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核心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以年均高于世界经济6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发展，在世界各国排名中，经济总量从第11位上升到第4位，进出口总额从第32位上升到第3位，外汇储备从第40位上升到第1位，钢铁产量从第6位上升到第一位，高速公路更是由零上升到第二位。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提高6倍多；人均居住面积在农村增加了近3倍，在城市增加了4.4倍；人均预期寿命也由68岁提高到73岁，超过世界人均数8年。对于这个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承认的，有的甚至把这个时期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人们更是试图通过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揭示中国发展道路的“奥妙”所在。我们虽然并不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照搬的“模式”，但这一发展道路向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另一种现代化选择，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仅对中国有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有益的。
说起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当然会有很多；即使其中的基本经验，也绝不只一条。但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决定事物性质的诸多矛盾中必定有一个是最主要的、起核心作用的。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也应当尽力找出所有经验中最主要的、起核心作用的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并向其他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真实可靠、具有借鉴意义的参考。那么，基本经验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此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我认为，这个核心其实并不神秘，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
一、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是由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序幕，并在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首先应当弄清楚什么是三中全会路线。所谓三中全会路线，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可见，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与上述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说改革开放是在三中全会路线或基本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就是说它是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的要求进行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它在实践上的展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的展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党的十七大号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看，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的主要内容，大体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经济上要一方面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逐步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改善农田水利的基本状况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可是，由于缺少经验和“左”的思想影响，过早地取消了个体经营和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尤其是当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经济规模逐渐扩大后，不仅没有从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地调整经济体制，发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相反，在所有制结构上越来越追求“一大二公”，在经济计划上越统越多、越统越死。改革开放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调节的思想禁锢，对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国有企业和农民对企业与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允许搞私有化，更不允许出现私人垄断资本、金融和产业寡头，以及买办集团；不放弃计划手段，更不放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控制。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做到对内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和阶级压迫，也没有导致经济失控的局面；对外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也没有走上某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靠发动战争掠夺别国资源和市场的老路，从而为我国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
其次，在政治上要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牢牢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我们党过去长期处在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的环境，取得政权后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因此一度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等弊端。另外，由于我们党缺少执政经验，我国又有着较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因此一度存在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弊病，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改进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实行党政职能适当分开的方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政府机构和司法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违法必纠的观念，确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对权力要加强制约与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等原则，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并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有组织有步骤地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这一切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断得到落实和扩大。但与此同时，我们党始终强调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虽然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但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三权鼎立。正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才可能保留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没有像一些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内战连绵的局面，从而为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再次，在意识形态上要一方面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承认并认真纠正建国后所犯的历史错误；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动摇，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正面评价建国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一些教条式的理解，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过主观主义的偏差，在政治上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上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尤其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期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又在“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下，拖延和阻碍了对历史错误的清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但同时强调，“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①以后，我们党又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头32年的重大历史事件逐一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②《决议》还指出：“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③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们党始终一贯地坚持了上述基本评价和估计。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才可能在纠正历史错误的同时，维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没有重蹈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否定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历史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权崩溃的覆辙，从而为我国连续30年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环境。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是我们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历次经验总结中的主要结论
对改革开放经验进行专题总结，最早是1992年我们党的十四大。十四大报告在题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一节中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④
过了5年，我们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说：“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⑤
随后，时任我们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2月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将改革开放的实践概括出11条主要历史经验。其中，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是紧接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之后的第二条经验。
在我们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又对我国“八九”政治风波之后的13年进行了专门总结，提出了10条基本经验。其中第一条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第二、三、四条分别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五、六、七条依次为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
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提出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并指出：这些是“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不久后，他又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其中“前三条是管总的，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
从以上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党中央在对改革开放进行的历次经验总结中，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始终居于最为显著的位置，一直被看做是改革开放经验中“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改革开放“最可靠的保证”，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因此，它无疑是所有经验中的核心。
三、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是我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的最大优势所在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改革开放。且不说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的毛病，即使说它逻辑上成立，在事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谓改革，主要是以市场为取向；所谓开放，说到底是与国际经济接轨。而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7亿人口中，除了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8亿人一直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着国际经济之外，余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50多亿人口，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在这么多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国家和地区中，为什么唯独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速度最快，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呢？如果再考虑到我国人口负担重、经济基础弱、气候条件差、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等不利因素，能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容易了。可见，仅仅用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条来解释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经不起推敲，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近代以来，中国曾丧失过很多发展机遇，但有两次机遇被我们抓住了，实现了自身跨跃式的发展。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第二次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结果。可见，我们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是脱离本国国情，盲目照搬西方制度，还是立足于本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当今世界上一切于己有利的好做法好经验。这才是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和根本原因。
四、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攻击的焦点
对于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从而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因此，对西方的制度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样，这个“奥妙”，西方敌对势力也很明白。正因为如此，他们以及与其勾结的国内民族分裂势力、邪教组织、民运分子，为了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消除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题目，或在海外制造反华事端，或在国内挑唆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另一方面，他们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在经济体制上，他们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集中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它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不必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经济转型“要靠私有化推动”，要把公有制为主体变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只要保证民营经济发展，任何宏观经济措施都可以不要”；政府只要为企业服务就行了，不必管理经济等等。在政治体制上，他们竭力贩卖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说中国共产党是“独裁的专制的党”，中国是“专制国家”，“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最大的潜在对手”，要“更多地支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新一轮政治改革的总目标是宪政”，“思想解放的根本任务是要从国家垄断一切、管制一切、控制一切的旧传统中解放出来”等等。在意识形态上，他们竭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把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并且颠倒黑白，大作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妄图重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历史。
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看来，随着我国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历史错误揭发批判的持续，中国早晚有一天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他们往往显得比我们更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可见，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反对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这恰好从反面证明，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才是各种敌对势力最为害怕的。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⑥“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⑦
不久前，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很可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⑧他的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敌对势力最为反对的，正是我们最为成功的地方。
五、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脱离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最大教训
对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原因虽然也可以说出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⑨。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错用了新自由主义药方，搞“500天计划”、“休克疗法”，推进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造成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的局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错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药方，搞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逐渐使苏共失去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错用了多元化、公开性的药方，发动全民对苏共和苏联历史进行清算，由大反斯大林发展到反列宁，反十月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相反，把托洛茨基等人奉为英雄，把沙皇当成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受害者，从而使苏共威信扫地，使苏联的历史臭不可嗅，使人民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彻底动摇。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苏共怎么可能不下台，苏联又怎么可能不解体呢？
近些年来，俄罗斯执政者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逐渐调整在苏联解体初期的政策。他们在经济体制上，废止福利货币化的改革方案，打压一些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富的金融、产业寡头，接连出台一系列重新国有化和旨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在政治体制上，探索“有管理的民主”、“主权民主”和“发展式民主”等适合自身特点的政治道路，试图在多党制的基础上，重建一个能够控制议会多数直至整个社会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改变对苏联时期领导人和历史全盘否定的态度，强调要对历史虚无主义、媚外思想进行清算，要把苏联历史看做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由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中，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工业化建设与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作用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
不久前，苏联最后一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苏联是靠苏联共产党凝聚的，没有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使改革有稳固和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作保证，千万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使这个党具有凝聚力，千万不要搞私有化。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对我们的《光明日报》记者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些方面，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出色的。”⑩他们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俄罗斯思想界对20世纪80年代那场改革的新认识。它从反面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要避免失败，关键在于不能让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脱节。
改革开放30年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位，但按人均计算，尚处于世界第100位左右。这说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仍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继续保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不改革不开放，生产力不可能发展，社会也不可能稳定；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生产力不仅要遭受破坏，社会还会分崩离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是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具体体现。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普遍意义的话，意义就在这里。
注释：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13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6-837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8页。
④《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7页。
⑧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13日。
⑨《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⑩摘自2006年9月3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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