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勇[1]2017年在《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乡村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凝聚着中国人特有的民族特质。乡村孝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论文以当代中国的乡村为根基,以加强孝文化建设为基点,旨在传承乡村文明,彰显孝道文化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论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将乡村孝文化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哲学、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理论视域之中,在分析和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基于孝文化的研究,对当代乡村孝文化的内涵、特质、理论基础及变迁规律等基础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地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理论研究的触角转至乡村社会实践领域,以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乡村孝文化建设问题为切入点,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探讨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进而探索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确立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研究的整体框架。论文首要的主旨是揭示核心命题的内涵和本质。孝文化是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孝”不仅用来协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主要体现为“孝悌”、“孝忠”。当代乡村孝文化是指在当代具体乡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以当代农村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化形态。乡村孝文化既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又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孝”、“仁”理论,为乡村孝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家庭伦理思想等为当代乡村孝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期,以乡村孝文化建设为着力点和主要抓手,深挖乡村孝文化的内涵意蕴,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化解乡村养老难问题、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等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孝”观念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产生、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孝伦理体系,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孝文化。孝文化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与社会发展具有一致性。在着重研究传统孝文化在乡村社会嬗变的基础上,厘清乡村孝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脉络,进而对乡村孝文化的演进原因和演进状态进行系统总结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乡村孝文化,实现其现代性转化。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既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论题,更是一个极具现实感的实践性论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变迁,乡村社会结构从“乡土”向“离土”转变,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变化,乡村伦理秩序不断被解构,传统孝亲伦理走向断裂,行进中的乡村出现了家庭“空巢化”、村庄“空心化”等现象,使得一些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层面的问题日益凸现。当代乡村孝文化建面临着不孝与“倒孝”、“异地行孝”难、孝文化建设内外交困的问题,已成为制约美丽乡村建设的瓶颈。把脉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问题的症结,反思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问题的成因,在解构传统乡村孝文化的基础上,建构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当代乡村孝文化,进而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下,进行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的主体实践,探求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新的生长点和有效路径。乡村孝文化论题的研究,旨在探寻问题的原因,求解对策方案。制约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瓶颈能否得到有效地突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乡村孝文化的养成与主体培育。因此,探索当前乡村孝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当代乡村孝文化的建设应该是多维的,应运用系统思维的方式,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对传统乡村孝文化的传承,一方面要全力营造一个家庭、学校和社会良好浓厚的孝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也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加强对孝文化的制度支撑。浓厚的文化氛围、良好的社会风气,再加上制度的规导支撑,是进行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总之,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既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驱动力。它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倡扬时代新风、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所在,是乡村和谐与文明进步的根基。培育当代乡村孝文化建设路径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议题,也是时代发展赋予的神圣职责。
周颖[2]2011年在《小学生孝道教育实施状况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人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孝”的字眼,各地纷纷掀起一股慈孝热潮。因此“孝道”这种传统文化开始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对小学生实施孝道教育也备受关注。本文以北京市A小学为个案研究当前孝道教育的实施状况,对该学校实施孝道教育的内容、实施途径、评价及实施成效进行研究,并对该校实施孝道教育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探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探究开展孝道教育的对策,希望能为当前实施孝道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观察法、问卷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在对“孝道”相关研究内容的收集与整理,包括孝道的演化、各方对孝道的争论、孝道的内容、意义、价值,以及对个案学校的资料收集等方面主要使用文献法；观察法主要用于对个案学校的校园环境、文化氛围、课程教学等方面的观察与记录；问卷法主要用于个案学校四至六年级的学生,问卷为自编的《小学生孝道教育调查问卷》,主要用于收集小学生在孝道态度、孝道情感、孝道践行以及孝道教育开展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叁类人,一是个案学校的教学督导,二是各年级的部分班主任老师以及科任老师,叁是个案小学各年级随机抽取的小学生。通过访谈法对个案学校开展孝道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包括校本课程和课外活动的开展情况。本文共分叁章。第一章,孝道教育的实施现状。以北京市A小学为个案进行研究,包括A小学的概况、孝道教育的内容、实施孝道教育的途径、对孝道教育实施的评价、实施成效等,总结个案学校实施孝道教育的特点,归纳实施孝道教育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第二章,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探析；第叁章,通过对个案的研究为当前孝道教育提出几点启示：一是正确认识孝道,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二是编写专门的“孝”教育教材,建立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叁是以课堂教学为载体,辅以课外实践活动切实开展孝道教育；四是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重视养成教育的作用；五是转变家长观念,家校结合共同促进孝道教育的开展。
刘永祥[3]2009年在《近代中国孝道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上下数千年来,孝道一直被国人奉若神明,渐入吾民族血液,乃至浃骨沦髓,成为中华民族有别于他种文明之重要文化符号。孝道自经儒家经典发挥,又与历代王朝制度紧密关联,日渐超越其最初尊祖敬宗和孝事父母之单纯伦理价值理念与规范,被赋予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教育、民俗、艺术等诸多文化意蕴,从而转变为关涉血缘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生活礼俗等诸方面之复杂形态。故,孝道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儒学之内核,亦为中国文化之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然,近代中国,天变道销,传统儒学发生体系之转移和整合,孝道自亦难以逃脱数千年来首次根本性变异之命运。此次变异,不仅交织着中、西、新、旧之冲突与融合,亦关涉官方、学术、基层等多层次变迁。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孝道问题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大陆始终处于学术禁区的位置,此后几十年的研究虽取得许多成就,但却未能对近代中国孝道文化做出系统之学术考量。故,此项研究从官方、学术、基层等多层次对孝道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中的历史命运做立体式的分解和勾勒,有利于系统把握孝道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历史上的孝道文化与孝道文化的历史,溯源孝道文化历史,梳理清代以前孝道文化发展演变脉络。不作繁琐的学术考证,仅作简约清晰的主线勾勒,以成孝道文化在近代演变之背景。第二章,鸦片战争前清代的孝道文化传统,论述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孝道文化。因近代自晚清开始,将清代一分为二,为避免产生时代断裂感,故另辟此章,以衔接孝道文化的近代演变,而成最直接之参照。第叁章,晚清经学界对《孝经》的典籍考校,探讨晚清经学家对《孝经》诸问题的考证和研究,主要包括《孝经》的文献、撰作、今古文、郑注与孔传等问题,此时研究基本未超出传统经学范畴,以考证为主,然考证中亦开始略带新学气息。第四章,民国学界对《孝经》文献的检讨,探讨民国学者对《孝经》的专题研究,虽然其所考证问题依然为《孝经》的文献、撰作、今古文、郑注与孔传等问题,但其考证方法却已显现出近代科学的痕迹,因此其考证较前代学者更加详细和可信。第五章,民国学界对孝道文化的学术探析,一方面探讨民国学界对《孝经》的思想诠释,另一方面展现民国学人在新理论和新方法指导下,从史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以及宗教学等多个路向研究孝道文化的成果。第六章,近代中国孝道文化的思想境遇,从思想史角度论述孝道文化的近代遭遇,以不同时期思想家对待孝道文化的态度为主线,探讨孝道文化在思想家批判与维护、离异与回归二重变奏中的曲折发展。第七章,近代中国孝道文化的官方境遇,依次探讨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孝道政策以及日伪政权的孝道利用,并展现权力下的官方孝道政策对思想、学术以及基层孝道文化所产生的带有一定程度导向性的影响。第八章,近代中国社会基层孝道文化变迁,以身体史为研究视角,透视近代中国人身体的孝道解放历程,探讨身体如何突破传统“孝网”的束缚,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第九章,传统孝道文化与近代中国历次社会运动的对冲,以近代化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传统孝道文化在近代历次社会运动的冲击下不断衰微同时向近代转型最终完成近代化的历程。第十章,近代西学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结合“冲击——反应”理论与“中国中心观”两种看似对立的研究范式,论述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在西学冲击下的被动改变与学习、接受西学的选择性主动。第十一章,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系统总结归纳孝道文化的近代演变,探讨了“忠”、“孝”观念的近代转型、近代孝道文化的演化规律与特质,并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文化的现代价值。通过以上诸章的阐释,本文得出研究结论:如果说商周至清代前中期是孝道产生、发展达到顶峰并保持稳定时期的话,那么近代则是孝道逐渐衰落、解体并获得“升华性还原”的时期。近代以来,传统孝道文化逐渐褪去封建外衣,剔除封建等级性、压迫性内容,并被赋予近代自由、平等、民主内涵,从而向其本初作升华性还原。孝道文化的还原过程,也是其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而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这一过程注定充满了曲折和反复。同时,孝道文化的近代遭遇,亦恰恰是传统儒家文化近代命运的缩影。在全球化的今天,恰当发挥孝道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亦对寻求全球文明的共同介质具有启发意义。
孙泊[4]2016年在《道德榜样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道德国度的美誉。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为内核,道德建设从古至今,走过几千年的求索之旅,依然在路上。中国传统社会,崇拜道德理性,道德人格盈满理想主义色调。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彰显道德理想,自成独特体系,塑造核心价值,成就中华民族道德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发展性,对于现代性道德建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理论参照意义和实践示范价值。无论是道德批判基础上的道德解构重建论调还是唯物史观基石上的道德转型升级逻辑,都可以从中华传统道德榜样思想史的长河中找寻到认识问题的理念、解决问题的路径。超越传统,映照现实,继往开来,这或许就是中华传统道德榜样思想史的真正价值所在。道德榜样研究既要传承历史宝贵的精神财富,更要直面现实道德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历史的终极意蕴是为了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人类的文明和幸福。现代性意义上的道德建设,就是以社会转型为特定生态语境,以榜样疏离为问题境域,以榜样认同提升、彰显道德力量为价值旨归,以建构中华民族道德信仰、构建国家道德共同体为发展愿景。研究坚持“一个指导观”研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全文贯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全面梳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演进史,全面分析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价值观念和实践指向,努力探寻中华传统道德榜样观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机制;以唯物史观科学探析现代道德榜样观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契合机制,有力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研究秉承“两大方法论”一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围绕“塑造人、提升人、发展人”的教育理念,整体上采用多学科视域交融,加强文献查阅与实证调研相结合,把研究从现象上升为本质,从理论分析延伸到实践运用,秉持强烈厚重的人文精神。全面梳理古代道德榜样思想精华,深层思考社会转型的道德困境,多维剖析榜样疏离的动因机制,努力建构榜样认同的实践路径。二是坚持以整体发展观为研究视野,拓展道德榜样的研究论域。将道德榜样理论研究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中,探讨道德榜样的演进逻辑和文化特性;将道德榜样实践研究择取在社会转型期的特定形态之中,探索道德榜样的现代意义和时代困惑;将道德榜样承接传统道德修养,探析传统道德修养模式的文化特质和现代转型;将道德榜样契合社会转型,探望社会整体道德秩序的建构和完善。研究抓住“叁大着力点”一是基本厘清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演进谱系,提炼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价值观念,明晰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实践导向,梳理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现实关照。二是多维描述了现代意义道德榜样的出场境域,洞察了社会转型道德榜样的疏离困境,建构了社会转型道德榜样的认同路径。叁是科学阐释了传统道德修养模式的逻辑进路,推动了传统道德修养模式的现代转型,展望了社会转型道德秩序的全面建构。研究凸显“四个问题域”一是对道德榜样疏离与认同从道德动因视域探究,有利于夯实道德榜样问题的理论之基,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榜样认同问题;有利于厘清道德榜样问题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社会转型期道德榜样应肯定的内容、应防止的倾向、应消解的问题,梳理出社会转型期道德榜样生成和培育的着力点。二是对道德动因的多元透析和解读,可以为道德榜样认同提升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实践准则、实践路向提供有针对性的理性支撑;更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路径的有益探索。叁是全面系统深入挖掘社会转型期道德榜样疏离的时代困境,探析道德榜样疏离的时代表征、原因机理、影响危害、矫正对策,为进一步提升和彰显道德榜样影响力和作用力提供参照和路径;有利于彰显道德榜样的“叁个自信”即道德榜样研究的理论自信,道德榜样示范的道路自信,道德榜样教育的制度自信。四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研究道德榜样论,坚持问题导向,寻求治理之道,实现时代转换和社会转型,以整体研究逻辑架构道德榜样学的立论之基,全面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德榜样的历史演进和理论体系,系统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史,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道德榜样文化资源,形成道德榜样思想理论体系,用科学的理论有力指导和不断推动当代道德实践的良性发展。总之,现代性道德建构,面对的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危机,关怀的是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唤醒的是被欲望遮蔽的人文情怀。在道德信仰建构的争论和反思中,我们既不能无限迷恋自身的道德文化传统,又不能彻底否定我们的时代精神而加以深刻批判,而应该始终秉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一贯性、连续性、发展性和超越性姿态,以传承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进入一个全新的道德天地,建构一种以感性生命和人文精神的现代性道德,在厚重深邃的历史传统道德基础之上,不断彰显榜样的道德力,提升公民的道德感,塑造社会的道德风尚,建构国家的道德意识,培育民族的道德信仰,努力开发人的本真精神世界,弘扬人性的完整和丰富;全面建构社会优美和谐的道德秩序,助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积极培育民族的共同道德信仰,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这就是我们的道德理想,也是我们的价值追求。
方程[5]2008年在《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审视》文中研究指明准确地把握孝的涵义,应从叁个层面上进行理解:首先,孝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它反映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其次,孝是封建社会的国家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它体现的是以社会道德为内容的政治价值,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叁,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相结合的文化形态。孝最初和最基本的内涵是指父母子女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但是,孝在历史嬗变的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其他道德规范,最终形成了能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特征和传统的孝文化。在孝的历史演进中,孝的政治伦理内涵和孝的文化内涵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但作为人伦本源的家庭伦理关系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厘清孝在历史嬗变中这种变与不变,对于我们从伦理的角度研究孝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是世界性的时代课题。作为传统文化基础的孝也面临着如何继承和发扬,这需要我们对孝做出全面的审视,准确把握它的本质和内涵,科学定位其价值和功能,并结合时代性和民族性,建设能促进个人、家庭、和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孝伦理。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孝的起源和产生做出简单的阐述,并对传统孝伦理的内涵予以解释;第二部分对传统孝伦理的历史嬗变做了一番梳理,同时对孝伦理历史嬗变的本质进行归纳;第叁部分对传统孝伦理和当代孝伦理进行比较,力图找出两者的异同所在;第四部分对和谐发展当代孝伦理进行反思和诠释。
陈粟[6]2018年在《现代大学生传统孝道养成教育路径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孝道植根于人性和人情之中,是基本的人伦和道德,也是政治治理和文化教化的基点,因而对于现代大学生成长成才依然具有重大价值。通过面向现代大学生的孝道经典论述的解析、孝道诗文涵咏和家书写作交流这叁个环节的相互配合,以期为传统孝道的现代复兴探索通达的道路。
李梦[7]2011年在《契嵩“孝亲观”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契嵩是北宋年间声望卓着的一代名僧,其佛学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其着作被敕准入藏,这种深远的影响一般僧人难以企及。中国传统伦理以孝为本,宗法社会以孝为基,这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佛教孝亲观也是传统孝道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孝道既是儒佛冲突的焦点也是儒佛融合的契点。契嵩写《孝论》就是想基于孝亲观的视角来说明儒佛一贯,以消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与质疑。文章包含叁个部分。第一章对“孝亲观”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包括儒佛两家的孝亲观概述。第二章主要对契嵩的“孝亲观”展开探讨,关注契嵩“孝亲观”与前人、同时代人以及后人的相关思想的可比性,突出契嵩佛学思想的时代特征、历史影响,同时借此凸显其佛学思想的个性化色彩。另外将契嵩的佛学“孝亲观”与儒家“孝亲观”进行比较,凸显其佛学“孝亲观”的特征,进而对其儒释融合思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第叁章主要从时代条件、思想文化背景和个人际遇这叁个方面着手,着重揭示契嵩“孝亲观”的特质及其产生的原因,文本希望在这两个论题上能有一些创新之处。
杨赟[8]2015年在《传统孝道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家庭养老困境探析》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全球人口趋势之一,是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情势。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银色浪潮”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向我国席卷而来,这场人口的变革将给已经受全球化,经济转型和人口迁移影响而发生剧变的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经历着经济转型期的重要阶段,在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上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面临着更加特殊的困难,因此我国必须用更少的时间,以及在低得多的发展水平上去迎接这场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表现出“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会养老水平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特征,这些特征都给供养体系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处理好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对国家、家庭和个人都至关重要。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养老保障方式,是儒家孝道伦理观下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养老模式,是社会主流养老观的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孝伦理的价值观中,“家”的意义非同一般,亲子关系是所有家庭关系的核心,因此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老年人生活幸福与否的重要保障。而随着当代中国,城镇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价值观多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动摇了传统孝道以及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客现基础。在现代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生活的主流模式；同时,现代年轻人大多追求个人生活的独立,家庭中出现代际分离；那么子女在人力、物力、精力等方面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家庭供养体系失衡,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因此遭到削弱。面对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国家已大力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事业,倡导并推行多种新型养老模式以缓解单个家庭的养老压力。但是,当代中国的老年人深受传统孝道文化的熏陶,“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将情感与生活需求寄托于子女和家庭,不愿意选择进入社会养老机构,也缺乏自我养老的意识,而像“以房养老、合居养老”等养老新概念更是与老年人所遵循的传统家庭伦理观相背驰,这使得现代家庭中出现了“孝”与“养”的冲突,当代中国家庭的养老问题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因此,当我们在探讨如何应对当代中国的养老问题时,就不能不先对影响国人养老观念至深的儒家孝道文化进行探讨和反思,实现孝道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让老年人从观念上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变“依赖子女”为“依靠自己”,从而走出当代中国家庭养老的局限和困境。
赵文宇[9]2017年在《孝是良知发用流行》文中研究表明孝于王阳明的人生及学术具有重要的意义。王阳明在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对亲人的感情极为深厚,甚至超越自身,也正是这份爱亲之心左右了他人生的重要选择,从而对其人生和学术之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欲追随佛道"离尘出世"之时,是一念孝亲打消了他的念头,使他真正选择了儒家。他被人追杀,想要远遁之时,也是一念孝亲使他放弃了远遁的想法,不顾个人安危前往贵州龙场,最终在龙场悟道。无论是回归儒家还是龙场悟道,都是王阳明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的事件,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孝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阳明认为,孝是人之"种性",是人生而有之、无法磨灭的人性之基。孝是内圣外王的工夫起点。孝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构、完善及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阳明以孝亲经验为基石构建和完善了其心学体系,又常以孝为例证阐述其思想。王阳明吸收了孟子首创的"良知"概念,并将其提升至价值本体的地位。良知不仅是伦理道德之本原,也是天地万物"存在"(意义世界中的存在)之终极依据。孝是事亲之理,是良知与亲在感通的情况下生出的表德。良知是孝的本原,孝是良知的发用。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的仁孝关系思想。仁孝是体用关系,仁为体,孝是仁的发用,且是先发。仁发用为对天地万物普遍的爱,孝是爱亲,是最深厚的爱。仁者境界是万物一体的境界,是王阳明追求的至高境界。孝是行仁之本,也是万物一体境界的工夫进路。仁、义、礼、智是人性的内涵,仁是"心之全德",在广义上包含了义、礼、智叁者。仁孝关系就是人性与孝的关系,仁孝是体用关系,人性与孝也就是体用关系,人性是体,孝是人性之发。王阳明从心性论的角度回答了"孝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心即理",心性为一,孝不仅是性之所发,也是心之所发。若良知无弊,人自能尽孝。但人心中都有私欲存在,遮蔽了良知,使人知孝而不行孝。为子须尽孝,尽孝必然要去除私欲对良知的遮蔽。尽孝的工夫是致良知,致良知的工夫是格物,即按照良知(孝心)去行孝,"无一毫之不尽"。通过格物,孝之理由心中扩充至"事亲"之事上,"事亲"之事获得孝之理,良知扩充至极致。通过格物致知,私欲被格除。良知没有私欲的遮蔽,"见父"自然知孝,知孝自然行孝,自然达至尽孝的境界。立志能够为格物提供动力,责志是去除私欲之工夫。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真知行"。作为良知的发用,孝也是知行合一的,且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的孝。只是徒口说孝却不去行孝,是"妄言";行孝却没有良知的指引,是"冥行"。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不知不是真行。且知、行俱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始终合一并进于尽孝工夫过程的始终。孝心与孝礼是本末、源流之间的关系,孝心为本、源,孝礼为末、流。孝礼不在心外,而是孝心的自然发用。他反对通过"学、问、思、辨"的工夫去心外求孝礼,孝礼在人的心中,工夫是致良知。良知若无私欲遮蔽,自然能够发出孝礼。古礼由古圣先贤依据良知所制定,良知万古如一日,古礼故能代代传承。但人在践行古礼之时会出现"反之吾心而未安"的情况,原因在于古礼在流传中出现错讹或古今风俗的改变。对此情况,王阳明秉持其一贯意见:不能泥古而违背良知,应该依据良知对古礼进行修改,使其本于良知,又合于风俗。王阳明践行"忠恕"之道,重视孝道教化。他一生为官,在任职地区采用告谕等多种方式实施孝道教化,也为官员尽孝提供条件。王阳明重视对家族子弟的孝教育,以家信的形式敦促他们行孝。孝是童蒙教育的重点,他在兴办教育之时,也提出了教育的指导思想——"申之孝悌"。王阳明的孝道教化是"觉民行道"的重要表现。王阳明认为孝是养亲、尊亲,也要珍爱身体、保重生命。这是他对原生儒家孝论的继承。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孝子只需要做爱亲、敬亲之事即可,不要计较结果。他认为对待得失正确的态度是安于天命,因为安于天命,就不会被外物所诱惑而戕害了本性。这是他对原生儒家孝论的发展。"孝莫大乎养志",父最大的志向是子能成圣。子以成圣为志便是养志,子能成圣是大孝。王阳明事亲就是养志,是最高层次的孝。王阳明丧葬思想:居丧有居丧之学,"哀亦有和",不能悲戚过度;居丧要守礼,也要根据情况适当调整,不必苛求礼节;反对厚葬;否认墓志铭存在的意义,认为墓志铭使亲人不朽之有效方式,成圣才是。泰州学派有"重孝"传统,罗汝芳、李贽部分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孝论。罗汝芳基于深刻的孝亲体验构建了其学说,认为孝是仁之落实,是良知的当下呈现,尽孝是致良知,而且孝是大学之根本进路。以上是罗汝芳孝论对王阳明孝论的继承。同中又有不同存在,罗汝芳在众多德性中单独拎出孝、悌、慈作为良知的当下呈现。王阳明并未做这样的区分。在尽孝工夫上,罗汝芳主张仁礼结合。致良知只是其中一方面,他还主张学习外在规范,例如师法古圣先贤制作的礼文。这可以看作是他对王阳明只注重致良知而忽视礼节规范造成的弊病的反思。李贽虽然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仍属王门后学,对王阳明孝论也有颇多继承之处。他认为良知是心之所发,并不来自于心外,也不能以外在的形式和规范来伤害爱亲之心。工夫只是直心而动,不必追求形式,不必苛求礼节。且他认为大孝是闻道,并以闻道为终身目标。当然,两者也存在不同之处。王阳明思想中,孝的本原是良知。李贽思想中,孝的本原是"童心"。良知纯是天理而无人欲,童心中内涵了欲,作为良知之发和作为"童心"之发的欲自然也是不同的。现代社会呼唤孝道。王阳明孝论对现代社会孝道理论体系建设的启示:孝是人性,是人的本心——良知的自然发用,不是外在规范,解答孝的正当性问题;提出格物致知的尽孝工夫论,为人们实现尽孝目标提供途径;孝是知行合一,知行缺一不可;对不合人心之孝礼加以调整,使之本于良知又合于风俗。
汤玲, 焦垣生[10]2015年在《批判与建构——当代青少年孝道教育理念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在"家天下"传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教育内容的精华及其成功的教育经验与方法,在客观上依然对我们今天的孝道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守正出新才能历久弥新。为此,拟从科学与法律、平等与民主、共享与保障、相容与交互四个核心理念方面对当代青少年的孝道教育做出探析。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研究[D]. 孙志勇.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2]. 小学生孝道教育实施状况研究[D]. 周颖.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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