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南京国民政府抗日准备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究竟有无抗战准备，这些准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史学界目前还存有很大分歧。本人根据现有资料撰成此文，以期引玉之效。
一 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国难当头。朝野各界对于不堪一击的中国国防提出严厉批评，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切实备战，加强国防建设，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迫于形势，从1932年起，命令军事委员会陆续制定了《中国北部（黄河迤北）防御方案》（1932年11月）、《华北海防计划纲要》（1933年1月28日）、《中部国防建设计划》（1934年）、《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1934年）等国防计划大纲。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围剿”工农红军，因此其国防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除对要塞作些修整外，其余“均付搁置”①，并未付诸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愈来愈多的政治力量不满于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动并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制定新的政策。从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国民党政策的重心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一词。大会通过的20多个提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着眼于或者涉及到加强国防设施、准备抗战的问题，如《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西北国防之经济建筑案》、《提请在困难严重时期应集中一切力量充实国防建设案》等均属于此。随着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转变，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抗日准备工作，遂在百般艰难中起步。
二 政治方面的抗日准备
消除国共两党的敌对状态，实现中国国内的团结统一，这是抗日御侮、救亡图存的前提。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作了一定的努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建立国共之间的联系却是蒋介石首先进行的。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在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通过谈判用“和平收编”的办法来解决长期困扰他的“赤祸”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以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当时蒋介石认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表明中共已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通过谈判来“收编”红军。
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一面着手对苏联交涉，一面亦着手解决中共问题”②。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大使鲍格莫托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次年1月22日，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③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内外通过三条渠道寻找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一是派陈立夫主持，由曾养甫、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及以长江局代表名义去的张子华（化名黄君，实为上海的中共代表）谈判。此后，张子华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二是通过宋庆龄、宋子文派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秘密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转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毛泽东表示“愿同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让董健吾带回了共产党关于谈判的五项原则。三是令驻苏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谈判。王明指派潘汉年先在莫斯科同邓文仪谈判，潘又于1936年7月回国在南京与陈立夫等人直接谈判。这样，国共两党经过近10年的分裂之后，再次坐在一起就合作抗日问题展开讨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由此拉开。这次国共两党间近一年的秘密接触虽然没有结果，但它为日后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准备。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抗日御侮的政治基础因此奠定。
三 经济方面的抗日准备
近代中国国难严重，民生凋敝，工业基础薄弱，交通建设落后，财政也不统一。因此加强经济建设，统一全国财政，以改变中国财政经济的落后混乱局面，奠定长期抗战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成了中国抗日御侮、救亡图存的基本工作。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一阶段里国民政府的一般经济建设在以后抗战中起到了支持抗日的作用，尤其在1935年以后的部分建设工作就是直接准备抗日的。
（一） 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尽人力、开地利、均供求、畅流通”、“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为最终目标，“以振兴农业、改变农产、保护矿业、开发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促进实业为宗旨”，进行经济建设。同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决议设置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以从事于建设方案之研讨及实际材料之搜集。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指出“此实救亡图存根本大计”，从而较为明确地把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该《大纲》制定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由中央、省、县各依照实施，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遂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使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国防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方面，若以1926年净生产指数为100，1936年便达到186.1。农业方面，1936年产值约为1989万元，比1935年增加5.9%，比1934年增加16.1%。④
（二） 建设国防工业。1935年4月，原参谋本部所属的秘密国防机关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活动范围逐渐从制定防卫计划变为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基干产业，从事实际建设。资源委员会遂成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根据前一段的调查研究，资源委员会于1935年制订出“重工业五年计划”，拟投资2.712亿元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学等企业⑤。1936年国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拨给资源委员会法币1000万元，使其得以正式实施五年计划。为加快建设步伐，资源委员会一面竭力争取国外贷款，招募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或派员出国进修学习，一面进行场地平整、建造厂房等先期工程。各厂筹建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已达23个⑥。
（三） 加强公路、铁路建设。为利于战时大量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国民政府在交通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的成绩也较为显著。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由该委公路处重新计划、督造公路。但这时的公路建设可以说完全是为“剿共”内战服务的，重点在苏、浙、皖、赣、鄂、湘、豫7省。随着形势的变化，其督造范围逐渐扩大，1934年直接兴筑西北之西兰、西汉公路，此后又扩及甘、晋、新、绥、川、滇等省。至全面抗战爆发，共筑新路11.1万公里，其中1/3以上已铺路面⑦，全国公路网大致建成。铁路建设也取得很大成效。1935年9月，同蒲路通车，沟通了平绥、陇海两线。1936年底，陇海路由西安延至宝鸡。1936年7月，苏嘉路完成。1937年夏，浙赣路全线通车，粤汉路也南北接轨，西南、东南诸省交通彼此贯通。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由1927年的8000公里增至1.3万公里，其中1935年后完成的约为2000公里⑧。
（四） 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实现白银国有。法币政策实施较为顺利，到1936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⑨。全面抗战前夕，收兑民间银币银物计白银3亿多盎斯，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统制了外汇买卖业务。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作战之需要。
尽管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抗日准备有许多弊端，如造成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凋敝等等，但它后来在支持抗日、服务战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 军事方面的抗日准备
整军布阵，加强国防建设，这是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重心。由于受经济落后和政治腐败的制约，国民党军队编制杂乱，装备陈旧，战斗力薄弱，国民政府的抗日军事准备就是从消除这些弊端着手的。
（一） 整编全国军队。1935年3月，蒋介石指令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派陈诚兼任处长。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计划将全国陆军逐年分期训练为教导师，在未编成教导师以前，先整编成整理师。要在4年之内（至1938年底）整理好60个师，作为国防军的基干。整军的原则是：1.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2.团以下单位力求健全；3.加强特种兵建设（包括炮兵、骑兵、工兵、化学兵、通讯兵、交通兵以及机械化部队等等）；4.经常费不增加，经理人事一律依规定办理⑩。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作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之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
与此同时，对空军、海军也进行了扩建。1936年，国民党中央为求军政统一，将各省的航空机关归并，由军事委员会所辖的航空委员会主持。至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共有9个空军大队26个中队，拥有飞机600余架，飞行员3000余人，机场262处。海军整建不甚理想。迄全面抗战爆发，共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百余艘，总量不过6万吨。
（二） 构筑国防工事。1936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便利经营战场（可能作战之地区）、设置阵地，将全国划分为山东区、冀察区、河南区、徐海区、山西区、绥远区、江苏区、浙江区、福建区、广东区等10个战场，另外还设立了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川康区等5个警备区。这些战场都是假定的，构筑国防工事时又划分为若干道防线。所谓国防工事是按照德苏最新的筑城教范，用钢筋水泥构成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其种类包括机关枪掩体、重兵器（如重炮、野炮、山炮、小炮等）掩体、炮兵观测所、指挥所和掩蔽部等，可以抵抗步兵的各种枪弹及百磅以下飞机炸弹。其构筑程序是以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的构筑全面展开。迄七七事变前，浙江、山东、河南、晋绥、察冀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淞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敢甬、宁镇、鲁南、豫北、豫南、沧保德石、娘子关亘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
（三） 整理江防、海防要塞。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建工作开始较早。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这项工作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个要塞(11)。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12)。
（四） 确定战略大后方。根据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实际，确定并建设战略大后方就成了中国抗日准备的一项重要任务。国民政府原设想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并进行了一些惨淡的经营。1935年，随着西南各省的渐趋统一，国民政府又将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蒋介石和龙云谈到建设后方根据地时认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3)此后，蒋介石又多次强调四川是“立国的根据地”、“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不仅因为四川自然条件优于西北，而且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与英美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毗邻，这对蒋介石来说比选择与苏联接壤的西北地区要放心得多。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着手进行对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建设工作。
国民政府的抗日军事准备尽管很不充分，但有准备总比无准备强，它毕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防御能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积极作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抵抗日军一年半之久，打破日本妄图速战速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并使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按计划转移到西南战略大后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工作。
五 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历史局限性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这些准备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又因受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很不充分，对此我们应做以客观、全面的评价。
（一） 蒋介石国民党长期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其抗战准备不足的最主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反动政策，把内战放在第一位，国防建设因此受到很大制约。1933年到1934年，每年用于国防工程建设的费用仅为1400万元，而这两年军费总支出共达7.56亿元。1935年以后国防工事建设费用有所增加，但每年也只有3000万元。即使这些预定的经费，也因“剿共”战争“历年损耗颇多”而往往不能兑现。如第一期国防工事共需款2087万余元，仅拨发了717.2万元；第一期阵地道路费共需款666万余元，仅拨发了150万元；第二期工事共拟定拨款1.995亿元，但到1937年初经费仍无着落(14)。直到1937年4月，国民政府才增拨2.22亿元作为国防建设费用，以加快陆海空军建设和特种军事建设项目速度(15)，但已为时甚晚而收效不大。
（二） 国民党的阶级本性是其抗日准备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是其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既要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但在阶级利益上又与共产党根本对立，因而对合作抗日缺乏诚意；既在华北事变后迫于形势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抗战必亡”又是其当权人物的普遍思想，因而迟迟不敢与日本决裂，抗战准备自然缺乏魄力，应付局部事变的临时性措施较多，对全面抵抗的战略统筹部署则甚少；既想准备与日本作战，但又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始终幻想依靠国际援助特别是英美的干涉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解决中日争端，因而在进行抗日准备的同时又导致了英美在华势力的扩张。由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它在抗日问题上的两面性在其抗战准备中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三） 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其抗日准备不足的另一原因。国民政府是一个封建官僚化的腐败无能的政府，人浮于事、管理混乱是其一贯表现。时国防工事绝大部分承包给资本家修建，一些奸商乘机偷工减料，而视察工事的政府官员或走马观花、毫无觉察，或贪污受贿、听之任之，致使建成的机枪阵地竟大半不能使用。即使建设较好的国防工事，也因管理混乱、部队实战训练甚少而未能达到战备要求。如淞沪抗战前期，吴福、锡澄国防线上的工事均被锁住，而掌管钥匙的当地保甲长又多数逃遁，致使部队退下来准备利用工事抵抗时，“每不知防御工事位置”，找着了工事又找不到钥匙，“因之良好阵地，未尽其用，不能发挥最高价值，影响攻防至钜。”(16)
（四） 薄弱的经济基础是其抗日准备不足的客观原因。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工业基础甚为薄弱。在这样落后的经济状况下，要想建立强大的国防是不可能的。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只是杯水车薪。
注释：
①参谋本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三章。
③（苏）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东问题》1977年第3期。
④（美）杨格：《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⑤钱昌照：《两年内创办重工业的经过及其感想》，《新经济》1卷1期。
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94页。
⑧张嘉敖：《中国铁路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5、97页。
⑨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军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陆军沿革史稿》第一章第四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全国要塞现况一览表》（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薛光前主编：《八年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9页。
(14)《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版，第362-363页。
(15)《1937年度建设事业专款概算》（1937年4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薛岳：《抗战回忆录》，台北版，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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