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由之路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它给中国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中国和改变中国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地坚持下来。研究五四精神，弘扬五四传统，直接关系到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要深刻、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又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成为中国人民的有力思想武器的，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基本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特点之一：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起点，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也是他们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历史告诉我们：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求进步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学习，学习西方成了一时的风尚，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俄国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P1470)
五四时期对十月革命感受最深的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随后又迅速扩及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人们从苏维埃政府宣布的废除奴役东方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受到鼓舞，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李大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之一，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就旗帜鲜明地讴歌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随后又密切结合革命实践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他满怀信心地进行宣讲活动，认定“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同李大钊并肩战斗的还有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等，他们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虽各有特点，也难免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局限性，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且，对大革命的爆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必须也应当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五四运动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爆发的，是一个规模宏大、旗帜鲜明的学生运动。伴随着这场运动的是思想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于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和探索。仅仅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各种报纸期刊等出版物就达四百多种，各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之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也在这种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舞台上。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撰写《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积极宣传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史观。在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日益密切结合的情况下，五四运动克服了它发展初期的弱点，逐步从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工学商联合的群众运动，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把这一运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新的高潮。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又成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本性和社会地位，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愿望，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社会阶级。恩格斯在1886年说过：“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P254)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中国人民的认识也随之逐步提高，从而把五四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不断产生丰硕的革命成果。在五四运动初期，主要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奴颜卖国的北京政府，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随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认识，斗争就发展成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随着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一认识又促进了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以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实际斗争中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应当走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历史表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在书斋里、沙龙里，也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和空谈中，而是同革命实践、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正如毛泽东说过的那样：“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3](P404)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播的这一特点，也贯穿于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在中国民主革命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策略的制定，群众运动的发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还是革命战争的组织和指挥，对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的分析等等，都是同马克思主义在上述各个领域内的传播、运用和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一特点，是正确理解全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关键。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世界观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人心的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另一方面又是群众队伍日益扩大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群众投入到革命中来，参加革命，支持革命，标志着日益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特点之二：直接学习列宁主义更为突出
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到十月革命所经历的70年的发展，既包括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基础和创建体系的50年，也包括它的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新时期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20年。在前50年，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实践，即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这两次革命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从各个方面加以展开和具体化，使其达到了更为完善、更为系统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从1847年到1852年系统地总结并科学地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是在两次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剖析，《资本论》的创作，具体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使唯物史观从科学的假设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恩格斯对军事辩证法的研究，不仅从多方面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而且用军事斗争的艺术武装了争取解放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详尽的阐述，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所达到的上述水平，为被压迫人民提供了一整套进行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也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给正在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以科学的理论武器。
在后20年，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作为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许多新贡献。其中，对中国革命有直接意义的，首先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俄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从哲学上，从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上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思想，阐明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只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的结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本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其研究方法则是根据具体条件作具体分析、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这一理论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使他们能充满信心地发挥高度的主动性去冲击旧世界。最后是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比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列宁对社会主义实践所作的哲学概括，吸引着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革命者，也直接鼓舞着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总之，列宁主义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直接继承，而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不仅可以学到更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学到从建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再到夺取政权的一整套的革命经验，而且可以学到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新鲜经验，掌握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极为珍贵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十月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为中国人民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供了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因为当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思想的中国人较多的还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出发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们所介绍的往往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节译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个人的评述和许多错误、歪曲。当时数量有限的读者，既不可能从中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本来面貌，更不可能系统地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工人运动日益发展为自觉的斗争。中国开始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怀有浓厚的兴趣，力求用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而掀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新篇章。
历史表明，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是经过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及一系列有关著作介绍的。孙中山曾说过，列宁是革命的圣人。[3](P404)毛泽东更是从理论高度概括了列宁主义学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这就是：“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4](P2356)他还极其深刻地就列宁著作所特有的精神风貌说：“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4](P2356)
列宁主义学说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经验，这一学说的历史命运自然要引起一切敌对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一切进步人士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欢迎和重视。早在五四时期，北洋军阀段祺瑞就本能地仇视和妄图扼制列宁思想和著作的传播，他发出所谓的“训令”，说什么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漩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自应严密查禁等等，随后在1920年又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列为禁书，妄图阻止其传播，扼杀其影响。但是真理的声音是阻挡不了的，列宁的著作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如雨后春笋般地传播开来。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期发生的苏东剧变，当今敌对势力不仅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学说，致使社会主义一度走向低潮。同时，这也需要擦亮人们的眼睛，清醒人们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同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只有保卫列宁主义，才是真正地保卫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经验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和认真贯彻的。
(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特点之三：从改造社会的实践中认识和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对社会问题的热烈探索和讨论中进行的。这种情况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在俄国的传播颇为相似。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社会的重重矛盾和百孔千疮促使人们去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案，着重研究唯物史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是通过批判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宣传唯物史观而实现的，而真正从俄国的国情出发，从思想上彻底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列宁。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入社会生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传播和发展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就是通过讴歌十月革命，走十月革命照耀下的新人生的道路，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如上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固然有其同欧洲和俄国类似的方面，但在探索改造社会和研究唯物史观方面，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在探索改造社会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造社会的思潮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主张、学说和流派。这股庞杂的思潮既有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还有18世纪西方启蒙学派的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人道主义等等，甚至还有改头换面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这些名目繁多、内容各异的思潮，都试图对未来社会提出自己的设想，而这些设想由于各种偏见和局限，最多也不过是一些美好的愿望，而且提出的办法也是软弱无力的，什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什么“改造人种”、“儿童教育”、建立新村等等，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旧社会的基础，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摆脱旧社会的困境。可见，这种愿望和办法脱离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脱离了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发展趋向，因而尽管美好和善良，却空洞无力、不切实际、毫无希望。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总是与一定时代的实际任务联系着的。既然改造社会的探索成了五四时期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能不被提到突出的地位。唯物史观的研究首先是同当时新思潮的唯心史观针锋相对的。如前所说，新思潮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真善美的“理性王国”，而把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归结为精神和思想的变动、人性的复归等等。这种唯心史观把人们禁锢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在种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此，唯物史观的研究恰恰起到了解放思想、正视现实的作用，把社会改造的探索引向正确的道路。例如李大钊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唯物史观的论文，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万能”一类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离开了唯心史观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
唯物史观的研究也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五四以后李大钊发表的著作中有突出的反映，其他人的一些著作也表现了这种倾向。1919年11月，杨匏庵就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与此同时，北京《晨报》副刊还译载了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介绍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甚而有一些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当时，胡汉民就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哲学史上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文章。尽管他由此对社会主义作出的解释，如他所宣扬的“阶级退让”的“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的介绍和研究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是有利的。
唯物史观的研究通过五四时期几次争论而更加深入了。五四时期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主要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这三次较大的争论，一方面突出地反映了外国资产阶级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突出地位。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由于美国实验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华讲学和他学生胡适力图用实验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挑起的，应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所凭借的理论武器则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还强调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阶级竞争说，认为这一理论如果不予注意，不去运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为之捧场、他们共同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联系在一起的。还击这一挑战的有陈望道、李达、陈独秀、邵力子等人。他们针对罗素、张东荪、梁启超歪曲社会主义的言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社会革命的思想，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继续推向深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市场，同时这种思潮又有较长的历史，并且早在20世纪初的法国和日本就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诚然，这种思潮在十月革命前，在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十月革命后其主要锋芒则指向革命，指向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表现为“左”的姿态，表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其实质也是反对唯物史观，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这场争论必将使国家与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三次战斗，都还是传播初期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绝对不会在初次交锋中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在初露锋芒时就压倒一切。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坚持的面向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以扩大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日益被更多的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则是历史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成就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更为宽阔的前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建立的三十年间，是毛泽东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当然，他是经过长期思考、反复实践、理论总结和甘冒风险而提出这一原则的。概括地讲，他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一是经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失败后，创造性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独创性道路。提出这条道路正如列宁说过的，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是任何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特殊道路。它既不是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论断。毛泽东一不靠地位和权势，二不靠物质力量的优势，三不靠拉帮结派和投机取巧，而是靠踏踏实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在调查研究上下工夫，为“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也是靠踏踏实实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真理的力量凝聚群众、扩大影响。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中首先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首先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
二是以细致的整风和更换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进一步深化和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深感共产党人必须丢掉无所作为的保守路线，换取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面对国内战争向全民抗日转折的形势，认为必须把思想路线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哲学上发挥它“一通百通”的普遍功效，为此他利用长征后到达延安这一相对稳定的环境，潜心研究哲学，于1937年先后撰写了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从哲学上分别用实践观点和矛盾法则总结和剖析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揭示了从主观主义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路，充分发挥了哲学对时代、对实践、对历史责任的先导作用。从那时起，毛泽东在许多文件和报告中经常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作为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中国化的提法等等，并且更为具体地要求全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上，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个基本问题或三个主要法宝，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工程的主要项目来研究和建设。可见，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已经从哲学高度深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普遍性，阐明了这一原则是建党以来一切工作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是共产党人在一切活动中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必须遵守的指导思想，从而为全党的理论武装、总结历史经验、端正学风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1942年在全党普遍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持续六年之久的整风是一次规模巨大而极为细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整风的结果是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共识和正确抉择。这一共识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识，这一抉择也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抉择。而共识和抉择的结果，必然是把经过实践验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夺取“换了人间”的伟大胜利。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即将来临的新制度、新国家早就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告诫全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他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就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重申了以下观点：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二是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学习和继承他们的思想，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一个国家的经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5](P259-260)对于建国后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他在《十年总结》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6](P198)为此他身体力行，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再次强调“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7](P42)。对于社会主义面临的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曲折和挑战，毛泽东总是牢记列宁的教导：“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8](P53)，“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9](P168)。他决意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来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设想由来已久，于是，1962年初由党中央直接组织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应运而生了。这种形式和规模的民主生活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创举，也体现了他把全党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勇气和博大胸怀。毛泽东的这一举措及会后制定的一系列甄别平反等政策，促进了“文革”前国民经济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毕竟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而身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又已年过古稀，心力交瘁，对于毕生致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难以作出有力的驾驭和推进，而只能“事与愿违”地陷于悲剧式的“文革”之中了。
重要的是历史不能割断，“文革”的逆流终究阻挡不住毛泽东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抹杀不掉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深远意义。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集中表现了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文革”、拨乱反正、重振社会主义事业的意志和信念。历史就是这样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时期。
(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历史推举了邓小平承担这一重任绝非偶然。他长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成员，有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自觉，对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有切身的体会。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善于继承传统、敢于坚持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首要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0](P369)同时他又强调：“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10](P291)同样也不能这样要求列宁。他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0](P291)。对于如何根据现在的情况，邓小平在这里一如既往地以列宁为范例，深刻分析了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四个方面作出认识和分析的：一是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从俄国所具有而与西欧不同的特点出发；二是进行逻辑分析，寻找自身发展的历史与规律；三是从哲学思想，特别是用唯物史观分析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和特点，同时应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俄国国情作出全面的分析；四是从共产主义理想来揭示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寻求实现这一理念的路径。总之学习列宁，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和工具看待，要同社会实践的情况密切结合起来。邓小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多次重申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P63)。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正如党的十七大所评价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在一切实践中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当然，改革开放是一个需要代代相承、长期坚持的伟大事业。党中央的领导集体，经过民主改选、正常换届，三十年来一脉相承、始终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而在理论上发展创新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述道路的开辟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动活泼、富于创新、前进精神的结果，也是继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三十年来，我们的党在创造性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的“十个结合”，而其中列为第一条的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又说：“把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承了五四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活跃于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最新成果的问世，重振了人们在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失掉的信心，有力地批驳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大失败的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正是以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谐的实践改变了人们对新中国形象的误解和疑惧，中国也正在力求办好国内事务的基础上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以自己的实力宣告了她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而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难题、迎挑战、善于统筹协调、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唯一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必须维护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今后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需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永远坚持下去的伟大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经90年的沧桑巨变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了。无数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为它的探索、思考、实践和形成，凝聚了多少心血和智慧，才换来今天的成果。让我们通过纪念五四90周年和建国60周年，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大工程、大事业、大课题、大思路学习好，研究好，落实好，进一步把这条必由之路开辟为更宽广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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