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核武器项目发展(1964～1972)的分析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武器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项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5)09～0025～06 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一直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原子能利用，特别是核武器项目开展的情况。由于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生了误判，1964年以后，美国在情报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力量，通过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空军情报所、国家侦察办公室，以及国务院的情报单位、驻外使领馆等机构，对中国核武器以及相关运载设备的技术发展与部署情况进行情报的搜集、评估与预测，所形成的分析报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美国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整体性认识，是政府决策的参考文件。 1964年到1972年是中国核武器项目发展相对迅速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两弹结合、氢弹试验等都获得了成功，而中美关系也从僵局走向了破冰。目前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提供了这一时期美国情报机构用于跟踪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证据，这些文件既有对中国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进程的判断和预测，也包括对中国核战略的理解。分析这些历史档案，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对中国核武器项目的进展评估的方式，将其与实际进程进行比较，有助于找到一些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发展与中美关系互动的“蛛丝马迹”。 一、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评估 1964年，通过对空中照片的分析，美国已经预感到中国近期将会进行核试验，但与此同时，情报分析人员的评估又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罗布泊的设施是一两个月后就可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场；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根据对中国核试验所需的裂变材料的判断，中国在近几个月内不可能进行试验[1]6。美国执着地认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将会使用“钚”作为核装料，尽管他们早已侦查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却认为它只能生产出适用于反应堆使用的低浓缩铀-235，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在1966年以前生产出武器级的铀-235。[2]4美国始终坚信，位于包头的小型空气冷却反应堆是中国唯一被确认钚生产用的反应堆。直到核试验前两个月，中情局仍然认为即使该装置在1963年底已经开始运行，也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才能为第一枚装置生产足够的钚。[1]2～3 1964年中国第一颗核武装置的试验打破了这种预测。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美国迅速启动了对这颗原子弹相关技术细节的情报侦察。首先参与侦察的是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AFTAC)。据《1964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历史》显示，AFTAC的传感器网络中，有11个电磁脉冲监测站和7个声学站分别监测到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电磁和声学信号。结合空军气象局采集到的空气微粒，该机构对中国原子弹使用的核装料、爆炸高度和爆炸当量进行了分析。让分析家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样使用钚-239，而是使用了铀-235内爆装置。[3]然而，直到这次爆炸以后，美国仍旧对中国武器级浓缩铀-235的生产能力感到疑惑，怀疑可能是苏联提供了原料，但又从中苏关系的现状，特别是苏联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否定了这一推测。[4] 美国之所以出现这种误判，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基本上是隔绝的，同时中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很难获得准确的情报。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的侦察所获得的图片无法显示这些建筑物内部的情况，分析人员只能从经验出发来分析核装料的生产能力。而从主观方面来说，固化的思维也影响了美国的判断。由于技术更为发达的美国和苏联，其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都是钚，因此，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更偏向于去寻找中国正在生产钚-239的证据，并论证以此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装料的可能性。[5]在这种思维倾向下，美情报机关即使找到了中国拥有铀-235的证据，也依旧认为中国只能生产低浓缩铀-235，而这些低浓缩铀-235只会被用于钚反应堆。[2]2 二、对中国氢弹的判断 对于中国氢弹研发的速度和技术，美国的估计是严重不足的。1964年11月，美国国防情报局声称“没有获得可靠信息表明中国共产党具备研发和制造热核武器的能力，我们认为他们在70年代以前都不太可能拥有这种能力”[6]。1965年，中情局也认为，“近些年来中国不太可能研发出可空投的热核武器”。[7]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对氢弹及相关技术的研究从60年代初就开始了。1960年，在所长钱三强主持下，原子能研究所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中子物理领导小组开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和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8]611963年9月，核武器研究所部分科技人员着手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的研究。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核武器研究所大部分理论研究人员投入到氢弹研究中。1965年1月，原子能所与核武器研究所两方研究人员会合展开了氢弹原理、结构等多方面的研究。1965年2月，中央专委批准了二机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力求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实验。[9]211～212 在正式进行氢弹试验之前，中国进行了两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一次是1966年5月9日，试验了含有氘化锂-6的空投原子弹试验，验证了热核材料的反应过程和性能；另外一次是1966年12月28日铀-锂装置的试验，验证了邓稼先、于敏的多级热核氢弹设计。[10]第一次试验后，美国中情局判断中国向获得热核能力迈出了一步，但认为中国装置效率低，笨重且庞大；直到第二次试验后，美分析人员才开始承认中国热核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11]21967年6月17日，两级设计的全当量氢弹试验在西北核试验基地获得圆满成功，此时，距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只有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其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苏联、英国及此后的法国的速度。1967年12月24日，中国进行了第七次核装置试验，对于这一次试验，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收集了空气样本，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认为这次试验含有热核材料氘化锂-6，但试验中只发生裂变反应而没有发生聚变反应，分析人员判断可能是这次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或者本来就只是一次实体模拟试验，采用一些模拟组件替换了有效元件来达到减少爆炸威力的效果。[12]总体来看，美国情报机关对中国第一颗氢弹本身的关注较之第一颗原子弹要少一些，而后期的重心则转向热核武器与运载工具的结合。 三、对中国战略弹道导弹研发和部署的认知 美国从50年代末起，一直关注中国导弹计划的发展，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关注的重心也逐渐转到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上来。从中国第一次核导弹试验到后来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到后来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与部署，美国都在进行实时的信息追踪，并对未来走势进行评估和预测。 1.第一次两弹结合的试验 1963年，中情局预测中国可能使用SS-3导弹或SS-4导弹作为运载工具来运送核弹头。但是由于判定中国在第一次核爆炸之后3～4年内尚难以克服生产与导弹相匹配弹头的技术问题，中情局认为这些导弹在1967年以前很难实现部署。[2]8至中国核武器成功试验之后，美国也仍然认为中国要到1967或1968年才能拥有核导弹。[7]2 但事实上，中国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两弹结合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试验。1966年10月27日，中国使用弹道导弹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也就是两弹结合的试验。根据中情局当前情报办公室1966年11月4日的“每周总结”，美国虽然质疑这次试验使用的弹道导弹的及时性、可靠性、精确性以及与核弹头的可适应性，但也承认中国在技术问题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3]6 除了核试验本身，美国也注意分析中国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战略意图，而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冷战意识形态倾向。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情局的分析家就认为，中国爆炸核装置是为了提高士气和增强民族热情，认为中国会借此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扩大地区影响，威胁相邻国家做出让步，干预和影响包括裁军谈判在内的国际进程。[2]9～11这样的说法忽视了中国因受到美国核威胁和核讹诈而发展核武器的安全动机。1966年中国第一次核导弹试验之后，美国也十分注意中国选择这一次爆炸的时机。当时，美国对中国在越南局势中发挥的影响力有着非常强烈的戒备心理。中情局注意到中国第一次在核试验的公报中提到了越南战争，因而认为中国这一次核试验选在约翰逊总统参加的马尼拉会议之后，是试图“炫耀”军事实力，提醒国际社会注意中国在越南的军事潜力。[13]6 2.东风二号(CSS-1) 在中国的战略弹道导弹中，美国首先关注的是东风二号(即CSS-1)中近程导弹的研发和部署情况。他们注意到中国在1962、1963和1964年间双城子导弹试验靶场的一些发射活动，认为这些发射次数是零散和有限的。[7]10此外，他们认为这个时期发射的导弹可能仿制的是苏联SS-4导弹。但实际上，东风2号导弹是在苏联P-2型地对地近程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自行独立研究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发过程遭遇了坎坷，1962年3月的第一次试验因总体设计上的失误，导致导弹坠毁。修改后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至7月期间进行了三次试验，均发射成功。[9]284～285 1966年中国进行的两弹结合的试验，使用的正是改进后的东风2号导弹。美国中情局在同年11月3日关于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评估报告中，提到中国将于1967年或1968年部署几枚这种武器。[11]1然而，在这两年内，美国并没有得到中国已将中近程弹道导弹运用于军队训练的情报。关于这种推迟，美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在向国务卿递交的报告《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推迟了》中，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些事实表明中国的先进武器项目并没有与“文化大革命”的失序完全地隔离开来”；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的中近程导弹的部署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或者计划上的改变。报告中提及了周恩来提到的七机部受到红卫兵大字报攻击的事件，认为“文革”影响了科研进程，同时也认为北京可能想等到中程弹道导弹能够携带热核弹头时再来进行部署这种导弹。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推断中国会在1968年某一时刻将这些武器安放到位。他们观察到，新成立的第二炮兵部队在1967年秋季之后频繁出现在军事部门列表之上，仅次于空军和海军，而且得到一系列密集的宣传，据此，他们分析新的机构会将注意力放在人员和设备上，其中也包括中近程导弹的部署。[14]41968年，美国务院发给驻韩大使馆的电报《中国核能力的信息》中分析称，到1969年，中国将拥有充足的裂变材料来发展有限数量的中近程弹道导弹，到1970年代中期，北京会部署100枚左右的中程弹道导弹，其中一些可能会携带热核弹头。[15]而实际上，1966年到1970年，中国在东北和西北部实际部署的东风二号导弹大概是50枚左右。[16]63 3.东风三号(CSS-2) 中国并没有大量部署东风二号导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导弹在推进剂燃料贮存和加注上存在问题。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并下达了东风三号(即CSS-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制任务，这种导弹采用了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可贮存推进剂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该型导弹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5月的两次试验中均出现了发动机推力下降的问题，经改进设计后，在1967年5月和后来进行的数次飞行试验中均获成功。[9]286～287美国情报机关直到1970年，才注意到东风三号导弹的研发和试验情况，“发现该导弹计划是出乎意料的。我们以前推测中国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开发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上来”。[17]7他们估计该型中程弹道导弹具有1000海里射程，“看起来，更强大的导弹可能会和中国核武器计划前沿的大型热核装置的开发相结合”。[17]71971年10月，美国中情局的报告显示美情报分析人员对这种武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认为这种导弹使用可贮存推进剂和全惯性导航系统，相较于CSS-1，是相对可靠的发射工具，最远射程可能超过1500海里。[18]17情报分析人员预测CSS-2最初部署可能采用无防护易受攻击的模式，这样的发射场的建立需要约一年的时间，随后可能在发射井进行部署。他们认为如果在1973年～1974年间开始进行发射井部署的话，到1976年中期可能拥有20～30个发射井，并有无防护发射场20～40个。[18]38 4.东风四号(CSS-3) 这一类型的导弹在美国被视为有限射程洲际弹道导弹。虽然中国从1965年就开始了研制这一型号的导弹，但美国情报机关一直没有察觉。直到1970年，美国对1967年以后的卫星照片进行集中审查时，才发现了CSS-3导弹临近朝鲜边境的发射场[17]3。 东风四号在1969年11月和1970年1月进行了两次短射程方案性飞行试验，第一次试验由于指令系统的故障而导致失败，第二次试验才获得成功。由于当时专属发射场尚未建成，这两次试验都是在西北双城子进行的。1970年11月，首次长射程试验由于出现了短射程试验时相似的故障失败了，最终，长射程试验在1971年11月15日成功。[9]326～327美中情局根据飞行的相关情报判断，该系统是一个经改装的两级CSS-2中远程弹道导弹，凭借对推进剂和技术水平的分析，认为该型导弹只有达到最大射程才能打击到美国大陆的一部分，预测该系统针对苏联的可能性更大。[18]19根据美苏的经验，分析人员认为CSS-3从飞行试验到部署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可能在1973年的某一个时刻进行部署，如果有困难，该型导弹的初始作战能力可能要推迟一到两年后。[18]20～21 美国根据中苏形势对于东风四号部署方位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自1969年中苏爆发武装冲突之后，东风-4号相关设备和人员也转移至更靠近苏联地域。[16]210然而，由于受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东风-4号导弹并没有在美国情报机关预计的时间内部署。 5.东风5号(CSS-X-4) 1967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之后，中情局判断中国在70年代可以研制出百万吨级当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11]28月3日，在关于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评估中，美国发现中国能够容纳洲际弹道导弹或太空助推器类型的巨大的新型发射设施已经准备完毕。通过这个发射台的方位和沿着试验航向的电站位置，美国估计，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将会是西南方向，目标区域为印度洋。[19]11根据美国国务院给印度等国家的航邮代电《共产党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试验计划》显示，早在中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前，美国就已经布下了连通美国国务院及其驻外办事处的情报搜集网络。一方面，美国指示其驻外外交官注意是否有中国与毗邻的印度洋国家进行有关导弹试验谈判的情报，另一方面，又提醒他们留意中国是否在印度洋部署了导弹跟踪测量船，以及是否使用了印度洋领域的港口。[20] 美国也一直在预测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实现初始作战能力的具体时间和部署规模。1968年，中情局估计中国洲际导弹可能在1972年左右获得初始作战能力，同时也强调可能受到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而推迟两至三年。至于部署规模，美情报机关预计到1975年，中国大约会部署20枚洲际弹道导弹。[21]6然而这种推测随着实际发展的延迟而不断推后，1971年首次低弹道飞行试验之后，美国估计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在1974年拥有初始作战能力。[18]41 实际上，东风5号导弹的发展远远迟于美国预测的时间表，直至1980年5月18日，才成功地在南太平洋方向进行了全程飞行试验。在此之前，1971年9月10日的首次低弹道飞行试验以及1972年和1973年两次进行的第二发遥测弹飞行试验都失败了，直到1978年才首次获得低弹道试验成功，而高弹道飞行试验也到1979年1月才成功。[9]329～331关于这种“延迟”，国内的解释是研制工作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导致出现了较多的质量问题。[22]而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尖端军事技术管理研发和生产部门的渗透以及当时中国科学工业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不成熟，都是造成洲际弹道导弹计划推迟的原因。[21]3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延迟的程度被夸大了，一方面，在整个70年代，中国陆基远程导弹的射程是逐步增加的；另外一方面，航天火箭技术在70年代取得的重大进展也被认为同时是在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的运载能力，1976年12月试验的火箭，后来被视为洲际弹道导弹的雏形。[16]85 四、结语 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前，在中美处于敌对关系而且信息沟通不顺畅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通过技术和一些其他的手段掌握了一批关于中国核武器的情报。虽然这些情报有很多谬误，但是仍然给美国的决策者提供了一条认识中国尖端军事发展的渠道，让他们能够预估中国尖端军事技术发展的动向。 当时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仍旧是在中美对立的框架内来评判中国相关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词的冷战特色。比如，在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情报机关对中国的称呼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国”，而是“共产党中国”，在提到中国发展这些武器的战略意图和宣传方式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到，“炫耀”、“吹捧”这一类含有贬义性质的词语。第二，思维上的对手观。美国在分析中国原子弹、氢弹和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和部署的时候，都将中国视为对手或者潜在的对手，关注中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美国盟国及其美军驻外军事基地潜在的威胁，断定中国可能认为以核武器攻击美国及其在亚洲的目标可以限制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将军事对抗保持在常规武器的层面，但同时，又质疑中国实际的核武能力，认为中国不可能对抗超级大国的核打击能力，威慑的可信度很有限。[23]4～5 从这些档案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计划在中国整体国家战略中扮演的角色抱有很大的兴趣。第一，他们聚焦于当下的国际关系形态，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以及核大国之间的国家间关系，来分析中国在当前环境下研发、试验和部署核武器的政治考虑。美国认为中国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威胁，为了阻止美国使用核武器来攻击中国，中国会兼顾对美国亚洲盟国和美亚洲军事基地的核威慑、核裁军和世界舆论这三个方面，来保证自身的行动自由；同时，美国也看到苏联对中国是更紧迫的威胁，如果没有核能力，中国将难以避免中苏之间常规边境冲突向核打击的升级。在周边关系方面，美国认为当前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是有限的，但如果日本军事立场转移，中国核力量将受到日本发展的影响。第二，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关注中国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全球战略意图，他们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致力于通过开发战略武器来提高声望，终极目标是增强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在不发达世界中获取巨大的政治优势。[18]32～35第三，美国也关注中国整体政治经济局势对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的影响，比如“文化大革命”，是否已经渗透到了负责尖端军事科技研发的机构，中国的整体经济能力受到怎样的冲击以及如何有效分配有限资源来达到洲际与地区战略力量、地区内部武装部队的平衡。[23]4～5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情报分析着眼于技术本身以及中国的内外关系，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核武器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这些档案中，可以读出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器情报评估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中美关系的大视角之下的，它是反映中美关系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影响中美关系进程的一个因素。虽然美国在国内外舆论上对中国的核武器采用的是贬低的态度，但分析内容逐年增多、分析范围逐年变广的情报评估却显示了美国事实上的重视。中国尖端军事技术的发展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上的能力，这也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与一个拥有核武能力的国家保持隔绝对立的关系是否明智，而1969年中苏冲突让美国更进一步地关注了这两个有核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核能力是中美关系解冻的直接促因，但它所反映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客观上已成为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标签：氢弹论文; 弹道导弹论文; 东风-15地地导弹论文; 东风系列导弹论文; 武器论文; 朝鲜弹道导弹技术论文; 中国导弹论文; 朝鲜核试验论文; 东风-31论文; 朝鲜核武器论文; 核武器论文; 洲际弹道导弹论文; 情报搜集论文; 武器装备论文; 原子弹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