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对策研究_美国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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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粮食资本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粮食价格波动不再完全取决于供求基本面因素，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金融资本成为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在巨额投机资金大规模流入或流出国际粮食市场，对粮食价格进行投机炒作的作用下，全球粮食市场的金融属性凸显，粮食价格变化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货币资金、证券等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密切，全球主要粮食价格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金融属性。粮食的“金融化”成为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出现背离粮食供需基本面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国进口粮食数量逐年上升，并且与国内外粮食市场相关性日趋紧密，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将会对我国粮食进口及国内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及其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实质

       (一)国际粮食市场的“金融化”实质

       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指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即国际市场粮食现货价格越来越多地决定于农产品期货市场以及其流动性本身的影响，而国际市场粮食供需基本面情况对其影响作用相对下降。国际粮食市场的“金融化”是从点到面地逐渐发展起来的，其根源是由美元超发引起的国际经济体系流动性充裕，超过整个实体经济发展对流动性的合理需要，形成具体产业与已经被“金融化”的产业之间在价格关系上有效链接的传导机制。

       最早被“金融化”的产业，必然是其产品定价受到美元流动性直接作用的产业。以石油为主的能源产业具备这种特征，因为国际石油价格是以美元标价的。近年来，美国大力发展以玉米和大豆这些主要粮食产品为原料，以生物燃油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战略，在此背景下，粮食产业与能源产业在价格关系上实现了链接，即美元流动性共同成为粮食和能源产品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当前粮食具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和能源属性等多种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其实能源属性本质上也是金融属性。所谓“石油发烧、粮食感冒”指的就是这种油价与粮价的联动关系，石油和粮食事实上都已经成为金融衍生品。

       传统情况下，商品价格一般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但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会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金融)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定价权现象。

       (二)国际粮食市场实体经济“金融化”的特征

       1.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使金融资本成为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既有传统上的供需基本面因素，又要叠加世界经济体系中流动性变化的影响。由于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总量巨大，其增加或者减少都会在供需基本面因素以外对商品价格变化形成不能低估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连续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国际经济体系中注入了超量的流动性，由于美元是实际上的世界货币，从而造成2008-2014年的国际粮食市场严重的“金融化”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金融化”并不仅指粮食价格在金融资本大量进入粮食期货市场，炒作粮食价格，致使其过度上升的情况，也包括当美元发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由于世界经济体系流动性减少，对粮食价格下降形成助推作用的情况。

       在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美联储实施第一次量化宽松期间，国际市场粮价上升20％左右；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美联储实施第二次量化宽松期间，国际市场粮价上升15％左右；在2012年9月第三次量化宽松开始实施后，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价格亦受刺激大幅攀升，有的品种甚至创下数月以来高位。而到2013年3月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形成以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投资基金撤走了创纪录的363亿美元，在供需基本面的基础性作用下，助推粮食价格持续下降。上述情况说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元流动性的泛滥与收缩，对粮食价格变化形成相反方向的作用，充分表现了粮食市场“金融化”的显著特征。

       2.“金融化”从实体经济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前景预测入手，制造短时间的价格差进行买低卖高。以股票、期货等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金融市场为依托，对实体经济供给与需求前景的预测信息按照金融资本的意图进行“权威”解读和散布，在股票和期货等金融市场上形成有利于金融资本获利的价格变化预期，并以大量投机资金集中投放，带动金融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跟进投资，短时间内迅速拉高金融产品价格，进而带动现货价格上升到高点，金融资本在高价位上抛售金融产品和现货产品，再配合以发布“权威”更正信息，金融产品价格发生剧烈下降，从而带动现货价格迅速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垄断性影响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通过制造短时间内的价格差而低买高卖，以资本集中的方式实现了牟取暴利的目的。

       二、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分析

       全球货币总量变动和流动性变化是造成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不断加深的宏观层面因素。在货币流动性充裕时，大量剩余资金和投机性游资会进入粮食市场进行炒作，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结束量化宽松和刺激政策后，大量资金会从粮食市场流出，冲击粮食价格，呈现下跌趋势。另外，全球期货市场中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生物能源的推进加速了全球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

       1.全球货币总量变化使得粮食市场“金融化”不断深化。由于国际市场的粮食和石油贸易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美元贬值将直接促使粮食价格上升，加之粮食国际运输成本和以石油为原料的农资价格也将因此上升，使粮食价格上升到更高水平。以美国为首的粮食出口大国从中受益显著，也使粮食的金融属性显化。

       从图1可见，长期以来，国际市场上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粮食产品价格与原油价格变化趋势相同，呈现相当直观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美元价格变化趋势相反，呈现明显直观的负相关关系。原油价格与主要粮食产品价格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导致其变化的因素有共同性，其共性因素就是美元汇率。美元越贬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越强，则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就会持续上涨。

       尽管2014年10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可能将于2015年的某个时间加息，但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效性与滞后性，再加上欧洲与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全球经济流动性仍然相当充裕。因此，现在断言随着美元流动性减少使已经使国际粮食市场实现去“金融化”还为时尚早。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最显著的短期效果，是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减轻了美国的债务压力。在美国债务负担难以有效地通过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消解的情况下，经常性地运用量化宽松政策来减轻其债务总额将会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因此，2014年美联储提出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和预期2015年加息，都不会意味着从此量化宽松政策不会再实施，反之很可能还会长期频繁使用，从而很难根治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过剩的痼疾。可以预计，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过度上涨的“金融化”将成为周期性、常态化的经济现象。

      

       图1 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与美元、能源价格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图中数据根据美国农业部网站有关统计资料整理计算获得。

       2.新型金融衍生品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粮食市场，增加国际粮价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增发货币为主的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出现规模庞大的廉价资金。然而，实体经济缺乏对多余资金的吸收能力，大量资金从股市等投资领域退出，进入商品期货市场，使期货市场因充斥大量投机资本而异常繁荣，其中农产品期货是投机资本炒作的重点题材。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如农产品指数期货和对冲基金等进入国际粮食期货市场，大大增加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和风险性。

       近年来，对冲基金和指数基金成为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工具。对冲基金在农产品交易数量上没有限制，往往持有投机性的多头和空头，可以自由进入，在农产品期货价格上升或下降中获利。指数基金投资者对农产品价格不敏感，属于纯投机行为。指数基金增强了期货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由于指数由多种商品构成，即使是具体农产品期货价值本身没有发生变化，指数价格也会由于非农业商品指数的变化而增加，从而影响到农产品期货市场与现货价格。

       3.生物燃料产业战略的实施增加了国际粮食市场供给的紧张程度和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建立能源安全信托基金，继续推动发展生物燃料产业。同时，新能源产业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据统计，美国生物柴油行业几乎在每个州都建有工厂，与生物乙醇产业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人员达40.16万人。因此，美国推动以玉米和大豆为主要投入物的生物燃料产业发展政策是一项长期战略。

       将主粮大规模地用作生物燃料产业的工业原料，一方面，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供给造成持续压力，使供给长期偏紧；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作为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掌控影响粮食产量预测的天气信息以外，加大了对国际粮食市场粮食供应数量的控制力，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国际粮食市场对价格波动的预期走向，从而降低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

       三、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对我国的挑战

       1.粮食安全的内涵发生变化。随着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深入发展，粮食兼具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双重特征，粮食市场价格由供需基本面因素决定转变为受到粮食供需和金融市场价格变动的双重影响。这种情况将使粮食安全的涵义从传统的关注粮食生产不足，扩展到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对粮食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消极影响。在金融资本操纵粮食价格的影响力超过粮食供需基本面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将有很大可能加大粮食的需求缺口，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因此，粮食市场“金融化”给国内外粮食价格基础体系和基本格局造成压力，进而造成粮食市场高度频发的不确定性，使国家难以有效实施对粮食生产、供应、销售和消费等方面的宏观调控，使得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2.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对粮食稳产和增产形成不利影响。我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农村人口和高质量耕地不断减少的过程中，粮食生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突出表现在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对粮食稳产和增产形成潜在压力。据测算：我国小麦、稻谷和玉米等三种主粮每亩平均生产成本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自2000年的309.22元/亩上升至2012年的770.23元/亩，上升幅度为149.08％，年均增幅为12.42％。1978-2012年的平均成本收益率为36.94％，但在国际粮价和国内粮价自2006-2012年持续上升期间，同期国内主要粮食平均成本收益率仅为31.71％，甚至低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平均种粮成本收益率。可见，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背景下的国内外粮食价格上涨强劲，这不但没有改变我国以小农户为主的粮食种植业的低利特征，而且还使这种低利特征被深化。此外，中国三种主粮的亩均物质费用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自2000年的182.87元/亩上升至2012年的398.28元/亩，上升幅度为117.8％，年均增幅为9.82％。以化肥、农膜等为主和以石油为原材料的物质投入费用占亩均生产成本的比重长期在50％左右。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造成原油等商品价格暴涨也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利润增加的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内容是关于我国小农户为主的农户家庭粮食生产成本变化情况的分析。今后我国要进入大力建设现代农业的新阶段，将以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替代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模式，而以大规模机械化技术和化肥农药等增产性物质为主要投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其粮食生产投入中将大幅度增加以原油类资源为主要原料的物质投入，从而显著提高粮食生产成本中燃油和化肥等物资使用量，这将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原油价格下降对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产生的积极作用。

       3.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也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外粮企直接投资、国内外粮食期货市场预期传导等多种渠道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变化造成影响。目前小麦、玉米、大豆和稻谷等主要粮食产品的国际期货市场价格波动都会对国内期货市场价格造成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大豆，其次为玉米，稻谷受到影响最小。

       虽然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取得显著进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期货市场。但是，其中个人交易者占90％左右，而法人和机构投资者只占10％左右，表现出明显的投机市特征，难以承担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远不具备成为全球颇具影响力的农产品定价中心的条件。同时，也很容易成为国内游资借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波动题材而炒作粮价的场所。在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本身发育并不健全并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情况下，相对弱小的国内企业与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粮商在国内粮食期货市场同台竞技，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

       4.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通过我国的粮食进口对国内粮食价格产生影响。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呈现扩大趋势，也为国际粮价波动向国内传导创造了条件。政府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已经使我国粮食市场从“国际粮价洼地”变成“国际粮价高地”，引发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虽然国内稻谷价格受到国际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很小，但通过进口渠道同样会使国内稻谷价格受到国际稻谷市场的影响。

       四、我国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对策建议

       本文对国际粮食“金融化”的实质、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际粮食“金融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并通过粮食进口、期货投资等传导路径，使国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几点对策建议：

       1.将粮食安全与粮食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国有粮食企业整顿充实为综合性农业发展企业，在粮食产、供、销等重要领域增加金融和保险等环节。通过完善产业链培育具有现代化、资本化和金融化的粮食龙头产业，帮助这种综合性粮食企业走出去，形成在世界上做全局性的关键布点，提升价格话语权的掌控能力，一旦发生粮食危机，政府具有一定的介入手段和调控能力。

       2.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合作，减少和防范投机资本炒作国际粮价，实现粮食去“金融化”。我国应当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合作，实施原油、粮食等大宗基础性农产品定价货币多元化战略，减轻和消除美元流动性泛滥引发的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根源性影响。此外，还应当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建立对国际粮食市场上私人资本流动以及建立期货市场有效协调监管机制，减少和防止投机资本炒作国际粮价，实现粮食去“金融化”。

       3.增加国际粮食市场信息透明度，建立准确的价格预测机制。与粮价波动有关的信息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链。要判断库存水平的稳定性，就要掌握每年粮食主要产区的天气情况、未来产量情况以及运输成本等相关重要信息。要确切了解影响粮价波动的信息链，就必须改变目前国际粮食市场上信息发布由单一国家信息发布报告的局面。要利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大力发展我国自己的非官方专业研究队伍，充分了解与我国粮食市场有关的世界各主要粮食主产国和地区的天气、产量及库存等重要信息，提高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有专业能力的粮食信息研究和发布能力。

       4.要继续坚持将立足依靠国内自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政策落到实处。采取让种粮主产区得到人均财政补贴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倾斜政策，使国家立足于自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政策到实处。继续改革以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粮食临时收储为核心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目前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导致国家收储粮食过多，一方面造成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另一方面造成粮食价格体系紊乱的局面。我国需通过探索目标价格补贴制度试点，根据国内外粮食市场变化情况，对种粮农民相机实行粮食目标(参考)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价差补贴，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建立同时实现种粮农民获得合理收益、国家减轻财政负担以及国家可持续保持适度产量和库存水平的新型科学粮食价格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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