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能力与交际语境的交互性、动态性与社会性
魏 琛1,2
（1.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2.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通过关联理论、语用综合论及顺应论对认知环境的分析，指出语境化及语境化提示对认知环境的在线构建使交际成为了一个动态性、交互性和社会性的复杂建构体。交际的成功以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环境（语境）为基础。认知环境并非事先预设好的，而是在交际过程中在最佳关联推定原则的制导下，借助交际双方的协商和互明在线构建的（语境化）。语境化过程中，最活跃的成分是言语行为。用于语境构建的言语就是语境化提示，是明示或语言选择一部分。交际是在言语和认知环境基础上的推理过程，涉及人的认知能力和方式，如隐喻能力等。交际的开展和顺利进行，还需要交际者克服各种不良的心理因素。交互、动态、认知、心理的交际观对传统交际能力概念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的要求。
关键词： 动态交互；交际能力；关联性；语境化顺应；移情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从交际学的角度看，这两句话道出很多：交际是交互的、动态的、社会性；交际带有交际参与者的认知主体性[1]，反映了交际参与者在交际语境中，通过社交语用能力解构或重构人际关系，获得身份认同的人际功能[2-3]，因为“语言的使用和话语的解读必然涉及认知、社会、文化以及认知主体四者的交互”[4]。交际中双方所说的话语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有影响，话语也构成语境的内容，形成了语境的动态性[5]；但是，只有部分认知语境是在交际前就事先设定好的，绝大部分的认知语境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依据共享的世界知识、观念和文化理念等共同建构的①。Gumperz把这种共同构建的过程叫做 “语境化”[6]，Gumperz进一步把用于构建语境的手段叫做语境化提示[7]（contextualization cues）。它是交际中语言选择的结果，是明示的一部分，需要遵守 “最佳关联推定”（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原则[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际的顺利推进与交际意图的逐步实现。此外，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还指出，言语的理解涉及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6]；而跨文化交际学认为交际是否会发生、能否顺利推进和逐步达成还与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状态密切相关，即交际目的和意图的达成必须考虑交际参与者的主体性和交际语境的互动作用。根据这些，有必要对传统交际的能力概念加以扩充，只有这样，才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培养交际者交际能力的方法。
一、相关理论对交际的分析
（一）关联理论对交际的分析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因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概括性而被应用于交际、翻译、语言教学等领域。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语码”模式与“推理”模式的统一，它主张动态的、人的认知参与其中的交际观，认为交际是明示—推理的过程，交际能否成功就是看交际者对认知环境是否能够明白和相互明白(mutual manifestness)[8]。关联理论倡导用语境效果和心力（processing efforts）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定义关联这个概念，提出了“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推定”[8]。
“认知环境”主要由交际者大脑中预存的知识、交际发生的物理语境②以及交际者所说的话语组成，它是理解明示话语的认知语境域③。认知语境域是“对语义单位进行特征描写的语境”[8]，或者说是“一个明确表达的概念化领域，以该领域为参照可对语义单位进行特征描写”[8]。在明示与认知环境相互作用下，借助推理，可得到完整的命题或者隐含的意义（implication）。
在关联理论看来，语境效果的获得，就是交际者大脑中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或者说各种心理表征的格式塔终端被赋予了新的值[9]，即交际者的知识结构得到了重新构建，学到了新的知识。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而又不必付出太多心力、同时具有相当关联度的交际是成功的。
交际的成功与否，第一个决定因素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的重叠程度，还取决于双方对彼此认知环境的了解，先做到自明（self-manifestness），再借助互明（mutualmanifestness），做到相互的了解[7]。所谓自明是指交际主体对自身心理认知状态的一种自主性认识。交际参与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话语能被他人所理解，因而在交际互动中，通过自明，说话者对听话者的认知状态可形成一种预评，选择适合交际语境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正式，或非正式，以顺应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身份、亲疏关系等[10]，从而达到最佳的语境效果。要做到互明，交际者对交际中认知环境的变动（主要是话语）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要善于捕捉各种语境化提示[11]，具备对语境关系的顺应能力[4]。因此，成功的交际是一种交际参与者之间双向的互明过程。交际是否成功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所明示的话语是否具有足够的关联性。不管有无意识，交际双方必须在共享的“认知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语境，发出具有最佳关联的明示。社会语言学理论认为，明示话语时要“为听众着想，为了回应听众而设计语体”，要“根据受话人（addressee）的情况来改变或调节”[11]，这样可使话语的关联性最大化。交际成功的第三个决定因素是推导和反馈。为了确认推导是否正确，反馈和检验是必要的，即交际双方在交际互动中身份的自我确认与相互认证，无意识的确认与有意识的认证[12]。在交际语境中，交际者首先要勇于自明和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借助互明，达到对交际双方心理认知状态的充分了解，搭建交流的平台，通过对交际语境因素进行不断的修正、重构或调整，最终实现交际目的和意图的顺利达成。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体现了这种语言使用中的人际问题或人际关系维度，包括人际关系的建构及其关系处理，人际关系制约下的各种语言策略选择、人际资源的利用及其所产生的人际效果[13]。语言使用不仅仅应关注语言信息的产出、传递和理解等方面，还应考虑同一言语对交际参与者产生的不同效力。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要求在社会语境中使用语言应关注交际双方的身份和文化差异。语言使用就是社会语境下的一种语言实践和语言生活，需要考虑各种人际因素，如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护、交际者的身份建构、交际者的权势、语言权力、地位、利益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构建社会生态交际语境下的和谐人际关系。换言之，对“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分析，是语用学研究的“关系转向”的重要指标，体现了语言使用的社会性与人文性特征[14]。
（二）语境化和语境化提示
语境化理论来自社会语言学，反映了语用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语境化是语境化理论构成的核心要素。语境化即交际中理解话语的认知语境域的在线构建。交际发生前交际者大脑中已有的知识与现场的物理语境以及所说出的话语相互作用而构建了话语解读的认知语境域。相对来说，已有的知识和物理语境变化较小，而话语的变化是不断发生的，或许正因为这个，Gumperz认为，用于“语境化”的手段即语境化提示是指“任何可以传达语境预设信息的语言形式特征”[6]。比如，在讲话中突然提高声调或高声咳嗽，以表示对听话者的鼓励或提醒[7,15]，这种声调上的变化就是“语境化提示”。它是用来提醒听话者，说话人正在鼓励他或引起他的注意，现在双方处于一个“鼓励与被鼓励”的语境中[7]。Sacks等和Garfinkel&Sacks认为，根据“语境化提示”概念，互动参与者的言语不仅指向了语境，还创造了语境[16]。社会场景并非预先确立，更是依赖语言和互动行为。在Quasthoff看来，互动参与者正是通过互动建立起自己的语境框架④[16]，并在此过程中展现了与互相理解相关联的语境特征，如Roth的社会归属性[16]。因此，语境化提示必须明确，用关联理论的话说，就是要明示—明白地显示。为达到顺利交际，语境化提示必须具有关联性；否则，会干扰正常的交际。语境构建过程中，最活跃的成分是言语，而不是大脑中已有的知识或现场的物理语境。实际上，语境化和语境化提示是一种语境化了的关系[17]，凸显了现实世界、社会实践所构成的交际语境与语言使用者心理认知状态及语言使用之间的互动[18]。
（三）语用综合论和顺应理论对交际的分析
式(5)～式(9)中：A*为临界截面面积，m2；p0为滞止压力，MPa。由pt/p0的值，查气体动力函数表，采用线性插值计算为
根据语用综合观和顺应理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突显程度[9]。语用综合观和顺应理论的重心在于语言的选择使用。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更因为选择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且选择总是涉及元语用的自返性并运用检视影响等人类的认知机制[19]。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地按照形式—功能的关系作出的[18]，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Verschueren强调这三个概念从根本上是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20]。根据语用综合观和顺应理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突显程度[9]。有成功的顺应，才有合适得体的（felicitous）言语选择，才有恰当的、具有良好关联性的明示，交际者获得语境效果所付出的努力才物有所值，交际才算成功。
（四）交际者的心理认知状态与交际
一般认为，同一文化内的人际交往的构成和本质与跨文化交际是一样的，适用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一般也适合于人际交往[21-22]。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出发，Samovar等指出了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都与交际者的心理认知状态相关。这些问题包括：寻求共性，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刻板印象与偏见以及民族优越感[23]（即民族中心主义）。
2.缺少多因素的耦合发展研究。多数植物文化文章是对其植物在当地的发展史、环境的关系详细研究，多因素的耦合深入研究较少。
1.寻求共性
寻求共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总是喜欢与自己有共同观点的人在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面对陌生人时，一般人都会感到不自在”[23]。人们的求同心理是很强烈的。与有共同点的人交往，含糊和不确定的东西会很少。求同心理，可能会使人们不愿意或尽量避免与具有不同思想、知识、观点或/和文化的人交往，因为这些不同与差异会给交际带来不确定性、引起焦虑。关联理论认为差异和不确定性必将使寻求关联的过程变得困难，这将影响甚至可能中断交际。要克服求同心理可能产生的后果，交际者首先要有开明的思想；其次要培养自己的移情能力；最后，要在提供明示或语境化提示或作出语言选择时，遵守最佳关联原则，减少不确定性，避免因对方产生过大的焦虑而最终影响交际的有效实现。
2.对不确定性的回避
寻求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回避。Gugykunst等认为不确定性包括两种现象：（1）认知的不确定性，即个体无法预见自身的和他人的信仰和态度；(2)行为的不确定性，即个体无法预知自身和他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的行为[24]。这两种不确定性现象表明，交际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难以预料的过程。交际中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5]相互作用随时发生变化，有时交际会很顺利，出现“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局面，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尽管不同的文化里，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回避有差异[9]，但这种心理具有普遍性。对不确定性的回避既减轻了人们的焦虑，也减轻了交际中推理所付出的努力。不过，一味地回避会使我们失去了解新知识的机会，大脑中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环境也将得不到改善和充实。为了克服不确定性、焦虑与获得新知之间的矛盾，交际中要尽量遵守最佳关联原则，借助互明、自明和主动的自我披露，提供与话语理解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
3.刻板印象和偏见
通过以上相关理论对交际的分析，可以明确的是：交际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具有社会属性的[26]、同时涉及交际者大脑中已有知识结构和心理的推理过程[27]。交际的成功，不仅需要储备语言文化知识以形成共享的认知语境；作为交际的基础和出发点，还需要具有各种交际能力如对语境变动的敏感度、交际策略、寻找关联的能力、顺应能力等。交际的成功还有赖于交际者对各种不良心理意识的认识和克服。认识的最好方法是对各种心理的全面了解，克服的最好手段就是移情。
Samovar等人将偏见定义为对其他人群的一种不公正的、具有偏见性的、不容忍的态度。因而偏见常常含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偏见和刻板印象一样也是经过学习获得的，一般可将其看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偏见有各种表现形式：（1）避免与来自外集团的人接触或者从这种接触中退出，或者觉得不愿意与这些人说话；（2）以偏见和否定的方式思考或谈论外集团的人；（3）对外集团的人有歧视；（4）对外集团的人采取人身攻击；（5）对一个种族或民族采取灭绝的手段[23]。
上面讨论的心理因素，都是无意识，交际者要对它们有全面的认识，交际中要时时提醒自己，提防这些因素对交际产生不良的影响。
4.民族优越感
往往每一个民族或种族都有民族优越感。我们总是趋向于从自身的文化观点出发去评判其他的文化。一方面，民族优越感对于一个文化来说是必要的，它是我们文化身份的一个根源。另一方面，在解读中遇到冲突时，民族优越感往往会使得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他人是错误的；有时候，它使我们认为自己比他人有教养、比他人优越。这样的民族优越感对交际自然有消极的影响，Samovar等认为它“很可能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23]。
极端的民族优越感会导致交际参与者从内心就开始拒绝其他文化的丰富知识，阻止交流，阻碍民族之间的思想和技术的交流，因为它是一种排斥异己的观点。民族优越感很可能使交际不能发生，关联无从谈起，使语境效果不能获得，使不同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失去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语言学家Verschueren在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中提出的语用综合观和顺应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语言选择（linguistic choice）的过程[9]，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
要消除民族优越感的不良影响，先要对它有清醒的认识，其次要了解相关的文化，最后，必须具有移情的能力。
【剧情回顾】慕容父子和萧峰父子在少林寺相遇，打算“血拼”时，一位身穿青袍、拿着扫帚正在弓身扫地的“世外高人”扫地僧翩然登场。他虽然戏份不多，但高深莫测的武功、宠辱不惊的气度却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这五种偏见的表达方式按照危险性从小到大排列。一般情况下交际中会出现前面三种偏见。毋庸置疑，一旦出现偏见，交流将会变得非常困难。为了克服偏见，除了可采取克服刻板印象的方法外，Samovar等认为，开明的思想、对对方和自身的文化以及交际方式的了解、对各种差异的容忍、解决冲突的能力、适应异文化的能力也都有益于抵消偏见的影响[23]。
刻板印象是“组织我们的经验和指导我们针对某一特定人群行为的一种复合体”[23]。刻板印象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把握外部世界，把握其他文化，减少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刻板印象也有许多不足：（1）忽视个体的个性；（2）有过于概括、简化和夸大的倾向，常有省略、扭曲、固见和偏见；（3）因重复而令人相信是真实的，将文化处理成静止不动的、封闭的东西。简而言之，如Samovar等指出的那样，刻板印象可能会使人对其他人作出不公正的的判断，进而阻止跨文化交际的成功[23]。要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交际者必须首先要重视它；其次，要在交际中培养自身的灵活性，如提高各种交际策略和能力，发展顺应能力、在最佳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根据认知环境及其变化提供得体的明示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培养移情能力，学会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度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25]。
二、传统交际能力概念及其完善
第四，培养移情能力。理解和重视文化差异、关注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模式和感知的多元化[23]对跨文化交际造成的困难就需要注重培养移情能力。移情（empathy）指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的用意，既涉及“说话人如何刻意对听话人吐露心声、表达用意”，又涉及“听话人如何设身处地来理解说话人言谈的心态和意图”[33]。换言之，移情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为人处世方法，可以促进人际间关系的平稳过渡与持续发展，避免交际尴尬和交际中断等情形的发生。可以说，语言使用行为体现了交际主体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是交际者在交际语境中的心理表征。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的顺利达成需要交际双方的共同移情。这主要是为克服交际中不利的心理因素而设的。不但语言的习得与态度和动机等心理因素密切相关[34]，语言的使用同样如此。
1.1.3 主要仪器 PCR扩增仪(ABI 2700)；凝胶成像系统(CLiNX Science Instruments)；电转化仪(Bio-Rad Gene Pulsero tI)；核酸检测仪(NanoDrop ND-100)；荧光定量PCR仪(Bio-Rad CFX96)；基因芯片扫描分析系统(Genepix personal 4100A，Axon Instruments).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认为交际能力包括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以及现实性四个因素[28]。语法性指是言语形式是否符合语法规则；可行性指语言的特定形式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得体性主要是讲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能够使用不同的得体的语言，这里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指言语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上去做了的。其中得体性是核心，包括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得体性。Hymes的交际能力观，把语言体系、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语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不足之处在于过于抽象，难以应用于教学实践。
Canale和Swain总结出了交际能力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28]。语法能力指对语言代码本身的掌握，包括发音、拼写、词汇、构词、构句等语言特征和规律，这是准确理解和表达话语字面意义所需的基本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指在不同的社会场景，根据具体语境因素说出得体话语或理解话语的能力；语篇能力指如何用正确的言语形式和恰当的意义组成不同体裁的口语或书面的文本；策略能力指在有条件限制或交际能力的其他三个方面欠缺的情况下，使用言语的和非言语策略解决交际问题，避免交际失败的能力。
参照“相关理论及其对交际的分析”部分的论述，可看出此处关于交际能力的论述存在明显不足：（1）不够具体，难以操作；（2）对交际的动态性、交互性、社会性考虑不足；（3）没有明确人的认知和心理等因素；（4）没有跨文化的视野。所以，除了Hymes、Canale和Swain等人提出的内容之外，交际能力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自明、互明、语境化提示以及顺应过程中的突显程度等都要求交际者具有在动态的、交互的交际中观察和体会语境变化的能力，具有对语境化提示和认知环境变化的敏感性。首先，语境化提示交际者之间的百科知识（如历史、社会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为理解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甚至是声调的变化提供所需要的前提知识。其次，这一自明、互明的突显性展现了理解和实现意义的动态认知过程。交际双方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互明”了相关信息，在顺应过程中做出得体的、具有合理关联性的语言选择。要提高这种能力，除了理论上对相关内容了解之外，还要培养移情能力，并需要真实语境中的交际实践。
正确的态度和动机是交际发生的先决条件，前面所讲的交际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如果在交际者的身上表现得很严重，那么就无法期望交际的顺利推进和达成，带着那样的心理与他人交流，恐怕会导致更大的误解、冲突甚至灾难。要抵消这些不利的心理因素，交际参与者除了应在思想上重视，加强对相关语言文化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移情意识、做到移情。因为移情是克服交际中各种困难的最有力的武器。Samovar等指出实现移情必须经历的6个步骤：承认个性化差异和文化差异；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认识；对比文化差异、接受差异；悬置自我，消除自我与环境的分离状态；设身处地、经验移情；重构自我，重新审视文化常态[23]。在了解移情的内涵之后可以发现，移情不仅有助于克服不利交际的心理因素，而且对提高明示的关联度、语境化和顺应的有效性都有重大意义。
第二，顺应能力或言语调节等能力为合适的、具有关联性的明示提供了前提条件。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认知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之外，交际者还要对语言的变异和变化，对各种语言变项和变式[7]有充分的认识和熟练的掌握，以便在最佳关联推定原则的指导下，能够及时提出相匹配的语言选择项目，减轻检索所付出的心力，保证交际的顺利开展。因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出于语言的内部原因或是外部原因”[9]。当然，检索所得到的语言项目不一定能直接应用于具体的语境，还要根据语言组织规律以及人的认知方式和特征进行适当的调节。
第三，培养认知语用能力。无论是借助推理以达到语境效果，还是正确地解读语境化提示，亦或是选择合适的语言，都涉及认知语用能力，包括隐喻、换喻能力等[29]。不同语言所提供的不同思维方式中包含了不同的认知能力，思维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语言⑤[30]。正如Sperber和Wilson所说，“听话者对世界的一系列假设，本质上是认知的”[5]。Bartlett也指出，认知图式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把新信息同图式表征的旧知识加以联系[31]。心理图式的这种动态性特征把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逐渐构建了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语境，这与认知语境是心理建构体的假设是一脉相承的[32]。
上文的相关论述对传统交际能力的概念或内涵提出了完善的要求。之所以要用“传统”两字，是因为这里介绍的交际能力概念出现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前；随后，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交际能力概念因没有吸收1980年代后这四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显得陈旧。
本文研究了激光功率对不同基材的力学性能及其刻型质量的影响，探索激光刻型过程中基材热影响区性能所受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诸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类情景化的话语，有可能既是交际情境需要的结果，又受到特定的文化指派，需要做文化层面上的解释[35]。无论是关联理论、语境化和语境化提示，抑或是顺应理论都告诉我们，交际中借以解读言语行为的认知语境域并非预先设定的，而是在各种语境成分的相互作用下在线构建的，最终形成了交际的动态性、交互性和社会性的复杂建构体。这种构建又是在交际双方的自明、互明、商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交互性。再者，由于人与人的大脑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交际中只能在共享的认知环境和心理表征的基础上，借助推理对话语进行解读，这使得交际与认知能力和方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语言的使用与心理认知状态的生发以及人际关系的构建与维护都与社会交际语境各要素有密切的联系。最后，跨文化交际学指出了心理因素对于交际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对传统的交际能力概念提出了扩充和完善的要求。
新品PT-P710BT外观小巧，不仅节省空间，也便于外出携带使用。融入日式美学的外观设计，简约而不失时尚。
修正后的交际能力概念必须吸收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语言教学中更好地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本文对交际能力所做的修正，肯定是不完美的，但相信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能引起大家的深入思考。
我国早在汉代就有“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之训。“民以食为天”，意思是讲老百姓把粮食及其他各种食物作为自己生存的根本，他精辟地指出了饮食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目前，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薪酬管理的重要性，并且在企业的战略规划占据重要位置。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做好薪酬管理工作不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规划的统一化、规范化，提升劳动力的管理效率，而且对于稳定和谐的社会新型劳动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交际发生之前，共享的文化知识等，如果用于理解交际中产生的话语，那么这些知识就是预设好的、共享的认知语境。共享的认知语境可以认为是静态的语境。
② Vershcueren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前者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后者也称语言信息通道，即信道（linguistic channel），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说话人和听话人是整个语境的中心，因为语境构成成分都要靠他们去激活（Verschueren，2000）。
水库枢纽由大坝、溢洪道、输水洞、泄洪洞和水电站等五部分组成。大坝为浆砌石重力墙式堆石坝，坝高46 m，长350 m。
③ 认知语境域相当于语境，不过它强调人的认知能力和方式以及心理表征对言语理解的影响。
④ Quasthoff（1998：49）认为，在言语活动或通过言语活动构建的语境框架中，通常也包括每一个参与者的自我表征，即每个会话参与者通过其语言方式传递出有关其自身的特定图景。
⑤ Boroditsky（2011：63-65）通过大量例证证明了不同的语言是如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思考，包括空间和时间；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人们学习了有关颜色的新表达法，人们辨别颜色的能力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人们学会了讨论时间的新方式，人们对时间的思考也会发生变化。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极大地减轻了传统地上交通的压力，为人们出行提供方便，同时在各个方面促进着社会的发展[1].但是，地铁带来的噪声问题，严重影响着乘客乘坐舒适性和地铁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与身心健康.调查表明，长期受到噪声困扰的人们容易产生头疼、失眠、烦躁、记忆力衰退，严重者造成听力损伤，精神抑郁等严重后果[2-3].地铁噪声成为了衡量地铁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全国各地乘客、工作人员对地铁噪声问题的投诉日益频繁.因此，必须做好地铁噪声控制，提高乘客乘坐舒适性，改善地铁从业人员工作环境.
开展党委巡视工作是依据《党章》规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对于国有企业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促进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石化企业提出“打造世界一流，实现率先发展”的发展目标，企业广大干部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实现更好发展、更大作为的职责任务，巡视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充分发挥监督保障职能，当好党委参谋助手，为企业实现科学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刘金忠,王晶.语境研究的人文主义趋势[J].学术交流,2010(4)：155-157.
[2] RAN Y.Metapragmatic negation as a rapport-oriented mitigating devi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13(1)：98-111.
[3] DANIELEWICZ-BETZ A.Face saving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negation：A Saudi-Japanese comparison[J].Lodz Papers in Pragmatics,2016(1)：23-51.
[4] 竹旭锋,何刚.文化语用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相互关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39-544.
[5]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15.
[6]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
[7]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5,174.
[8]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2nd edition)[M].Oxford：Blackwell,1995：270.
[9] 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14-15.
[10] 陈建平,尤泽顺.社会、文化、身份与话语建构：中国社会语言学新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 刘绍忠.关联理论的交际观[J].现代外语,1997(2)：13-19.
[12] 林大津.言语交际当代语境观：主客体与静动态的新思考[J].当代修辞学,2012(1)：81-88.
[13] 冉永平.我国的人际语用学前沿研究[J].外语教学,2018(3)：37-39.
[14] 冉永平,刘平.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关系研究[J].外语教学,2015(4)：1-7.
[15] 廖德明.话语交流中的动态认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9-51,54-56.
[16] 汪亚利.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与性别相关的会话举止研究：中德电视剧中的夫妻会话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17] 毛延生.何为视角：语言顺应论之视角观解读[J].理论月刊,2014(8)：52-58.
[18] 冉永平,宫丽丽,杨青.从“现实世界中的语用学”看研究的前沿态势[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8(1)：133-141.
[19] VERSCHUEREN J.Ideology in Language Use：Pragmatic Guidelin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51-52.
[20] 蒋红柳.语用学综观论：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应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22-130.
[21]SPERBER D,HIRSCHFELD L.Culture,cognition,and evolution[A]∥WILSON R,FRANK K(eds.).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C].Mass.S.1999：cxi-cxxxii.
[22] LABOVW.Sociolinguistic Patterns[M].Philadelphia,1972.
[23] SAMOVAR L A,PORTER R E,STEFANIL A.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5th edition)[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284,288,305-327.
[24]GUDYKUNST W B,TING-TOOMEY S,CHUA E.Culture and 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8：22,193.
[25]文秋芳.英语国际语的教学框架[J].课程·教材·教法,2012(1)：77-81.
[26]BUSSED.Linguisticsche Epistemlogie-Zur Konvergenz von kognitiver und kulturwissensch aftlicher Semantik am Beispiel von Begriffsgeschichte,Diskursanalye und Frame-Semantik[A]∥KAMPER H E,MAXIMILIAN L.Sprache-Kognition Kultur：Sprache zwischen mentaler Struktur und kultureller Pragung[C].Berlin.S.2008：73-114.
[27]WIERZBICKA A.Cross-Cultural Pragmatics,The Semantics of Human Interaction[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1991.
[28] 许力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97-199,201-205.
[29]KRISTIANSEN G,DIRVEN R.Introducti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Rationale,methods and scope [A] ∥ KRISTIANSEN G,DIRVEN R.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Variations,Cultural Models,Social Systems[C].Berlin.S.2008：1-17.
[30]BORODITSKY L.How language shapes thought：The languages we speak affect our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A]∥Scientific American(February)[C].Nr.204.S.2011：62-65.
[31]BARTLETT F C.Remember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122.
[32] 周文伟.论认知语境在话语交际中的制约与消除[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4)：13-16.
[33]何自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4)：11-15.
[34] 马丽.社会心理语言学理论与内涵发展的教学观念[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4)：3-7.
[35] 何刚.文化语用学理论与实践 [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4)：1-2.
On th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the Interactivism,Dynamics and Sociality of Communicative Contexts
WEIChen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4300;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environments,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levance Theory,the General Perspective and the Pragmatic Adaptation Theory,points out that through contextual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cues,the online 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environment makes communication a complex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ve,dynamic as well as social.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s based on the shared cognitive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cators concerned.Cognitive environment is not set up beforehand,but constructed online during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and by recurring to the negotiation and mutualmanifestness between the interactants.This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ognitive environment can be called contextualization and during this process,speech behavior is themost active factor.Language used in contextualization is contextualization cue(s),which equals to ostension or the result of linguistic choice.Communication is a process of inference based on speech acts and cognitive environment,involving such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fashions asmetaphorical ability.To start communication and to make it go smoothly,communicators have to overcome all kinds of illmentalities.Taking communication as interactional,dynamic,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bring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perfect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Key words: dynamic interaction;communicative competence;relevance;contextualized adaptation;empathy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5-0070-07
收稿日期： 2018-10-18
基金项目： 2018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526）。
作者简介： 魏琛（1980-），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词汇语用学、二语习得研究。
（责任编辑：苏娟娟）
标签：动态交互论文; 交际能力论文; 关联性论文; 语境化顺应论文; 移情论文;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