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与《新青年》渊源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寅论文,新论论文,渊源论文,新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士钊的《甲寅》杂志（1914—1915）与《青年杂志》（《新青年》）颇有渊源。据笔者考证，《甲寅》作者中至少有16人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其主要政论作者如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叔雅等，成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的基本班底；在《甲寅》偶露峥嵘的胡适、吴虞，则成了《新青年》的骨干。笔者试图从杂志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编辑和作者的人际互动以及刊物所依托的出版机构等角度切入，重新释读这两份杂志之间的渊源，尝试以微观史学的方法，再现新知识者在民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围绕报刊杂志这一新兴的言论空间进行交往和互动，构筑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网络，制造引导时代进步的新议题的历史过程。
一
晚清以降，报刊业日渐兴盛。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商业报刊、党派机关刊物还是同人杂志，凡获得成功者其背后必有一支得力的作者队伍。《甲寅》草创于危难乱离之际，仓促间章士钊难以组织起一班整齐的人马，第一期的主要政论和时评看似出自多人之手，实则都是章士钊变换不同笔名一人操办。但出版大型期刊毕竟不同于没有时间限制的私家著述，即使才高如章士钊者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长期包打天下，况且这也有违章士钊“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交接”的创刊初衷。因此，打造一支像样的作者阵容，开拓更丰富的稿源，就成了章士钊的当务之急。从第二期开始，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吴虞、胡适、易白沙、高一涵、刘文典等人逐一登场亮相，为《甲寅》增色不少。这样一批背景不同、经历各异的作者如何聚集在《甲寅》帐下，而章土钊又是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是文化史、出版史和民国期刊研究中不应忽略的重要课题，而如果考虑到这批作者日后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一过程就更值得认真检视。如果将章士钊的作者群粗略分为革命旧友、文字新朋、海外新锐、国内名宿等四种身份，那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或者正可以分别作为代表。
在《甲寅》诸作者之中，与章士钊交往最早且最久者无疑当属陈独秀。章士钊与陈独秀可谓“总角旧交”，“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① 1902年，章士钊从武昌顺江而下，到南京江南路师学堂求学，结识了同学汪希颜（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之兄）、赵声（伯先）等，并通过汪希颜结识了因宣传反清而逃至南京的陈独秀。② 1903年《苏报》案发之后，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苏曼殊、何梅士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负责主要编辑工作的就是章士钊和陈独秀，两人“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③。1904年章士钊和杨笃生一同组织了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自任副会长，陈独秀、蔡元培、蔡锷等为会员，准备实施暗杀等暴力革命行动。其后由于黄兴在长沙事泄失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又不中，上海的革命团体遭到破坏，同志星散，章、陈也各谋出路。章士钊后在日本及英国“苦学救国”，陈独秀则继续自己职业革命者的冒险生涯，但两人友谊并未中断。因此，1914年，当因二次革命失败遭通缉而困居上海、“静待饿死而已”④ 的陈独秀来信寻求谋生之计时，章士钊便很自然地想起邀请这位文才出众、擅长办报的老友来协办《甲寅》。虽然陈独秀在《甲寅》上除几首旧诗之外，只发表了一篇正式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一篇小说序言《〈双枰记〉叙》以及一封通信，但这并不妨碍陈独秀成为《甲寅》的幕后英雄，留下自己的印迹。吴稚晖就曾经说过：“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惟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⑤ 事实上，由于材料的缺乏，今天已不可能再现陈独秀加入《甲寅》工作的具体过程，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仍可看出，陈独秀在编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吴虞曾在《甲寅》第1卷第7号发表自己的得意之作《辛亥杂诗》，而这些诗就是陈独秀选载并加以圈点的。⑥ 一年多之后，吴虞又向《新青年》投稿，陈独秀不仅大加欢迎，而且表示已经停刊的《甲寅》正准备续刊，如果吴虞愿意把自己的文章全部寄来，可以“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⑦ 与此同时，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也代《青年杂志》和《甲寅》同时向胡适约稿。⑧ 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确实在《甲寅》承担编辑工作，推出吴虞等一批有广泛影响的作者，而且在筹划《甲寅》复刊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便他此时已经拥有自己的刊物《新青年》。陈独秀是将《甲寅》与《新青年》视为姊妹刊，尽心尽力为它们筹划稿源的。
如果说陈独秀是章士钊革命旧友的代表，李大钊则堪称章士钊以文会友策略的一大收获。1914年春，李大钊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主动向章士钊投稿，稿件和信函都得以在《甲寅》刊出，从此开始了与章士钊长达十余年的深厚友谊。章士钊对此有详细的回忆：“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到。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
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遞晚尤笃。”⑨ 虽然对章士钊而言，李大钊只是初识的新朋，但李大钊在与章士钊谋面之前，已经是《独立周报》的热心读者，对章士钊“敬慕之情，兼乎师友”。⑩ 虽然李大钊在《甲寅》连通信在内也只发表了四篇文章，但李、章的结交，对双方而言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论者已指出，章士钊在李大钊早期思想变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东京《甲寅》杂志时期尤为明显。(11)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章士钊在当时舆论界、知识界的地位和影响。反之，李大钊也以其文笔和品德得到了章士钊的高度信任，成为倚若股肱的重臣。1917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之后，李大钊、高一涵随即进入编辑部，担任主笔。正如章士钊所言：“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12) 在《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承担了主要编辑工作并发表文章六十多篇，不仅继续阐扬了章士钊的“调和论”政治思想，而且以其近于章士钊的文风，与高一涵、李剑农等一道被胡适写入文学史，列为“甲寅派”，进一步扩大了《甲寅》在知识界、思想界的影响。其后章、李虽在政治、文化观点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始终保持良好私交。刊物主编与作者因投稿而结下深厚友情，章、李二人可谓是典型。
除李大钊之外，章士钊在《甲寅》时期发掘的新人还有不少。由于章士钊自己曾留英多年，政治思想也倾向于英国议会政治，因此在《甲寅》后期推出了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一批留学英美的作者。现在看来，在这些新面孔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就是留美学生胡适。虽然胡适只在《甲寅》发表了一篇译作和一封通信，实在算不上主要作者。但由于胡适在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他与《甲寅》的这段文字缘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线索值得认真解读。
对于胡适，章士钊的欣赏与器重是显而易见的。在1915年10月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10号，章士钊发表了胡适的一封来信，并在“记者按语”中说：“胡君年少英才，中西之学俱粹，本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可得博士”(13)。这大概是国内报刊第一次将胡适与“博士”头衔联系起来，向知识界读者郑重介绍这位暂时还藉藉无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的初次交往。在《甲寅》出版之前，章士钊、胡适二人对对方就已经有所耳闻。章士钊曾主笔《民立报》，胡适“彼时即有意通问讯”，对章士钊其人其文已颇感兴趣。(14) 而胡适1913年8月发表在《神州丛报》上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也给章士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4年8月25日，胡适将短篇小说译作《柏林之围》投给《甲寅》(15)。由于《甲寅》第1卷第3号已经于8月10日出版，章士钊在接到胡适稿件后，就马上把它编入第1卷第4号，于11月10日刊出，而这也是十期《甲寅》中唯一的一篇翻译小说。1915年3月，章士钊又写信给胡适约稿，希望胡适“稗官而外，更有论政论学之文，尤望见赐，此吾国社会所急需，非独一志之私也”，此外能作通讯体随意抒写时事也可，并希望胡适向同学中能文之士广为介绍。(16) 胡适的回信发表在《甲寅》第10号，信中表示：“学生生涯，颇需日力，未能时时作有用之文字，正坐此故。前寄小说一种，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并承诺“更有暇晷，当译小说或戏剧一二种”。(17) 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窥见，作为刊物主编的章士钊与作为投稿人的胡适，关注的对象并不一致。章士钊素不喜小说（虽然他也曾写过一篇《双枰记》），因此他希望胡适多写“吾国社会所急需”的“论政论学之文”，而胡适此时的兴趣显然是在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在给章的回信中，他并没有迎合章士钊而大谈政治，反而依旧对西洋文学津津乐道：
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字之最有势力者，厥惟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威之Ibsen，德之Hauptmann，法之Brieux，瑞典之Strindberg，英之Bernard Shaw及Galsworthy，比之Maeterlinck皆以剧本著声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代，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18)
虽然胡适随信也寄上了一篇较为正式的论文《非留学篇》，但显然他更希望章士钊注意自己正在进行的文学翻译事业。说到底，他们对什么才是“吾国社会之所急需”的问题，答案全不相同——在这里，章士钊对胡适的期待与胡适的自我期许产生了明显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在胡适于《新青年》大放光芒、将自我期待付诸实现之后，显得格外醒目。但是，不论怎样，胡适是把《甲寅》视作一个值得信赖并有一定自由发挥空间的言论阵地，否则也不会在信中将自己的翻译计划和盘托出，并且自告奋勇，负责《甲寅》在留美学生中的代售业务。(19) 由于《甲寅》的停刊以及胡适自己的延宕，胡适的翻译计划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此事并未不了了之。如所周知，胡适其后不久就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发表了《易卜生主义》，而他和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以及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也在同期发表。这很容易使人产生遐想：如果《甲寅》没有停刊而胡适又寄来自己的译作，五四时代的“易卜生热”是否会提前上演？不过，答案很可能令人失望。因为章士钊的文学趣味更接近传统文人，如果有足够的稿件可以选择，我相信他更愿意采用吴虞的古典诗词而非胡适的西洋剧本来充实《甲寅》的文学栏。1914年，时任四川省川西道公署顾问兼内务科长的吴虞，第一次从他正在日本留学的兄弟吴君毅那里知道了《甲寅》杂志和章士钊：“君毅本月廿二日曾寄《甲寅杂志》五月号一册，长沙章行严主宰，留学英国，吴保初（挚父子）之女婿，学术文章皆有时誉，其署名秋桐者是也。”(20) 吴虞对章士钊的背景经历一无所知，而他与《甲寅》发生联系则属于友人之间的辗转引荐，而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以文人为主的舆论界可谓司空见惯。据《吴虞日记》记载，《甲寅》第2号《中华民国之新体制》的作者“重民”即时在日本留学的成都人张重民。张重民与吴虞之弟君毅相识，他在给吴君毅的信中说：
昨以《秋水集》示章士钊（字行严，湖南人，即《甲寅》自署秋桐者），顷章氏来谈及，极言识解之超，断非东南名士所及。倾慕之忱，溢于词色，必欲仆为之介绍。并请令兄出其平昔所为文，以光《甲寅》。仆于令兄初无一面之识，然北海不必知人间有备，谓备不知北海则不可。本当迳以书干之，惟仆不文，惧无以达章氏之意，仍以此烦执事，可乎？章氏好为政论，其所怀可征诸《甲寅》，言教则排孔尊耶者也。余不白。(21)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征引此信，是因为其中披露了颇多讯息。吴虞作为蜀中名宿，在此之前其影响只局限于四川一隅(22)。日后他能够借《新青年》暴得大名，追根溯源，与张重民向章士钊推荐《秋水集》有直接之关系。事实上，不仅章士钊看到了《秋水集》，当时正协编《甲寅》的陈独秀对《秋水集》也欣赏有加，在尚未得到吴虞允许的情况下，就从中选择了20首在《甲寅》登出。虽然这并不是吴虞第一次在国内著名杂志上发表作品，但这却是吴虞与陈独秀建立关系之始。吴虞在章士钊约稿之后，也的确向《甲寅》投过稿，但因为《甲寅》中途停刊，没有发表。(23) 1915年10月12日，吴虞又向《甲寅》投稿，计《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说本于老子》等三篇文章和五言律诗五首。(24) 但是他并不知道《甲寅》在10月10日出版第10号之后已经再次停刊，所以文章又没能发表。好在陈独秀这时已经是《新青年》的主编，吴虞再次向《新青年》投稿之后，《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说本于老子》两篇文章得以在《新青年》上刊出，吴虞因之名声大噪。(25) 由此视之，杂志的崛起与作者的走红，背后固然有其历史规律，但有时也不能不说是出于某些偶然的机缘。不过，阴差阳错之中其实又有必然：发现吴虞这样有潜力的作者，离不开章士钊作为资深编辑所具有的敏感和眼力；而《甲寅》“排孔而尊耶”的文化立场，在筛选读者的同时也在筛选着作者，它对志同道合的作者有强烈的吸附和聚集效应，从而奠定了《新青年》作者队伍的雏形。
也许从《甲寅》杂志本身短暂的发展过程来看，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的关系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有何种特殊的意义。然而，从《新青年》杂志的角度来看，章士钊与他的这些短期合作者（有些只写了很少的文章）之间建立的却是一种松散、无意识然而却极其“有效”的联系。在这里，章士钊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位组织者，在他打造的这个平台上，具有某些相近社会、政治、文化观念的作者逐渐聚集在一起，虽然并没有结成固定的团体，但已然发出了某些共同的声音。有意思的是，由于陈独秀的存在，《甲寅》时期萌发的这种人际联系在章士钊淡出之后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新青年》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二
《甲寅》与《新青年》这两家刊物与出版发行机构之间以及两家出版机构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或许是导致它们具有特殊亲缘关系的另一原因。
1901年，汪希颜、汪孟邹兄弟先后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与章士钊、赵声成为同学，并结识了逃亡在宁的陈独秀。1902年汪希颜去世之后，汪孟邹仍然与章士钊、陈独秀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次革命失败后，亚东图书馆也始终在经济上支持着柏文蔚、陈独秀等人的反袁活动。(26) 由于共同的思想背景和革命经历，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始终是陈、章等人值得信任的出版阵地。(27) 章士钊虽然在办《甲寅》之前就已经在舆论界创下显赫名声，但直至《甲寅》，才可以说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刊物。《苏报》时期，章士钊只是受雇之主笔，虽然有老板陈范的信任，能放言无忌，但不得不有经济上之考虑；《民立报》时期，章士钊则因在政治观点上与同盟会有所冲突，备受指责攻击；《独立周报》时期，初期无事，后则因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津贴，愤而出走。章士钊独立不倚的办报宿愿始终没能实现。因此，当他为形势所迫，必须将《甲寅》发行权转让之时，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亚东图书馆。如前所述，第1至4期的《甲寅》出版于日本。由于资料匮乏，现在已很难确定这四期《甲寅》具体是怎样发行的。不过章士钊曾经回忆，《甲寅》第1期的赠阅和邮寄都是由自己家人经手。由此看来，前期《甲寅》的出版发行工作可能都是由章士钊自己来联系的。这似乎可以从《甲寅》第1至4期杂乱无章的广告编排上略见端倪。从伊文思图书公司的更名通告到各小型书局的新书广告，从印刷、电镀技师的自荐到“人造自来血”的吹嘘乃至“民国艳史丛书”，都曾登上《甲寅》的广告栏，与严肃理性的政论刊物定位相去甚远，倒是更接近当时商业刊物的作派。这显然不是章士钊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当时他的经济条件还远没有宽裕到可以挑选广告客户的地步。然而，在亚东图书馆全盘接手《甲寅》的印刷、出版、发行工作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虽然由于印刷改在上海，纸张和版式有所改变，但广告版面整洁了许多——牙医和“自来血”广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亚东图书馆自家书籍和群益书社出版物的广告，此外也为《正谊》和《科学》杂志刊登了几次通告。由于这些客户与亚东图书馆的渊源，这些广告很可能都属于“友情赞助”的性质，因而无法给亚东带来什么经济利益。所以，发行权的易手对章士钊而言固然是有利无弊，可以使他心无旁骛，致力于写作和编务，但对于亚东图书馆而言，却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压力，这对于小本经营的亚东图书馆来说并不容易。自1913年依靠2000元股本在上海开业，到1918年为止，亚东一共只出版了6种图书。(28) 而这些图书的销量大多并不理想，在店主汪孟邹的日记中经常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款未到，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之类的记载，可见其经营不易。(29) 在如此窘迫情况之下，亚东图书馆能够接过《甲寅》的发行事务，固然是因为对章士钊的能力与声望有相当的信心，同时不能不说与他们之间的旧交有很大关系。(30)
由于和汪孟邹同是皖人，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更非同一般。亚东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的第二年，就出版发行了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汪孟邹走出安徽到上海开店，也是出于陈独秀的建议。(31)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亡命至上海，穷困潦倒之中，正是依靠替亚东编辑了一套《新体英文教科书》救急。因此，陈独秀筹划出版《青年杂志》杂志，首先也是选择与亚东图书馆合作。但是，由于亚东图书馆此时已承担了《甲寅》的发行，已无力再负担一份刊物，遂转而介绍给了群益书社。对此，汪孟邹有真切的回忆：
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是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32)
亚东图书馆在如此窘境中，能够想到让群益书社来出版《青年》杂志，而群益书社也愿意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担负起这份风险，正凸显了两家书店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事实上，早在科学图书社时期，汪孟邹去上海办货办书，就在章士钊的《苏报》馆里认识了群益书社创办人陈子沛，并在群益书社搭铺借宿。(33) 亚东图书馆开张时出版的几种地图，也是由群益书社帮助在日本印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甲寅》已经发行和《青年杂志》筹备问世的1915—1917年初，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曾经谋划合并，吸收安徽、湖南两处的资本，组建一家新的公司，陈独秀、章士钊、柏文蔚等亚东老友均奔走其间，积极参与其事，因此《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从亚东转到群益也就并不令人奇怪。(34) 此外，这两家书店关系之好，还可以从它们各尽所能为对方捧场看出。在亚东接手之后的《甲寅》杂志上，群益书社出版物的广告比自家的广告更多，几乎占据了《甲寅》全部广告版面的三分之二，并且在第8号封底和第9号的扉页位置连续刊登了《青年》杂志的出版预告。群益书社也同样投桃报李，在《新青年》上多次辟出专门版面对亚东的《中华民国地理讲义》等看家书籍以及代为发行的《建设》《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进行广告宣传。
虽然《甲寅》《新青年》与亚东、群益之间的合作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用现代商业运营的标准去衡量，其结局可能难如人意，但或许正是这种“前现代”的、带有乡土色彩的企业运作方式，才能够在激烈商业竞争的环境中，为非主流的思想和言论留出一丝缝隙和空间。随着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上海等一些口岸城市出现了大量中小书局，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正是这些中小书局的代表。《甲寅》《新青年》这样的重要杂志由亚东和群益这样的家族式小书局而非商务、中华等大型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并非特例，反而是民初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小民间出版机构的纷纷出现，为文化事业的多元化以及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空间。
注释：
① 章士钊：《致龚代总理函》，《章士钊全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② 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又见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2月6日。
④ C.C生（陈独秀）：《通信》，《甲寅》杂志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
⑤ 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张若英编，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54页。
⑥ 《独秀复吴虞》，《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⑦ 《吴虞致独秀》、《独秀复吴虞》，《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⑧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原文为“《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
⑨(11)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82、83页。
⑩ 李大钊：《物价与货币购买力》，《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通信”，1914年8月10日。
(12)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73页。
(13) 《通讯·记者按语》，《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14) 《通讯·非留学》，《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15) 《胡适留学日记》（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16) 章士钊：《致胡适函》，《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369页。
(17)(18) 《通讯·胡适致章士钊》，《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19) 《汪孟邹致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20)(21)(23)(24) 吴虞：《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49、181、221页。
(22) 吴虞在1916年之前所发诗文不多，只有《新民丛报》登诗十一首，《宪政新志》登诗八首，《小说月报》登小说一篇、文一篇，《进步》杂志登文一篇，《甲寅》登诗二十首。他在四川本地刊物上发表非孔文章，曾引起争议，但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
(25) 1916年12月6日，吴虞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四篇文章，其中就有这两篇曾向《甲寅》投过的旧文，后来分别发表在《新青年》3卷4号和3卷5号，见《吴虞日记》（上），第273页。
(26)(29)(31)(32)(33)(34)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3～34、32、23、32、21、34～36页。
(27) 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就是由汪孟邹主持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出版发行，而由章士钊办的上海大陆印刷局承印，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5页。
(28)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3页。这六种图书是胡晋接、程敷锴合编的《中华民国地理讲义》、《中华民国分类地理挂图》、《中华民国地理新图》，CC生（陈独秀）编《新体英文教科书》，方东树著《昭味詹言》和章士钊编《名家小说》。
(30) 亚东图书馆与章士钊的关系持续甚久。1919年亚东图书馆因为出售无政府主义书籍，导致店主汪孟邹被捕，正是由于章士钊从中设法，仅罚款了事。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4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