到推广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同”和“异”的矛盾。 景颇文是记录景颇语的一种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创制于19世纪末。景颇文的创制工作，从开始到最后成功，前后共经历了56年时间。创制者有中缅两国的景颇族知识分子、群众和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语言学博士等。景颇文的产生与基督教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与两国景颇族的要求有关，即随着社会的进步，广大景颇族迫切要求有反映本族语言的文字，通过它来发展本族的文化、教育。早在1834年及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森（Brown Son）及雷乌·纳唐（Rev Nathan）曾先后尝试用罗马字母拼写景颇语，但均由于未能科学地拼写出景颇语而告失败。接着在1873年至1885年间，相继有美国传教士弗朗西斯·玛逊（Francis Mason）、美国牧师卡欣（Cushing）、罗伯特（Robert）、弗莱谷·森（Fregu Son）等尝试用缅文字母拼写景颇语，但最终都因不能将景颇语较准确地表达出来而未能成功。直到1890年，美国牧师欧拉·汉森（Ola Hanson）和景颇族知识分子德冒诺和拉巴底等，在总结前人创制景颇文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缅甸八莫一带的景颇族地区，研究用拉丁字母拼写景颇语，终于在1892年获得了成功。它就是现行景颇文的雏形。1895年，缅甸的英联邦政府宣布正式推行这套景颇文。 这套文字最先在缅甸境内景颇族聚居区推广，除缅甸景颇人外，也还有不少中国景颇人学习。早期，景颇文主要在景颇文教会学校中教授，其中最有影响的景颇文教会学校有八莫、南坎、思巴坝、罗丹、罗孔、密支那、多彭央等7所。后来景颇文逐渐进入中小学和大学。在缅甸曾用这套景颇文翻译出版了《圣经》《赞美诗》《教徒手册》等宗教读物，还编写出版了识字课本、报刊杂志等。1906年，在缅甸仰光出版了Kachin Dictionary（《景颇语词典》，用英语对照景颇语）。这是国际上出现的第一部景颇语词典，具有开创性价值。该词典收入15000多词条。此后，景颇文在缅甸景颇族地区得到迅速推广，还用它出版了大量读物。由于中缅两国的景颇族同族同宗，长期以来跨境而居，来往密切，语言相通，因此这套景颇文字母很快就传入中国景颇族地区。早在1914年，英国牧师印戛在中国瑞丽县（现为市）等嘎乡的景颇族村寨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用景颇文教学和传教的小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盈江、陇川等县先后开办过十多所景颇文学校，如1947年司拉山（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在陇川县广山开办过景颇文学校。但这些学校大多数均因师资、经费的不足而先后停办，只有瑞丽县的等嘎景颇文小学保存了下来。德宏境内景颇文学校的创办，使景颇文在国内得到推广和应用（Hanson 1954：1-10）。 现行景颇文从雏形至今一百多年的使用过程中，曾经历过六次改动（1892年、1895年、1940年、1941年、1955年、1956年），基本上能表达景颇语的语音特点，但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没有规定文字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没有统一的书写规则，影响了文字的拼写统一性和准确性，造成书写上的混乱。有的元音用两种字符表示，如“o”做单元音韵母时写成“aw”，做复元音韵母时写成“o”等。新中国成立不久，有关语文机构组织语文专家和景颇族知识分子一起对景颇文方案做了单方面的修改，修改内容主要是规定了标示声调、喉塞音的符号。规定在非塞音、塞擦音声母后的紧喉元音用重写元音字母表示。1956年我国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为贯彻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靠拢的原则，对1955年的景颇文方案做了修改。这两次修改忽视了与跨境的缅甸景颇族及其政府商议或征求意见，引起了缅甸部分景颇人的不快。 1956年，中缅两国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芒市举行盛大的边民联欢大会，周恩来总理和缅甸吴努总理亲临大会。在会上，吴努总理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中缅两国景颇文保持一致的建议，希望中国的景颇文不要改。周总理当即表示赞同，指示云南省政府对原创景颇文方案不做改动。两国景颇族听到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一致拥护。此后，中缅两国共同使用的景颇文开始在学校教育、社会扫盲和出版发行领域广泛试验推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周总理的看法是英明正确的。当初对原有景颇文的改进与当时如何科学地处理跨境语言文字问题缺乏经验有关，也与当时民族语文工作中出现的“左”倾思潮有关。对待跨境语言文字，应尽可能“求同存异”，不要人为地加大分歧。求同，有利于跨境民族的交流和发展，也符合跨境民族的心理要求，是顺应民心的。 四、几点理论思考 从跨境景颇语的具体特点和近百年跨境关系历程出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1.怎样科学地认识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 跨境语言既有和谐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这是跨境语言客观存在和演变的自然规律。这一对立统一体，会因具体语言的特点和历史演变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类型。研究跨境语言，不能只看到表面特点，必须挖掘其深层次的内容。但是，应当怎样从不同的跨境语言类型深入地认识、处理这对矛盾，既看到共性又看到个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一理论问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2.跨境语言的所在国应当怎样根据具体语言事实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语文方针政策？ 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国家发展的生命线。跨境两国的语文方针政策，若能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特点和演变规律制定，就能因势利导，促进和谐因素的发展，并能化解或减少矛盾，增进互补、互利。制定跨境语言政策，既要服从主权国家的总利益，又要有利于跨境语言的和谐、互补，二者既有统一的一面，有时也会出现矛盾，遇到矛盾应当如何解决？ 3.怎样认识跨境语言是跨境国家的一种资源？ 语言相通有利于两侧民族的和谐发展，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安全。这一点，过去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往往只看到语言相通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跨境国家应当发掘跨境语言的资源，通过语言相通更好地发展双边的经济、文化，加强两国的团结。 4.怎样认识跨境语言关系中的“国家兴则语言兴，国家衰则语言衰”？ 语言地位高低与国家地位密切相关，跨境两侧语言的地位关系也是这样。跨境语言的兴衰受国家兴衰、强弱的制约。国家兴则语言兴，国家衰则语言衰。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于政府腐败、民众贫穷，境内的景颇族向往缅甸，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缅甸的影响，不少人还到缅甸密支那、曼德勒上学。他们看的是缅甸出版的景颇文书籍，听的是缅甸的景颇语广播。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国家的关怀下，景颇族的学校教育和景颇语文的出版、广播事业得到从无到有的发展，景颇族和景颇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由于“左”倾思潮而引起经济困难，生活水平不如缅甸，加上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同一民族、同一语言的便利条件进行煽动，使得一些景颇族群众被骗迁移到缅甸去。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大发展，人民大众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芒市、瑞丽、陇川等景颇族地区高楼林立，交通便捷，中国在缅甸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大变化。近五年来，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国情调查组”曾三次到德宏州、耿马、泸水的景颇族地区进行第一线调查，目睹了当地的巨大变化，以及境内外跨境民族、跨境语言关系的变化。在泸水县片马地区，当地的景颇族茶山人老乡情不自禁地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这里比较贫困，比不上缅甸，一些漂亮的姑娘都嫁到缅甸去，而现在，我们的日子好了，缅甸的漂亮姑娘都嫁到我们这里来。境外的一些景颇族，做父母的还把孩子送到中国学校来学习，认为学会汉语将来发展前途好。我们还看到，我国出版的景颇族方面的书籍、报纸、词典，已不断流入缅甸景颇族地区，成为他们喜爱的精神食粮。 跨境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是个后起的领域，在我国起步很晚。目前，语言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记录描写上，这符合跨境语言研究的学科建设规律。但是，跨境语言研究理论建设势在必行。预计今后的跨境语言研究，必定会在记录描写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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