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与人的基本特征_社会属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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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文论文,于人论文,及其他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045-04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是毛泽东在刘少奇1943年6月28日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一些批语,后收入《毛泽东文集》第3卷,1996年出版发行。该文发表后并未引起读者注意,学界专家对它的研究也很少。但笔者认为它是一篇毛泽东关于人学的重要著作,把它与毛泽东此前此后的一些相关论著联系起来解读,对于深入了解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及其实践意义,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等著作中,对人性、人的本质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人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在于实践,人的基本特性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毛泽东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从事物属性和本质的关系出发,指出人的属性有多种多样,即自然性、社会性、有高级的精神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即人性,但基本的特性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性,这个社会性就是人的本质(这里他没有使用“本质”这个概念,而说的是“基本特性”)。他从三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从生产劳动的社会性来说,社会性的生产劳动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毛泽东同恩格斯一样,认为人是从猿即猴子进化来的,但光是有猿的自然发展,人还不会产生,猿要变成人,还必须有一个动作——劳动。人是在改造自然,生产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过程中才超出猿群,跃升为人群的。毛泽东说:“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①而人的劳动不能单个进行,必须“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的物质生活问题”②。在此基础上,人才能从事政治生活,阶级斗争,科学和艺术活动。所以毛泽东说人与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③。

其次,从人的生理的社会性来说,人脱离猴子以后,人的一切,包括人的自然属性都是社会的,都是后天的。毛泽东说:“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末,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④拿体质来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专门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再次,从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性来说,人的思想、意识、主观能动性等精神现象都是社会性的,都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毛泽东说:“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⑤他还说过:“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⑥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也叫“主观能动性”。这种高级精神现象,包括主观能动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首先是生产劳动中得来的,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类意识的产生不仅在生理方面同高级神经系统的发展密不可分,而且同劳动也是紧密相联的,就是说人的意识(思想)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⑦所以要了解人的思想、意识就要考察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从以上几个方面说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它同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的论断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属性(特性)是事物的质的表现,是一事物与他事物发生联系时表现出来的质。事物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它的质也是多方面的,有根本(基本)的质和非根本(基本)的质,主要的质和非主要的质。基本的属性(特性)就代表了基本的质即本质。所以人的社会性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集中表现。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指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等等的总和。人的本质正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些社会关系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毛泽东在《实践论》的一开头就说,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⑨去观察人的本质。毛泽东在这里的贡献是既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看作是人的不可缺少的属性,又突出了社会属性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属性,并阐明了人的社会性的各个侧面:社会生产劳动、自觉能动性和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但在这些论述中也存在着一些片面的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主要表现是在观察人的问题时,没有始终贯彻他自己提出来的要从不同的层次来研究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因而产生了双重的片面性。

第一,过分地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毛泽东在文中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⑩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是不精确的,因为人的自然属性虽然不是人的基本特性,不是人的本质,但它仍然是人不可缺少的一个属性,是人的物质基础、物质载体,马克思说: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否定或轻视人的自然属性,在实践上会导致轻视生命,视人如草芥;否认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利益要求的合理性,是与“以人为本”的原则相违背的。在“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曾经放言:“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这是两条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他认为“强调个人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工团主义、经济主义”(12),这样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实行只讲“艰苦奋斗”、不讲改善群众生活的“左”倾政策,造成了极坏的后果。

第二,在人的社会性中又过分地强调了人的阶级性而忽视和否认人的共同属性。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毛泽东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强调“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时,已有过分强调阶级性为人的社会性的某种倾向,而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明确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3)。这就走到了以阶级性排斥共同人性的极端。否定共同的人性,这在理论上是违背事物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辩证关系的原理的。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之外,还存在着超越阶级差别的共同性即人性。正是在这些共同本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一般人道主义就是基于共同人性而产生的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把一般人道主义改造成现实的人道主义,肯定了其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拒绝普世价值,就等于拒绝共同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拒绝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共同成果,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人性的先天性和后天性

如上所述,毛泽东认为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14)。1970年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时又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15)他还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表明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从人的社会性的角度说明了人的体质、聪明、能力是人类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改造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否认后天、否认实践的作用就会堕入唯心论;二是从反映论的角度说明了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力强一点,而聪明、才能属于知识的范畴,它们都是在社会实践中或受社会熏陶得来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三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天才是靠一个党,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所有这些论述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

但严格地说,这些论述也存在着过分强调实践、强调后天而否认遗传、否认先天、否认天才的片面性倾向,其主要错误有两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否认天才的存在。恩格斯曾称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马克思为“天才思想家”,赞赏恩格斯的著作富于“天才预见”……毛泽东自己在《实践论》中也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最主要地是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但并不排除他们的“天才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以遗传的社会性来否认个人天赋的不同,是与历史事实和现代脑科学、遗传学相违背的。我们这里讲的“天才”不仅指聪明、能力等个人的素质,而且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杰出人物,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或政治领袖。现代脑科学、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人性在某种程度上也由遗传基因所决定,杰出人物、天才领袖他们的大脑组织确实和一般人不大一样。高尔基有一句名言:“天才在于勤奋”,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勤奋的人不少,但最终未必能成为天才,想当伟人的很多,但最终成为伟人的却寥寥无几,想当将军的士兵也很多,但最终能成为将军的也屈指可数。原因是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成为天才、伟人或将军,既取决于个人的勤奋努力,也取决了个人的天赋以及历史的机遇。坚持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培养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是非论与善恶论

毛泽东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是非论和善恶论,指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16)

笔者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辩证唯物论的是非论(真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要点:一是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从它的内容来看,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二是认为真理是历史发展的,从认识真理的发展过程来看,真理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逐步深化的过程,任何真理都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三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能否认识真理、怎样对待真理,是受阶级立场影响和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观。这里,毛泽东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说明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

至于善恶论(道德论),毛泽东说:“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17)笔者的解读是,这里有三个要点:一是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起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和相互交往的社会实践。人们是从生产劳动和相互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引出善与不善、利与不利、幸与不幸的道德观念的。道德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二是道德具有历史性、阶级性。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产生不同的道德。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为维护一定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三是不能直接用人的自然属性来解释人的善恶问题,那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由人的生理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会导致先验的人性论。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是非论(真理论)和善恶论(道德论),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论、二元论的界限,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有关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观,是否等于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真理?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二是道德有无普遍性(普适性)和继承性。

关于真理的阶级性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不能因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受阶级的影响和制约,就称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进而肯定“真理的阶级性”这个命题。因为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但观察同一对象所得到的真理只能有一个。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必然认为真理因人而异,因阶级而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每个阶级有每个阶级的真理,最后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主观真理论。其次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绝对化的错误,认为只有进步的阶级才能认识和掌握真理,剥削阶级没有认识任何真理的能力,这同毛泽东本人曾经有过的看法相矛盾。毛泽东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8)。举例来说,孔子的“仁者爱人”、“有教无类”,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论”、“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王阳明的“良知论”、“知行合一论”等都说出了若干真理。毛泽东关于“真理阶级性”的观点,后来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在《五·一六通知》中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都归结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平等关系、仁爱关系,最后导致文化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

关于道德的普遍性(普适性)和继承性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因为道德有阶级性而否认人类存在普遍性的道德。早年毛泽东说过,以广义而言,人类无普遍之道德,但以狭义言之,人类亦有普遍之道德,因人类社会生活有其基本相同之处,故其基本纲纪亦不得不同(19)。如杀人、盗窃、作伪称之为恶,正直、慈祥、诚信称之为善等,这些就是人类最普遍的道德原则。否认这些普遍原则,就否认了人类道德底线,导致思想混乱,道德沦丧,败坏社会风尚。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应当引以为戒。同理,道德不仅有普遍性而且有继承性。新道德的建立,既是对旧道德的批判,也是在批判中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毛泽东在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的信中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并举出孔子的“三达德”(知仁勇)可以对其作唯物主义的批判改造(20)。直到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21)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以在道德论上我们要坚持历史主义,反对非历史的观点。

注释:

①③④⑤⑩(14)(16)(17)(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2、81、83、81、83、83、84、84、84页。

②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12)《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19)参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29页。

(20)《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148页。

(21)《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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