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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完成对中国家庭金融的首轮调查。首轮调查样本随机分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8438户。本文主要对调查方法进行说明，同时报告我国家庭收入差距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是由经济发展造成的；同时社会保障、健康水平和教育不平等因素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也探讨了如何降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 引言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由西南财经大学成立的全国性学术调查机构。中心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其主要目的是收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金融财富、负债和信贷约束、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代际的转移支付、人口特征和就业、支付习惯等相关信息。①2011年进行的第一轮调查样本量为8438户，我们获得了家庭收入、资产、消费等各方面珍惜和宝贵的微观数据。首轮调查的样本分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2013年进行了第二轮调查，并在原有样本基础上进行了扩样，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28228个。扩样同样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扩样后的数据不仅具有全国代表性还具有省际代表性。目前，第二轮数据已完成采集工作，正在清理中。
利用第一轮收集到的数据，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家庭收入差距，着重研究了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状况及成因，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降低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提高。伴之而来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且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蔡昉，2003；陆铭、陈钊，2004；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这不仅体现在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体现在各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社科院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共同的结果，其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收入差距的形成由经济增长中多种因素导致，比如，居民资源禀赋、受教育程度等(赖德胜，1999)。部分学者发现收入差距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地区差异(陈斌开等，2009)。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中有的因素会降低收入差距，经典的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认为由于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会引致劳动力的迁移，从而会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内很多学者也认同这个观点(阮杨等，2002)。
收入差距的增大同样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在这方面国内外研究都比较多，Galor和Moav(2002)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资本快速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Barro(2002)认为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同，在富有国家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在贫穷的国家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国内方面，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或偏离适度水平会抑制居民消费及人力资本积累，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下降(王少国、王镇，2009；田新民等，2009)。陆铭和陈钊(2005)认为收入差距会抑制投资，从而对经济有负向的影响。韩立岩、杜春越(2012)认为收入差距会阻碍消费，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积极探寻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使收入差距回归适度水平有利于促进内需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目前，关于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的测量及分解；二是收入差距的成因；三是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几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抽样设计与质量控制；第三部分介绍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第四部分介绍如何解读我国的高基尼系数；第五部分介绍如何降低高基尼系数；第六部分给出结论。
2 数据来源、抽样设计与质量控制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完成的对中国家庭金融的首轮调查。下面就调查的抽样设计和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进行说明。
2.1 抽样设计
CHFS的抽样设计包括两个方面：整体抽样方案和绘图与末端抽样方案。为了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同时达到CHFS着眼于研究家庭资产配置、消费储蓄等行为的目的，抽样设计力求满足如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经济富裕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二是城镇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三是样本的地理分布比较均匀；四是尽可能节约成本。
2.1.1 整体抽样方案
总体而言，本项目的整体抽样方案采用了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初级抽样单元(PSU)为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地区外的2585个市/县。第二阶段抽样将直接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最后在居委会/村委会中抽取住户。每个阶段抽样的实施都采用了PPS抽样方法，其权重为该抽样单位的人口数(或户数)。为控制成本，本项目首轮调查的户数设定为8000—8500户。
(1)第一阶段抽样
第一阶段抽样的目标是从2585个市县中抽取80个市县。同时，要求80个市县的地理分布相对均匀，并且富裕地区的样本不能过少。为达到该目的，我们将2585个市县按照人均GDP分成十层，在每个层内以市县人口数为权重，采用PPS抽样抽取8个市县，共抽得80个市县，样本涵盖全国25个省。
(2)第二阶段抽样
第二阶段抽样的目标是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样本。抽样的关键在合理分配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的比例。由于我国非农人口众多，若按照非农人口比例等比例分配城乡样本，则会出现城镇样本过少的情况。考虑到CHFS项目的研究主题是居民资产配置等家庭金融行为，必须按一定的原则分配样本，以达到多抽取城镇样本的目的(调查完成后将进行权重调整)。其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第一，按照各市县的非农人口比例的分位数，将各市县分成5个组。分组的依据是各市县非农人口比重20%、40%、60%和80%的分位数。
第二，在非农人口比例最大的市县组中，居委会和村委会分配的样本比例是4︰0。
第三，在非农人口比例次大的市县组中，居委会和村委会分配的样本比例是3︰1。
第四，以此类推，在非农人口比例最低的市县组中，居委会和村委会分配的样本比例是0︰4。
(3)第三阶段抽样
第三阶段抽样是CHFS项目的末端抽样阶段。其目的是从给定居委会/村委会的住户清单列表中抽取访问的住户。在这一阶段的抽样中，农村地区抽取的户数统一设定为20户。而在城市地区，我们收集了各社区的平均住房价格信息，并以此作为社区富裕程度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住房价格由高到低将各社区分成四个组，在住房价格最高的组分配50户样本；而在住房价格最低的组分配25个样本，以达到进一步抽取富裕家庭的目的(调查完成后将进行权重调整)。
2.1.2 末端抽样方案
末端抽样基于绘图工作生成的住户清单列表采用等距抽样的方式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计算抽样间距，即每隔多少户抽选一个家庭。抽样间距的计算公式为：
抽样间距=住户清单总户数÷设计抽取户数(向上取整)。
若某社区共有住户100户，计划抽取30户，100/30=3.33，则抽样间距为4。
第二，确定随机起点。随机起点的确定为抽样开始时，钟表上分针所处位置的个体数值。如此时时间为15时34分，则随机起点为4；如此时时间为12:03，则随机起点为3。
第三，确定抽中住户。随机起点所指示的住户为第一个被抽中的住户。在上述例子中，假定随机起点为3，则第一个被抽中的住户是编号为3的住户。则其他被抽中的住户依次为7，11，15，19……依次类推，直至抽满30户为止。
2.2 调查质量控制
2.2.1 严格的访员选拔与培训
CHFS的访员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由博士生担任访问督导。由于所有访员均接受过良好的经济、金融知识教育，因此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涵义并更好地向受访者传达和解释。在正式“入户访问”之前，项目组对选拔出来的学生访员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访问技巧、问卷内容、CAPI电子问卷系统和访问管理系统、实地(field)演练。在培训完成后，CHFS还对访员进行严格的考核评分，对考核表现不理想的访员进行再培训或取消其访问资格。而作为访问管理环节具体实践者的博士生督导，中心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培训。人均培训时间超过30小时，要求其熟练掌握督导管理系统、样本分配系统和CAPI问卷系统。
上述严格的培训和考核保证了CHFS的访问督导质量和访员质量，为高质量调查访问数据的收集奠定了坚实基础。
2.2.2 访问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CHFS项目汲取了国际上通用的成熟的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简称CAPI)框架和设计理念，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面访系统和配套管理平台。通过该系统，能够全面实现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电子化入户访问。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减少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非抽样误差，例如对问题的值域进行预设，减少人为数据录入错误、减少逻辑跳转错误等，并能较好地满足数据的保密性要求和实时性获取的要求，从而能显著提高调查数据的质量。
除了采用电子化的访问系统(CAPI)外，本项目还设计了较为完善的质量监控系统，以期尽可能地降低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具体包括：
(1)严格的样本管理
拟访问的样本将由电脑进行样本信息的管理、分发和调配，访问员不能为减少访问难度而随意更换样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访员必须在六次拒访或无人应答的情况下，才能向督导申请更换样本，而督导必须在亲自确认无法访问后才能更换样本。与CAPI系统相伴随的样本管理系统是该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
(2)详细的访问管理系统
访问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接收样本管理与追踪系统发放的样本数据；二是与受访户联系，对接触信息进行采集；三是通过Blaise问卷，进行调查数据采集；四是及时回传采集数据。
该部分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调查数据、接触信息数据(接触时间、接触结果、接触方式、接触环境、预约时段、预约方式等)、访员的行为数据(答题时间、答题间隔、答题次序、键盘鼠标操作记录等)、样本的回传时段数据等。
(3)及时的数据回传
上述数据通过数据同步，在客户端用户以VPN方式接入服务器，在通信链路稳定的前提下，利用服务器与工作主机的分发与订阅模式进行数据同步，以满足后台工作人员对访问数据进行准实时分析与质量核查的要求。
2.2.3 数据核查
在访问的接触阶段，我们要求访员详细记录每次接触的相关信息，例如敲门时间、陪同人员、受访者的反应等，这些信息有助于分析拒访的原因，并为进一步的应对方案提供依据，还可以防止访员随意更换样本的行为。访问完成后对所有拥有电话的家庭进行回访，确认是否接受过访问。借助CAPI系统的数据记录功能，从访谈的录音至访员的每一个鼠标键盘操作的记录，访员在访问过程中的所有“行为数据”(paradata)均被如实详细记录，并对调查中搜集到的行为数据进行检查和统计分析。上述工作保证了CHFS项目在整个访问过程中的顺利推进，不会出现数据质量问题。
3 中国家庭收入差距
3.1 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3.1.1 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计算，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②
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处于较高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③
3.1.2 基尼系数的分解
根据收入的来源对基尼进行分解，观察每一部分收入对整体基尼系数贡献率。总的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三项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分别为49.3%、17.4%和23.3%。
比较各项收入占比与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如果某项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大于其占总收入的比重，则说明该项收入拉大了总体收入差距。比较后，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投资性收入的差距拉大了总收入的差距；农业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缩小了总收入的差距。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41.9%，但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却达到了49.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庭的农业收入占比为36.4%，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却只有22.4%，增加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可以减轻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
3.2 家庭收入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3.2.1 转移性收入拉大城乡差距
根据CHFS的数据估算，2010年中国城镇家庭户均可支配收入为7.2万元，是农村家庭的2.5倍。从各项收入对城乡差距的贡献来看，生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生产收入贡献了27%，这反映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回报率远低于城镇。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退休金收入的差距占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25.3%，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拉大了城乡差距。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根据CHFS报告显示，2010年农村户籍人口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有34.5%，而城镇户籍人口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则高达87.0%。
3.2.2 东、西部收入差距来源于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差异
总体来看，东部家庭与中、西部地区家庭收入差距明显，东部家庭总收入是中、西部家庭的2.7倍左右，中部和西部家庭收入差距较小。表5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的家庭收入进行了比较。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平均工商业收入为2.2万元，是市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9倍左右。
东、西部差距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和工商业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的差距贡献了东、西部差距的41%，工商业收入贡献41.7%。其次，转移性收入的差距也贡献了东、西部差距的17.5%；而农业收入则减小了东、西部差距。东部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农业收入占比较高。
3.3 低收入家庭的特征
(1)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原因多元化
造成农村贫困家庭收入较低的原因很多，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是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健康水平较差的农村家庭，其收入水平不容乐观，根据CHFS的调查，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其家庭年收入为12960元，是户主身体状况良好家庭的1/3。
其次，没有社保是农村贫困家庭境况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由下表，有养老保险和退休金的农村家庭是没有养老保险的家庭年收入的1.8倍左右，而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年收入是没有医疗保险的1.4倍左右。
最后，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也是导致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从数据来看，农村教育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很明显，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也越高。
(2)低教育是导致城镇贫困家庭收入低的关键
对于城市贫困家庭，收入较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根据CHFS的数据来看，户主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家庭，其年收入为2.6万左右，约为户主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家庭收入的1/4。
4 如何解读中国的高基尼系数
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市场经济的特点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再分配前的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
4.1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高基尼系数的出现是一个常见现象
市场经济改革、贸易的自由化和技术升级进程的不断加深，往往伴随着不平等的进一步加重。1996年，马来西亚的GDP增速达7.3%，其基尼系数为0.49，达到其峰值水平；2000年墨西哥保持着5.1%的GDP增长率，其基尼系数则高达0.51；2003年，阿根廷的经济以7.9%的增长率高速发展，同期全国基尼系数攀升至0.55。
4.2 高基尼系数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由其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由于个体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不均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
首先，不包括垄断行业和公务员家庭的基尼系数仍然很高。根据CHFS的数据，在不包括非市场竞争部门工作的家庭的情况下，总体基尼系数为0.60，城镇和农村分别为0.57和0.58。这与全样本计算的基尼系数相差无几，说明非市场竞争部门的高收入并不是造成中国巨大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现阶段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市场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
其次，市场经济越发达地区基尼系数越高，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存在明显的减小趋势。比较东、中、西部的基尼系数，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基尼系数最高，而市场经济最落后的西部地区基尼系数最低。
最后，市场经济发达的OECD国家实施转移支付政策前，基尼系数也很高。从图1来看，经历二次分配之前，OECD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4，有的甚至超过0.5。
图1：二次分配前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
5 如何降低高基尼系数
政府通过制定工资指导政策、增税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是，如果政府对初次分配过多干预，可能会影响劳动力市场效率，反而会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损害。
5.1 短期路径：二次分配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调节应当以二次分配的调节为主。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可以有效降低收入差距。政府针对初次分配的公共政策应该集中于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等市场化程度较低行业的高收入进行调控。
(1)以转移支付为主的二次分配调节可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
从OECD国家经验来看，转移支付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减少贫困有很明显的作用。由图2可知，主要OECD国家在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都比较高，通过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基尼系数都有显著下降，例如德国基尼系数由0.5降低到0.3。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最低20%家庭的年收入由7，600美元上升到约3万美元，基尼系数从0.49下降到0.38。
(2)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远未成熟，政府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首先，相对而言，目前我国社保投入还远远不够。相比美国等其他国家，我国并未将社保基金列入财政预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此口径下，2011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2.3%，美国为36.6%；而如果将社保基金列入财政支出，2011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1.2%，美国为46.7%。
图2：OECD国家转移支付前后收入不平等比较⑤
其次，目前对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力度不足。根据CHFS数据，如果将贫困家庭定义为人均日消费在1.25美元以下，在2010年约有70.8%的贫困家庭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贴。
最后，社会养老保险程度过低。CHFS数据显示，2010年约有45%的家庭成员退休后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工资。同时，失业保险参保率也很低，大约只有30%左右，保障程度也仅平均工资的17%。
(3)政府有财力对家庭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
目前我国政府有足够财力实施再分配，2011年我国财政总收入超过10万亿。从2004年到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以20%左右的平均速度增长。如果能将新增的财政收入用于转移支付，则每年大约可增加2万亿的资金用于收入再分配。另外，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1.98万亿，仅上缴2.2%。若将政府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与国企留存利润用于再分配，则政府每年可拿出大约3.8万亿元进行转移支付。
(4)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不平等调节的效果显著
在不增加税收、不减少其他财政支出规模情形下，将每年新增财政收入和国企留存利润的3.8万亿用于再分配，通过合理的转移支付政策，将大大降低我国收入差距，并拉动内需。
根据CHFS的数据可以发现，如果对最低收入的60%家庭进行补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61降至0.40，而农村的基尼系数从0.60降低至0.27。表14仅仅是按照相同补贴额进行补贴计算的结果，如果进行更精细的补贴制度设计，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不平等降低作用更加明显。
5.2 长期路径：全面提高教育水平
教育历来被看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政府加大教育投入通常被看成是增加机会平等的有效手段。从长远来看，降低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
(1)学历层次越高，组内的收入差距越小
比较不同学历家庭的收入差距可以发现，学历越高组内收入差距越小。户主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为0.58；而户主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较小，反映了教育水平差异对收入差距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
(2)长期来看，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收入差距
由表16可知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基尼的贡献大致在13%左右。粗略估算，如果教育的边际回报不变，将受教育水平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将降到0.44，而如果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将降至0.42。
6 结论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当前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数高达0.61，世所少见。但我们认为高基尼系数既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是由经济发展发展造成的；同时社会保障、健康水平和教育不平等因素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根据各国经验，政府在降低收入差距方面大有可为。就短期而言，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我国政府有足够财力通过实施转移支付政策来降低收入差距。在长期，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减少机会不均来降低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我国内需不足与收入差距存在很大的关系，低收入者尽管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无钱消费，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因而，政府需要正对现在的高收入差距，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差距，这对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现象的研究离不开微观数据的支持，当前我国微观数据比较缺乏，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平台。2011年第一轮8438个样本的调查数据，已经对外公布。2013年9月第二轮调查已经完成，样本量扩大到了28228户并具有省际代表性。我们希望并期待更多的学者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来揭示更深层次的经济现象，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中国。
①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网址是http://chfs.swufe.edu.cn。
②我们将收入小于0的家庭去掉，同时去除最高和最低收入的1%的家庭。
③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
④数据来源：MundiIndex(http://www.indexmundi.com/facts/indicators/SI.POV.GINI/compare?country=cl#country=ar:cl:do:jo:kz:my:mx)及世界银行(http://search.worldbank.org/data?qterm=GDP+2000 & language=ZH-HANS & format=)。
⑤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ld=2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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