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贡献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包含两个主要目的：首先是研究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是乡镇企业部门的主体）在经济改革期间迅速发展的动因，分析其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考察农村工业化在今后推动经济增长的剩余潜力。
一、改革期间的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0年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农业部分除外）从1978年的0.22亿增加到了1.28亿（1997年数），新增了1亿以上，占1997年全部农村劳动力的28%，占全国劳动力的18 %。非农业乡镇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几乎是从无到有， 由1978年的4%迅速上升到1998年的27%左右。 乡镇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达到了1／3，已经远远超过国有工业。在这20年间，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低于改革以前，也远低于非国有部门。城市非国有经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1992年以后才有重大的发展。农业增长速度快于改革以前，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逐渐缩小的。而农村的乡镇企业（非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它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了GDP增长率的36%。 农村工业化（也包括农村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成为改革20年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业部乡镇企业司：历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等等。增长率和贡献率根据现价增加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进行价格缩减计算。）。
经济改革时期同经济改革以前的时期相比， GDP 增长率由1952 —1978年间的年平均6.1%上升到1978—1998年间的9.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1997，国家统计局1998，1999），加速部分占后者的37%。因此，农村工业化可以说是改革期间导致经济增长率加速的决定性因素（注：上述关于乡镇企业的数字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高估。因此农业部于1997年对乡镇企业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剔除了一部分规模过小、经营不规范的个体和家庭企业（调整结果未通过统计部门正式公布）。1997年调整后的乡镇企业增加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较调整前缩小了约1／4，就业人数缩小的幅度更大些。按此幅度计算，乡镇企业自1978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需要下调约两个百分点。相应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要有一定的下调。但这仍然不会改变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带动作用这一基本结论。）。
二、制度变革引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再配置是非农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因——模型分析
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乡镇企业部门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一问题对研究改革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至关重要。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作者使用一个包括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在内的两部门模型对影响乡镇企业增长的各因素进行了估计（这一模型的建立主要参考了下列文献：Beladiand Naqvi 1987,Lneas 1988,Rover 1990,Solow 1956 以及Uzawa1962）。研究结果表明，改革期间由制度变革导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促成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见王小鲁，1997）。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农村工业化进程对整个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农村人口的普遍贫困，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的相对匮乏，构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严重拖累。到经济改革开始的1978年，中国乡村人口为7.90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2%。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0.13公顷，人均年收入水平仅有133元。在3.06亿农村劳动力中， 只有2200万人在非农业的社队企业部门工作，其余几乎全部属于农业劳动力。其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约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1／3到一半）通常被认为是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把这些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按照农业现有耕地所需的用工量计算必要的劳动力数量，超过这一数量的劳动力即是剩余劳动力。但在不同技术条件下、对不同产品而言，用工量可以非常不同，而且只要不同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农民就会随时在不同产品之间调整用工量，因此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另一比较符合经济学理论的解释是劳动的边际产出（marginalproduct of labor）为零，或至少低于其实际收入水平（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Lewis，1954）。不过， 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收入一定是由边际产出决定的，因此边际产出低于实际收入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是零。但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体制就是一个例外。由于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劳动力不流动，劳动报酬也不由市场决定，因此劳动者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报酬与其边际产出无关，倒是与生产队的平均产出水平有关。在许多情况下劳动的边际产出低于实际收入水平是显然的。在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分享高于边际产出的平均收益也是常见现象。
尽管有关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种种分歧，但只要对实际经济进行考察，就能发现剩余劳动力是实际存在。所谓“增人不增产，减人不减产”是这一情况真实的写照。
自经济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20年间，大约1亿农业劳动力进入了乡镇企业， 使该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这显然是导致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劳动力的转移相适应，居民储蓄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农村非农产业，此外还有在国有部门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也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转移，与制度障碍的消除是分不开的。
经济学理论指出，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要素在部门之间流动是由要素在各部门间的边际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生产要素总是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较高的部门，并通过流动反过来缩小这种差异，最终使部门间的要素边际生产率趋于均等。但在存在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受阻，部门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异就会长期保持。
根据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用模型来表现在存在制度成本的情况下乡镇企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及制度成本变动与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再配置的关系；并以实际数据代入模型，通过计量分析估算制度成本的大小及其变化趋势。同时，根据计量分析所取得的各项参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包括制度变革因素在内的各种对乡镇企业部门增长的贡献。
上述模型主要关注制度障碍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但需要说明，事实上即使不存在对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会影响资本在部门之间的配置。当制度变革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的时候，“制度成本”趋于缩小，不仅会直接引起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而且这种重新配置还会改变资本在部门间的相对边际生产率，进而引起资本向非农产业的流动。这种资本流动会延缓边际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从而会加强劳动力流动的力度。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反馈会使制度变革对乡镇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强化。因此部门的资本存量也应当看作是受制度因素影响的内生变量。在模型中，作者不但把两部门的劳动力变量，同时也把两部门的资本变量内生化，从而将这种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反馈作用包括在内，以避免低估制度变革因素对乡镇企业增长的影响。
模型由下列关系式组成。
乡镇企业部门（近似看作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上式中Y[,i]（i＝1，2，分别代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是两部门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出，K[,i]是两部门资本存量，L[,i]是两部门的劳动供给，以上6个变量为内生变量。D是耕地面积，i 是耕地灌溉率（灌溉面积／总耕地面积），L和K分别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整个农村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总和，A[,i]（t）反映两部门的初始年份（1980年）综合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提高的速率，e是自然对数的底，e＝2.71828……。援引Solow模型的方式，设A[,i]（t）＝A[,i]（1980）e[git]。其中g[,i]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t是时间序列变量（time trend），在1980—1992时间段中t的取值是（t＝0，1，…12）。式中的α[,i]、β[,i]、γ、η分别是资本、劳动、耕地和耕地灌溉率的系数。
两部门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分别为
因此两部门间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边际生产率函数为：
β[,1]P[,1]Y[,1]／L[,1]＝B[,L]（t）β[,2]P[,2]Y[,2]／L[,2]
（5）
α[,1]P[,1]Y[,1]／L[,1]＝B[,K]（t）α[,2]P[,2]Y[,2]／K[,2]
（6）
公式（5）、（6）中的B[,L]和B[,K]分别是两部门间劳动边际生产率之比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之比。即：
B[,L]＝MPL[,1]／MPL[,2]；B[,K]＝MPK[,1]／MPK[,2]。
在不存在妨碍劳动力和资本转移的制度障碍时，MPL[,1]和MLP[,2]，以及MPK[,1]和MPK[,2]分别趋于相等，使B[,L]＝1，B[,K]＝1。因此如果持续存在B[,L]＞1，则表示存在着限制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的制度障碍。B[,L] 的取值下降或上升反映这一制度成本减小或增加的趋势。为了分析这一趋势，B[,L]采取下列形式：B[,L]（t）＝B[,L(1980)]e[g]L[t]。这里g[,L]表示B[,L]随时间的变化率。B[,K]（t）采取的形式与B[,L]（t）类似。模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1 ）取得生产函数的各项参数；（2）发现B[,L]和B[,K]的大小和变化趋势， 以反映制度变革对要素在部门间转移的影响，并以此推导出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需强调说明，本文所定义的制度变革对乡镇企业增长的影响，是特指制度变革通过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而对增长产生的影响。制度变革还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组织效率或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增长作出贡献。这后一种效应已被全要素生产率A[,i]的变化率g[,i]所包括。在常规条件下，g[,i]所反映的生产率变动代表技术进步的速度（见Solow1956）。而鉴于我们所考察的特定环境，它们除了反映技术进步的影响外，同时也会包括制度变革对企业组织效率或生产者积极性的影响。例如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促进。可惜由于缺乏更详细的数据资料，在本文的模型中难以把这两种效应从g[,i]中区分开来。
在上述模型中，公式（3）和（4）为恒等式，不需进行估计。其余式（1）、（2）、（5）、（6）四式均取对数形式。模型分析采用3SLS系统估计的方式，使用panel数据进行估计。乡镇企业、 农业及整个农村经济在1980—1992年期间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以下4个方面：
1.要素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等）的自然增长对两部门增长率的贡献；
2.制度变革使要素重新配置而对增长形成的贡献；
3.综合要素生产率变动对增长的贡献；
4.剩余项，即其他未包括的因素以及统计和计算误差的影响。
根据这一结果，在1980—1992年间，生产要素的自然增长对乡镇企业的贡献为9.6个百分点，占实际增长率的不到一半。 制度变革带来的要素重新配置效应、综合要素生产率、以及其他因素的贡献总共为12.1个百分点，其中制度变革效应的贡献占首位，独自占6 个百分点（均为瞬时增长率）。对农业部门而言，制度变革略高于两个百分点的负效应，但也发现了超过两个百分点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制度负效应是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流向了生产率更高的乡镇企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农业投入。但由于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远远低于乡镇企业，这一负面影响被乡镇企业部门正面效应完全抵消而有余，因而制度效应对整个农村经济有正的影响，加速了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结果看来大体上如实反映了制度变革所导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乡镇企业部门增长的贡献。但更详细地考察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上述结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制度变革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估计偏低，而对其在农业增长中的负效应或多或少估计偏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该模型分析基于如下假设：在整个经济中的资本总量形成速度是由外生因素决定，制度变革只影响要素在部门间的配置，而不影响资本形成的速度。（注：这有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如果把整个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内生化，会使模型变得十分复杂而难以进行有效的估计。）。
但事实上，乡镇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明显高于农业部门。这就是说，一旦发生了要素向非农产业的再配置，农村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会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资源再配置的连带效应。同时，当乡镇企业在一个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它的一部分利润还会再分配到农业部门并部分地转化为农业投资。因此，尽管劳动力的转移带动了资本的转移，农业部门资本的增长率可能在总体上并未因此而降低。如果把积累率在部门之间差别的因素考虑在内，制度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更大。
三、对农业和乡镇企业资本积累和转移的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需要重新计算农业和乡镇企业部门之间的要素再分配对农村乃至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了进行这样的计算，首先需要确定资本分别在两个部门的“自然”增长率（即假定在不发生部门间要素再分配的情况下的资本增长率）。对农业部门来说，这大致可以参照改革以前时期农业部门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的历史数据，再加上改革时期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这可看作外生变量）而引起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加速，从而提高了农业部门本身积累速度的因素。
关于改革前的农业资本增长，没有完整的历史数据可用。有些研究只使用农业机械或农业基建投资代替，但这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在这里我们根据农业机械、其他农业固定资产（主要是牲畜、农具和生产用房）数量或净值，以及化肥施用量（其价值量可近似地看作农业流动资本）的年增长率进行推算。
在1962—1978年间，主要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7%，化肥施用量（按有效成分计）的年增长率为17.9%，这两者的高速增长是工业化改变了农业投入结构的结果。但大牲畜头数的年增长率只有1.8%。其他如农具的增长无数据，估计与大牲畜相当或略高，故全部其他农业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按照2%计算。
要推算这一时期农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还需要知道以上三者的比重。根据1980年的数量和价格数据将农业机械、化肥施用量和其他农业固定资产净值（按照原值的70%推算）全部折算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价值量，它们之间的比值在1980年大约为14∶16∶70。而根据上述年均增长率的数据推算，它们之间的比值在1962年大致应为1.3∶1.7∶97。基于三者的权重和各自的增长率， 可推知农业部门资本存量在1962 —1978年间大致以4%的年平均速度增长。 改革以后的农业资本增长率（见王小鲁1997），是根据同一方法计算的，大致为15%。
同表1中的数据相对照可以发现，改革以前4%的资本增长率不仅远远低于改革期间整个农村经济中的资本增长率15%，同时也低于改革期间农业部门的实际资本增长率6.4%。显然， 尽管在改革期间发生了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资源再配置，农业部门的资本增长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2.4个百分点。 这应当是由农业积累的提高造成的。
关于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农业自身积累的变化，由于缺乏数据，我们只能大致估计它与农民人均消费的增长基本同步，两者都由人均收入的增长所带动。1962—1978年间农民人均消费的年均增长率是3.0%， 而1980—199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5.0%，相差2个百分点。同一期间农业人口增长率约为0.5%，因此，如果不考虑资本在部门间流动的因素， 可以大致判断农业部门的资本增长率（即资本自然增长率）在改革后上升了约2.5个百分点，在6.5%左右。 这和实际的农业部门资本增长率6.4%，几乎没有差别。
从表1看，1981—1992 年间乡镇企业的实际劳动力增长率平均为11.1%，其中8.4应当归因于制度变革引起的劳动力转移。 实际资本增长率平均为22.8%，其中资本转移的因素（这是劳动力转移的连锁反应）为8.1。同一时期，农业的实际劳动力增长率平均为1.2%，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为2.7%，因此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1.5。农业资本的实际增长率是6.4%， 资本转移的负影响几乎完全被乡镇企业资本增殖后的返还所抵消。由乡镇企业和农业劳动力与资本转移的因素可以推出它们各自对经济的正负影响。这些影响相加，就可以导出农村工业化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样道理，也可以推导出生产要素自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还要包括土地和水利灌溉的贡献），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计算结果在下一节提供。
四、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制度变革、生产率提高、要素增长
根据表1对要素增长率的分解，和各要素在两个部门的增长弹性， 可以容易地推算出这些不同贡献因素各自对不同部门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率所作出的贡献。计算结果见表2。再根据表2的结果，以及按不变价格计算的1980—1992年各部门和全国的社会总产值数据，可以计算出农村经济增长的各个组成部分各自对全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这些计算结果见表3。
表1 乡镇企业和农业要素投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1981—1992年）年均（%）
增长率与贡献因素乡镇企业农业农村经济
实际增长率 11.1
1.2
2.7
自然增长率 2.7
2.7
2.7
资源配置效应
8.4 -1.5
增长弹性0.40 0.44
实际增长率 22.8
6.4 15.2
自然增长率14.7
6.5
资源配置效应
8.1 -0.1
增长弹性0.60 0.50
实际增长率-0.3 -0.3
增长弹性 0.06 0.06
实际年均变动
0.5
0.5
增长系数 0.14 0.14
资料来源：1.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历年数据计算。2.模型分析结果，见Wang Xiaolu（1997）。
表2 乡镇企业和农业增长的因素分析（1981—1992）
年均（%）
增长率与贡献因素 乡镇企业农业农村经济
实际增长率 24.2
6.1 14.2
自然增长的贡献 9.9
5.1
7.0
资本 8.8
3.2
劳动力
1.1
1.2
土地 -0.02
灌溉率 0.7
制度变革效应
8.2 -0.7
3.6
资本 4.8 -0.05
劳动力
3.4 -0.66
生产率贡献 6.1
1.7
3.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历年数据。
考虑到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同要素的配置相关，表3 中对制度变革效应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作了调整，分别增加和减少了0.2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和1.8%的贡献份额。这是因为在乡镇企业部门， 综合要素生产率上升较快，而当该部门的基数较大时，同样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由于要素的再分配不断地扩大乡镇企业部门的基数，它也就放大了生产率上升对增长的贡献。因此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中也有一部分是要素重新配置的结果。
表3 农村经济对增长的贡献（1981—1992）
年均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贡献份额
增长率与贡献因素
(按社会 (按GDP(以增长率
总产值计)
计)为100)
全国11.7 9.7100
农村经济对增长的贡献 6.0 5.0 52
要素自然增长的贡献 2.9 2.4 25
制度变革效应
1.7 1.4 15
生产率贡献 1.4 1.2 1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和表2计算。
根据表3提供的计算结果，在改革期间的1980—1992年， 由于制度变革而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转移，对经济增长作出了15%的贡献，使得按社会总产值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净加快了1.7个百分点。折算成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大约为1.4 个百分点，从8.3%提高到9.7%。如果同1961—1978年间的GDP 增长速度（7.9%）相比，改革时期的1980—1992 年间增长率提高的主要部分都应当归功于这种制度变革造成的农村生产要素重新配置。除此之外，改革期间农村经济的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12%，这明显高于改革以前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两者相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6 个百分点，超过了要素自然增长的贡献（2.4个百分点）。
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在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中，除了技术进步的因素，也包括了包产到户和引进市场竞争对农户和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制度变革的作用。
上述计算结果说明，改革期间制度变革对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起了主要推动作用，从而为加速经济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
五、农村工业还能继续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吗？
从第二节的模型中可以导出，制度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是明显的，但基本上是属于增长理论所说的“短期效应”。所谓短期效应实际上并非就时间长短而言，而是指这种作用发生在动态调整过程中，但不会一劳永逸地改变长期经济增长率。随着制度改革的进行，这部分能量将会逐步释放出来，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但随着要素流出部门和要素流入部门之间相对规模的变化，这种“制度效应”对增长率的加速作用也会递减。而在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逐渐趋于消失。经济将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相对较低的稳定增长阶段。因此，研究这种效应所能持续的时间，对于分析经济增长速度有重要意义。
事实证明，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农村工业化加速过程，已经连续20年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计量分析结果也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制度变革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力度已在下降（见表4）。按总产值计， 这一效应在1980—85年间对乡镇企业增长的推动约在10个百分点，使该部门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26%左右。如果除去1989—1990年的短暂经济滑坡，这一效应大体上呈递减趋势，在1991—1992年期间降到了不到3个百分点。 在这两年乡镇企业之所以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大幅度增加所致。
表4制度变革对乡镇企业效应的递减
1981— 1986— 1989— 1991—
1985198819901992
实际增长率
26.722.2 6.024.3
制度变革效应 10.9 5.5-2.5 2.8
资料来源：Wang Xiaolu 1997.
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农村工业化是否还能使未来的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是否依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在农村各部门之间合理配置的制度障碍？
2.是否还有大量生产要素未得到合理配置？
关于前一个问题，就总体而言，直接影响劳动力和资本在农村各部门之间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限制已经基本取消。因此看来在这方面增长潜力已不太大。
但关于后一个问题，尽管乡镇企业在过去20年间已经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总量在此期间的自然增长超过了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如果不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不仅不会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直到80年代末还为数有限，在90年代才有显著增长。根据对国内若干调查结果进行综合所作的估计，改革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1990年累计约1400万人，到96年累计达到6000万人。扣除这一部分转移， 实际农业劳动力在1996年至少还有2.63亿，与1978年相差无几。 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见表5）。
表5农村劳动力转移：估计与预测
单位：百万人
19781990199620102020
乡村劳动力资源 306 420 453 543 612
流动城市(Ⅰ) —
14 60 172 252
流动城市(Ⅱ) —
14 60 116 156
乡村非农产业 22 87 130 186 216
农业劳动力Ⅰ*284 319 263 185 144
农业劳动力Ⅱ**
284 319 263 241 240
* 农业劳动力是由乡村劳动力资源减去流入城市的部分和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部分得到的。不包括国营农场劳动力。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1995—96、农业部1995、劳动部就业司课题组1997、周其仁1997计算。
就农村工业化的区域分布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程度总的来说已经比较高，其中有些较先进的地方，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非农产业化，因此劳动力进一步优化配置的潜力已经不太大。但在中、西部地区仍然较低。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中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从表6和表7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地区在农村工业中所占份额，以及乡镇企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都相差悬殊。西部地区在1997年的农村工业化程度，如果以劳动力的吸收率来衡量，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处在后者8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
表6 东、中、西部地区在乡镇企业部门所占份额（%，1994年）
地区在就业中在总产值中
东部 5168
中部 3423
西部 15 9
总计 100
100
注：分别以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和乡镇企业总产值为100。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显然，如果在今后十几或二十年中，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非农产业化能够以东部地区在过去20年间的速度发展，还是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相当的贡献。尽管由于经济基数增大，它对增长率的相对贡献不会有过去那样大。不过从近几年的趋势看，这种“相当的贡献”可能性也不大。在1980—1992年间，乡镇企业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11.1%，而在1992—1997年间降低到4.2%（1997比1995年只增长了1.5%）。其中东部地区只有3%，中、西部虽然稍高，也只有5.8%和4.3%。而另一方面，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特别是流入东部城市）的数量倒是增长迅速。
表7东、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率（万人，%）
年份 1980 1997
地区劳动力吸收率 劳动力吸收率
东部12148 14.1
16569 36.5
中部10525
8.4
15672 29.5
西部 9163
4.5
13720 17.3
全国31836
9.4
45961 28.4
注：吸收率是指各地区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当地农村劳动力数量之比，分别以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总数为100。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这种农村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看来主要是由如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近几年市场需求疲软，缩小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
其二，随着部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对技术密集、档次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这些产品有相当部分超出了多数乡镇企业目前的技术能力，要靠进口或外资企业来满足。乡镇企业因而面临需求不振的局面。
其三，在东部地区，制度变革的效应已经大部分释放出来了，而中、西部地区则面临其他方面的资源约束，使制度变革没有对经济增长带来象东部那样大的贡献。
以上几方面中，第一个是短期因素，后两者则会在较长时间内影响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关于第三点，所谓其他资源约束，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市场集约度方面的约束。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在许多情况下，人力资本和技术是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来替代的。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实例说明，即使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由于技术和管理人才的缺乏，还是难以使乡镇企业得到发展。从表8中可以看到， 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供给方面的资源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东部地区显然占优势。西部科技人员比例虽高于中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三线建设”的结果，在科技人员的学科和产业分布等方面不适应市场需要。事实上人力资本还不仅限于科研机构人员数量和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特别在其初创时期，曾大量从当地国有轻纺企业吸收有经验的退休工人和技术人员。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中西部地区所缺乏的。此外，东部地区历史上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活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也是使东部乡镇企业管理精英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恰好也是中西部地区的不足。
表8 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1997）
地区每万人拥有初中及以上文化
科技人员*(人) 占学龄以上人口(%)
东部6.6 49
中部2.9 47
西部4.9 37
全国4.7 45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研究及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其次是基础设施状况。表9 反映了关于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基本状况。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在铁路、公路、内河和海上运输等方面的条件都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考虑到其土地面积的辽阔，交通设施方面的差距实际更为严重。中部虽然在铁路里程方面超过东部，公路里程大体相当，但在海上运输和内河航道方面却远不如东部有利。
表9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地区分布（1997）
国家铁路 等级公路内河航道沿海主要港口
营业里程里程里程泊位(个)
东部 15.1 360 53.6
871
中部 28.6 371 35.7 0
西部 13.8 267 12.7 0
全国 57.6 997102.0
87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最后，关于市场集约度，可以用城市化水平来表现。乡镇企业临近城市就等于临近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更有利于获得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供应。表10显示，全国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有17座，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和。小于100万人的城市数， 东部也多于中部，更远远多于西部。
表10 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程度（1997）
地区
人口
大城市(个) 每亿人拥有 中小城市(个) 每亿人拥有
(亿人)
>100万人 大城市≤100万人中小城市
东部
4.85 17 3.7264 58
中部
4.83
9 1.9256 53
西部
2.82
7 2.5114 40
全国 12.23 34 2.8634 5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由于上述这些制约因素，今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村工业化，看来难以达到象东部地区那样的规模和程度。这些因素是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的，这些看来决定了今后中西部农村工业化的速度不可能很高。就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而言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4%以下的水平（由于市场疲软的制约，最近几年可能更低）。如果按4%计，这就将使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该部门增长的贡献从1980—1992年间的8%左右降低到2%以下。如果加上其他不利因素的考虑，例如市场需求变化、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那么今后乡镇企业继续长时间维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性相当小，比较可能的是维持在10%—15%的区间内。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可能将高达1.5—2个百分点。
换言之，中国经济今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否则将不可能维持象前20年那样的高增长率。
六、从农村工业化到城市化：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讨论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城市化所提供的聚集效应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过在20年改革期间，特别是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走了一条不同于国际常规的道路，既不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发展，更不是先城市化、后工业化。相反，在过去城市化发展本来不足的情况下，农村工业遍地开花，数以千万计的小企业在20年间遍布全国的村村落落，吸收了上亿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占全国GDP近30%的产出， 一举成为总量超过国有工业部门的巨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迅速发展市场导向的产业的捷径。
尽管在其发展之初，许多人认为乡镇企业规模过小，分布过散，技术落后，耗费资源，不宜盲目发展；但20年来的事实证明，乡镇企业奇迹般的迅猛发展成了改革期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是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城市聚集效应、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等理论都错了吗？是中国农民创造了改写历史的奇迹吗？
客观地说，上述乡镇企业的缺点大体上都是事实，而且至今仍然存在。那么为什么它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原因之一，在于改革以前生产要素配置严重错位形成的潜能通过改革得到了释放。当时的制度和政策为了保护农业和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错误地限制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参见本文第二节），致使几亿农村劳动力画地为牢，禁锢在窄小的土地上，相当大的部分成为几乎没有什么产出的闲置资源。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资源浪费。改革期间的政策和制度转变使得这种资源的转移和利用成为可能。上亿劳动力几乎不花成本地转移到有用武之地的生产性部门，即使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再低，就全局而言仍然是重大的效率提高。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所得到的收益，远远抵过了由于技术落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布局和规模不经济等缺陷而造成的损失。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改革造成的巨大的能量释放。
原因之二，是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消费品市场严重短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当时短缺的这些消费品大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普通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一般日用品、中低档家用电器、玩具，及砖瓦灰沙、普通水泥等一般建筑材料，等等。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但技术水平不高的乡镇企业恰好可以胜任这些产品的生产，而且在解除商品价格和生产资料分配管制的条件下突然面临了一个等待填补的巨大市场。乡镇企业和农业发展带来的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市场。
原因之三，是在市场前景不确定，进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农村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为转入非农产业的农民提供了保险，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乡镇企业可以在市场不景气时停工待业，让工人回家种地而不用支付待业工资或遣散费用，而在市场好转时迅速重新开工，又减少了重新招工、培训等一系列费用。这使乡镇企业具有极大的供给弹性。此外，由于有就业者有承包土地，乡镇企业还节省了其他方面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这些是城镇企业所无法做到的。这些是其比在城市享有聚集效益的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四，在于当时改革的进程还没有创造一个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向城市大规模转移配置的市场条件。一般而言，如果企业办到城市里来，布局相对集中，规模相对扩大，能够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包括良好的交通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条件、集中的市场、更好的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供应等），效率会更高，资源配置更合理。但这有赖于比较完善、透明、流动性好的城市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城市经济还处在半计划、半市场的状态，非国有企业面临许多限制。国有企业尽管装备和技术力量相对较强，却由于自身的机制缺陷、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善和冗员问题，不可能大量吸收外部劳动力。农民进城还受到许多政策和制度限制。他们在居住、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会受到城市户口制度、用工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的种种限制。其中有不少限制因素至今仍然存在。
在市场不完善、不透明、特别是要素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乡镇企业办到远离家乡的城市会面对更高的实际成本，甚至会遇到重重障碍而无法经营；而在乡村则可以就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比较容易通过乡、村集体从当地筹集资金。此外，乡、村办的企业在当地还通常可以无偿或是低价使用社区土地（温铁军，1998）。这种低的“区位成本”明显降低了乡镇企业进入产业的资金壁垒，也同时降低了其进城的积极性。此外，在当时“离土不离乡”政策下，乡镇企业就地建厂受到鼓励，包括税收减免和某些情况下事实上的负利率。加上部分农村地区有邻近城市、有商业传统、交通方便等条件，部分补偿了离开城市发展的不利条件。所以，虽然“离土不离乡”在经济学上是次优选择，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正是因为城市改革与发展滞后（这种滞后有其原因），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
原因之五，是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在创办之初得到了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的帮助，有利于它们跨入非农产业的门坎。农民创建企业，虽然有现成的劳动力和场地，仍然面临种种障碍：需要具备一定能力和知识的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信息和建立供销渠道，需要筹集一定规模的资金，等等。知识、技术、信息、商业渠道、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具备一定初始市场条件、没有严重制度障碍的地方可以自发地获得并在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如象浙江温州发生的那样。但在许多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在企业启动阶段是一个不容易逾越的门坎。以苏南为代表的一些地区，乡政府和村级行政组织（原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以其组织的力量创建集体所有的企业，在为企业筹集资金以及获得初始技术、人力资本、市场信息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类乡、村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模式尽管有与国有企业类似的政企不分的缺点，但不受计划控制，基本在市场调节下经营，有利于帮助企业跨越初始障碍，因而在当时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管理它们的乡、村管理机构没有能力控制市场，反而变成了类似企业的组织，它们与乡镇企业的关系变成了类似公司与子公司，或公司与下属工厂之间的关系。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尽管基本是在改革以前已经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之下运行，但不可否认，这样一张覆盖全国、可以广泛吸收农村储蓄资金并向企业发放贷款的金融网络，给了企业以非常重要的资金帮助。
最后，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办动机是社区利益最大化，具有天然的“离土不离乡”倾向。基层政府机构与企业连为一体，企业并不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还要兼顾社区充分就业、社区居民收入和福利、乡财政收入或村级社区公共收入等目标。这与欧美工业化中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自发地向城市聚集是不一样的。实现社区目标需要“离土不离乡”，使乡镇企业难进城。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目标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化一般并不冲突。不过，在当地的就业目标已经实现之后，社区目标可能和整体优化目标发生某种冲突。正因为社区目标和利润最大化之间的差别，多数乡镇集体企业资产流动性差。我们以往对各地乡镇企业的调查中看到，乡村中的个体私营企业办在城镇的比例明显高于乡镇集体企业。由此可见， 近20年对提高工业化率起了重要作用的乡镇集体企业，由于其生成、 运行的机制的特殊约束，企业选址动机是偏于“土生土长”的。只有少数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包括集体、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对城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如此，由于其他制度限制，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仍然不足（王小强等，1995）。个体、私营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强，在促进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但它们目前实力还相对有限。
综上所述，改革期间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特别是要素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走出的一条迅速发展市场导向的产业的捷径，在经济史上具有创造性的意义。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仍然局部存在的政策限制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结果和反映。制度障碍的消除和市场的发育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后农村工业化，特别是对那些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很多的地区而言，仍然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要素市场的逐渐形成、城乡壁垒的打破和乡镇企业在某些地区的饱和与竞争力下降，农村工业化已不再是农村发展的唯一可行之路。迅速发展城市经济，将上亿农村劳动力吸收到城市产业中来，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提示，经济学理论需要从实践中汲取营养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例如在市场进入条件、人力资本形成、信息传播、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市场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但以上分析也说明，这些经验并未改变经济学在企业布局、规模经济、城市聚集效应、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的基本原理。相反，目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产品滞销、增长趋缓、就业停滞的问题恰恰说明以前形成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不是万能的、一成不变的。一些在以前条件下可以暂时忽视的问题现在不能再继续回避了。
阻碍乡镇企业继续高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它们恰好与上述导致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原因相对应。
其一，是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错位的潜力在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释放。在一些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充分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靠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已经有限。
其二，是在市场导向下经过多年发展，劳动密集并且低技术含量的消费品市场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已经饱和，不再有超常发展的空间；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领域虽然广阔，却需要企业进行重大结构调整，不可能再以低技术和粗放经营的方式跨进结构升级这道门坎。
其三，同乡镇企业发展早、具有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区域相比，许多欠发达地区更缺乏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远离人口集中的市场，远离城市集中地带，难以再走“离土不离乡”的道路。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特别是要素市场逐步开放，产业布局合理化和规模经营的可能性逐步显现，“离土不离乡”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不再是合理的选择。
其四，乡办、村办集体企业模式的青春期已经过去，而其政企不分的弊病却日益强化。在一些乡镇企业尚未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基层行政组织受到其自身素质和管理能力的制约，也不容易再走苏南道路。
根据上述理由判断，乡镇企业的发展将面临一个调整期，不大可能再以从前那样的超常速度增长。但另一方面，特别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需要找到合理的释放途径。通过改善城市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将会开拓这样一种途径，将大量农村乘余劳动力吸收到产业部门中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离土不离乡”只是劳动力不离乡（部分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但需要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本等资源和市场需求“流”到“乡”里来与之结合，是要素流动和重组的过程。城市化是农村劳动力离乡，到城市中寻找与后一类资源结合的机会。两者都是要素流动和配置优化的过程。在市场比较开放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所造成的资源自发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常常会指示出要素最优配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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