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的管理贸易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经济国际化是指一国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将国内经济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过程。经济国际化的目标是使商品和要素资源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对于经济国际化，国人的理解更多地是降低贸易壁垒，消除原有的贸易保护措施，实施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但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当前国际管理贸易体制下，一国政府在作出贸易政策的决策时，除了要考虑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外，还必须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如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及对本国贸易政策的反应能力、本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其他国家贸易政策的扩散效应及本国的接受能力等。中国也概莫能外。
一
管理贸易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管理贸易是指世界上各贸易主体在最大化由国际分工引致的比较利益这种偏好的过程中，为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冲突以及实现相互合作的潜在利益，所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将该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政策。管理贸易既不是自由贸易也不是保护贸易，而兼具两者特点。它既是一种贸易理论，也是一种贸易政策，还是一种贸易体制。管理贸易具有博弈性、双重性、权力分散性、形式多样性、错综复杂性、措施公开性和“国家权力”国际化等特征。
管理贸易政策在各国的蔓延是符合各国的“国家利益”准则的。一般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为生存和发展而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总和。国家利益的内涵是动态变化的，它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而改变。比如战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存在着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但总体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利益方面。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在冷战末期就已意识到这一点。如美国学者库特勒(Kuttner)就指出，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应顺应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而转变国家利益的重心；如果美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世界中继续执着地抱有美国霸权的幻想，只会削弱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秩序。[1]在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产业政策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的情况下，库特勒却努力劝说美国政府应该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对特殊产业采取保护性产业扶持政策，在贸易上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以促进贸易竞争和创新。这种呼声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选民的支持，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政府的决策。因而从欧美等发达工业国家来看，大多采取了扶持和保护关键性和战略性产业的管理贸易政策，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持续扩张；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也越来越多地采取管理贸易政策，致力于保护民族产业和企业，抵御他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正是由于管理贸易政策与各国的国家利益准则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实行不同程度的管理贸易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管理贸易的发展方向虽然是贸易自由化，但鉴于多年来各国贸易保护情结使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后遗症仍在起作用，因此管理贸易又具有贸易保护的特性。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国际上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最重要的就是涉案国家产业结构相异或产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而解决的最好方式也是通过贸易磋商和谈判消除合作中的冲突，重建相互合作机制，实现“双赢”目标，从而提高各国的福利（注：由于数据暂时难以收集，这里仅提出管理贸易政策能增进各国福利的假设，未展开实证。马捷(2002)曾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推导了出口退税政策会加剧国内市场的扭曲，并不一定能提高本国福利。但他也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而未进行实证分析。）。
二
经济国际化、一体化及贸易自由化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世界是由各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各国既有体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决定了国家利益的不同。因此，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各国均会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而寻求自我保护。这体现在贸易政策上就是贸易的保护。如此一来，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便成为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博弈命题之一。而博弈的结果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管理贸易。我们认为，管理贸易政策也是各国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
从一国国内来看，任何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是政治市场上供求双方相互作用达成均衡的结果。
首先，管理贸易的政治需求方面。管理贸易政策的政治需求来自于一国非政府经济主体即选民。选民选择不同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作为代言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游说活动、竞选援助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府决策。最初的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德温(Baldwin)建立的一个简洁的非数理模型。[2]该模型分析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其结论是：并不是任何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游说活动都能获得预期收益。当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已经存在，且其初始组成较顺利，开办费用也已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时，则其院外游说活动成本曲线加收益曲线，表明在政治市场上其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当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初始组成很困难或开办费用很高时，其院外游说活动成本曲线就全部在收益曲线之上，则不能获得院外游说活动的租金，表明在政治市场上其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布鲁诺·弗雷进一步指出，赞成贸易保护的院外游说活动较反对贸易保护的院外游说活动更为强大。[3]因为前者往往由进口竞争性企业组成，较易组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后者往往由出口商和消费者组成，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力量也较为薄弱。本文认为，在两大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活动中，无法清晰判断孰胜孰败，充其量只能判断哪一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占上风。因此，赞成贸易保护或赞成自由贸易的两大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相互间存在着一种博弈，这种博弈结果取决于这两大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和资金实力的较量。两大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向政府施加压力时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它们并不指望自己的院外游说活动能够大获全胜，而只要达到有限目标就已经满足了。因此，不管是赞成贸易保护还是赞成自由贸易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均会修正自己的贸易政策需求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贸易政策偏好会“趋于一致”，这种“趋于一致”的贸易政策就是“管理贸易”。当然，两者所需求的管理贸易政策的偏重点并不一致。前者的贸易政策需求是偏向保护主义的管理贸易政策，而后者的贸易政策需求是偏向自由主义的管理贸易政策。这一判断是与两大类利益集团或组织主观上的愿望或本质上需求偏好的出发点相联系的。
其次，管理贸易的政治供给方面。管理贸易政策的政治供给来自于一国政治官僚、决策者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下提供贸易政策。基本的贸易政策的政府政治支持函数为斯蒂格勒—帕尔兹曼(Stigler-Peltzman)模型（注：Stigler-Peltzman模型参见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第42-4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以及Rodrik,Dani:What Do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Literature on Trade Policy (Not)Tell Us That We Ought to Know? NBER Working Paper,1994,NO.4870.）。该模型想要表明的是，各产业部门对政府的支持不是取决于它们所获得的绝对利润和总福利水平，而是取决于所获得的相对利益，即与自由贸易这个基准数相比较的离差。由于行政机构一般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所组成的，因此行政机构在提出或制定某种贸易政策时就必须考虑各产业部门的需求。大多数产业部门可能需要贸易保护，但也有一些产业部门可能更需要较自由的贸易，因此行政机构一般有贸易保护的政策倾向。然而，西方国家的行政机构还会受到来自议会和总统的压力。在制定一项贸易法案时，议会和总统拥有决定性的表决权。因此本文认为，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的国际关系下，议会和总统在对贸易法案（尤其是贸易保护的法案）进行表决前不能不考虑国际经济组织或其他国家的反应。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普遍采用的是管理贸易政策，即策略性地运用WTO(GATT)的“例外条款”、公平贸易和绿色壁垒等形式以达到调和国内各特殊利益集团需求的政策的目的，同时又能达到自身获得最多利益集团支持的政治目的。
再次，管理贸易的政治供求均衡方面。迈耶(Mayer)的“中间选民模型”提供了一个贸易政策政治供求分析模型。[4]该模型是一种直接民选模型，其政策含义就是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间选民的意见的贸易政策。尽管该模型所假定的全民公选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却意味着，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可能采取较高贸易保护水平的贸易政策，也不可能采取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而会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即获得多数选民支持方面考虑，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争端中选择“折衷”的管理贸易政策。我们认为，管理贸易政策的政府政治支持函数取决于两个产业部门的利润函数，而某产业部门的利润水平取决于管理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以及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对该项管理贸易政策的反应（认同或反对）的间接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一项管理贸易政策时，直接地要权衡国内各产业部门的政策需求偏好，间接地要考虑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政策需求。
由上所述，一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对其经济与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而一国经济与贸易政策也会对该国的政治有一定的影响。经济政策与政治利益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早采用了管理贸易政策，此后管理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大，经济与贸易政策的政治化有增强的趋向。因此，在管理贸易政治化的背景下，更多地通过政府间或已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运用政治的、外交的手段举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经常性的、多元化的交流及磋商与谈判，最终达成管理贸易协议不仅是一种政府间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途径，而且已成为国际和各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上述对管理贸易的分析主要是限于一国国内展开的。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的国际关系下，一国政府在作出贸易政策的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国际经济组织或其他国家的反应或政策需求。
从国与国之间看，经济学家巴格威尔(Bagwell)和斯泰格(Staiger)建立了一个管理贸易的基本博弈模型（又称B-S模型）。[5]该博弈模型很好地揭示了各国管理贸易的微观动因，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其缺陷主要有：第一，该模型假定两国各自的厂商生产并提供了相同的贸易商品。这实际上暗示了两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是相同的，或者说管理贸易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策略。但现实是，管理贸易的博弈不仅发生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而且还发生在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第二，该模型为了模型分析的简便起见，以关税作为管理贸易的手段。实际上管理贸易的形式和手段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除了这种为一些特殊部门量身定制的低基线关税(Low Baseline Tariffs)外，更多的是自愿出口限制(VERs)、有秩序的销售安排(OMAs)等非关税方面的“特别保护”措施。因此，B-S模型在管理贸易的非关税手段方面的分析是不够的。第三，管理贸易更多地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磋商、谈判及签订的贸易协议方面。但B-S模型基本没有描述国与国之间体现在贸易磋商、谈判及签约过程中的管理贸易政策选择层面上的博弈过程。
我们认为，一国选择外贸政策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该国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国的选择。若借用“囚徒困境”式博弈模型分析两国管理贸易政策选择层面上的博弈过程，可以得出结论，两国贸易制度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注：具体分析参见李群：《管理贸易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1)。）。因此，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管理贸易是各国在无法达到最佳目标模式时所能选择的次佳目标模式，是一种各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最大化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理性的制度安排。既然管理贸易理论的政策内涵是兼有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属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机制，则各国在采取管理贸易政策时就会有差别，会根据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本国在此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技术及预期利益，根据其他国家对外经贸政策决策的变化，适时适地地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能最大化本国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利益（效用）水平的管理贸易政策。管理贸易理论在具体政策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对于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来说，偏向自由贸易；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来说，偏向贸易保护。而这种偏向性与贸易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相关的。
总之，经济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不管是从一国国内务利益方的角度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角度来看，各国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因素并不会因为经济国际化而消除。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的管理贸易政策是各国的必然选择。
三
中国当前的贸易政策确切地说是一种准管理贸易政策，是一种防御性的、单边协调式的贸易政策，且受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在WTO规则下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而偏向保护的。其主要方向是降低贸易障碍，包括降低数量限制及进行关税合理化改革，故而中国实行管理贸易完全是作为一种维护正常、公平、公正贸易的手段，而不是滥用贸易保护手段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这种准管理贸易政策既不完善也不系统。但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国际上管理贸易的发展趋势势必对我国的经贸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为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不但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我国应正视这一新情况、新趋势而实行偏保护的管理贸易政策，因为经济国际化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因此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制定产业政策也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一种国际惯例”。[6]
围绕这一贸易体制，我国应采取适应性对策，以保证我国对外经贸在稳定、公平的轨道上发展。这些适应性对策主要是，按照“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的要求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7]主动融入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管理贸易的多边协调体制，一方面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争取在WTO有更大的发言权，另一方面适当利用双边贸易安排及政府对外贸的管理，再一方面对区域性贸易安排持积极态度；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建立科学和完善的产业政策，建立预警和风险转移机制；大力扶持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大型经贸集团和跨国企业；加强对国际管理贸易的研究，加快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