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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6-0142-04
殿前司、侍卫步军司和侍卫马军司三衙，是北宋禁、厢诸军常设的统帅机构，所谓“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1]后集卷40。主持三衙的高级将领，因此被宋人恰如其分地称为“管军臣僚”，或简称为“管军”、“三帅”，是当时武将的最高军职。三衙在宋代军政体制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学术界目前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对其职能状况也大多语焉不详。
一、掌管全国的禁军和厢军
五代后晋和后汉以来，中央禁军已大部隶属于侍卫、殿前二司。北宋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所谓“祖宗以来者，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禁军皆隶三衙”[1]甲集卷18《三衙废复》，“殿前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七、步兵之额二十六，侍卫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五、步兵之额八十三，至军头仅四，皇城仅二，骐骥特骑兵之二额焉，大抵尽属于殿前、侍卫之司”[2]。不久，宋太祖又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将节度使所部精兵锐卒彻底收归中央，“以马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屑侍卫司”[3]卷6，“取太原兵以为龙卫，取幽州兵以为神武，左右员僚本藩镇厅头也，左射拱圣，本诸州骑兵也”[4]续集卷44《兵制门·宋朝兵》。地方上保留的老弱之兵，随即被改编为厢军，同样隶属于侍卫司。随着对南方诸国的平定，诸国军队中的“精兵”也同样被抽调到京城。如平定后蜀，蜀兵中的精锐即被改编为禁军中的“奉义”、“怀恩”、“怀勇”、“怀爱”等军，归侍卫司。宋太祖还特意从这批士兵中挑选出“材貌魁伟，熟习射”者共120名，组成“川班内殿直”，隶殿前司。消灭南汉后，其原有军队的精兵也被抽调至京编为“广德军”，隶属殿前司。南唐降兵中的精锐则被改编为“归政”、“新立归化”等军，隶侍卫司。至此，北宋统治下所有地区的精兵强卒都被抽调到中央禁军之中，统归三衙统领，“惟三司卒称禁军”[5]卷7《禁军厢军》，“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以使藩镇之兵统统成为天子之兵。禁兵原意是指天子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成为北宋的正规军”[6]。唐末五代藩镇的职称，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之类，逐渐成为武将的虚衔，自中唐以来地方拥兵自重、节度使跋扈称雄的情形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宋太祖以后的北宋统治者皆奉行此制，凡地方上新招募和编练的部队，皆隶属于三衙。如神宗朝“诏环庆寨户、强人、弓手，如禁军法上兵籍，隶于马军司”[3]卷279，徽宗朝“御笔……除见今兵额外，帅府别屯兵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常管在营，比诸军加数教阅，每二年令更互出戍，帅府五百料钱，以威捷为名；望郡三百料钱，以全捷为名，并充步军，隶殿前司管辖”[7]卷18《兵防》，等等。故南宋高宗有云：“祖宗故事，军马未有不隶三衙。”[4]卷41《州兵》
二、干预所部将校的任命和升迁
北宋军队将校的任免，权归皇帝，具体则归枢密院，但三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仁宗初年刘后临朝摄政，有求内降补军吏者，时任步军副都指挥使的王德用即表示：“补吏，军政也，敢挟此以干军政，不可与。”太后固欲与之，终因王氏“卒不奉诏，乃止”[3]卷112。
军校的升迁亦是如此。北宋军校升迁的主要途径，是三年一次的例行“转员”，其权在制度上归枢密院，皇帝也时常亲自干预，“国初以来，皆面问其所欲，察相人才，或换官，或迁将校，或再任，此则威福在人主”[8]《兵志十》。而实际运作往往是先由三衙拟定名单，申报枢密院，由皇帝届时宣布而已。如仁宗天圣六年(1013)“枢密院言诸军将校中，颇因循不能禁戢军士者，欲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杨崇勋、夏守赞等，密令体量，具名以闻，另取进止，时将转员故也”[3]卷106；又，嘉祐五年(1060)二月“诏殿前、马、步军司，每三岁将校转员，其病老不任事者，先密具名以闻”[3]卷191。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中书、枢密院二府趋同的走势日益明显，枢密院的职能愈来愈趋向于执政方面，军政方面的琐细政务很多实际上陆续移交三衙。如神宗熙宁四年即诏：“军员老病当降军分，送殿前、马步军司指定职名，并申院降宣。”[3]卷219三衙在军校任命、升迁中的作用遂更加重要。至哲宗元祐年间，按曾布的说法，军校升迁的情形已经是：“（殿前、马、步军）三司、军头司先指试定，但对御引呈，依拍定第等推恩。”[8]《兵志十》三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三路众将校的晋升，就是“诏侍卫马、步军司，自今开具合转补职名”，然后行文枢密院，“申枢密院降宣”罢了。
按照北宋的制度，三衙还拥有对所部军校改任他职的荐举权，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六月诏：“殿前、马步军司择禁军将校武勇而愿效命者以名闻。”[3]卷217范仲淹在当年九月也上书建议督促三衙管军举荐军事人才：“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以将校、长行，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9]庆历二年(1042)三月宋廷遂正式下诏：“殿前副都指挥使高化、马军副都指挥使李用和、步军副都指挥使曹琮，举诸军指挥使以上，有胆勇方略堪任将领者，各二人。”[3]卷135此项职能专属于三衙，其他各部门皆不得插手，禁军军校改任他职也不得由其他官员荐举。以神宗朝殿前司龙猛军级“经章惇出头，乞于懿、洽效用”事为例，当时神宗即“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章惇投状”，吴充也认为： “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王安石虽多番解释“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并说：“且欲防变，即专固人情，使听于三帅，不得自伸于余处，亦不可无虑。”但宋神宗强调“三帅防禁严密”，并终欲治其罪。至于个中原因，不外是防范群臣“结连”禁军罢了[3]卷246。
三、战时领兵出征，平时主管在京禁军的训练
此是三衙的本职所在，责无旁贷。以宋太祖朝几次大的战事为例，建隆元年(960)平定李筠、李重进二役，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三衙将帅实总其任。乾德二年(965)四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先是“领兵赴潞州，备北汉也”[3]卷5，寻于当年十一月南下为伐蜀归州路主帅。是役，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也同时领兵出征，任凤州路宋军副帅。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事先即“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等，各领兵先赴太原”[3]卷10。开宝七年(974)宋伐南唐，侍卫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步军都虞侯刘遇则分别担任先锋[10]《兵》七之二九。开宝九年八月再伐北汉，也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主帅，宿将潘美亦位居其下[3]卷17。宋太宗、真宗两朝也是如此，如真宗景德年间辽宋大战，除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扈卫真宗亲征之外，其余三衙管军将帅皆在前线统兵御敌。仁宗之后各朝，由于沿边例设经略安抚司，由安抚使即帅臣统兵，情况方有了一定的变化，除地位较低的三衙都虞侯、四厢都指挥使往往外任为边将，归帅臣节制外，三衙长官或实际主持者，一般不再直接领兵出征，但也并不是绝对的。
按照北宋制度，禁军“月奉五百以上，皆日习武技”[8]《兵志九》，神宗熙丰强军，一度增为“早晚两教”[11]。在京禁军的训练，皆由三衙具体负责，如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命殿前、侍卫将校大阅戎事于军中”[3]卷7，真宗朝“募近京强壮补禁旅，诏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阅习阵势”[3]卷55，英宗“命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戒诸军勤习武艺”[3]卷203等。三衙在主持训练时有权随时处理不达标的士兵，所谓“事艺不应法，即管军行遣”[3]卷503。以哲宗朝为例，训练中“捧日被决责者多，闻举营皆哭。及闻长日祗候以喝箭满被决，莫不震恐，马射稍不如法，便拽下”[3]卷503。外地驻军的训练也要参照三衙之法，如真宗朝“环庆张继勋言：本路军士阅习与京师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观教之法”。[4]后集卷42《兵制门》正因为训练禁军是其职责所在，故当禁军训练水准提高时，皇帝往往会归功于三衙管军将帅，前引燕达就因训练得力被“与一子閤门祗侯”。又如真宗亦曾表彰殿前都指挥使王超说：“士众严整，戎行练习，卿之力也。”[3]卷45
四、以军法辖治所部，掌所部军人狱讼
北宋治军，崇尚严刑峻法，如宋太祖有云：“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3]卷12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凡军事皆行以法”[8]《职官志六》。为了防范官兵之间结成团伙，管军“姑息以收恩”，达到“御将士常使恩归人主，威令在管军”[3]卷503、“故朝廷抚养此曹（指士兵），易于怀悦，绝骄惰无厌之心，是以威行于下，而恩归于上”[3]卷430的效果，北宋朝廷往往鼓励甚至于督促三衙从严治军，否则即被视为“缪懦”不称职。故北宋三衙当中治军严整者比比皆是，如仁宗朝李昭亮为殿前副都指挥使，“万胜、龙猛军蒲搏争胜，撤屋椽相击，市人惶骇，昭亮捕斩之，杖其军主连州刺史宋绪，诸军股栗”[3]卷156；姚麟于哲宗、徽宗朝为殿前副、都指挥使，“为将沉毅，持军不少纵舍。宿卫士尝犯法，诏释之，麟杖之于庭而后请拒诏之罪，故所至肃然”[8]《姚麟传》。宋守约的事例则更为突出，他在神宗朝任殿前都虞侯时，“卫兵以给栗陈哗噪，执政将付有司治，守约曰：‘御军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语之曰：‘天子太仓栗，不请何为？我不货汝。’众惧而听命”。其因是功晋升步军副都指挥使后，更是“持军严急，帝密戒之，对曰：‘臣为陛下明纪律，不忍使恩出于臣，而怨归陛下。’帝善之，欲擢至枢府”[8]《宋守约传》。
五代武夫横行，军人狱讼例归其将专断，有司不得插手，如后晋时规定：“（在）京及诸道马步诸军，若长行犯法，便委副将据罪处理；如副将、十将违犯，即委本指挥使科断；指挥有罪，若不出军，即委都指挥使具录申奏；若行营在外，即委行营统领依军法实行。”[12]后汉时侍卫司设有“侍卫司狱”，“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轻重，于法何如，皆专杀不请”[13]。北宋时情况较五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记载：“殿前、侍卫司上言：‘开封府追取禁兵证事，皆直诣营所，事颇非便。’上曰：‘朕察此意，盖止欲本司决遣耳。有唐之弊，方册可视。自今除逮捕证佐悉如旧制，军人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上尝戒军校曰：‘犯法者须以军法治之，然悯恻之意不可不存其间。’”[3,10]卷60，《刑法》七之三
不过，按照当时制度，北宋三衙仍皆“治其（指所部）狱讼，若情不中法，则禀奏听旨。”[8]《职官志六》其下各设推案，主管“鞫勘、取会、追呼诸军班诸班词讼公事”，又有法司，“检引条法”，还设有专门的监狱，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月，“遣使诣御史台、三司、殿前、侍卫司编类系囚”[3]卷65，大中祥符元年(1008)，又“上御崇政殿，亲虑御史台、三司、开封府、殿前、侍卫司系囚，流以下递减一等”[3]卷69。在京禁军狱案，归由三衙直接审理，只是其判决权限于杖罪以下罢了。而且，真宗朝之后，三衙的判决权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如哲宗元祐四年(1089)殿中侍御史孙升就谈到：“恭惟祖宗深得治军之法，设三衙管军之官，会以流配之权，自非死刑，不付有司按覆……如郝质辈治军严肃，作过军人一经徒流，鲜有生者。质所坐卧，寂不闻人喘息声，其严惮如此。”[3]卷430这是一段非常值得重视的记载，因郝质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在英宗、神宗两朝，据之可以推定至迟在英宗、神宗朝，三衙的判决权已经由真宗朝的杖刑延伸到了流刑。至于军人犯死罪者，也是先由三衙初步审理，奏裁后经枢密院审核方交由三衙执行。如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诏“自今开封府、殿前、侍卫司奏断大辟案，经裁决后，百姓即付中书，军人付枢密院，更参详酌详定进入，俟画出，乃付本司”[3]卷71。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又特诏殿前、马步军司，“大辟囚并如开封府法送纠察司录问”[3]卷214；五年(1072)五月纠察在京刑狱祝谘建议：“百姓犯罪，御史台差文臣就本司同录问取伏状方奏断，盖钦重刑狱，以防出入之弊。其殿前、马、步军司军人犯死罪，乃止牒审官西院，差大使臣录问，缘大使臣少通法意，乞依开封府例，牒御史台差官就逐司录问。”[3]卷233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三衙治狱的依据，除《刑统》、《申明刑统》等通行的法律之外，还有专门的法规，主要是《殿前马、步军司编敕》。编敕，是宋朝最为重要的立法活动，“敕是皇帝在特定时间对特定人或事临时发布的诏令，通常谓之散敕。但是散敕并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要使散敕上升为一般的法律形式，还需经过编修程序，即对积年的各种散敕进行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删其重复，去其牴牾，然后汇编颁行”[14]。自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8]《刑法志一》，编敕在实践中已经取代了《刑统》等的国家大法地位。具体到三衙，编敕活动大致有以下两次：一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五月“命枢密副使田况提举修殿前、马、步军司编敕”[3]卷185，此次编敕，原意是殿前、侍卫马步皆编，然后来可能是只编成了《马军司编敕》。二是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重新详订删修《马军司编敕》。此事原本交由权知审刑院崔台符负责，经其上言“奉诏修《马军司敕》，缘军政事重，仁宗时命枢密使田况提举，乞依故事以枢臣总领”[3]卷260，改由枢密使陈升之提举编修，后实际上由宰相吴充主持其事。至熙宁十年二月(1077)，《马军司编敕》重修完成，宰相吴充因此被“赐银、绢各三百”，其他删修官也“改差遣、减磨勘年有差”。《马军司编敕》对殿前、侍卫两司来说，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徽宗朝大观年间，殿前司“措置淮、浙、荆湖、福建等路”指挥部辖将校时，就“依马军司见行条格”。[7]卷18《兵防》
五、负责所部的拣选
拣选，是指北宋为了加强禁军的战斗力，对禁军士兵所进行的定期、不定期的挑选、考核，将其中的精壮者升为上军，所谓“其自厢军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军，上军而升班直者，皆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募，余皆下选补”[8]《兵志八》；老弱者则降低军级，由禁军退充厢军，由厢军退充剩员，直至淘汰出军队。拣选的标准，归枢密院拟定，但具体工作，主要还是由三衙来执行。如宋太祖就是在建隆二年(961)五月：“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3]卷2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殿前、马、步军司又受命，主持“拣补禁军，捧日上三军每指挥及三百人，龙卫上四军每指挥及二百五十人，拱圣、骁骑、骁勇、宁朔、神骑、支骑、武骑每指挥及三百五十人，并于次下军额选拣升补。”[3]卷57仁宗至和年间，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始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3]卷167。为了防止三衙在拣选过程中徇私舞弊，仁宗朝还专门下诏，规定：“管军臣僚，自今麾下军士，非有战功，毋得请迁隶上军。”[3]卷165
至于裁汰老弱，亦是三衙管军的本职之一。如神宗朝宋守约为步军副都指挥使，“神宗以禁旅骄惰，为简练之法，屯营可并者并之。守约率先推行，约束严峻，士始怨终服”[8]《宋守约传》。徽宗时，王恩为殿前都指挥使，“尝汰禁卒数十人，枢密请命都承旨覆视，恩言：‘朝廷选三帅，付以军政，今去数十冗卒而为足信，即其他无可为者。’帝立为罢之”[8]《王恩传》。若拣选不力，致老弱冗杂，时人也往往归咎于三衙，如司马光在仁宗末日：“臣窃闻朝廷近降指挥，拣选诸指挥兵士，补填近上军。其主兵之官，惟务人多，不复精加选择，其间明知羸弱，悉以充数……其元拣臣僚，伏乞重行贬窜。”[3]卷194
六、事务性和礼仪性的职能
事务性职能，主要包括：1.修河。北宋定都开封，漕运南北粮米的汴河等水系是其立国的生命线，在治河过程中，皆不惜大量动用军队参加。小的水患，使用地方部队；大的决口，则命三衙带兵会同当地丁夫共同治理。由三衙主管大的治河工程，遂成为北宋惯例。2.建筑。北宋凡有大的土木工程，多役厢军，故在京修城、建宫殿诸事亦常由三衙主持。3.京城防火。京城防火，由三衙当中的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专门主管，当有突发性火灾发生之时，三衙更是要派专人统兵救火，否则要受罚。4.试武举武艺。北宋武举考试武艺，例由三衙负责，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规定，“馆职两人与判兵部同度策一道，命马军司试弓马武艺”[3]卷202；神宗时，又改为“凡武举，初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3]卷247。
礼仪性职能，则主要是有：殿前都、副指挥使在皇帝上朝时“侍立殿下”，出行则随驾“扈从辇前”，郊祀等大礼时则充当仪仗总管，皇帝检阅禁军，殿前都、副指挥使例任指挥。契丹来使的接待、保卫事务，时常亦由三衙负责。
综上所述，职能的不断扩大，是宋代三衙管军制度得以逐步强化的重要表现和突出标志。而三衙管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与募兵制度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解决了唐代中期以来军队指挥体制与征集方式从征兵变为募兵之间相脱节的历史性课题，既杜绝了唐末的藩镇军阀割据，也避免了五代的禁军大将跋扈干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职业军队的管理体制”[15]，具有强化皇权和保障北宋政局稳定的重大意义，对明清的军事体制也有着较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